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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金融危機看金融資本對治權主權的滲透和干預

高攀 江涌 · 2019-10-08 · 來源:華北電力大學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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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資本從為實體經濟服務而獲取收益轉向控制實體經濟以及自我服務而獲取收益,并進一步發展為對政府治權和國家主權的滲透和干預而獲取收益。對于諸多國家而言,經濟發展中最大的風險往往是金融危機。金融安全是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

  從古至今,權力和資本的博弈就沒有停止過。一方面,權力為了防止被旁落和杜絕腐敗,極力限制資本在政治領域的擴張;另一方面,資本追逐利潤的本性,使其想方設法利用權力、掌控權力,把權力關進資本牢籠的努力始終沒有停止過。壟斷資本主義實質是資本實現了對國家權力的控制,利用國家權力在國內進而在國際進行資本積累。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表象是流動性嚴重不足、企業大量破產、財富大幅縮水、經濟形勢惡化的癥候,實質則是美國資本特別是金融資本,對國家權力(集中體現為政府管理和監督)的滲透、侵蝕和控制而導致的惡果。所謂美國金融霸權,其實質就是金融資本操縱美國國家權力向外擴張,突破目標國主權限制,控制目標國政府,而后周期性進行大規模經濟洗劫和財富掠奪。

  

一、次貸危機的主要表現和直接原因

 

  2007年美國遭遇了自“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金融與經濟危機,即次貸危機,危機引爆了2008年國際金融大危機。期間,美國數以百計的銀行進入危險名單,其中有一百多家銀行破產倒閉,包括屬于五大投資銀行的貝爾斯登。美國股市暴跌,匯市重挫,債市岌岌可危,投資者人心惶惶。美國一直引以為傲的金融系統和金融體制被金融海嘯沖擊得千瘡百孔,由眾多跨國銀行和跨國公司構成的龐大的美元經濟體系一度處于解體險境。美國的信譽和形象突然間崩塌。[1]美國次貸危機和國際金融大危機,對整個世界經濟造成的大沖擊——無論是短期的、現實的直接損失,還是長期的、潛在的嚴重后果——可以說都是非常嚴重的。

  短期來看,次貸危機損壞了美國用上百年時間辛苦建立起來的發達金融體系和市場體系,摧毀了一批根基深厚、規模巨大的“百年老店”,其中倒閉的金融公司以及蒸發的賬面資產,累積損失超過幾十個中等國家的國民經濟總和。要想使這些金融巨頭重新恢復之前的生機、規模和影響力,沒有幾十年的時間是很難辦到的。長期來看,世界經濟因大危機大沖擊而步入“新平庸時代”,金融動蕩常態化,經濟低迷長期化;美式資本主義神話破產,新自由主義被重新審視;反全球化和保護主義抬頭,民粹主義成為危機后西方社會的主色調;金融與經濟危機引發了很多國家社會、政治等系列危機,國際治理難度加大,原本就缺乏互信的國家之間更加彼此猜疑,矛盾更加激化。

  與20世紀80年代拉美債務危機、90年代東亞金融危機等諸多危機不同,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濫觴于美國這一世界資本主義中心,巨大沖擊波將大西洋彼岸也卷入漩渦,即歐洲債務危機。歐洲國家眾多,地緣上與亞洲和非洲關聯,經濟文化上與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密切,因此歐債危機更容易傳染世界,導致發展中國家和新興市場系列危機,進而對世界經濟、國際政治、全球秩序等諸多方面產生重大影響。

  長期以來,美國被國際學界輿論界追捧為“經濟繁榮與安定的綠洲”、“資本主義世界的燈塔”,如今卻一舉淪落為展示資本主義弊端的櫥窗,綠洲蛻變為荒漠,驟然的戲劇性變化的原因何在?

