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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志雄:中美金融戰與金融危機分析

何志雄 · 2019-09-29 · 來源:激流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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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融資本主義走向負利率、負收益率的過程中,中國也不會例外。畢竟,在金融資本競爭的時代,誰都不愿意加息主動刺破自己的資產泡沫,為他人做嫁衣裳。正如在國家產業資本競爭的時代,競相貨幣貶值爭奪出口市場,誰都不愿意自己的工廠倒閉。資本主義寧愿選擇戰爭來消滅過剩的產能和金融資產,過去如此,未來大體還是如此。

  目錄

  一、從金匯兌本位制到美元國債標準.

  二、債務和金融資產的大膨脹.

  三、負利率、負收益率的終極階段

  四、金融資本競爭與貿易戰

  五、金融制裁與數字貨幣

  六、形勢分析及總結

  以美國為首的資本主義國家于1944年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實質上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之際,美國憑借戰后擁有全球四分之三的黃金儲備和強大軍事實力的大國地位,建立了以美元為中介的金匯兌本位制的國際貨幣金融系統。這可以說是人類主體社會最后一個金本位貨幣制度。直到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停止美元兌換黃金,美元從金本位貨幣變成完全的信用貨幣。隨著新的美元國債標準的貨幣金融體系的形成,貨幣資本徹底擺脫黃金的束縛,人類社會才開啟了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特別是從上世紀80年代以來,短短的三十多年中,全球金融資產規模爆發式增長,遠遠高于同期全球GDP增長速度,社會關系的金融化和債務化,各類資產的普遍證券化,已經發展到零利率甚至負利率的金融資本主義終極階段。以美元為貿易結算和國際儲備貨幣的全球金融體系,在當前激烈的中美貿易戰沖突下,似乎又進入到了一個關鍵時期,新一輪的全球金融危機隨時都有可能爆發。與此同時,美國利用其美元特殊地位的優勢頻繁發起金融制裁和金融戰,數字貨幣和區塊鏈等新的金融科技正得到被越來越多的關注和實踐,并因此而引發了傳統金融壟斷利益集團之間的沖突競爭,讓未來增加了更多的不確定性。

  一、從金匯兌本位制到美元國債標準

  二戰后美國主導建立的布雷頓森林體系,實行以美元為中介的金匯兌本位貨幣制度,美國積累了世界貨幣黃金的75%以上。美國有大量的農業出口,不斷增長的工業出口,并有足夠的資金收購歐洲、拉丁美洲和其他國家的主要工業。美國強大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實力,為美元成為國際貿易結算和儲備中的主要貨幣奠定了基礎。這一階段的大多數時候,黃金的作用似乎只是幕后的一個承諾。

  但從1950年朝鮮戰爭開始,美國的國際收支首次出現赤字。當艾森豪威爾總統決定美國必須支持法國在東南亞、法屬印度支那——越南和老撾的殖民主義時,情況變得更加糟糕了。到20世紀60年代越南戰爭升級時,美元出現了巨額國際收支逆差。在華爾街,人們每周都會看到黃金供應量下降,黃金輸出到那些沒有戰爭的國家,比如法國和德國。他們把美國軍事花費的過量美元兌換成現金。到了20世紀60年代,很明顯,由于海外戰爭的花費,美國在10年內黃金將耗盡。到了1971年8月,尼克松總統停止在倫敦交易所出售黃金,并容許黃金價格飆升至每盎司35美元以上。由于東南亞和其他地區的戰爭,美國的國際收支仍然出現嚴重赤字,造成了永久性的國際收支逆差。

  當美國失去黃金時,人們開始懷疑會發生什么。許多人預言了經濟末日。它正在失去用黃金統治世界的能力。經過復雜的大國博弈和斗爭,最終布雷頓森林體系解體。如果各國不再能夠購買和持有黃金作為國際外匯儲備,那他們將持有什么?他們只能持有一種資產:美國政府債券,即國庫券。美元國債標準——由世界各國中央銀行持有的美國國債——最終取代了世界各國央行儲備以黃金結算彼此之間的國際收支不平衡的金匯兌本位制。美元國債標準這個說法,對應于過去美元黃金標準的說法。金本位貨幣制度是產業資本主義時代的代表,而這個美元國債標準的貨幣制度則是人類社會進入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產物。

  這里,我們的重點不是討論美國是如何憑借自身的實力和利用當時的國際形式達到這一目標,讓世界接受和承認美元的地位,以及這一套新的全球貨幣金融制度。僅就其結果來看,美元金融霸權的核心就是建立和完善了以美元國債為主的全球金融體系,美國不僅是最大的消費市場,也是最大的金融市場。正是這個系統的建立,使得美元徹底成為全球最主要的貿易結算貨幣和國際儲備貨幣。這也是人類有史以來第一次完整的使用非黃金貨幣承擔這種責任,美元國債市場成為新機制的關鍵一環。

  一種新的國際貨幣金融制度的出現,除了大國政治權力的博弈之外,還必然有其深刻的經濟基礎作為背景。戰后經濟在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制度框架下發展迅速,被戰爭破壞的各國生產不僅得到恢復并且很快超過戰前,這一時期被稱之為西方資本主義經濟的黃金二十年。但從60年代中后期開始,資本主義生產過剩危機嚴重爆發,進入到70年代,更是出現令各國束手無策的滯脹型經濟危機。各國產業資本因生產過剩而競爭激烈,相互爭奪國際市場,頻繁引發國際貿易沖突。而彼時的國際貿易結算金匯兌本位制,更是加深了各國對出口市場的爭奪,以避免出現貿易赤字。以往歷史上類似的資本主義經濟危機,同樣都會對國際貿易中的金本位制度造成沖擊。最終沒有辦法解決時,甚至引發各國之間的戰爭,兩次世界大戰殷鑒不遠。

  然而這一次卻沒有引發資本主義各工業大國之間的戰爭,美國主導開啟了一輪新自由主義資本全球化,掌握產業鏈和市場定價權的發達國家,據此向生產要素價格低谷國家轉移過剩的產業資本,發展中國家因資本短缺不得不被動迎合調整匯率政策或者放棄匯率自主權實行浮動匯率制,任由資本市場翻云覆雨;接受產業轉移的發展中國家,通過向發達國家出口廉價商品,經濟快速增長。這樣一種國際產業垂直分工和單向的商品貿易流通模式,導致美國持續的貿易逆差,接受產業轉移的國家持續的貿易順差,積累了大量的美元外匯盈余,最后這些美元又流回到美國的金融市場,主要用于購買美國國債。國際收支不平衡的差額無需黃金結算,取而代之的是美元國債。在此背景下,新的美元國債標準的全球貨幣金融體系逐漸形成,徹底取代了布雷頓森林體系下的金匯兌本位制。

  不同于過去各類金本位制下的資本主義工業化國家之間的貿易沖突關系,美元國債標準制度下對應出現的是不同發展階段國家之間的產業分工和貿易互補關系。當然,這種關系絕對不是平等的,是中心國家與外圍國家之間的依附關系,是金融資本主義階段與產業資本主義階段的關系,隱含著某種經濟殖民主義。美國正是依靠建立這種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和國際貨幣金融制度,成功的走出了所謂的“滯脹危機”。因為產業的外包和轉移,雖然緩解了產業資本的生產過剩危機,但導致美國逐漸走向產業空心化,取而代之的是美國金融市場和金融資產的急劇膨脹。這個以美元國債為主的金融市場,是全球資本的中心,深刻影響著全球經濟周期變化。美國也因此率先完成金融資本主義轉型,國內貧富差距拉大,中產階級衰落,社會關系金融化,資產普遍證券化,債務和金融資產同時膨脹,風險越來越大。

  邁克爾·赫德森博士對美元國債標準的全球貨幣金融體系有很多政治和軍事層面的分析:

  美國債券是對美國財政部的貸款。當外國中央銀行購買債券時,就是為美國國內預算赤字提供資金。因此,美國的國際收支逆差最終為國內預算赤字提供融資。這使得美國成為在近70年以來皆維持國際收支赤字的唯一國家,盡管這些美國財政部開出的欠單幾乎沒有明顯的償還可能性,除非根據美國尋租和來自其他國家的直接金融進貢的安排,才可能使這些官方外債得到清算。

  1971年后,美國繼續在國外進行軍事開支,1974年,歐佩克國家的石油價格翻了兩番。當時,美國告訴沙特阿拉伯,它可以按自己的意愿對石油定價,但它必須將所有的美元凈收益回流再供美國利用。沙特人不買黃金。沙特人被告知,如果他們不把他們從石油出口中獲得的美元再循環到美國經濟中,那將意味是戰爭行為。他們被鼓勵購買美國國債,但也可以購買其它美國債券和股票,以幫助推高股市和債券市場,同時支持美元。

  美國保持自己的黃金儲備,同時希望世界其它國家以持有美國債券的形式作為其儲備。所以美元沒有下跌。其它接受美元的國家只是再利用美元購買美國金融證券。這相當于給了美國一次金融搭便車的機會。它可以用軍事基地包圍世界,而這樣做的成本,那些花費出去的美元又將被返還給美國。

