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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革命家小傳丨成王敗寇——高崗

破折號 · 2019-09-23 · 來源:激流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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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就是高崗,一位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特殊地位和意義的人物,通過對他傳奇人生的講述,我們可以管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國和建設過程中的英勇奮斗和復雜斗爭歷程

  作者按:他是陜北窮山溝里走出的革命家,一生戎馬,歷經無數戰爭考驗,卻最終在和平年代服毒自殺;他曾深得毛澤東信任,解放后位居國家副主席兼計劃委員會主席,在《開國大典》油畫上站在前排右一位置;他深度參與了高層權力斗爭,是“高饒反黨集團”的主要成員,并作為“紅區黨和白區黨”理論的發明者拉開了建國后一系列軍人奪權的序幕;他的英年早逝,曾令舉國震驚,又使他逐漸為世人淡忘,但時至今日,他仍被陜北百姓久久懷念、不斷提起。

  他就是高崗,一位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特殊地位和意義的人物,通過對他傳奇人生的講述,我們可以管窺中國共產黨在革命、建國和建設過程中的英勇奮斗和復雜斗爭歷程

  上篇·起于西北(1905-1945)

  1905年10月25日,陜北橫山縣武鎮鄉高家溝村一個貧苦農民家里降生了一名男嬰,取名高崇德,即日后的高崗。高崗在高家子女中排行第三,在他上面還有一個哥哥、一個姐姐,在他下面還有一個妹妹。

  但是,這個有兩兒兩女的六口之家在天災人禍不斷的舊社會里注定不能過上幸福美滿的生活:高崗的母親楊氏在高崗7歲時便在貧病交加中死去,高崗的姐姐15歲嫁給了同村的農民,高崗的妹妹則在6歲時便因生活所迫,以六吊錢的價格嫁給了別人當童養媳。

  高崗的童年,經常食不果腹、衣不蔽體,并要靠出門討飯維持生計,嘗盡了底層農民生活的艱辛。不過,在農閑時經常外出跑生意的高家父親畢竟有一些見識,他在1915年冬將高崗兄弟兩送進了當地的私塾,三年后,又把他們轉入附近一所新式小學,希望他們能接受教育。1921年,在父母的包辦下,年僅16歲的高崗開始了他人生中第一次婚姻,對象是比他小一歲的貧苦農家女楊芝芳。

  當年的陜北,曾經流傳著這樣的民謠:

  “農民身上三把刀:租子重、利錢高、苛捐雜稅受不了;

  眼前只有三條路:逃荒、尋死、坐監牢。

  吃的草籽野沙米,穿的破爛老羊皮;

  白天穿、黑夜蓋,天陰下雨毛朝外......”

  農民的苦難、生活的艱辛、地主的跋扈,給了這個少年最初的階級啟蒙,使他萌生了“長大后也要帶兵打仗,殺富濟貧,為窮人報仇”的想法,并立志做個“威風凜凜、出人頭地的人”[1]。有了樸素的階級感情、積極的奮斗愿望,只待接觸到新的思想就可能轉變為一名左翼青年了。

  這一天在1922年高崗進入聞名陜北的橫山縣第一高級小學(“一高”)就讀時到來了。

  一、學生時代:從學運骨干到共產黨員

  橫山“一高”是當時橫山縣規模最大的一所官辦學校,學制三年,招收小學畢業生,相當于今日的初中。由于當時前后兩任橫山縣長(張文丞、劉治堂)都很重視教育,校長曹思溫又是一名教育家,“一高”得到了較好的經營和發展,學校甚至不惜重金從北京、西安等大城市聘請名師任教,圖書館、實驗室也小有規模。

  高崗進入“一高”時已經17歲,1.8米的大高個,身強力壯,性格開朗,喜歡結交朋友,很快成為學生們中間的活躍人物。這一時期,中國共產黨已經成立,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各種進步思潮正在通過大中城市向全國城鎮傳播,傳播載體就是一本本進步書刊。據1925-1928年曾同在“一高”讀書的谷奇峰【解放后任河北省軍區副政委】后來介紹,他當時在“一高”閱讀過的進步書刊有《社會進化論》、《社會主義講授大綱》(蕭楚女)、《政治學概論》(惲代英)、《工人與政黨》、《向導》周報等等數種之多。雖然沒有留下高崗當年的閱讀記錄,但他無疑也受到過這些進步書籍的影響。

  1925年,國共合作掀起的國民革命高潮席卷全國,偏遠的橫山也受到影響,爆發了震動陜北的“一高”學潮,被后人稱為“橫山革命的先聲”。據記載,在綏德、榆林等地共產黨員活動的影響下,曹動之、高崗等“一高”學生積極組織起來,反對學校的奴化教育,開展罷課斗爭,并自發成立學生自治會,曹、高先后擔任自治會主席,領導全校學生運動;校方緊急開除了曹、高等五位學生領袖的學籍,并對涉事的其他學生處以罰款處分。憤怒的學生們遂排成隊列前往縣政府請愿,結果遭到反動軍警鎮壓,隨之引發更大規模的學生罷課抗議。在罷課斗爭期間,高崗作為“一高”學生代表初次結識了榆林中學的學生自治會會長劉志丹[2],獲得了后者及榆中學生的大力支持,這也成為高、劉二位日后的陜北根據地領導人革命友誼的開始。最終,在民意的壓力和榆中校長杜斌丞等社會名流的出面斡旋下,橫山縣當局被迫做出讓步,釋放了被捕學生,并免除了“一高”給予涉事學生的罰款處分,“一高”學潮終于結束。