  迄今,資本主義發展經歷了兩個階段,即自由競爭的資本主義階段和壟斷的資本主義階段即帝國主義階段。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前,資本主義已經進入了帝國主義階段,與此同時,人類社會主體上也進入了帝國主義時代。列寧有段著名的論述:

  【“這里談的是大的歷史時代。……但是我們能夠知道,而且確實知道,哪一個階級是這個或那個時代的中心,決定著時代的主要內容、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時代的歷史背景和主要特點等等。”[2]】

  也就是說,時代是世界范圍內按一定標準劃分的社會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處在時代中心的一定階級決定著時代的主要內容、時代發展的主要方向,也就是時代的性質。

  近些年來,不知何故,學術界很少談論帝國主義時代,代之以經濟全球化時代。然而,美西方主導的經濟全球化時代,全球化千變萬化,美西方變化萬千,但是帝國主義時代的本質沒有發生改變。近百年來,隨著壟斷資本主義的誕生與發展,高新技術革命的深化與推廣,壟斷的資本主義從行業上講逐漸從產業壟斷向金融壟斷發展,從空間上講逐漸從國家壟斷向全球壟斷發展。但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基本特征是生產資料資本主義私人占有,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是資產階段剝削和占有無產階級生產的剩余價值,資本主義基本矛盾是生產社會性和生產資料私有性,等等,這類資本主義本質屬性的東西,非但沒有發生改變,反而在新形勢下有了新的發展,矛盾有了進一步激化。資本尤其是金融資本在一國壟斷以及在全球壟斷的不斷發展,不僅會促進更大規模的生產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而且會使生產資料和財富向少數國家和少數人更大規模地集中。這一基本矛盾的存在和發展,導致在全球范圍內,窮國、窮人越來越窮,富國、富人越來越富,從而在全球范圍內,加劇資產階級與廣大勞動群眾之間的矛盾,形象的表述就是“1%VS99%”。

  世紀之交,美國“新經濟”泡沫破滅,為挽救其經濟頹勢,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調低以刺激房地產市場。[3]房地產的增值使美國居民獲得大量賬面利潤,從而進一步增加消費、減少儲蓄。但當美聯儲將利率調高時,美國居民已然沒有余錢去還貸款了,斷供比率迅速增加,大量發放次級貸款的金融機構破產。這就是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直接原因。這些金融機構明知差級以下次貸存在高度風險,還要執意放貸,其主要目的是繼續尋求高額增值。有人戲稱,這是美國的“美小姐”(即“房地美”和“房利美”)追求“錢先生”(即超額利潤)的必然結果。當然,還有重要的政治考量,即當時的美國政府政客想通過改善中低收入群體的居住條件,來博取選民支持。同時,以標榜自由資本主義所謂“民主”制度的優越,以便在廣大發展中國家進一步推銷美國的民主制度。1929年,美國等西方國家發生的經濟大蕭條,本質上是信貸擴張引起實體經濟生產過剩的危機。而2007年美國的次貸危機則是信貸擴張而引起消費領域特別是房地產領域的生產過剩危機。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

  【“一切真正的危機的最根本的原因,總不外乎群眾的貧困和他們的有限的消費,資本主義卻不顧這種情況而力圖發展生產力,好像只有社會的絕對的消費能力才是生產力發展的界限。”[4]】

  1929年與2007年的金融危機表現形式雖然不同,但是說到底,依然是受美國大眾收入少、消費不足因素的根本制約的結果。這仍是馬克思所提示的生產社會化與生產資料私人占有這一基本矛盾所引起、所決定的。

  

二、對國內治權的滲透和控制——金融資本通過權錢交易與官商勾結在美國實現壟斷統治

 

  “資本主義生產動機就是賺錢”[5]。賺錢就是獲利,通常總是不斷尋求超利與暴利,本質上通過占有勞動者剩余價值,形式上通過提高勞動生產率、采取新技術新工藝、壟斷市場等手段來獲取,而終極手段就是錢權勾結,官商合流,資本投資權力、滲透權力、利用權力直至控制權力,用權力來賺錢。用國家政權賺錢可謂是資本積累的捷徑,當然也是資本主義賺錢的最高境界。

  細致梳理次貸危機的過程,我們不難發現其中隱藏的資本和權力的利益勾結,既廣且深。在次級抵押貸款的發放以及相關衍生品的加工過程中,充滿著謊言和欺騙。在號稱實行最徹底的“三權分立”、對金融系統監管極其細致而嚴格的美國,金融機構用各種穿越監管底線與紅線措施,誘使大批窮人蜂擁購房的大規模欺詐行為,持續多年沒有被監管者發現,或沒有監管者問津,不可思議。合乎邏輯的推理,只能說是監管者與被監管者沆瀣一氣,蛇鼠一窩。所謂“牛欄關貓”,往往不是貓的狡猾,而是監管者的愚蠢,抑或就是沆瀣一氣實施庇護的罪惡。[6]因此,所謂的美國系列神話,包括監管嚴密等,其實就是一個笑話。