  二、債務和金融資產的大膨脹

  既然金融資本主義時代的國際貨幣金融體系是圍繞美元國債市場建立起來的,那么對于這個以國債為主的金融市場的資產規模和各種利率、收益率的研究就非常有必要。

 

  數據來源:https://fred.stlouisfed.org/

  從上圖可以看出,戰后一直到70年代初,美國的國債規模幾乎維持不變,恰恰是在美國廢除金匯兌本位制,開始打造新的美元國債標準貨幣金融體系之時,國債規模才開始出現明顯的上漲。隨后到了80年代,國債規模第一次出現高速增長的局面。90年代則有短暫的緩慢增長期,在東亞金融危機和美國互聯網泡沫危機爆發后,美國國債規模則呈現爆發式增長。

  根據Sifma網站公布的2017年一季度末美國國債持有者結構的分布,15.87萬億美元存量國債中,持有份額最多的仍然是外國投資者,規模為6.1萬億美元、占比39%;其次分別為貨幣當局(2.4萬億美元、占比16%)、養老金(2.1萬億美元、14%)、共同基金(1.7萬億美元、11%)和個人(1.3萬億美元、占比9%),以及政府(7160億美元、占比4.5%)、銀行(6660億美元、占比4%)以及保險公司(3320億美元、占比2%)。

 

  當全世界的金融資產在周期性的經濟危機中一再被證明不安全不保險的時候,只有美國國債這項本來是美國的負債卻成為了最優質的金融資產。2019年,美國國債史無前例的超過22萬億美元。借此,美國建立了以美元國債為基礎金融產品的全球金融市場,調控著美元資金成本和市場利率,吸引全世界各國積累起來的貨幣資本進入,在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危機中吞噬著全球財富,使得那些后進國家得不到投資建設和發展。美元不僅僅是一個全球貿易結算工具或者交易媒介,當美國強制要求其它國家使用美元的時候,美國的貨幣銀行系統就具有了它國不具備的金融資本優勢。美國可以通過美聯儲的印鈔機最低成本的獲得足夠的美元資本,投資全世界的產業和資產,占得先機賺取最大的利潤。不僅如此,在每一次經濟周期的潮漲潮落中,只有美國的金融資本可以得到美聯儲這個“最后貸款人”的支持,從而避免經濟危機的打擊,而其它國家的資本則死傷慘重。這就是為什么一直以來,美國不僅贏在起跑線,而且總是活在終點。

  在金本位的產業資本主義時代,貨幣資本的總量受制于基礎貨幣的發行限額,始終處于一定規模之內。由此轉化出來的借貸資本和債務規模也非常有限。整個社會的資產財富主要以生產資本和商品資本的實物形式存在,將這些財富進行資產證券化的條件也不存在。只有到了金融資本主義時代,在新的全球經濟生產模式和貨幣金融制度下,銀行金融資本集團的實力越來越強大,通過一輪又一輪的壟斷、兼并完成資本的積累和積聚,掌握了絕大部分的社會剩余索取權,這種索取權的憑證,即資產的普遍證券化,各種債券才會成為金融資產的主要形式。以美國為首的金融資本主義國家,掌控了最多的此類金融資產,擁有對產業資本國家的剩余索取權。

  全球金融資產規模有多大?根據德意志銀行全球策略師桑亞爾(Sanjeev Sanyal)2015年的估算,當時整個市場的價值大約在294萬億美元。這其中包括價值69萬億美元的全球股市,58萬億美元的公共債市,60萬億美元的金融機構債,31萬億美元的非金融機構企業債,14萬億美元的證券化貸款和62萬億美元的非證券化貸款。

 

  類似的情況,2018年國際金融機構(IIF)發布的報告顯示,全球債務在2017年第三季度達到創紀錄的233萬億美元,其中63萬億來自政府,58萬億來自金融機構,68萬億來自非金融機構而44萬億來自家庭債務。IIF、IMF和BIS的數據顯示,發達國家債務/GDP持續保持在300%之上,2017年這一數據為382%。同年,新興市場債務/GDP已經超過200%。自90年代以來,這個債務比是越來越高。

 

  在1980年,全球金融資產規模才只有10萬億美元左右,1992則只有約32萬億美元,到2000年才達到80萬億美元,截止到今年,短短三十多年時間全球金融資產增長了差不多30倍。而同期全球GDP才增長了不到7倍,這表明人類生產的財富增長速度遠遠趕不上金融資產的膨脹速度。也意味著,這些剩余索取權憑證即金融資產的收益率越來越低,利潤越來越攤薄,盡管其總量是越來越大。金融資產整體收益率的下降,它所能支撐的資金利率也就越來越低。這一現象與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的利潤率長期來看趨向下降的規律非常符合。因為借貸資本本來就是從職能資本中分離出來的,利息率與利潤率長期來看有著相同的變化趨勢。

  事實上,這300萬億美元的金融資產還不包括規模更為龐大的金融衍生品。據統計,全球金融衍生品市場規模可能高達800萬億美元。那么,金融衍生品和上面統計的六類一般的金融資產到底有什么不一樣呢?它真是一個更高級別的怪物。如果說金融資產的利潤都來自于實物生產,即利息是來自產業資本的利潤分割,那么金融衍生品就是對一般金融資產利潤的再一次分割。因為絕大部分金融衍生品是關于基礎金融資產的賭博合約,賭價格、匯率、利率、違約率、指數等的市場變化。所謂杠桿交易,并不需要拿出所涉基礎金融資產規模的真金白銀。金融衍生品交易的作用,往往是為了對沖基礎金融資產預期收益不穩定的市場風險。這就相當于分割了一部分基礎金融資產的利潤給投入到金融衍生品交易的資本。看起來,似乎金融資產通過衍生品交易規避了風險,熨平了波動,穩賺不賠,僅僅是進一步攤薄了利潤而已。但結果呢,金融危機和系統性風險依然周期性的爆發。因為,危機爆發時,所有的交易都來不及結算和支付,金融資產價格突然就跳水了,出現流動性陷阱。

  三、負利率、負收益率的終極階段

  無論金融資本如何高度壟斷,但它們自身不可能創造剩余價值和利潤。所以,金融資本必須將錢放貸出去,然后再以一定的利息率收回來;如果大面積的收不回來,借貸的人或機構普遍還不上,那么就是違約了,說明危機要爆發了;利息率在危機期間達到最高水平,因為這時人們不得不以任何代價借現金來應付支付的需要。此前預期會得到收入的金融資產的價格就會大跌,資本市場會由此崩潰。于是乎,利率成為金融資本主義時代最重要的市場指示器,一切投資行為都將圍繞著它運轉。

  根據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對利率的分析,我們可總結出關于利率的一般性結論:第一,全部利潤都來自于生產環節,是勞動者創造的剩余價值,企業主因為要租地和貸款,所以地租和利息都只是總利潤中的一部分;第二,一般情況下,利率以平均利潤率為界限,不能長期超過它;第三,利率是在執行職能的資本家和貨幣資本家之間競爭決定的,不存在所謂固定的利率,沒有什么決定利率大小的特殊規律;第四,利率與經濟危機一樣,周期性的變動;第五,因為平均利潤率長期來看是趨于下降的,所以平均利率長期來看也是趨于下降的;第六,經濟危機周期一般是——蕭條階段——復蘇階段——繁榮階段——危機階段——蕭條階段——,蕭條階段到經濟繁榮階段對應著低利率時期,同時有逐步上升的趨勢,危機階段則對應著利率高峰期;第七,一般來說,利率高低與證券虛擬資產的價格成反比,或者說有反向的影響作用。

  隨著金融市場的發展越來越復雜和龐大,包括證券交易所、銀行間拆借市場、場外交易市場等,因此就會形成多種不同的利率和收益率指標。比如,美國的利率指標體系包括再貼現率、國債收益率、聯邦基金利率(同業拆借利率)、存、貸款利率以及其它金融資產的利率。其中國債收益率和聯邦基金利率是最重要的兩個利率指標。

  美國主導建立的美元國債標準的全球貨幣金融系統,國債是整個金融市場的基礎資產,國債收益率是所有其它投資組合的參考標準。美國國債有多種期限的,比如五年期、十年期、三十年期的長期國債,或者更為短期的國債。國債是典型的虛擬資本,不與任何實物資本相對應。所以越積越多的國債,就代表著規模越來越龐大金融資產的一部分。在當前資本過剩且風險極高的時代,美國國債是非常安全的投資,收益穩定但利率相對較低,也就是說,在沒有更好的市場投資機會的時候,國債是最后的選擇。如果市場對資金需求大,有更好的投資機會,那么國債價格走低,收益率走高;反之,如果市場資金充裕,缺乏好的投資機會,那么國債價格則走高,收益率走低。所以,在一般情況下,國債的價格及其收益率就能夠體現市場資金的真實緊缺程度,它是市場真實利率的一種體現。