  被從“一高”開除后,高崗在1925年秋被接納進榆林中學讀書。榆林是陜北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是陜北的新思想活躍之地。榆林中學的前身是清末(1903)創建的榆陽中學堂,是陜北最大的中學,面向陜北23縣招生,經費由23縣財政共擔,實力雄厚,集合了陜北地區最優秀的學生。1918年,著名教育家杜斌丞【畢業于北京國立高等師范學校】接任榆中校長,這位后來被周恩來稱為“魯迅式的共產黨員”的教育救國論者效法北大推行教育改革,倡導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以德智體“三育并重”的教育方針,培養“活潑、大膽、勇敢、堅韌、進取”的新青年,并通過蔡元培、李大釗等人的介紹,聘請了魏野疇、李子洲、王森然、高憲斌、曹又參等進步知識分子和共產黨員來校任教。一時間,榆中新潮涌動,充滿了變革和進步的氣息,先后培養出了劉志丹、謝子長[3]、高崗等一批杰出革命家,堪稱“陜北的一師”。1926年,經胡立亭、史唯然介紹,21歲的高崗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二、棄文從軍:開啟軍事斗爭生涯

  高崗的革命生涯,開始于第一次國共合作的晚期。

  1926年11月,圍困西安的直系軍閥劉鎮華部被楊虎城率領的革命軍民擊敗,陜西國民革命獲得空前勝利。次年1月,國民軍聯軍駐陜司令部在西安成立,于右任(國民黨左派)任總司令,史可軒(共產黨員)任政治保衛部主任。為培養軍政人才,聯軍駐陜司令部委派史可軒籌建一所軍校。很快,西安中山軍事學校成立,史可軒任校長,鄧希賢(鄧小平)任政治部主任,許權中任總隊長[4],并聘請了五位蘇聯軍事專家擔任顧問,從國民軍下級軍官和進步青年學生中大量招收學員。1927年2月,高崗進入中山軍事學校學習,開啟了他此后漫長的軍事斗爭生涯。

  作為一所由共產黨主導的軍校,西安中山軍事學校有著濃厚的革命氣息,號稱“西北黃埔”。盡管這所學校在1927年6月后即因國共合作破裂而遭“清剿”,但短短四個月的學習仍使高崗得到極大的鍛煉和提高:學校不僅開設了軍事理論和軍事技術訓練課程,還設有社會科學概論、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史、列寧主義概論、土地和農民問題、軍隊政治工作等等課程;對于共產黨員和入黨積極分子還開設有《什么是共產黨》、《共產主義ABC》等黨課;學校還鼓勵學員利用課余時間到街頭、農村進行革命宣傳,幫助農民建立農會,將理論與實踐相結合......6月,高崗在黨組織的安排下離開了已被陰云籠罩的中山軍事學校,返回自己的家鄉橫山縣從事革命工作。

  在高崗回到橫山之前,這里已于1927年5月誕生了橫山縣第一個黨支部,到7月時,橫山縣共產黨員發展為7名,共青團員發展為9名。高崗到來時,正值大革命失敗后的低潮期,但他仍利用有限的資源,使當地的農民運動獲得了較大發展。據資料記載,高崗參與創建了當地的“農民運動通俗講習所”,積極宣講革命思想,號召農民群眾團結起來成立農民協會,跟地主豪紳進行斗爭。1928年春,陜北發生罕見大旱,莊稼幾乎顆粒無收,地主豪紳依然對農民巧取豪奪;高崗等人遂發起聲勢浩大的抗租抗捐運動,組織數千群眾包圍縣城,橫山縣當局最終答應免除向農民征收糧款,運動取得勝利。

  1928年3月,中共中央受瞿秋白“左”傾機會主義思潮影響,認為全國武裝暴動的時機已經到來,并作出《關于陜西工作決議案》,指示陜西黨組織將工作重心轉移到準備和發動暴動上去,提出“工農武裝暴動,實行土地革命,建設蘇維埃政權,無疑的是陜西革命發展的前途。”經過兩個月準備,同年5月,渭華起義[5]爆發,宣告成立“西北工農革命軍”和“西北工農革命軍事委員會”,唐澍任革命軍司令,劉志丹任軍事委員會主席,謝子長為委員會委員兼革命軍第二大隊隊長。8月,起義失敗,劉志丹、謝子長返回陜北,分別任中共陜北特委軍委書記和軍委委員。次年春季,陜北特委召開了著名的紅石峽會議,重新分析了當前的形勢。會議認為,陜北的武裝斗爭有三種可行的形式,分別是白色(兵運)、灰色(改造土匪)和紅色(建立革命武裝),在當時的形勢下,并不具備直接建立紅色武裝的條件,而在白軍中開展兵運則是較為現實的,應成為主要努力方向;在此基礎上,會議提出陜北黨在繼續進行工運、農運、學運的同時,應盡快將工作重點轉向兵運上去,陜北黨組織的大部分黨員都要盡快打入國民黨軍隊內部,“借水養魚”,并在拉攏隊伍的過程中尋機準備兵變,以進行暴動。

  紅石峽會議前后,高崗在黨組織的安排下,首次化名“高崗”打入國民黨延安黨部(此后他一直沿用了這個名字),后又轉入馮玉祥手下的蘇雨生部第八旅(劉志丹、謝子長也在此旅),不久升為學兵連連長,控制了整個學兵連。然而,到1930年時,兵變還未開始,高崗所在的軍隊就在陜西吳起鎮三道川一帶被軍閥部隊打散了,兵敗后,劉、謝二人返回陜北特委匯報情況,高崗則在該年年末輾轉回到老家,打點家中事務。之后,高崗帶著自己的妻子[6]和孩子一起離開了老家。