  2008年在參加總統競選時,貝拉克·侯賽因·奧巴馬就是以抨擊華爾街無德無良而聞名。奧巴馬用百姓街(main street)和華爾街(wall street)做對比,把自己描繪成百姓街的代表來同華爾街抗爭。從奧巴馬上臺伊始,美國政府便一直在就金融監管體系改革進行討論,試圖建立一個穩定、有效的監管機制。2010年1月21日,奧巴馬宣布將對美國銀行業做重大改革:禁止銀行利用聯邦政府承保的存款進行高風險的自營業務投資,并且反對金融業內更進一步的合并。這些建議的方案被稱為“沃爾克法則”(Volcker Rule)。奧巴馬明確表示,他競選總統,不是為了救助華爾街的肥貓銀行家們。2010年6月30日和7月15日美國眾議院和參議院分別通過了兩院統一版本的金融監管改革法案,這一方案堪稱自上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以來改革幅度最大、最徹底的金融監管改革,7月21日奧巴馬簽署這項法案,即《多德—弗蘭克華爾街改革與消費者保護法案》。然而,美國政府與國會真的能夠限制、約束華爾街么?諷刺的現實已經給了世人清晰的答案。奧巴馬任期內,華爾街-五角大樓聯盟的統治堅如磐石,以華爾街利益集團為代表的金融資本,在這場無聲、殘酷卻沒有懸念的較量中取得完勝,其原因不言而喻:

  其一,美國的監管體系受制于利益集團間的相互制衡,任何嚴厲的監管措施都會導致華爾街利益集團的強烈抵制。由于各金融機構自營交易的利潤極高,所有的監督提案和措施都會有損于金融機構的利潤,必將受到銀行業的堅決反對。他們通過各種手段,間接甚或直接向監管機構施加壓力,這就出現了可笑的“監管俘獲”現象。比如,通過游說國會議員修改或影響相關法案,甚至通過執政代言人直接影響乃至控制金融監管機構等。而且,美國監管體系在很多問題上都留有相當的余地,使金融企業很容易規避管制。華爾街是鐵打的營盤,而總統與議員只是流水的兵。實際上,華爾街是真正的后臺老板,而總統、部長與議員只是前臺伙計而已。

  其二,美國政府機關與金融機構之間,存在著密切的政治關聯,同樣一批人,在美國政府和金融部門之間可以進行通暢的雙向流動,這就是所謂的政府與金融領域之間的“旋轉門”。金融大亨們通過“旋轉門”,可以隨時在商人和政府部長間切換自己的身份。高盛、摩根大通等金融機構的高管,一直 兼具規則制定者、政府指揮者、金融運作者等多重身份。監管者和被監管者的身份輕易即可轉換,既是裁判又是運動員,因此所謂的嚴厲監管往往只是形同虛設。官員們通常在任時就為離任后設計好了退路,有意無意地與大公司接近,致使制訂的公共政策偏向大公司。

  其三,金融資本脫離了實體經濟和貿易流通,其自身根本就沒有價值,為了表現出所謂的“價值”,金融資本僅僅且必須需要一種東西—權力—來支撐。金融資本要想獲取更大更多的利益,就要結合更強的權力。同樣,也只有強權、霸權,才能為金融資本這種“無本之木”和“無源之水”保駕護航。這種“共生關系”在美國總統競選中,體現得淋漓盡致。金融資本兩邊下注,不管民主黨或共和黨哪家上臺,金融資本都是贏家。在奧巴馬擔任總統之前,美國金融資本集團多半還躲在幕后,遙控指揮。從特朗普當選總統開始,美國金融資本集團直接扯下了遮羞布,跳到了臺前。特朗普本身就是大商人,他又邀請高盛集團總裁格雷·科恩出任美國國家經濟委員會主席。特朗普的執政團隊“3G”內閣—高盛、將軍和億萬富翁”(Goldman,Generals and Gazillionaires)—稱號名副其實。特朗普的內閣是美國歷史上最富有的內閣。自艾森豪威爾政府以來,從未有過這么多商界人士在政府中擔任要職,特朗普在競選成功后曾向他的支持者說:

  【“因為我希望人們能賺大錢!他們將會為你們去談判!(億萬富翁)同一名偉大的棒球運動員或高爾夫運動員沒有什么不同。”[7]】

  2007年3月22日,美國國會參議院銀行委員會在“房貸市場危機:原因與后果”聽證會上,委員會主席多德對美國金融監管部門,特別是美聯儲的不作為做了聲色俱厲的指責:

  【“我們的金融監管部門本來應該是枕戈待旦的衛士,保護勤勞的美國人免遭不負責任的金融機構的傷害。但遺憾的是,長期以來它們一直袖手旁觀。”[8]】

  在外界看來,美聯儲及相關監管部門似乎一直有著不錯的聲譽。比如,1987年美國遭遇黑色星期一,美聯儲時任主席格林斯潘出席一個重要會議,當下飛機時聽說道瓊斯指數暴跌500點,當即返航并上電視臺發表穩定市場的談話。然而,格林斯潘在任職后期,即次貸危機爆發前,美聯儲及相關監管部門的表現出現了天壤之別。美聯儲一邊持續加息,另一邊卻繼續鼓勵貸款機構開發并銷售可調整利率房貸。美聯儲的利率政策失當和監管不作為,為次貸危機埋下了極大隱患。2005年5月經濟學家就對新增房貸的風險發出警告,但是直到2005年12月,金融監管部門才開始擬推出“監管指南”,旨在遏制不負責任的放貸行為。而且直到2006年9月,這份姍姍來遲的指南才最終定稿。可以看出,監管的低效已經達到了近乎荒唐的地步。

  不僅如此,格林斯潘還對那些主張加強監管、提高透明度的聲音很不以為然,甚至還進行叱責。有分析認為,格林斯潘此舉,僅僅是出于他對金融衍生品的過分偏愛,事實果真如此嗎?其實,在美國這樣一個發達資本主義社會,交易可謂無處不在的,只不過是以一種更加隱蔽、更加精致、甚至更加合法的方式進行。2007年,格林斯潘以顧問身份加盟的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PIMCO)在次貸危機中大賺特賺。太平洋投資管理公司的首席執行官比爾·格羅斯被晨星公司授予“2007年度最佳基金管理人”稱號。在此兩年前,格羅斯就預測美國房價將逐漸下跌,經濟衰退也會隨之而來。于是,格羅斯開始撤離很多高風險工具,轉而投向美國國庫券等安全工具,而受美聯儲降息的影響,美國國庫券的收益率也隨之上揚。

  2008年1月,格林斯潘出任美國對沖基金保爾森(Paulson&Co)顧問一職,即經濟事務和貨幣政策的顧問。保爾森基金主席約翰·保爾森對媒體表示,他將和公司團隊分享格林斯潘對經濟走向的預測,并評估經濟衰退未來可能達到何種程度。2007年保爾森基金從次貸危機中大幅獲利,它通過買入信貸違約掉期(CDS),然后拋空房地產抵押貸款債務,在次貸相關資產大跌中,陸續獲利150億美元。格林斯潘加入從危機中得利的保爾森基金,招致業內人士的爭議。[9]

  在次貸危機中,能夠將虧損控制在最小范圍的已經為數不多,能夠賺得盆滿缽溢的更是鳳毛麟角。然而,兩家與美聯儲主席相關聯的公司,卻都屬于那鳳毛麟角。這當中有什么樣的故事,美國投資者與大眾比我們這樣的旁觀者更具有想象力。需要補充的是,受到強烈質疑的不僅有時任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還有時任美國財長保爾森。次貸危機發生后,券商是美國政府救市的主要獲益者,而制定該計劃的財長保爾森和其手下,均是來自華爾街券商的“精英”,這是種很不正常的關系,美國的一位實業界人士指出,這是嚴重的“亂倫關系”。[10]

  《南方周末》的一篇評論尖銳地指出:救市由保爾森來指揮,實在是滑天下之大稽。次貸創新產品出籠,高盛是主要黑手,高盛是領軍券商,而保爾森當時又是高盛的領軍人物。對于當時美國的金融危機,保爾森罪責難逃,用“罪惡滔天”一詞來形容也并不為過,現在各方面已有共識,金融機構負債率過高是這次金融危機的主要原因之一。2004年4月28日,在以高盛為首的五大券商的壓力之下,美國證交會取消了對券商買賣證券業務負債的限制,而當時高盛主持工作的主要負責人恰恰就是保爾森。[11]