  聯邦基金利率,即美國同業拆借市場的利率,是美國聯邦儲備系統(美聯儲)各會員銀行為調整準備金頭寸和日常票據交換軋差而相互拆放聯邦基金的利率。聯邦基金由超額準備金加上票據交換軋差的盈余所組成,其借貸以日拆為主。聯邦基金利率是反映貨幣市場銀根松緊最為敏感的指示器,是美國金融市場的中央利率。很顯然,聯邦基金利率是由一小撮最有權勢的金融寡頭共同決定,間接影響著市場的資金使用成本。中央銀行作為市場的最后貸款人,這個利率往往是市場上各種利率指標中最低的,代表著越接近權力中心的金融集團所能獲得的最低資金使用成本。

 

  數據來源:https://fred.stlouisfed.org/

  從上圖可以發現,利率周期和經濟周期是同步的,或者說在金融資本主義時代,利率的周期性變化就反應了經濟危機的周期性變化。每一輪經濟周期,在其蕭條和復蘇階段,國債利率(收益率)和聯邦基金利率都是處于利率周期中的低谷期,只不過這個時期聯邦基金利率總是比國債利率更低。在經濟繁榮高漲直到危機爆發階段,這兩個利率指標都是上升達到高峰期。

  一般來說危機過后的蕭條階段市場對資金基本沒有需求,隨著經濟復蘇階段的到來,更多的投資機會出現,市場對資金需求逐步上升,反映市場真實利率的國債收益率“春江水暖鴨先知”,它先一步進入上升周期。上一輪危機爆發后,聯邦基金利率降到低點,中央銀行希望降低資金成本推動經濟復蘇,這種情況持續一段時間后,美聯儲才會根據經濟繁榮過熱的程度,重新開始上調聯邦基金利率。否則,市場不缺資金,缺的是投資機會,沒有必要加息。當經濟進入到繁榮直至投機高潮階段時,國債收益率和聯邦基金利率這時候都會上升到頂點,市場對現金極度渴求,往往這個時候就是危機到來的前奏。當危機爆發時,他們唯一能做的就是主動調低聯邦基金利率,向資本市場提供更多、更低成本的貨幣來拯救他們的資產價格。

  美國經濟金融化后,聯邦基金利率曲線周期變得相對平緩,不像以前那么突兀。這說明,美聯儲此后才真正開始使用利率政策調節經濟周期,準確說是調控金融市場,金融市場決定和影響全球實體經濟,因為只有利率才是金融資產圍繞轉動的那根軸。每一次對危機的拯救都是一輪金融資產的膨脹和積聚,金融資本集團為了自身的利益,不會允許它們的虛擬資產歸零。根據前文提到的數據來看,這個金融資產的膨脹速度遠遠高于財富的生產速度,高于剩余價值的增長速度,因此它所能支撐的利率周期是向下的,利率在谷底時期越來越長,谷越來越沒底,利率貨幣政策的調節作用越來越弱,流動性越放越多。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聯邦基金利率降到了零,并且維持長達七年之久才進入加息通道。理解這一點是判斷未來世界發展趨勢的關鍵。

  每一次美聯儲將利率降到低點來拯救的危機中崩盤的金融市場時,意味著極低成本的資金進入市場,甚至美聯儲直接購買資產,在隨后的的經濟復蘇繁榮高漲過程中,這個低成本資金支撐的金融資產規模將會膨脹到一個新的高度,直到危機爆發,下一輪美聯儲就不得不以更低的利率來拯救資產價格。在前幾次的危機蕭條階段過后,因還能找到經濟再次復蘇繁榮的地區,以致金融資本的利潤收益逐步回升上來,這才有了逐步加息的基礎和條件。比如,89年日本為主的金融危機之后,產業進一步轉移到東南亞“四小龍”、“四小虎”,很快就繁榮起來,能夠為金融資本提供剩余價值作為加息的補充。等到這一波產業資本生產過剩,泡沫破滅后,即97年東亞金融危機和2001年美國互聯網泡沫破滅,正好中國加入WTO,全球產業又一次轉移到生產要素價格更低谷的中國,接著就是10年中國工業化大發展的時期。中國這個世界工廠為全球金融資本提供了更多的剩余價值,加息又有了基礎。一直到2008年,終于來了一次史無前例的大爆發。

  由于此次加入全球化的中國生產過剩太過嚴重,美聯儲降息到零點救市長達七年,還不具備再次加息的基礎,原因在哪?一是,在中國之外基本上再也找不到產業大規模轉移,從而能夠為國際金融資本帶來更多剩余價值的地區和國家;二是,中國金融的不開放,并且在本國實行的大規模產業刺激造成中國金融資本快速膨脹過剩,將本國人們創造的剩余價值大部分留在了中國,使得國際金融資本沒有搶奪利潤的機會;三是,中國“一帶一路”的資本對外擴張戰略,并沒有被國際金融資本主導,而是中國資本搶走了國際金融資本的投資空間。以上三點意味著國際金融資本找不到大規模的經濟增長點,也就是找不到加息的基礎條件。更何況,現在歐元區國家也因為經濟金融危機而不得不進入到降息到零的階段,以往的緊縮政策在民眾民主的反對下難以堅持下去,與美元金融資本形成了零和博弈的局面。還有一個日本,同樣如此。它們本質上遇到的剩余價值來源枯竭問題是一樣的,不得不零利率維持各自龐大的虛擬金融資產。

  從歷史上來看,負利率是極其罕見的現象。負利率的大規模出現是從2012年開始的。歐債危機期間,丹麥央行于2012年7月將其7天定期存單利率下調至-0.2%,首次進入負利率時代。歐洲央行自2014年6月開始實行負利率,下調隔夜存款利率至-0.1%。2014年12月,瑞士央行將超過上限的隔夜活期存款利率下調至-0.25%。2015年2月,瑞典央行將7天回購利率下調至-0.1%。2016年2月,日本央行宣布對存放在央行的部分超額準備金實施-0.1%的利率,成為亞洲首個實施負利率的國家。[①]

 

  在負利率政策的推動下,相應國家的國債也進入了負收益率時代。瑞士、德國、丹麥、荷蘭和瑞典這五個國家從2年到30年期所有期限國債的收益率都是負的。奧地利、芬蘭、法國、比利時和日本等國,絕大部分期限國債的收益率是負的,只有30年期國債的收益率是正的。挪威、加拿大、美國、新加坡和中國發行的2年期及以上的國債收益率是正的,且收益率相對較高,各個期限的收益率都在1%以上。英國國債的收益率雖然都是正的,但相對較低,只有30年期的收益率達到了1.045%,其他期限的收益率都在1%以下。

  彭博巴克萊全球負收益率債券指數市值周三收盤時創出了16萬億美元的歷史最高紀錄[②],之前關鍵的兩年與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差出現了2007年以來的首次倒掛,而這種現象常常被視為經濟出現衰退的前兆。自美國引領全球金融資本主義時代以來,過去出現的四次倒掛時期都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不斷升級的貿易爭端、從意大利到阿根廷的政治緊張局勢以及來自多國令人失望的經濟數據助燃了本月的避險資產需求。策略師們甚至日益懷疑美國國債不久也會加入負收益率債券的行列。并且美國此次提前進入降息通道,在防止資產價格崩盤的情況下,負收益率債券恐怕會更早的到來。

 

 

  Bloomberg數據庫統計了部分負收益率債券的持有情況,被統計的負收益率國債、投資級公司債、垃圾債的規模占各券種總規模的比例分別為26%、5%、33%。存量負收益率政府債券主要來自于歐洲國家,收益率為負值的歐元區國債占比超過50%。隨著市場對歐洲央行降息和擴大寬松的預期越來越高,債券收益率被不斷壓低。除了多國國債收益率轉負之外,甚至連一些歐洲企業發行的垃圾債收益率也已經跌破零。據統計,收益率低于零的、以歐元計價的垃圾債數量已經從今年年初的0只漲到了7月份的14只。[③]

 

 

  我們知道,即使金融資產價格維持得再高,看起來規模再怎么龐大,如果它所擁有的的資本無法進入到實體經濟占有剩余價值,那也是沒有意義的。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每一輪全球經濟周期的起點都是從美聯儲降低利率,資本涌向全球每一個角落開啟經濟擴張,獲得的利潤表現為金融資產的收益率,才能支撐相應的利率水平。一旦市場的利率和收益率普遍降到零甚至是負的,這意味著金融資本主義進入到尾聲階段,說明世界經濟出現了全面的生產過剩,危機隨時可能爆發,資產隨時可能崩盤。這其中,像日本、歐洲等工業化為主的國家率先進入到負利率和負收益率時代,因為面臨生產過剩的沖擊更嚴重。美國作為全球貨幣金融市場的中心,并非以產業資本為主的國家,一定程度上能夠規避生產過剩危機的沖擊和對外轉嫁危機,暫時還能勉強維持正常的金融邏輯和秩序。