  第一次兵運活動失敗后,陜北特委很快開始了新的嘗試。1931年5月,劉志丹等人奉命打入甘軍新編十三師陳珪璋部。陳對劉的軍事才能非常欣賞(畢竟是黃埔軍校畢業生),令他做了第十一旅的旅長,劉則借機招兵買馬,準備兵變。高崗擔任劉志丹的專門交通員,負責劉與陜西省委及其他同志的聯絡。

  不過,這種帶有盲動性質的單純軍事斗爭在當時注定難以成功。不久,劉志丹的十一旅也在軍閥交戰中被打散,陜北黨的第二次兵運活動也失敗了。連續3年兵運的失敗(1929-1931)使陜北共產黨人意識到,脫離農民運動的基礎,跟著軍閥隊伍四處流動、利用軍閥武裝搞兵運是很難成功的,必須建立穩定的革命根據地及獨立的革命武裝,扎根下來,逐漸壯大革命力量。

  1931年10月,新的斗爭道路在一個叫做南梁堡的地方開了花。此地處橋山山脈中段,位于陜甘兩省邊界,屬“兩不管”地帶,反動統治薄弱,是積糧屯兵、開展武裝割據的理想之地【堪稱“陜北井岡山”】。劉志丹等人在兵運失敗后來到此地,很快又拉起一支數百人的隊伍,站穩了腳跟。不久,在鄰省山西遭到敵軍包圍的晉西游擊隊(“中國工農紅軍西北游擊隊第一大隊”)在隊長閻紅彥、政委楊重遠的帶領下西渡黃河撤入陜西,在10月下旬轉戰到南梁堡,與劉志丹等人會師,大大壯大了根據地武裝的力量【南梁堡根據地就此成為中共在陜西建立的第一塊根據地[7],南梁堡紅軍也成為陜西省委領導下的主要軍事力量】。10月30日,謝子長、高崗奉陜西省委之命來到南梁堡加強領導,并對南梁堡的紅軍部隊進行了重新編制,成立了由謝子長任書記,劉志丹、閻紅彥、楊重遠、高崗等任委員的新的隊委會。這是高崗第一次在我黨獨立領導的軍隊中擔任軍職,此時他26歲。

  三、愈戰愈勇:逐漸站穩陜西革命“C位”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中日民族矛盾急劇上升,西北地區人民抗日運動形勢日益高漲。1931年12月,陜西省委決定將南梁堡紅軍改編為西北抗日反帝同盟軍,次年2月又改編為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由謝子長任總指揮,省委的代表高維翰(也是省委常委)任政委兼隊委會書記,楊重遠任參謀長,閻紅彥任第一大隊隊長(共四個大隊),高崗為第二大隊政委【劉志丹此時在省委匯報工作,故未安排職務】。

  然而,由于高維翰要去渭北視察,省委又派出特派員杜衡(也是省委書記)接替高維翰在紅軍的工作。此時,正是中共中央受王明“左”傾冒險路線影響的時期,陜西省委也教條地執行冒險政策。在杜衡來到部隊前,陜甘游擊隊已經兩次試圖進攻正寧縣政府所在地山河鎮,均因敵強我弱而以失敗告終。杜衡來到部隊后,以“欽差大臣”的地位對紅軍的領導橫加指責,他批評謝子長“游而不擊”,犯了“右傾錯誤”,并以兩次攻打山河鎮失利為由撤銷了謝的總指揮職務。隨后,杜衡把處理結果向陜西省委做了報告,陜西省委根據杜衡的報告在1932年3月6日作了《關于紅軍陜甘游擊隊決議》,認為:

  “紅軍游擊隊目前在政治上犯了許多嚴重的錯誤,執行了右傾機會主義的路線......目前最明顯的右傾機會主義的表現:不執行土地革命,不擴大紅軍蘇維埃運動,對客觀形勢估計不足,關住門整頓改造;只執行部分的游擊戰爭綱領,不利用一切機會向敵人進攻......右傾機會主義,實是目前最嚴重的敵人,必須集中火力去反對。”

  3月21日,陜西省委又向中共中央致信匯報情況,提出要讓陜甘游擊隊“迅速回三原[8]發展,配合三千農民武裝、城市中的革命兵變、廣大貧民,奪取陜西政治經濟中心的三原,馬上建立蘇維埃政權”,并請求中共中央給予陜甘游擊隊正式的編制和番號。

  4月20日,中共中央作出《關于陜甘游擊隊的工作及創造陜甘邊新蘇區的決議》,批準了陜西省委的請求,規定陜甘游擊隊的正式番號為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改變完成后,紅二十六軍曾在5月取得短暫的勝利,殲敵千余人,但在6月便發生了臨鎮戰役和安條嶺戰役的連續失敗【臨鎮戰役失敗后,高崗因戰斗不利被撤職,回到西安在陜西省委工作】,到6月下旬撤退至正寧縣梁家堡時,全軍僅剩200人,幾乎覆滅。7月底,陜西省委不得已重新啟用謝子長為總指揮,希望恢復紅軍重新發起進攻。謝子長就任后,采取分路游擊、休養生息的策略,使紅軍很快得到恢復和發展(但不久后謝子長再次受到杜衡排擠,被撤銷職務,去上海“受訓”,直到1933年11月才重新回到陜西)。12月底,二十六軍開赴耀縣西北的照金地區建立革命根據地【照金地處六縣之交,溝壑縱橫,地勢險要,同樣是建立根據地的理想之地】。1933年4月,中共陜甘邊革命委員會在照金成立,主席周冬至(貧農代表),副主席習仲勛,成為我黨在陜西成立的第一個工農兵政府。

  然而,形勢的好轉使杜衡再次頭腦發熱,他不顧其他干部的反對,執意調動二十六軍離開照金南下,開辟渭華新蘇區。結果隊伍在南下途中遭遇慘重失敗,最終只有不到百人突圍逃走。這支西北共產黨人歷經磨難建立起來的紅軍主力就這樣覆滅了。兵敗之后,杜衡只身一人逃到了西安。