  關于這種“近水樓臺先得月”的營生,巴菲特曾經說過,金融衍生品是“大規模殺傷性武器”。這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在摧毀了許多金融機構的資產負債表的同時,卻成就了另外一些神通廣大的機構。2007年12月2日,《紐約時報》刊發一篇專欄文章,質疑美國財長保爾森和高盛集團在次貸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呼吁對保爾森進行更深入、正式的調查。與格林斯潘相關聯的企業一樣,接近權力的企業成為次貸危機的幸存者、甚至獲利者,這僅僅是巧合嗎?

  很多中國讀者并不清晰,美聯儲實際是私有的,跟英格蘭銀行一樣,為相關金融寡頭所擁有。如果讓他們或其代理人來做監管,免得了監守自盜嗎?因為美聯儲有雙重任務,如果把金融市場做大,嫌得利潤就大,股東們的收益就越多。美聯儲官員的薪水普遍高于美國政府其他部門,如財政部、能源部的官員,在美聯儲任職比在政府任職更有吸引力,因此在美聯儲任職的官員很珍惜他們的職位與崗位,而決定他們任職的實際是美聯儲的股東即金融寡頭。所以,美聯儲官員替金融寡頭說話的積極性,遠遠大于為普通民眾維護金融穩定的積極性。正是因為存在著明顯的利益沖突與道德風險,美國的金融監管才會名不副實,其效率低下、漏洞百出等弊端在次貸危機中已經暴露無遺,再也無法掩飾。

  美國早就被視為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的典范。有法可依,有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這是一個法治國家所奉行的基本原則。美國金融資本集團釀成次貸危機惡果,理應對這些金融資本集團追責,救市成本理應由金融資本集團承擔。可是,美國金融資本集團的經濟精英們和美國政治精英,即高管與高官是一條繩子上的螞蚱,沆瀣一氣,同流合污,他們利用手中的特權,竟然通過國會決議,將金融危機的救援成本轉嫁給美國納稅人,將金融危機的禍患轉嫁給全體美國大眾,把本來用于公共支出包括福利事業的政府財政資金,用于填堵美國金融資本集團投機所造成的黑洞。在美國大眾強烈抗議和反對時,精英們聲色俱厲地威脅說:如果不通過救市方案,你們就會失業,就會失去房子。但是,失業和失去房子的情況,在通過救市法案和投入巨大的救市資金后,并沒有得到改變,反而越來越嚴重。救市的結果,作為危機元兇的金融壟斷資本,其實力與勢力非但沒有被消弱,反而得到增強;貪婪與投機非但沒有被遏制,反而不斷強化。[6]

  

三、對其他國家主權的滲透和控制——美國金融資本利用美國國家力量在國際擴張

 

  英文“bully”一詞指恃強欺弱者、惡霸,中文“霸凌”是音譯同時也兼具意義,是指人與人之間權力不平等的欺凌與壓迫,是一種有意圖的攻擊行為。霸凌現象長期存在于叢林社會,通常會發生在力量(生理力量、社會力量)不對稱的主體之間。在弱肉強食的國際資本主義體系中,國家霸凌屢見不鮮。

  從1982年拉美債務危機,到1994年墨西哥金融危機、1997年東南亞金融危機、1998年俄羅斯金融危機、1999年巴西經濟危機,再到2002年阿根廷金融危機、2007年越南金融危機,危機就像一出永不落幕的大戲,一直在頻繁上演,爆發危機國家的主權被侵蝕、治權被踐踏、財富被掠奪。當今世界,國家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具有不可侵犯的神圣主權,然而被國際金融資本準確地說是美國金融資本一而再霸凌,何故?道理很簡單,帝國主義時代及其主題其實都沒有變,改變的只是我們的感覺。掠奪,對于西方而言,長期以來都是規則而非例外。[12]