  四、金融資本競爭與貿易戰

  如果按GDP來計算,可以說中國是世界經濟總量第二,但如果以金融總量來算,中國也已經是世界第一了,中國的貨幣總量和債務資產比例比美國日本都高。中國擁有最多的外匯儲備,也是最大的債權國。2017年中國貨幣供應總量占全球1/3,比日本和美國加起來還多。2015年之前,中國的綜合債務GDP占比接近200%,到2016年約270%,現在接近300%了。目前,我們有4500多家銀行業金融機構,130多家證券公司,230家保險公司。金融業總資產300萬億元,其中銀行業268萬億,規模居全球第一。另外,債券、股票、保險市場也都成為全球第二大市場。外匯儲備余額3.1萬億美元,多年來居全球第一。

  從下圖可以發現,中國金融資本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進入快速擴張期,特別是在2015年底美聯儲加息之后,中國金融資本出現了不依賴于美元外匯儲備的自主擴張現象。

 

  數據來源:中國人民銀行

  近年來,中國的債券市場越來越具有吸引力,這除了中國作為最大的剩余價值供給國能夠支撐最高的市場資金利率和投資回報之外,與歐美日長期生產停滯、國債膨脹收益率降低也有關。不僅是在生產貿易結算,在金融債券市場中國也對美國構成了競爭。

 

  數據來源:中國人民銀行

  世易時移,恍惚間中國正逐步取代美國在經濟領域的地位。當初美國建立自己金融霸權的經濟條件,現在中國都具備了,甚至更加過無不及。而唯一暫時還不具備的就是軍事實力。由于中國是經歷過共產黨暴力革命的國家,形成的是獨立的國家資本集團,一開始就不是美國金融資本的附庸或代理人。中國形成的生產體系及其資本主體,與美國金融資本的矛盾就必然存在,無法克服。特別是在中國生產過剩和全球經濟蕭條的背景下,現在的“一帶一路”戰略,客觀上是把中國遭遇兩次生產過剩危機條件下所形成的過剩生產能力,經過“一帶一路”的建設變成資本擴張。

  在“一帶一路”倡議的推動下,2016年中國的對外直接投資增長44%,達到1830億美元,創歷史新高,使中國首次成為全球第二大對外投資國。與此同時,中國跨國公司海外并購發展迅猛,2017年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實施并購62起,同比增長32.5%。自2013年到2018年的這五年中,中國資本海外投資超過7000億美元,比過去33年的海外投資數量還要大。

  中國主導建立的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目前已經有100個國家參與,借此將過去積累的巨額美元外匯儲備用于對全球市場的圈占,取代美國資本,而不是借給美國服務于美國的戰略。與此同時,中國和這些國家簽訂了大量的雙邊貨幣協定,利用本幣結算雙方的商品和原材料貿易,逐步取代美元的使用。好一招瞞天過海,偷梁換柱。這樣人民幣漸進地國際化,意味著在蠶食美國的奶酪。不僅如此,更加刺激美國的就是2018年開始的人民幣為結算貨幣的上海原油期貨市場。眾所周知,全球石油貿易的美元結算一直以來都是美元霸權地位的重要支撐,而中國現在是全球最大的石油進口國,俄羅斯、委內瑞拉、伊朗等主要石油出口國受到美國的打壓轉而支持人民幣的結算,那無疑是對美國的重大打擊。

 

  甚至更進一步,為了美元霸權地位,美國當初是廢除了金匯兌本位的貨幣體系。中國現在要讓人民幣石油期貨可以以黃金的兌換來保障,那這不是直戳美元信用的痛點嗎?相當于是直接告訴全世界,美元不可信,黃金才是真正的硬通貨。

  中國資本為了生存而不得不走的這幾步,客觀上它就是在侵蝕美元資本的地盤,占有更多的剩余價值導致美元資本失去利潤。一旦美元在更多的生產和貿易領域失去結算貨幣地位,那么美元貨幣危機就會爆發,整個美國的資產泡沫就會崩潰的風險。而如果中國資本不這樣做,就會被美元金融資本剪羊毛,自己的泡沫也要崩潰。

  中美沖突的本質,在美元主導的全球貿易和結算體系下,在以美國國債為基礎的金融資本市場體系下,中國這個最大的生產和貿易國擁有穩定統一的政權和獨立的金融貨幣主權,這本身就構成中美沖突的根源,這一矛盾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其獨立的政權和貨幣,遲早會替代美元在中國貿易網絡中的地位,這意味著美元資本同時失去了產業市場和金融市場,賺不了錢。從亞投行、一帶一路、貨幣互換、熊貓債券等具體實踐,以及表現出來的種種金融數據指標來看,替代效應逐漸明顯。

  歐元為什么不具備作為美元挑戰者的地位?盡管歐元區生產和貿易總量占全球比重不低,但它不像中國是現有美元霸權體系的支撐,只要它不具備掙老大的能力奪美元的地盤,就不會成為美元的最大敵人,中國那則是不能有一點點二心的。何況,歐盟只有統一的貨幣沒有統一的政權和財政,不可能建立如美國那樣的國債市場,這才是金融資本主義的核心基礎,2012年的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就是證明。沒有完善的國債市場,就不具備調節資金成本的能力,不具備調控全球金融周期的能力。與此類似,日本主要是體量太小,也不具備如此金融能力。

  中國現在確確實實是全球生產和貿易市場的中心,美國當年也曾因為這個中心地位獲得了全球金融主導地位。2016年中國制造業規模達到美國的160%,總量幾近美日德之和。按照當前增長速度,10年后中國制造業規模將超過美日歐盟之和。中國不僅是世界制造業第一大國,而且擁有的工業門類也是世界最全的。同時,也就對應大規模出口和大規模進口,因此毫無疑問,中國還是世界貿易總量第一的國家。2018年美國貨物商品貿易進口2.54萬億美元,出口1.66萬億美元,逆差高達近9000億美元;而中國的貨物商品貿易進口2.14萬億美元,出口2.48萬億美元,順差則高達3500億美元。

  麥肯錫全球研究所的數據顯示,中國制造的商品10年前有71%是在國內市場被消化掉的,如今這個比例提升到了85%,此外我們不應忘記中國經濟今天的規模已經是10年前的3倍。從2009年至今,美國企業在華雇員規模擴大了86%(達到170萬人),這個雇員增長率大約是其在美國國內增長率的4倍。相比中國,美國市場既沒有規模,也沒有增長潛力。[④]

  美國作為過去全球最大的商品消費市場,因此從一開始就主導著全球產業鏈和商品定價權,并依照以美元定價和結算的商品價格體系通過外包和轉移進行產業鏈布局。在此過程中,產業只會外包和轉移到成本更低的國家和地區,商品最終銷售價格是一定的。美國也因此享受了幾十年的低通脹紅利,盡管它的貨物商品貿易逆差越來越大。但隨著中國資本的崛起,正在重塑全球產業鏈中的價值分配,中國生產要素價格及資本利潤的提升,都在擠壓西方越來越龐大的金融資本的利潤率,在全球資產整體收益率趨零的大背景下,這一矛盾越來越激烈。

  美國對中國發動的貿易戰,表面上看起來要將中國排斥出面向美國消費市場的全球產業鏈,逼迫過去外包和轉移到中國的部分產業鏈撤離中國,對中國經濟進行釜底抽薪,但事實上這不僅會損害美國資本的市場和利潤,還會大大降低以美元定價和結算的全球貿易比重。中國作為成長起來的世界最大制造國,正在形成以人民幣定價的新的生產成本和商品價格體系,以及以人民幣結算的貿易網絡和支付體系,甚至是人民幣的貨幣金融市場和利率調控體系。中美金融資本的競爭從爭奪輸出市場和利潤來源,不可避免的演化到爭奪全球貨幣金融體系的制度建構權和話語權。

  現在的國際結算主要通過總部設在比利時的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的系統來交換匯款信息。SWIFT成立于1973年5月,最初由北美和西歐15個國家的239家銀行發起,是國際銀行同業間非營利性的合作組織,旨在為其會員銀行提供全球支付清算等服務。從1987年開始,非銀行的金融機構,包括經紀人、投資公司、證券公司和證券交易所等也開始使用SWIFT。SWIFT現在是全球最大的國際間支付清算組織,為全球超過200個國家和地區的11000多家銀行和證券機構等提供服務,支持8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實時支付清算系統。SWIFT的環球計算機數據通信網在荷蘭和美國設有運行中心,在各會員國(地區)設有地區處理站。

  紐約清算所銀行同業支付系統(CHIPS)是SWIFT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美元轉移支付的主要方式。CHIPS的功能是經辦國際銀行間的資金交易和電子資金劃轉及清算,由紐約清算中心負責其運行,處理的是資金流的轉移,而SWIFT處理的則是信息流的傳輸。

  SWIFT一直宣稱其秉持嚴格中立的立場,但美國對SWIFT具有巨大影響力,或者說掌控力。首先是組織上的掌控力。美國及其盟友們占據了SWIFT多數董事席位,主導協會決策。其次是信息上的掌控力。“911事件”之后,美國依據《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案》(IEEPA),從SWIFT監控、調取與恐怖主義活動有關的信息,以掌握其資金動向。最后是貨幣上的掌控力。美國對SWIFT的掌控與美元的全球貨幣地位息息相關。盡管美元的國際結算地位有所下滑,但仍居主導。2019年6月,在SWIFT系統的主要貨幣國際支付份額中,美元占40.1%、歐元占33.74%、英鎊占6.63%,人民幣占1.99%。一個國家一旦被美元清算體系隔絕,將無法參與美元的跨境支付結算活動,影響到國際貿易活動乃至方方面面,尤其對于一些以出口石油、天然氣等大宗商品換取美元外匯的資源型國家更是如此。