  1933年7月28日,留在西安的陜西省委主要領導杜衡、蕭章、賈拓夫和高崗四人在西安東大街的福盛樓飯館“吃飯”,商討下一步計劃。不料,會議尚未開完,便遭到國民黨特務破壞,杜衡、蕭章被捕(隨即叛變),賈拓夫和高崗僥幸逃脫。逃走后,賈、高二人繼續開會討論,決定由賈拓夫留在西安轉移省委機關并去上海向中央匯報,高崗則返回照金主持紅二十六軍的重建工作。這次的臨危受命,在高崗的革命生涯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當時陜西省委的領導已經癱瘓【別忘了一年前他們還在給中央寫信表示要如何如何】,陜西紅軍的領袖劉志丹、謝子長等人還處于“失聯”狀態,返回照金的高崗就成為了陜西省委的唯一代表【來自省委的權威很重要】,以及陜西紅軍內級別和聲望最高的將領;如果說1932年成立的老紅二十六軍(陜甘游擊隊)是劉志丹、謝子長等人所創建的話,那么1933年重建的新紅二十六軍就是高崗主導創建的,他在新紅二十六軍中獲得了崇高的威望。

  1933年8月,高崗代表陜西省委將退到照金的各支革命軍領導人及照金根據地的各主要領導召集起來,在陳家坡召開了黨政軍聯席擴大會議,即著名的陳家坡會議。會議進行了整整一個通宵,清除了二十六軍兵敗后彌漫著的失敗、消極情緒,提出成立陜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將分散的各支武裝力量統一起來,重建紅軍主力,集中力量,統一指揮,從“打小仗”開始,打擊敵人的薄弱部分,“積小勝為大勝”,鞏固和擴大革命根據地【可以看出,高崗在陳家坡會議上提出的方案已經高度接近毛澤東在井岡山形成的經驗了】。王泰吉[9]當選臨時總指揮部總指揮,高崗任政委。陳家坡會議為紅二十六軍的恢復奠定了堅實基礎【注意:此時是“臨時”總指揮部,還沒有恢復正式的紅軍】。

  在正確路線的指導下,根據地形勢很快再次發展了起來。10月4日,劉志丹脫險回到照金,被任命為副總指揮兼參謀長,部隊的領導進一步加強。然而,照金根據地的發展引起了敵人的恐慌,就在劉志丹返回部隊不久,敵人調集了四個正規團和六個民團共計6000人圍攻照金,形勢萬分危急。劉志丹、高崗與王泰吉分析敵情后認為,敵強我弱,根據地狹小,死守必定滅亡,只有跳出包圍圈,轉到外線去,才能在運動中尋機殲滅敵人。于是,總指揮部決定將主力紅軍轉移到外線,只留下少數游擊隊在根據地周旋。果然,10月18日,紅軍出其不意攻占了敵人防守薄弱的合水縣城,繳獲大量物資,聲威大振。繼而又在毛家溝重創敵軍,使敵人不敢主動進攻紅軍。不過,雖然紅軍主力在外線取得了連續勝利,堅持了長達十個月的照金根據地還是在敵人的進攻下失守了。紅軍陷入了漂泊無依的境地中。

  那么,同樣是實行運動戰,為什么毛澤東、朱德領導的井岡山根據地就能守得住,而劉志丹、高崗領導的照金根據地就會丟失呢?恐怕與這兩塊根據地的特點有很大的關系:井岡山根據地面積較大,回旋余地廣,同時井岡山的紅軍(無論毛的秋收起義部、朱的南昌起義部還是王袁的土匪武裝)軍事素質和戰斗力都較強,人數也較多(最多時達到一萬兵力);照金根據地則面積狹小,缺乏回旋余地,同時照金紅軍由四面八方來的各路人馬拼湊而成,軍事素質普遍不高,人數也較少(始終沒超過一千,僅為朱毛紅軍的十分之一)。這意味著,一旦強敵進攻,井岡山可以選擇誘敵深入,把敵軍放進根據地內,跟敵人“兜圈子”,并集中兵力將分散的敵人一一消滅(而且具備消滅他們的實力);而照金只能暫時放棄根據地,跳到外線,打亂敵人進攻計劃,尋找機會打擊敵人,迫使敵人撤出(但不具備消滅敵人的實力)[10]。如果敵人因害怕損失而放棄進攻,根據地就能守住,但如果敵人為了占領目的地執意進攻,不惜代價,根據地就可能丟失。這一邏輯在陜西紅軍后續的根據地斗爭中反復上演。

  

  圖:不同根據地的內線與外線作戰

  1933年11月,在外流動的陜西紅軍臨時總指揮部在甘肅合水縣包家寨召開會議,做出三項重大決議:第一,撤銷臨時總指揮部,正式恢復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六軍,首先成立第四十二師【全軍只有這一個師,且全師僅500余人】,王泰吉任師長,高崗任政委,劉志丹任副師長兼參謀長;第二,由四十二師派出干部,開辟陜北、陜甘邊、關中三個游擊區,組織游擊隊;第三,主力紅軍轉移至南梁,重新建立南梁堡根據地(或稱“南梁根據地”),開展武裝割據。包家寨會議后,高崗首次成為正式紅軍中與劉志丹平起平坐的高級將領(此前一直是劉的屬下),此年他28歲(劉志丹30歲)。

  南梁根據地重建后,紅軍的形勢又高漲起來。1934年2月,國民黨陜甘軍閥再次出動大軍向根據地“圍剿”,3月,紅軍取得了決定性的勝利“西華池大捷”,5月下旬,第一次反“圍剿”勝利,紅軍收復南梁。