  經濟金融化與金融全球化時代,一國風險可以通過貿易、投資甚至信心等渠道進行跨國傳遞。美國是當今世界唯一超強的霸權國家,“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金融資本滲透控制美國政權后,便攜美國國家權力而且是世界霸權之威力,從國家壟斷走向國際壟斷。所謂“世界是平的”,實際就是金融資本駕馭國家主權實乃世界霸權的“推土機”,推平了崎嶇不平的國界—廢除一個個妨礙資本自由流動的障礙,實現金融資本的跨國流動,亦即金融全球化。正是因為有世界霸權—體現為軍事霸權、美元霸權與情治機構霸權等這樣的強大權力—作為支撐和依托,美國金融資本便可以肆無忌憚地侵蝕他國主權、介入政權、干預他國治權,或用硬實力做基礎達成“城下之盟”,或用精心設計的理論與政策誘使他國制定對美國金融資本更加有利的政策,包括開放金融市場、參股控股企業、放松直至放棄資本管制,即或軟或硬,或軟硬兼施,使之步入美國金融資本的圈套,如此相關國家的風險不斷增加,最后爆發危機。

  而當相關國家災難臨頭、深陷危機,不得已求救于美歐及其主導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等機構時,通常都不得不接受不平等的救助條件,如經濟金融更加自由開放,削減面向窮人的福利開支以便緊縮財政,國有企業或公共服務私有化國際化等等。如此一來,國家主權被進一步侵蝕,治權被進一步削弱,國際資本當道,民族資本被抑制,即便度過危機,相關國家也難以恢復往日的處境,基本上喪失了獨立自主的發展道路。

  國家主權是國家的重要屬性,是國家獨立自主地處理內外事務的權力,它隨著國家的產生而產生,也將隨著國家的消亡而消亡,沒有主權就不能成為國家,一個主權被侵蝕而不完整的國家實際上也不是一個真正的獨立國家。主權是一個國家安全最堅硬的外殼,獨立主權下的有效治權是促進經濟增長、社會穩定、人民安居樂業最可靠的依托。[6]基于國家主權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即便是深陷困境乃至絕境的國家或者被宣告經濟上已經破產的國家,其主權也不能被債權人(包括債權國)輕易剝奪。否則,那些國際強權便可以通過制造債務陷阱,使得世界上窮國弱國因為背負沉重債務而失去主權,如此一國就可以合法地占有、吞并另一國。這是當今國際法所禁止的,而當今國際法則是聯合國這類國際組織所堅定捍衛的。

  經濟學意義上的破產是指債務人不能清償到期債務時,為了維護所有債權人的利益,將債務人的全部財產按一定順序和比例公平地償還給債權人。這里的破產概念并不涵蓋國家,也就是說,國家破產的概念與企業或個人破產的概念是完全不一樣的。國家破產是一個類比,是對于一個國家經濟狀況的一種形象描述,而企業和個人破產才是實實在在的、真正意義上的破產。如果一個國家出現巨額外貿和財政雙赤字,拖欠大量外債且一時沒有償還能力,也不能通過治理改善這種狀況而給債權人一個利好預期,那么這個國家就可能處于破產狀態。2001年12月初,IMF推出了所謂的國家破產方案:建立一種“破產保護”的國際金融機制,讓那些負債累累的國家得以申請“破產保護”,并使債務國能夠盡快走出危機。IMF旨在鼓勵債務國與債權國雙方協調解決問題,但是這一機制也強化了IMF的權力,因為IMF不僅在決定“一個國家在什么時候可以宣布破產”這一問題上擁有至高無上的權力,而且在進行主權國家債務重組方面也占據主導地位。在這種情況下,債務國既是一只被保護的羔羊,同時也是一只被宰割的羔羊。從這個意義上講,在發生金融危機時求助于IMF,與宣布國家破產幾乎是一個含義。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爆2008年國際金融大危機,大危機帶來大沖擊,讓冰島不幸成為一個政府信用耗散殆盡、國民經濟瀕臨破產的國家。在最暗淡的時候,冰島克朗兌歐元在短短的一周時間里就貶值了約80%。雖然這種情況很慘烈,但是冰島還僅僅是一場新危機的開始。