  據《日本經濟新聞》2019年5月22日報道,瞄準人民幣國際化的中國自主的國際結算系統正在提高存在感。日經的調查顯示,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在2015年10月啟動后,加入的銀行擴大至89個國家和地區的865家。2018年的交易額比上年增長8成,達到26萬億元。被美國定為經濟制裁對象的俄羅斯和土耳其等國家也加入其中,另外就是中國在基礎設施項目和資源開發領域加強影響力的國家。南非和肯尼亞等非洲各國有31家銀行參與,多于北美。參加中國提倡的“一帶一路”構想的國家,加入“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也越多,人民幣結算的需求增高。反過來利用美國的對外強硬路線,中國開始在美元主導權體系中打入楔子。[⑤]

 

  除了中國的替代性嘗試之外,德法英三國為代表的的歐盟于2019年也正式建立對伊朗貿易結算支持機制INSTEX系統,希望通過這一機制繞過美國制裁,與德黑蘭進行非美元貿易。

  由此看來,美國主導建立的金融資本主義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和全球貨幣金融系統正遭到全方位的挑戰。這套體系因其內在的矛盾,兩極分化越發嚴重,生產過剩全面爆發,金融資產無限制膨脹,直至進入到零利率、負收益率的時代,美國的衰落已不可避免,體系的崩潰近在眼前。各資本大國再一次群雄并起、逐鹿中原,就像曾經歷史上反復出現過的一樣,美元國債標準的國際貨幣金融制度有退回到金本位制的趨勢和動力,盡管后者并不一定是未來解決問題的方案,但美國已無力維持這套美元貨幣體系是不爭的事實。當經濟和貨幣領域的競爭趨于零和博弈、市場政策手段用盡時,國家之間的政治和軍事斗爭就會浮出水面,各種極端的民族主義、民粹主義、宗教主義意識形態泛濫,以此為借口的貿易戰和金融戰則不可避免。

  五、金融制裁與數字貨幣

  中國自改革開放后,逐步納入到全球產業鏈和貿易市場中,與美國形成“中心—外圍”的依附性“互補”關系,成為美元貨幣金融霸權體系的重要支撐。但是現在,這種中美依附關系正在轉變為中美資本的競爭關系,導致美元國債標準的全球貨幣金融體系受到挑戰。但因為中國資本是在既有的美元貨幣金融體系下成長起來的,美國擁有這個體系的建制權和話語權,掌握著相關國際金融機構的管理權,正試圖利用制度的優勢全方位的遏制中國等競爭對手,其中就包括金融制裁甚至金融戰等手段。

  在過去的十年中,美國的外交變成單邊主義,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SWIFT銀行結算系統和世界貿易轉變為不對稱的剝削系統。在這些國際組織中,美國是唯一擁有否決權的國家。美國可以使用SWIFT銀行支付系統對其它國家實施金融制裁,阻止這些國家的銀行和企業進行國際支付,甚至沒收他們在銀行賬戶中的外匯資金。

  美國通過SWIFT對其它國家發起的金融制裁屢見不鮮。例如,通過分析SWIFT和CHIPS數據,美國發現澳門匯業銀行與朝鮮之間存在交易。基于這一調查結果,2005年9月,美國指責澳門匯業銀行參與“洗黑錢活動”,并根據《愛國者法案》311條款,將其列為“高度關注洗黑錢銀行”,對有52個朝鮮客戶及其2500萬美元存款的澳門匯業銀行進行制裁。此次制裁導致澳門匯業銀行發生大規模擠兌,2005年9月16日至20日,匯業銀行約有3億澳門元存款被提走,占該行總存款量近10%,澳門特區隨后接管匯業銀行。事件發生后,日本、韓國的一些銀行也中斷了與匯業銀行的金融交易。2007年3月,美國財政部證實匯業銀行參與朝鮮洗黑錢活動,將匯業銀行列入其洗錢關注的確定名單,下令美國的銀行三十日內與匯業銀行切斷聯系。[⑥]

  除此之外,被制裁的還有伊朗、朝鮮、俄羅斯、委內瑞拉等國的金融機構。2012年中國的昆侖銀行也受到美國的金融制裁。今年6月24日,美國媒體報道所謂三家中資銀行因違反對朝鮮制裁的有關規定,將面臨被SWIFT切斷美元清算渠道的風險。該風險帶來的后果遠非加征關稅所能比擬。

  關于美國的金融制裁,中信建投證券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張岸元認為:“指望進一步提升人民幣國際結算地位,增強話語權,繼而在SWIFT內部合縱連橫,是螺螄殼里做道場,缺乏實際意義。SWIFT體制內提升話語權,類似于中國在IMF邊際意義上增加股權,不會改變美國在現有國際金融組織中的否決地位……中國自主研發的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CIPS)依然是在SWIFT體系下,依賴其進行跨境報文傳遞,信息通訊環節依然受制于人。一旦中資銀行被SWIFT剔除會員,人民幣跨境清算仍會受到波及。至于美元資金流動,則很難避開CHIPS。”

  對于應該采取何種應對方略,張岸元進一步指出:“SWIFT是電報電話時代的產物,互聯網時代一定會有與之相適應的國際支付清算系統。我們不確定由我國央行主導的數字貨幣究竟是什么性質,但能夠確定,未來顛覆SWIFT地位的,一定是區塊鏈的加密貨幣支付清算體系。技術總能提供新的可能性。”

  基于區塊鏈技術的加密數字貨幣是近年來全球最受關注的熱點,從最初只是作為互聯網上某種投機炒作的題材受到民間投資圈的追捧,到最近則受到各國官方和金融部門的關注,關于數字貨幣的討論也從投機資產或洗錢工具上升為貨幣金融制度和理論創新的問題。區塊鏈技術的首次成功運用是比特幣,其創始人中本聰[⑦]希望利用區塊鏈技術的“去中心化”、“分布式點對點的網絡”、“數據不易篡改”等特性創造一種不依賴第三方支付和結算系統的電子貨幣。而這一創造發生的時代背景正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作為第三方支付和結算的銀行金融系統及其創造的信用貨幣被一些人認為是罪魁禍首。但當時這一類似“黃金貨幣屬性”優越性的神話并未受到主流社會的關注,其后比特幣也只是在少數愛好者的網絡社交圈里流行。

  隨著脫胎于比特幣的區塊鏈作為一種全新的網絡科技得到越來越多的應用,研究數字貨幣用于商品流通和國際貿易的電子支付越來越得到主流社會的重視。比如FACEBOOK公司提出開發基于全額資產支持的數字貨幣Libra,旨在建立一個簡單的全球貨幣和金融基礎設施,為其數十億用戶提供支持。再比如中國央行即將推出國家賦權的法定數字貨幣,用于日常生活甚至是國際貿易中的電子支付。IMF也在探索未來發行全球數字貨幣的可能性,作為替代儲備貨幣被納入到特別提款權(SDR)的一部分,聲稱IMFCoin有可能取代美元作為國際貿易中的儲備貨幣。日本計劃在未來幾年在全球推動建立一個用于加密貨幣支付的國際網絡,日本最大銀行將使用Ripple區塊鏈技術開發跨境支付服務。

  各國競相探索數字貨幣的應用,無疑是對當前美元霸權的沖擊。美國對美元化貨幣和信貸的控制對于其霸權至關重要。正如洛杉磯國會議員布拉德·謝爾曼在2019年5月9日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聽證會上所說:“我們的國際影響力很大一部分來自美元是國際金融和交易的標準單位這一事實。通過紐約聯邦儲備銀行進行結算,對于主要的石油和其他交易至關重要。加密數字貨幣的支持者公開的目的是要從我們手中奪走這一權力,使我們處于這樣的境地:例如,我們對伊朗實施的最重大的制裁將變得無關緊要。”[⑧]

  無怪乎,美國金融當局對其本國公司Facebook開發數字貨幣的計劃都表示反對。數字貨幣對于當前的全球貨幣金融系統的深刻含義,可能還需要進一步的探討。首先,基于前文的歷史分析和梳理,取代金匯兌本位制的美元國債標準全球貨幣金融體系是建立于美國主導的全球政治經濟秩序和權力結構,如果是產業資本主義各國自由競爭的時代,黃金作為國際貿易結算和儲備貨幣,就無須SWIFT和CHIPS這種的金融機構和制度設計,后者對應的就是美元這種信用票據作為結算和儲備貨幣時,必須建立的交易支付信息確認和賬戶資金劃轉清算的機構,而美國自然擁有這些機構的控制權。簡單地說,SWIFT和CHIPS這種制度只是現實權力結構的產物和衍生物。