  1934年7月下旬,謝子長、郭洪濤[11]帶著一支游擊隊來到南梁,與二十六軍會合。這次會師表面上壯大了紅軍力量,實際卻給根據地的發展埋下隱患:謝是從上海“受訓”歸來,郭是中共北方局派出的干部,二人到南梁顯然是要執行中央路線的——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

  7月25日,軍政聯席會議在閻家洼子召開,史稱“閻家洼子會議”。會上,先由謝子長宣讀了上海中共中央和中央駐北方代表給紅二十六軍的兩封指示信,而后由郭洪濤代表北方局對二十六軍干部訓話(郭實際主導會議)。郭洪濤嚴厲批評了二十六軍中存在的“梢山主義”【“梢山”是西北方言中對山區的稱呼,“梢山主義”指不服從上級決定,鉆在山溝里而不愿意攻打大城市的做法】、“右傾機會主義”,并撤銷了高崗的的政治委員職務(并給予留黨察看三個月處分),改由謝子長接任。據當時參加這次會議的習仲勛(會議主席團成員之一)后來回憶:

  “洪濤同志來的時候,就是欽差大臣的派頭......他主要批評陜甘邊黨和紅二十六軍主要領導者劉志丹、高崗同志都是右傾機會主義、逃避路線、串山林主義、槍桿主義。我們大家想想在那個時候,誰不愿意在一個大平原上建立一個根據地,省得上坡、下坡,但是國民黨不能讓我們這樣干,要存在只有實行梢山主義。后來劉志丹講,梢山主義不錯啊!沒有梢山主義就不行......在這次會議上好像洪濤同志勝利了,把大家批評了一頓,高崗同志被打擊了,撤了他政治委員的職。為什么沒有篡軍呢?就是真的把軍隊交給他也不行,自己無能,他手中又沒有這樣的干部。”[12]

  會后,高崗雖然不再擔任政委,但并未離開部隊,仍以參謀長身份參加戰斗。

  1935年1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二十七軍在安定縣白廟岔宣布成立,下轄八十四師【是的,全軍亦僅一個師】,師長楊琪,政委張達志。二十七軍的建立,使陜北革命形勢明顯好轉,也使統一陜甘邊【南梁根據地位于陜甘邊】、陜北兩塊根據地的任務提上了日程【當時這兩塊根據地分屬兩個上級領導:陜甘邊歸陜西省委領導,陜北歸北方局領導】。

  1935年2月5日,中共陜甘邊特委和中共陜北特委在赤源縣周家堿召開聯席會議,史稱“周家堿會議”。會議決定成立中國工農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劉志丹任主席,謝子長任副主席,高崗、楊森、張秀山[13]、張達志為委員,統一領導紅二十六、二十七軍及陜甘邊、陜北兩塊根據地【解決了兩軍、兩地分屬不同上級領導的問題】,標志著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形成,并成為日后陜甘寧邊區的雛形。會后不久,謝子長因病去世,高崗接替謝子長擔任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成為僅次于劉志丹的西北根據地第二號人物。

  1935年年初,蔣介石在取得對瑞金中央根據地第五次“圍剿”的勝利后,開始把進攻重點轉向當時我黨碩果僅存的西北根據地【當時包括中央根據地在內的全部根據地都被破壞或放棄,只有西北根據地仍在堅持】,調集6個師約5萬兵力,發起了對西北根據地的第二次“圍剿”。雖然根據地的武裝力量總數不過五六千人,但在劉志丹、高崗的正確指揮下,在8個月的時間里成功粉碎了敵人的進攻,取得了第二次反“圍剿”的勝利,西北根據地也由此進入全盛期。

  就在第二次反“圍剿”勝利之時,中共中央北方局代表朱理治到達陜北,與先前到達的郭洪濤一起,再度掀起了推行“左”傾冒險路線的浪潮。8月26日,朱理治和郭洪濤在文安驛召開西北紅軍連以上干部會議,史稱“文安驛會議”。朱理治主導了此次會議,他向參會人員分析了目前“一片光明”的國內國際形勢,指出共產主義祖國蘇聯正受到日本軍事威脅的情況,提出要讓西北紅軍北上保衛蘇聯,并做出首先奪取延安、安定、清澗、綏德四座縣城以打通北上道路的決定。由于朱理治手持“尚方寶劍”,會議最終接受了他的意見,并決定首先攻打瓦窯堡(安定縣府所在地)和清澗縣城。

  但隨后的情報勘察標明,瓦窯堡和清澗都有大批敵軍嚴密防守,且工事堅固,如果硬攻就是拿戰士的生命開玩笑。但上級的命令又不可不執行,于是在曹動之【就是“一高”學潮時與高崗同被開除的學生領袖,此時任第三縱隊總指揮】的建議下,紅軍決定改打敵人防守較為薄弱的橫山縣城【反正都是縣城,打哪個都能對上級有交代】。不料,本以為能輕易攻克的橫山縣城居然沒有被攻下,反而造成不小的犧牲,最終只能撤退【盡管橫山戰役失利,但如果當時紅軍沒打橫山而去打了瓦窯堡和清澗,只能損失更大】。朱理治萬萬沒想到,一個北上保衛蘇聯的宏偉計劃就這樣在第一步就擱淺了。

  橫山戰役失利后不久,北上長征的紅二十五軍(原先在鄂豫皖蘇區)在軍長徐海東[14]、政委程子華[15]的領導下,率先到達陜甘邊,與西北紅軍會師。1935年9月17日,在朱理治的主持下,在延川永坪鎮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成立中共陜甘晉省委,朱理治任省委書記,郭洪濤任副書記;改編紅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軍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十五軍團(合計8000余人),徐海東任軍團長,程子華任政委,劉志丹任副軍團長兼參謀長,高崗任政治部主任【這一人事任命已經有不詳的預兆】。