  冰島銀行業曾在20世紀90年代中期因證券市場的繁榮而迅速成長,危機造成的經濟損失達全年GDP(約190億美元)的9倍之多。冰島股票交易所運營商OMX Nordic Exchange在股指計算中將冰島最大的三家銀行Kaupthing Bank、Glitnir和Landsbanki的股價減為零之后,在無力償還債務和陷入流動性危機的情況下,這三家銀行被政府接管。接管以后,冰島政府被迫支付巨額資金來保障信貸。因此,冰島救助于西方國家,遭到拒絕后,又求助于俄羅斯,而經濟學家們確信,冰島政府最終還只能求助于IMF來幫助其重新恢復金融穩定。[13]相應地,冰島也必須像昔日那些陷入金融危機中的國家那樣,屈辱地接受苛刻的條件。冰島要接受IMF的金融救援,就必須接受這一組織就恢復財政貨幣穩定而提出的嚴格措施,冰島施行的相關政策也將受到干預。實事上,冰島必須委曲求全,讓渡出部分國家主權與治權。

  冰島雖然是次貸危機中第一個面臨國家經濟破產風險的國家,但它僅僅是眾多金融獵物中的一個,世人不能確切地知道下一個會是誰,但有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在也許不久的未來,冰島的悲劇必將會重演。次貸危機引爆國際金融大危機,百年難遇,美國的金融資本不會放過這個難得機會,冰島的悲劇必將會重演,是因為還有關鍵的因素,那就是美國金融資本各就各位,精心策劃導演。美歐國家經濟聯系緊密,歐洲諸多金融機構持有美國發行的次級債等衍生產品,次貸危機爆發很快波及歐洲金融機構的流動性而導致信任危機,動搖了歐洲金融市場。此外,部分歐洲國家,多年財政赤字積累而居高不下,超過了自身清償能力,造成無力還債或者必須延期還債。風聲鶴唳,草木皆兵,歐洲危機只在旦夕,危機最終在最薄弱的環節希臘于2009年12月爆發。希臘成為首個倒霉蛋有著深厚與重要原因,即有其始作俑者和幕后黑手,就是美國金融資本。

  2001年高盛公司幫助希臘政府掩蓋真實債務問題使其得以加入歐元區,高盛公司獲取了巨額傭金。隨后高盛公司,一面誘導德意志銀行等德國金融機構購入大批希臘國債,從而將希臘國債風險與歐元區核心國即德國,進而與歐元聯系起來;另一面誘使希臘金融機構購買大量美國次貸金融衍生產品。金融布局既廣且深,要獲取巨額收益,只是耐心等待時機。

  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爆2008年國際金融大危機,大危機帶來大沖擊,導致市場大震蕩,市場大震蕩就是金融投機盈利的良機。高盛等華爾街機構很清楚希臘被隱藏了的問題以及歐洲金融市場的結構性問題。引爆希臘債務危機,可以導致整個歐債危機以及歐元危機。2009年11月,希臘新任總理迫于巨大財政壓力,不得不公布前任政府造假,三大評級機構惠譽、標準普爾和穆迪隨后相繼下調希臘主權信用評級,并將其評級展望定位為負面,希臘進而“歐豬五國”(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西班牙與希臘一起,被國際評級機構稱為“PIIGS”)乃至整個歐洲的債務危機由此拉開序幕。此后,法國和德國兩個歐元區的核心國家也受到了危機的影響。2012年初,標準普爾宣布將法國等9國主權信用評級下調,法國主權信用被踢出AAA級。至此,由希臘開始的主權債務危機已演變成一場席卷整個歐洲的主權債務危機。[14]

  希臘進而“歐豬五國”主權債務危機爆發過程中,高盛等華爾街金融資本大肆沽空投機相關國債與歐元,賺得盆滿博弈。主權債務是指一國以自己的主權為擔保向外(國際金融機構或其他國家)借來的債務。因此,主權債務危機可以定義為,以國家主權為擔保的債務國,不能或不愿按約定履約,所造成的債權人損失的可能性。歐洲主權債務危機起源于國家信用,即政府的資產負債表出現問題,固然有其自身的原因,“歐豬五國”囿于國內多種原因制約,長期過度依賴外債—借新債還舊債來度日,致使債務雪球會越滾越大,一旦出現資金鏈斷裂,國家必然面臨“破產”的風險。“巧合”的是,三大評級機構在敏感節點,頻頻下調“歐豬五國”的主權評級,不斷惡化國際市場對相關國家的投資信心。