  伴隨著美國資本實力和霸權的衰落,美國利用其貨幣金融制度優勢進行金融制裁將引起反感,反而加快推動其他國家去美元化,采取新的貨幣結算和儲備制度。國際貨幣金融體系的“亂世”就要到來,舊的體系趨于崩潰,新的體系還未萌芽。因實際的生產和交易需要,當然這是在某種新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和權力分布局面下出現的,越來越多的國家和銀行加入新的貨幣結算和儲備制度時,代表美元貨幣金融霸權的SWIFT和CHIPS也就自然被拋棄。但因為制度慣性和路徑依賴,盡管支撐現在這套美元貨幣金融體系的全球經濟結構和權力秩序正在發生變化,各國正需要一種新的貨幣意識形態來打破舊有的話語權。圍繞區塊鏈數字貨幣的理論和制度建構,很可能就是這樣的一個時代需求和產物。

  數字貨幣因為區塊鏈技術的獨特性,諸如“去中心化”、“分布式點對點的網絡”、“數據不易篡改”等等,當它作為國際貿易結算和儲備貨幣時,相應建立的貨幣金融制度和管理機構肯定是不同于SWIFT和CHIPS的。但這只是一個技術問題,更重要的是,我們還難以想象,數字貨幣時代匹配的國際關系和社會秩序究竟是一種什么樣的權力結構?以及數字貨幣取代現有美元貨幣的具體實踐路徑和歷史過程?盡管我們已經經歷了金本位貨幣制度匹配的產業資本主義各國自由競爭關系的時代,美元國債標準貨幣金融制度匹配的全球產業鏈分工的國家依附性關系的時代,但歷史不會重復,未來總是向前發展。

  數字貨幣本質上要作為一種貨幣,而不僅僅是某種電子支付方式,那就必須從貨幣的不同職能來考察它。回顧人類社會所使用的貨幣及相應制度發展的歷史,我們會發現,不同的生產方式背景下對貨幣職能的需求是不一樣的,隨著生產力和金融技術的發展,貨幣的形態也在發生變化。大體上,我們可以把人類社會的貨幣歷史劃分為商品貨幣階段和信用貨幣階段。第一階段的貨幣本質上是一種有價值的商品,最初就是從商品演化而來,作為一般等價物后來發展為由具有特殊屬性的貴金屬來承擔。但商品貨幣只是在一開始要執行價值尺度職能時,才要求為等值的商品來充當,對應的是私有制和商品交換剛剛發展的萌芽時期;后來,隨著小私有生產方式和市場交換的普遍發展,市場的商品價格體系逐漸成熟和完善,貨幣主要滿足市場對流通手段的需求,這個時候商品貨幣只需要觀念上執行價值尺度表達商品價格就行,因此商品貨幣可以是不足值的賤金屬,甚至是紙幣形態,但它的使用有嚴格的范圍和條件,在前資本主義時代是特例,這里不做詳細探討。

  第二個階段的貨幣本質上是一種債權債務的信用關系或工具,對應于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下市場對支付手段的需求,最后,成熟的信用貨幣完全擺脫了價值的束縛,取得了紙幣或電子貨幣的完成形態。對此,馬克思有一段經典的論述:“隨著商業和只是著眼于流通而進行生產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信用制度的自然基礎也在擴大、普遍化和發展。大體說來,貨幣在這里只是充當支付手段,也就是說,商品不是為取得貨幣而賣,而是為取得定期支付憑據而賣。為簡便起見,我把這種支付憑據概括為匯票這個總的范疇。這種匯票直到期滿,支付日到來之前,本身又會作為支付手段流通;它們形成真正的商業貨幣。就這種匯票的債權和債務平衡而最后互相抵銷來說,它是作為貨幣執行職能,因為在這種情況下,它們無須最后轉化為貨幣。就象生產者和商人互相預付形成信用的真正基礎一樣,這種預付所用的流通工具,匯票,也形成真正的信用貨幣如銀行券等等的基礎。真正的信用貨幣不是以貨幣流通(不管是金屬貨幣還是國家紙幣)為基礎,而是以匯票流通為基礎。”

  資本主義的大規模生產和商業流通發展出一種普遍的預付需求,時代要求一種信用工具的發展,匯票就是這樣一種信用工具,盡管匯票的流通中債權債務關系抵消的部分不需要貨幣來清算,但匯票本身還不是真正的信用貨幣。信用貨幣最初是由銀行發展出來的銀行券,在18/19世紀用銀行券貼現匯票就是銀行的最主要的業務了。這個時候的銀行券是見票即兌的,背后有黃金作支撐。銀行券通過貼現進入流通領域,和黃金一起被稱之為現金,作為流通貨幣使用。當然,銀行券本質上可看作是銀行開出的一種隨時隨地可兌換的匯票,關鍵是它進入了日常貨幣流通領域,而匯票則不能。所以,銀行券就逐漸發展為一種信用貨幣,不僅執行價值尺度、流通手段的職能,更是支付手段的職能。

  隨著資本主義時代一國內銀行金融資本的集中,中央銀行的誕生,更是標志著一國內銀行券的統一發行,銀行券作為貨幣的形態更成熟,金本位的信用貨幣制度得到普遍發展。隨著銀行金融資本集團對社會和國家權力的全面掌控,黃金先是在一國之內被趕出了貨幣地位,取消了黃金的國內貨幣兌換,所謂的法定貨幣的說法出現。信用貨幣不再需要黃金的支持,由國家政治強權賦予其無限法償的地位。前文已有論述,隨著布雷頓森林體系的瓦解,黃金最后在國際貿易領域也被趕出貨幣地位,現在占據主導地位的是美元國債標準的全球貨幣金融體系,這相當于是說在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里,美元成為了國際貿易結算和儲備的“法定貨幣”。這也意味著,如果美國沒有實力當老大了,這個“法定”就不算數了。

  特別是自金融資本主義時代以來,整個社會關系都金融化了,債權債務關系和支付需求滲透到了每一個領域,社會各個人和各個群體之間形成相互的預付和支付鏈條,信用貨幣取代商品貨幣的地位是多么的穩固和自然適宜。它是一張紙,不具備價值,但是有資本主義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系來支撐。商品貨幣對應的歷史階段是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系和生產方式,分散的、個體的小生產私有制。據此,我們或許可以想象,假如資本主義之后的社會形態以按勞分配關系或者按需分配關系為主,不再是債權債務的剝削關系,那將對應的需要什么貨幣呢?資本主義社會在這種債權債務關系中無限循環和延伸,所以只需要支付手段和信用貨幣。只是,最后,這無限循環的債權債務關系會兩極化到如此對立懸殊的地步……自我矛盾的演化到最后自我崩潰,歷史的辯證法即如此。

  既然我們知道第二階段信用貨幣的發展是與現代銀行金融業的發展密切相關,那從這個角度來看當前數字貨幣和電子支付領域發展的特征是什么?盡管,從規避美國金融制裁和國際貨幣金融制度競爭的角度來看,推進這種新型金融科技發展的動力十足,但還需要從市場需求的角度來觀察。在過去,銀行逐漸集中了全社會的零散信用貨幣,存款形成了銀行借貸資本的主要來源部分。對存款的爭奪,一直都是不同銀行資本集團競爭的核心。現代資本主義特別是金融化時代,基于貨幣的信用創造和擴張是現代銀行金融體系的根本特點,而銀行作為第三方的支付結算中心其最重要的資本就是存款,集中全社會零散的信用形成或壟斷貨幣資本。而互聯網時代電子支付的迅猛發展,比如中國的兩大互聯網支付巨頭微信和支付寶,它們分別是因為在社交平臺領域和電子商務平臺領域的巨大用戶優勢,從銀行口中搶占了很大部分的社會存款,試圖形成自己的金融資本業務,因而沖擊了原有的銀行利益格局。后來,它們被要求取得金融業資質,向中央銀行100%繳存備付金。

  同樣的,Facebook這種類似于微信但更加全球化、用戶規模更大的社交平臺,利用更先進的區塊鏈技術開發跨境的電子支付系統,具有很好的網絡優勢完全有可能成功。盡管Libra的發行基于一籃子貨幣,并且主要還是基于美元這種信用貨幣的定價,但依然受到包括美國等國家金融利益集團的反對。根本原因就在于,Facebook其實是在創造具有獨占性的新的信用貨幣和金融壟斷,還在自己的跨國網絡里順便解決了國際結算和儲備貨幣的問題,消滅了主權貨幣存在的必要性。如果說18/19世紀的銀行在當時新的生產方式和需求下創造了銀行券這種信用貨幣,然后通過對零散存款的集中形成自己的借貸資本,那么Facebook就是互聯網時代新的平臺型綜合集團創造Libra這種數字化的信用貨幣,然后獨占所有信貸金融資本。它對舊有金融利益格局的沖擊,甚至比中國人民幣金融資本崛起導致的金融資本競爭還要嚴重,因為這是兩個時代的競爭,不是兩個國家的競爭。