  就在紅軍會師和改編之際,蔣介石針對西北根據地的第三次“圍剿”全面開始了。包括東北軍【九一八之后便撤到了西北】、中央軍和陜甘晉等地軍閥部隊在內的十萬人馬,兵分五路,向根據地撲去。10月1日,紅十五軍團與敵軍一部在甘泉縣勞山地區交火,雙方激戰六小時,最終以紅軍全殲敵軍兩個團,擊斃敵110師師長何立中和參謀長裴煥彩,俘虜敵3700多人、300余匹戰馬及大量武器裝備而結束,是第三次反“圍剿”中紅軍取得的第一次勝利,史稱“勞山大捷”。而作為政治部主任的高崗,在勞山戰役中和戰士們一起沖到前線,他甩掉上衣,赤裸上身,手握兩只短槍向敵人猛烈射擊,令見者無不震撼,傳下了“赤臂戰勞山”的佳話[16](時年30歲)。

  當第三次反“圍剿”的斗爭激烈進行之時,西北根據地內部卻爆發了一場影響惡劣的“肅反”運動。堅定執行中央“左”傾路線的“欽差大臣”朱理治【此時也是陜西黨組織的最高領導人】認為,西北黨和紅軍幾年來的行動已經證明右傾思想在這里是由來已久、根深蒂固的,西北黨已經被“右派”把持,二十六軍中也可能大量混入了反革命,必須對“右派”進行肅清,才能真正執行中央路線。同時,剛來陜甘寧的二十五軍領導徐海東、程子華對西北情況不了解,也聽信了朱理治等人的說法,使二十五軍配合陜甘晉省委開展肅反,造成了極為惡劣的后果。劉志丹、高崗在勞山戰役結束后被騙回瓦窯堡【當時已被紅軍攻克并成為省委所在地】,隨即被捕入獄。與他們同時被捕的還有習仲勛、馬文瑞[17]、張秀山、楊森、高朗亭等原二十六軍全部營以上干部,他們被帶上面罩關押在漆黑的窯洞里,遭受了殘酷的審訊和迫害【據同被關押的趙啟民在1981年回憶:“連站起來伸伸懶腰、睡覺時翻個身都要報告,否則就是一頓毒打,誣你要逃跑。”】。如果不是毛澤東率領的中央紅軍恰在此時到達陜北,并發出停止肅反、“刀下留人”的緊急命令,劉志丹、高崗、習仲勛、馬文瑞等一批為陜西革命立下汗馬功勞的優秀共產黨人就會被自己二十五軍的戰友們斬于屠刀下了,因為到中央紅軍到達陜北時,已經有200多位原二十六軍的干部和戰士遭到了處決[18]【心痛!】。馬文瑞后來回憶說:

  “我和一些同志常開玩笑說,張國燾反對中央,鬧獨立,對于整個中國的黨,對全國革命是有很大的損害,可是對于這個蘇區,對于我們這些個人,還有好處。要是張國燾不反黨、反中央,那么中央就來不了,那么陜甘蘇區與我們這些人早就完蛋!確實是這樣。”[19]

  在身陷囹圄、命懸一線之際,是毛澤東救了高崗的命,這使高崗對毛澤東充滿了感激;而高崗堅持正確路線卻慘遭“欽差大臣”們打擊迫害的經歷也引起了毛澤東內心強烈的共鳴【毛本人也曾長期受錯誤路線打擊】,他無疑對這樣一位老實又勇敢的西北紅軍將領抱有好感。在1936年劉志丹犧牲后,高崗毫無懸念的成為陜西紅軍中最有威望的領袖,不久又成為毛澤東最信賴的陜西本地干部。就這樣,歷史終于把高崗推到了陜西革命的“C位”上。

  四、幾度升遷:終成中共“西北王”

  1934年10月,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主力紅軍(紅一方面軍)為擺脫國民黨軍隊的包圍追擊,決定實行戰略轉移,行走兩萬五千里,史稱“長征”。11月,湘江血戰,出發時8萬紅軍銳減至3萬人,中央紅軍被迫放棄去湘西與紅二、六軍團會合的計劃,改向貴州轉進。1935年1月,中共中央在貴州遵義召開會議,總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教訓,肯定了毛澤東關于紅軍作戰的基本思想,改組了中央領導機構,增選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并決定成立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小組,負責軍事指揮。遵義會議實際上確立了毛澤東在軍事上的領導地位,使紅軍和中共中央轉危為安【但當時戰事緊張、交通阻隔,且中共中央本身就在不斷轉移,在中央獲得勝利的毛澤東路線無法及時貫徹到其他地區的紅軍中去,這使陜甘寧根據地此時仍被“左”傾路線統治】。6月,中央紅軍先頭部隊和紅四方面軍的一部在達維會師,隨后紅軍兩大主力成功會師【此時,毛澤東率領的中央紅軍僅剩萬余人,而張國燾率領的紅四方面軍卻有8萬人,張國燾儼然成為實力最強的紅軍將領】。

  會師后,中共中央要求繼續北上建立川甘陜根據地,但張國燾反對去川甘陜,提出要西進去川康發展。在這種情況下,張國燾竟違背中共中央的決議,擅自做主帶領大隊紅軍向西開進【后傷亡慘重,被迫返回】,造成與中央的分裂。在此危急關頭,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認為按原計劃建立川陜甘根據地已無可能,只能繼續北進,尋找更合適的轉移地點【由于聯絡中斷,當時對陜北根據地的情況一無所知,以為已被消滅了】。9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甘肅宕昌縣哈達鋪,在此地從軍閥部隊手中繳獲了一張刊登有紅二十五軍與二十六軍會合消息的報紙,并附有“匪區”位置圖。這張特殊的報紙由戰士交給聶榮臻并火速送到毛澤東手中,使毛澤東大喜,立刻召開會議,決定照著報紙提供的方位,快速向陜北挺進,尋找陜北根據地[20]。