  主權信用等級被調降又使得“歐豬五國”借入資金的利息變得更高,使這些國家進入了“越要借錢,就越要接受苛刻條件;越接受苛刻條件,就越借不到錢”的死循環,從而被一步步推進債務危機的深淵。

  美國哈佛大學教授亨廷頓在《文明的沖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一書中列舉了西方文明控制世界的十四個戰略要點,其中第一條就是“擁有和操縱著國際金融系統”;第二條和第五條分別是“控制著所有的硬通貨”和“主宰著國際資本市場”。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在當今世界經濟全球化趨勢加快的情況下,金融的重要性越來越突出,并且已日益成為國際政治經濟較量的工具。2007年次貸危機與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是全球產業發展矛盾激化的產物,也是國家競爭格局進而國際力量格局的一次大調整。

  【“當今世界,經濟和金融領域的競爭日趨白熱化。西方發達國家已把控制國際金融作為控制全球的戰略手段。特別是在國際政治和經濟形勢復雜多變的情況下表現得更為明顯。”[15]】

  

四、結語

 

  透過2007年美國次貸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2010年歐債危機的殘酷事實,不難看出,美國金融資本的獲取財富欲望之貪婪、掠奪財富手段之卑鄙,穿越了人類的道德底線。中國古語“君子愛財,取之有道”,這個“道”在中國人看來是指天道、人道、正道。著名金融家喬治·索羅斯有句名言“金融領域沒有道德,我們只按規則行事”。其實,按規則行事,就是金融資本的“道”,但是所謂金融規則(通常都會上升到國家法律乃至國際法律)都是金融資本操縱國家權力制定的,當然符合金融資本的利益,因此金融資本的“道”是魔道、邪道和霸道。長期以來,美國金融資本操縱美國國家力量,在全世界搞金融霸權,推動金融資本在全球自由流動,一方面用無任何內在價值的美元,換回他國創造的商品、服務和利潤;另一方面,周期性制造金融動蕩,對相關國家和地區進行財富劫掠。天不變,道也不變。資本主義制度不變,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不變,金融資本貪婪劫掠世界財富也不會變。

  有鑒于此,對于包括中國在內的廣大發展中國家而言,

  【“經濟發展中最大的風險往往是金融危機。金融安全是國家經濟安全的核心。從一定意義上講,沒有金融安全,最終就沒有經濟安全和國家安全。”[15]】

  同樣,沒有國家安全,特別是沒有主權安全和政權安全,也就沒有金融安全。金融越發展,安全越重要。政權安全可以保證金融在有序的軌道內和充分的監督下運行,充分地服務實體經濟,避免成為利益集團投機斂財的工具。完整的國家主權則可以有效的避免國際金融資本對本國金融市場的沖擊和國民財富的洗劫,最大限度地保障國家經濟安全,保障國民經濟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劉鶴.兩次全球大危機的比較研究[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2013:28-30.

  [2]列寧.列寧全集:第26卷[M].人民出版社,1988:143.

  [3]李慎明.李慎明論金融危機[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77.

  [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中央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548.

  [5]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M].中央編譯局,譯.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76.

  [6]江涌.國際金融危機十周年的反思與啟示[J].現代國際關系,2018(9):1-8+62.

  [7]張全.從特朗普的“富豪內閣”看華盛頓與華爾街的旋轉門[EB/OL].https://www.jfdaily.com/news/detail?id=39304.[2016-12-14].

  [8]時寒冰.中國怎么辦—當次貸危機改變世界[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9:76-77.

  [9]曹詠.格林斯潘加盟次按最牛對沖基金[N].21世紀經濟報道,2008-01-17.

  [10]時寒冰.中國怎么辦—當次貸危機改變世界[M].北京:機械工業出版社,2009:79.

  [11]朱偉一.救市“前敵總指揮”保爾森[N].南方周末,2008-10-09.

  [12]江涌.誰在操縱世界的意識—從蘇聯解體到“顏色革命”[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8:170.

  [13]王俊峰,鐘震,蔡曉謙.危機透視——次貸危機的前世今生[M].北京: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58.

  [14]王菊紅,魏冬.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成因分析[J].時代金融,2013(8):9.

  [15]江澤民.金融工作的指導方針和主要任務[M]//江澤民.江澤民文選: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427

  高攀,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江涌,察網專欄學者,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研究員。摘自《華北電力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 201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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