  中國人民銀行數字貨幣研究所所長穆長春在其《科技金融前沿:Libra與數字貨幣展望》公開課中提到,如果Libra作為一種穩定幣推行成功的話,這意味著Libra的創始協會,既要扮演Libra的中央銀行的角色,同時也可能會演變成一個私營的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而且在私營部門里,他會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影響力更大。[⑨]Facebook的Libra生態系統,甚至可以看作是未來數字貨幣新時代的雛形。如果說銀行券乃至法定貨幣這種信用貨幣是世界分裂為民族國家時代的產物,那么未來的數字貨幣這種信用貨幣應該是適應超主權、超國界的全球一體化的產物。這種新的全球一體化秩序要比起現在的美國主導的依附性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組織化程度還要更高。所以,一個公司來推動幾乎是不可能的。

  當我們把眼光放在一國內部來看,在現有的法定信用貨幣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互聯網電子支付,本質上是對存款的爭奪,那么在既有的債權債務關系主導下發行的所謂法定數字貨幣,至少目前看來還不是因為出現了新的社會關系、生產方式而產生的新需求,那它本質上依然還是信用貨幣,數字形態的信用貨幣而已。如果這種數字貨幣的發行基于區塊鏈技術開發新的電子支付平臺和網絡,它可能是比微信、支付寶更先進的金融科技,它的技術特點恰恰是不利于傳統第三方結算的商業銀行制度,商業銀行的信用壟斷地位可能受到挑戰。當前由不同銀行金融資本集團主導社會的格局,未來可能讓位于更加少數、壟斷更集中的絕對國家主義社會。因為法定數字貨幣支付平臺的普遍使用,意味著只有發行法定數字貨幣的國家才是資本的唯一壟斷者。

  因此在現實中,中國即將成為第一個發行法定數字貨幣的國家,是有一定必然性的。這是因為中國的銀行金融系統屬于國家所有,并非分屬于不同私人金融利益集團,天然就具有最高的壟斷程度。所以,中國可以國家的意志強制發行法定數字貨幣,無需考慮不同銀行利益集團的掣肘。而對于美國等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囿于既有的不同金融寡頭共和的利益結構和權力分配,則很難開展法定數字貨幣的嘗試。數字貨幣的區塊鏈技術無疑是具有時代先進性的,并且中國具有全世界最大的電子支付用戶群和最成熟的運作經驗,也就最有條件嫁接法定數字貨幣的實踐。因此,不同于Facebook一開始就要跨國推動數字貨幣實踐,中國是先在一國內部開始推動,條件更成熟。當然,要讓一國法定數字貨幣作為國際貿易的結算和儲備貨幣,即作為世界貨幣職能如何執行,就像美元國債標準取代金本位一樣,有賴于未來全球新的生產方式和權力結構的支撐。

  之所以存在國際貿易的貨幣結算和儲備問題,前提是因為資本主義時代本質上是全球化的生產和市場,但還沒有出現統一的世界政府和統一的貨幣。不同的民族國家都有自己的法定貨幣,誰都不服誰,憑什么用對方的貨幣結算和儲備?不同的貨幣之分別,其實意味著不同的金融資本利益集團之分歧,只不過以民族國家的形式包裝而已。當依附性的國際關系變成競爭性的國際關系時,國際結算和儲備貨幣的金本位就又有回來的動力和趨勢。現在有一些觀點認為中美沖突將演化成新冷戰,世界形成兩大生產體系和兩套標準,如果真是這樣,黃金將重回世界貨幣地位。

  當然,在全球兩大體系的內部是不可能回到金本位的,它們各自內部的信用貨幣創造和擴張不可能再受到黃金的約束,更可能是走向金融壟斷程度更高的數字貨幣。歷史不會重復和倒退,只會往前推進。未來真正的數字貨幣,很可能對應著更高的生產組織和壟斷,將比起美元國債標準的全球信用貨幣金融體系更加一體化、全球化,將取代大多數主權貨幣,數字貨幣將沒有任何國家民族的符號特征和文化內涵,它就是隨著商業化電子支付普及到各個方面,免去了所謂的貨幣兌換和匯率問題,及相應的貨幣投機風險,也就沒有所謂的國際貿易結算和儲備貨幣的爭議。

  也許不久的將來,中國攜數字貨幣金融體系與美國的美元國債標準金融體系來一場全球對決!因為他們的矛盾已經不可避免的在爆發,不過是各自采用什么戰略戰術的問題。但,這一歷史進程依然是在人類貨幣的第二階段,即信用貨幣階段的資本主義文明史。數字貨幣終歸還是貨幣,只要有貨幣的存在,有市場和商品的存在,那就必然有貨幣權力的存在,貨幣權力的最高體現就是金融債務奴隸。什么時候人類社會才可以擺脫貨幣這個范疇,進入到按需分配的大同社會呢?

  六、形勢分析及總結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自美國主導構建了美元國債標準的全球貨幣金融體系開始,多次利用其掌控的貨幣金融體系建制權和話語權,配合意識形態文化價值領域的軟實力、巧實力,借助經濟周期的利率波動,誘導資本外流和資產泡沫崩潰,對其他國家進行金融戰,收割其財富,阻止他國完成資本積累。縱觀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掌控貨幣金融資本的銀行集團在經濟危機時期對產業資本進行絞殺和吞并,此種現象毫不稀奇,只不過以前主要是發生在一國之內,現在則是被美國系統的運用于國家與國家之間。當前,中美之間新一輪的金融戰可以說正在進行,所謂的貿易戰并非重點。美國相對中國最突出的優勢正是在全球貨幣金融層面,而不是貿易、科技等其它方面。

  回顧中國的金融改革和發展歷程,會發現以美國為代表的的國際金融資本的影響和圖謀。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之后,中國開始了國有銀行商業化、市場化改制,剝離壞賬籌備上市。這段時期正是中國經濟遭遇生產過剩和輸入性緊縮的蕭條階段,以股市為代表的的資產價格處于谷底,國際金融資本借助中國銀行改制引進“戰略性投資”的機會,大舉收購國有銀行的股份。隨后在中國加入WTO,美國自2001年互聯網新經濟泡沫崩潰、美聯儲快速降息開啟新一輪全球經濟周期,大量過剩資本涌入中國等紅利的刺激下,中國經濟和股市一路高漲,直到2007/08年危機爆發,在中國股市崩盤前夕國際金融資本高位套現離場,此時這些國有銀行的股價相對收購價都漲了十幾甚至幾十倍,對方賺的盆滿缽滿。[⑩]盡管這一過程有助于中國國有銀行的改革,但是中國的發展財富大量被人收割。

  接著是中國第二輪金融深化改革時期,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之后各國開啟救市,中國四萬億計劃拉動經濟再次高漲,到2013年時再次陷于停滯,中國提出深化金融改革,希望加大開放,一方面讓外資更容易進來,另一方面希望中國資本走出去。與此同時,中國為刺激經濟開始貨幣寬松政策降息降準,不過沒想到的是,此時中國實體經濟嚴重過剩,放出來的貨幣即將紛紛進入資本市場投機。美聯儲在金融危機后長時期維持零利率,2013年新興市場再度崩盤,大量過剩的國際金融資本又是在中國股市低谷階段進入。大量的利好,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一起推動中國新一輪牛市。

  2009年中國開始推人民幣國際化,很快出現主導的輿論,中國應該加速資本項目自由化。在2012年,加速資本項目自由化的口號被提出,而且寫入各種各樣的正式文件之中。雖然沒有非常正式的文件,但大家似乎達成默契,大家都認為2015年的時候實現資本項目下人民幣的基本可兌換,2020年實現資本項目下的人民幣的完全可兌換,也就是說中國很快將沒有資本管制。[11]有意思的是,同期中國香港和臺灣都在發生反映美國文化意識形態軟實力的抗議運動,甚至波及到了中國大陸一些城市。而香港則是國際資本進出中國大陸最重要的橋梁,是中國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城市。

 

  數據來源:國家外匯管理局

  最終,股災于2015年7月爆發,從上圖可看出隨后半年內大量資金外逃,導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突發式連續下跌。危機延緩了這一輪金融深化改革,中國開始加強資本管制。應該說這一次國際金融資本并沒有達到戰略目標,雖然內外金融資本又一次收割了股民的財富。隨后,中美兩國開始發生貿易摩擦直至貿易戰,中國本就陷于蕭條的國內經濟雪上加霜。在此內憂外患的巨大壓力下,2018年開啟了第三輪金融深化改革,再次表達了要全面開放金融市場。

  根據外資投行的統計數據,隨著中國股票和債券市場進一步開放,外資規模也在逐漸放大。統計顯示,在過去8年中,外資對中國股票和債券投資增長6倍,達到近1.3萬億美元。其中,來自美國的資金,接近一半,總額達5350億美元。其中,境外機構持有的中國債券規模不斷上升,到2017年9月首次突破1萬億元,到2019年7月末進一步突破2萬億元。突破第一個1萬億元花了7年,實現第二個1萬億元只花費不到2年,近兩年境外投資者買入中國債券的節奏顯著加快,美國資金尤其活躍。[12]相比歐日普遍的負收益率和美國的低收益率,中國債券收益率在四大經濟體中是最高的,這使得中國債券市場很可能將成為下一個投機領域。

 