  10月19日,中央紅軍到達陜北吳起鎮,與紅十五軍團會師,“長征”結束。來到陜北的毛澤東希望與陜北紅軍領袖劉志丹等人見面會談,卻不料聽到回復劉志丹等人已在“肅反”中被捕,生死未明。毛澤東于是緊急派出賈拓夫(時任白區工作部部長)和李維漢(始任中央組織部部長)尋找陜甘晉省委負責人調查此事,二人很快向毛報告了陜北肅反的嚴重錯誤。毛澤東在收到報告后當機立斷,向陜甘晉省委下令“刀下留人,停止捕人”,“所逮捕的干部交給中央處理!”就此解救了一大批陜北干部的性命,“肅反”停止。

  11月3日,中共中央在延安縣下寺灣召開政治局會議,聽取了陜甘晉省委副書記郭洪濤等人關于陜甘寧根據地情況的報告,決定成立以董必武為主任的黨務委員會,詳細調查西北“肅反”事件;同時,決定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副主席周恩來、彭德懷)、中共中央西北工作委員會(書記張聞天)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主席秦邦憲[21]),以加強中央對西北的領導。兩天后,中共中央又決定撤銷原陜甘晉省委,改建陜甘、陜北兩個省委和關中、神府、三邊三個特區(其中,朱理治任陜甘省委書記,郭洪濤任陜北省委書記)。

  11月底,中央組織部召開會議,公布了黨務委員會的調查結果,做出了《西北中央局審查肅反工作的決定》,其中指出:“個別領導同志認為右派在邊區南區和紅二十六軍中有很大的基礎,夸大反革命的力量,在反革命面前表示恐慌,因此在肅反斗爭中犯了小資產階級的‘極左主義’和‘瘋狂病’的嚴重錯誤。”

  12月13日,毛澤東來到瓦窯堡,與周恩來一起接見了剛被釋放不久的劉志丹、高崗等受冤的同志,對他們進行安慰與鼓勵。這是高崗與毛澤東第一次見面。

  然而,11月底的中組部《決定》只是宣判了“肅反”是錯誤的,并沒有來得及從思想和政治路線層面對整個“左”傾路線進行清算(朱理治、郭洪濤也仍是西北的主要領導人)。因此,劉志丹、高崗等人雖然免于牢獄之災,但仍然帶著“右傾”的帽子,得不到公正的對待。

  獲釋后,劉志丹僅被任命為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后方辦事處的一個副主任兼瓦窯堡警備司令。1936年3月,他作為新成立的紅二十八軍【僅有五百人左右】總指揮接受上級命令去山西參加東征戰役。他身先士卒,英勇作戰,但因寡不敵眾,在一個月后便壯烈犧牲,時年34歲,成為西北根據地和中國共產黨的重大損失[22]。

  而高崗則在1936年1月被派往內蒙古領導當時只有十幾個人的“陜北騎兵團”,戍守三邊。高崗后來回憶說:“郭洪濤派我帶13個人到蒙古地,那里的工作不好搞,一片黃沙地”,“當時認為自己是流放去了,是蘇武牧羊,遲早會被郭洪濤害死,不如出家去當和尚。”無疑,被“流放”后的高崗情緒非常差,甚至產生“看破生死”的念頭(當和尚),這使他一度放縱了自己,及時行樂,生活作風變得腐化。他后來反省說:“(在蒙古時)私人生活對我影響很深的。生活確實腐化,社會反映是落后的。”4月,高崗得知了劉志丹已經犧牲的消息,受到巨大刺激。他決心在蒙古干出一番業績,以告慰昔日戰友在天之靈。很快,高崗所部便與當地的蒙族抗日力量建立了深厚友誼,并成功爭取了蒙古族上層人士齊國賢和那素等人支持中共【同年10月與那素結成異姓兄弟】,有力推動了對蒙族抗日力量的統一戰線工作。不久,高崗被任命為中共三邊特委蒙古工作委員會主任,并列席了1936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以蒙古工作代表的身份匯報了開辟綏蒙少數民族統戰工作的情況,受到廣泛好評。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變爆發。毛澤東和中共中央感到中國時局的轉換即將到來,國共結束內戰、合作抗日的前景已經明晰。12月17日,國民黨東北軍從延安縣城撤走,很快,中共中央機關由保安縣城遷入延安,開啟了延安作為中國革命“圣地”的時期。國共合作和全面抗戰局面的到來使中國共產黨終于有了“甩開膀子大干一場”的機會【此前無論中央還是地方都處在國民黨長年的圍追堵截之下,不是在反追擊,就是在反“圍剿”】,也迎來用人之際。同時,毛澤東也對中央進駐陜北以來“用外來干部多,用本地干部少”【部分原因是相當一部分本地干部被打倒了,長期帶著“右傾”的帽子】的情況不滿,他認為,用太多外來干部不利于開展當地的群眾工作,從而不能有效發動群眾【外來干部不如本地干部熟悉當地情況,也不如本地干部與當地群眾聯系密切,能得到群眾的信任與擁護】。作為陜北干部“代言人”的高崗逐漸成為他的考察對象。