  中國的國內綜合債務占GDP的比例又是世界最高的,超過300%,已經形成了巨大的債務泡沫。根據外管局的數據,截至2019年8月末,我國外匯儲備規模為31072億美元,而全口徑外債余額1.9132萬億美元。中國總的外匯儲備3.10萬億美元,外債在外匯儲備的占比是60%,3.10萬億美元減去1.91萬億美元,還剩下1.19萬億美元。而剩下的外匯,至少有8000億是外企的投資和利潤,一旦外資大規模撤離,外匯儲備就所剩無幾。目前,國際三大評級機構已經在中國境內設立法律實體,隨時都可以影響中國的債券市場。[13]中國的債券市場會不會成為下一個被攻擊的對象,債務危機會不會爆發,甚至引發更嚴重的金融危機,都很難說。

  很多跡象都似曾相識,比如說香港作為最大的離岸人民幣資金池,又是國際資本進出中國的通道,對中國來說其金融戰略地位毋庸置疑。因此,新一輪的中美金融戰少不了與香港有關。而香港也正在發生嚴重的抗議運動……除了香港,倫敦才是現在最大的離岸人民幣交易中心,超越了之前的港交所。港交所最近收購倫交所的計劃也失敗了,倫交所表示上海證券交易所才是它的首選戰略合作伙伴。而英國的脫歐鬧劇還在繼續上演……由此觀之,國際金融博弈的局面是異常復雜,形勢波詭云譎。

  對美國金融資本集團來說,最大的戰略目標無非是維持他們的美元貨幣霸權,即美元國債標準的全球貨幣金融體系。這意味著,美國必須消滅中國國有金融資本以及獨立主權賦權的貨幣信用,讓中國的生產永遠在美元流通體系下進行,持續向美元金融資本進貢。策略上,首先就是通過貿易戰逼迫產業鏈更多的從人民幣流通體系轉移到美元流通體系下,擴大美元基本盤;其次,通過制造特定城市或地區的動亂,阻止中國打造人民幣的國際結算網絡和交易中心,破壞人民幣國際化的組織和制度建設;最后,一勞永逸的做法就是利用中國金融全面開放中的錯誤決策,比如資本項完全自由兌換,讓中國金融資產市場崩盤,引發資本外逃和人民幣貶值危機,輔之以社會動亂和政權崩潰,生產體系徹底停擺,最后外資才能掌控中國的生產企業。

  當然,美國要做到這一點并非易事,因為美國自己面臨的危機似乎更深重。自2008年美國金融危機之后,2009年歐洲主權債務危機、2013年新興市場金融危機接連爆發,世界經濟就難以恢復到08年之前的增長態勢,生產過剩普遍存在,實體經濟沒有利潤。首先撐不住的是歐元區國家和日本,它們的過剩產業資本找不到出路,歐洲央行和日本央行在2015年前后相繼實行負利率政策。西方主要經濟體中似乎唯有美國一枝獨秀,與歐洲和日本相反,中國和美國在2015年底都進入了加息通道,保持了經濟增長。中美兩國各有其優勢。

  最近,美國關鍵的兩年與10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差出現了2007年以來的首次倒掛,而這種現象常常被視為經濟出現衰退的前兆。自美國引領全球金融資本主義時代以來,過去出現的四次倒掛時期都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不僅如此,美國隔夜回購利率和有擔保隔夜融資利率(SOFR)近期都出現異常飆升。自進入2019年以來,市場供應和需求決定的真實利率即有擔保隔夜融資利率,幾乎一直都高于聯邦基金利率。[14]對此已有預感的美聯儲連續兩次降息,并且十年來首次重啟隔夜回購,緊急制定4000億美元的援救計劃,從銀行手中購買債券,將現金注入系統當中。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合計起來,整個銀行業有多達1.3萬億美元的過剩儲備,存置在聯儲,領取著利息,規模相當于聯儲整個4000億美元救援計劃的三倍。結合2015年底以來的加息周期看,這個時候出現的市場資金普遍短缺,不再是當初的投資需求引起的,而是到期債務支付需求引起的,說明離危機爆發已經不遠了。中美兩國,究竟誰的債務危機先爆發?

 

  2018年中美兩國發生貿易摩擦直至演化為貿易戰,2019年兩國經濟面臨嚴峻形勢,直到最近美國開始連續降息,中國則變相降息降準。可以說,過去三十年來每一次美聯儲的加息周期高峰都對應著某個大型金融危機的爆發,有時候是在美國,有時候在其它國家,但都反應了美元主導全球金融資本流動的周期性特征。只有這一次,美聯儲加息“半途而廢”,說明全球貨幣金融體系發生變異,美元貨幣政策越來越難以引導和調控全球金融市場,逐漸回歸成美國一國內部性的政策。這一趨勢之下,美國的貨幣政策效應會越來越向歐洲、日本看齊,最終走向負利率,然而再也加不上來。與此同步,美國的金融資產和債券也會逐步走向負收益率狀態。聯邦基金利率和美國國債收益率,這兩個過去三十年衡量全球貨幣金融市場的基礎指標,作用不在。

  當然,在金融資本主義走向負利率、負收益率的過程中,中國也不會例外。畢竟,在金融資本競爭的時代,誰都不愿意加息主動刺破自己的資產泡沫,為他人做嫁衣裳。正如在國家產業資本競爭的時代,競相貨幣貶值爭奪出口市場,誰都不愿意自己的工廠倒閉。資本主義寧愿選擇戰爭來消滅過剩的產能和金融資產,過去如此,未來大體還是如此。

  我們無法預測誰是最終的勝利者,或者一起毀滅。但至少,資本主義社會資本追逐利潤的邏輯在負利率和負收益率情況下維持不下去了。不過,當前國債收益率暫時的下降,似乎流動性充裕或者資金避險,并不代表未來某個時點不會出現因為資金鏈斷裂、市場利率突然翻轉上升,爆發一次史無前例的金融危機。只要還是資本主義社會,我們都不應忘記馬克思的這句話:在經濟繁榮時,所有的商品(資產)都是貨幣,當危機爆發時,只有貨幣(現金或黃金)才是唯一。

  最后,我們只能說,當前世界正在發生的是金融資本主義的系統性和全面危機,金融資本主義走向內爆,人類文明進入新階段的前夜。

  何志雄

  2019年9月

  注釋

  [①]

  https://mp.weixin.qq.com/s/LyABADw1MLwziT8IELzzOQ

  [②]

  https://forex.hexun.com/2019-08-15/198216438.html

  [③]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38658278807062637&wfr=spider&for=pc&isFailFlag=1

  [④] 大衛·林奇:隨著特朗普向中國發起貿易戰,美中經濟關系已經被重新定義https://www.guancha.cn/DavidLynch/2019_06_04_504277_s.shtml

  [⑤]

  https://www.guancha.cn/internation/2019_05_22_502562.shtml

  [⑥]

  https://mp.weixin.qq.com/s/kRI5yBDbFO8vN7KhPj5YMg

  [⑦] 自稱日裔美國人,是比特幣協議及其相關軟件Bitcoin-Qt的創造者。中本聰于2008年發表了一篇名為《比特幣:一種點對點式的電子現金系統》(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的論文,描述了一種被他稱為“比特幣”的電子貨幣及其算法。2009年,他發布了首個比特幣軟件,并正式啟動了比特幣金融系統。2010年,他逐漸淡出并將項目移交給比特幣社區的其他成員。

  [⑧] Billy Bambrough,“比特幣威脅要從美國聯邦儲備系統‘奪權’”,福布斯,2019年5月15日。https://www.forbes.com/sites/billybambrough/2019/05/15/a-u-s-congressman-is-so-scared-of-bitcoin-and-crypto-he-wants-it-banned/#36b2700b6405.

  [⑨]

  http://stock.10jqka.com.cn/usstock/20190918/c614004160.shtml

  [⑩] 相關數據可參考《左大培:中國銀行已成為外資超級提款機》

  http://blog.sina.com.cn/s/blog_3caa532d0101iboj.html

  [11] 余永定:目前宏觀形勢需要人民幣匯率更具彈性https://www.guancha.cn/YuYongDing/2019_06_01_503970_s.shtml

  [12] https://finance.sina.com.cn/roll/2019-09-10/doc-iicezueu4710070.shtml

  [13] 2017年7月份,中國人民銀行發布了2017年第7號公告,明確了境內外評級機構進入銀行間債券市場開展業務的要求,意味著包括惠譽國際、標準普爾、穆迪三大國際評級機構在內的境外評級機構也能以獨資形式進入中國市場。

  [14] 利用聯儲提供的數據,《財富》對SOFR區間頂部和聯儲目標利率頂部進行了逐日的比較。結果顯示,在2018年幾乎全部時間內,聯儲利率的頂部都要高于SOFR,這原本也是按照邏輯應該如此的事情。可是,到了2019年,局面就徹底反轉了,從1月2日(元旦休市)至9月24日,聯儲利率頂部更高的日子只有區區15天。盡管這種局面上周發展到了極致,但是從更宏觀的角度看,模式其實早已形成了。

  https://www.rdcjwang.com/news/show-56932.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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