  1937年5月2日-14日,中國共產黨在延安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毛澤東在會議報告中申明當前的主要任務是“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和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而斗爭”,并提出:“我們黨的組織要向全國發展,要自覺地造就成萬數的干部,要有幾百個最好的群眾領袖。”一天以后,中共陜甘寧邊區第一次代表大會召開,選舉了陜甘寧邊區黨委第一屆執行委員。出人意料的是,并未出席會議的高崗居然以最高票入選17名執委,比中共中央的代表林伯渠還多一票【林伯渠票數第二】,可見高崗在陜甘寧干部中的威望和地位。會議成立了中共陜甘寧邊區委員會,實現了陜北、陜甘兩省的統一。不過,邊區委員會的書記由郭洪濤擔任,高崗仍是三邊特委的蒙古工作委員會主任。

  兩個月后,中共中央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成立,任命高崗為書記。雖然同樣是從事少數民族工作,但前綴卻由“三邊特委”變成了“中共中央”,這標志著高崗人生低谷期的結束,他已經成為毛澤東和中共中央要重點選拔和培養的陜西本地干部之一(時年32歲)。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蔣介石在隨后發表講話,正式承認了共產黨的合法地位。9月6日,陜甘寧根據地的蘇維埃政權正式改為陜甘寧邊區政府,林伯渠任主席,張國燾任副主席,高崗、秦邦憲、董必武、徐特立、謝覺哉、郭洪濤、馬明方等為邊區政府主席團委員,政府所在地設于延安,下轄23個縣,面積13萬平方公里,150萬人口。高崗同時兼任陜甘寧邊區保安司令【和1935年劉志丹擔任的瓦窯堡警備司令類似,主要任務是鎮壓漢奸、土匪,維持治安等,有一定武裝力量,但不算正式軍職】。這是高崗從蒙古回來后首次進入邊區政府任職,且排名位于曾經打壓他的郭洪濤之前【想必高崗在心中一定暗暗出了口惡氣】。

  11月,高崗又被任命為八路軍騎兵司令,成為八路軍高級將領【掛上了“高司令”的名號】,率領八路軍騎兵部隊開赴綏遠進行抗日斗爭。此后,高崗就經常以八路軍代表的身份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了,他與毛澤東的接觸也逐漸頻繁了起來。

  1938年4月,中共陜甘寧邊區委員會“一年改選一次”的時間已到,高崗在新選舉的邊區委員會中當選為書記,成為邊區黨的最高領導人【從此有了“高書記”的稱呼】。這一結果能夠出現,第一是由于高崗在劉志丹、謝子長離世后已成為西北根據地無可爭議的“男一號”,享有崇高威望;第二是他的作風平易近人、善于與人建立友好關系,同時在工作中能力極強,辦事效率高、效果好,又粗中有細,能照顧到各個方面,因此得到了包括陜西本地干部和中央外來干部的一致認可;第三則是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的“照顧山頭”政策:毛澤東曾多次談到“承認山頭才能消滅山頭”的“山頭哲學”,認為“中國革命有許多山頭......這就是中國革命的實際。離開了這個實際,中國革命就看不見了”,“一定要認識山頭,認識了以后才能照顧,照顧就能夠逐步縮小,然后才能夠消滅。”顯然,高崗作為此時“陜北山頭”的代表,就是毛澤東要照顧的重要對象[23]。

  當選陜甘寧邊區黨委書記后不久,受當時延安風氣影響,高崗與包辦婚姻的妻子楊芝芳離婚。兩年后的1940年,他與來到延安的進步學生李力群(19歲)結婚,并和后者度過一生。

  1939年11月,中共陜甘寧邊區第二次代表大會在延安召開,高崗在大會上做了《抗戰新階段中陜甘寧邊區的任務》的報告(近兩萬字),全面總結了邊區兩年半以來的各項工作,分析了邊區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論述了邊區黨的建設的若干經驗,并提出了邊區黨今后的任務。這篇報告邏輯清晰、語言生動、見地深刻,成為高崗關于根據地建設思想的首次系統展現,其與毛澤東思想的一致性也使他的報告受到毛澤東的充分肯定【這篇報告后來發表在1941年5月出版的《解放》雜志上,是目前所能見到的高崗發表的第一篇署名文章】。高崗在這次會議上繼續當選陜甘寧邊區黨的書記。

  1940年9月,中共陜甘寧邊區中央局成立(19名委員中本地干部占11人,外來干部占8人),高崗任書記。1941年4月,陜甘寧中央局改為中共西北中央局(簡稱“西北局”),高崗仍為書記。西北局作為中共對整個陜甘寧邊區實行領導的最高機構,全面負責了邊區的各項一般工作,只有遇到重大問題或特殊情況時,才請示中共中央的意見;并且根據任弼時的建議,中央規定邊區一級的軍事行動一般都由高崗負責。這樣,作為西北局書記的高崗就成為邊區黨、政、軍各項事務的最高領導人,并擁有了直接向毛澤東及中共中央請示的權利。西北形成了邊區——高崗、中央——毛澤東兩級兩個核心的局面,高崗成為實實在在的“西北王”(時年36歲)。

  需要說明的是,如果不是高崗具備了出眾的工作能力和超人的政治、軍事才干,單憑他在陜北長期積累起來的威望和資質,或是憑毛澤東的“照顧山頭”政策,他都不可能在短短幾年內從一個“待罪之人”迅速上升為黨內的重要人物。畢竟,毛澤東慧眼識人,能被他看重的,必得有些真本領,非此不足以服眾。高崗的軍事才能自不必說,他和劉志丹都是游擊戰爭的好手,多年在槍林彈雨中摸爬滾打;而他的政治才能,除了上文記述的內容(根據地建設和少數民族工作)外,還有以下三個重要的例子可為佐證:

  第一,兩次連任陜甘寧邊區參議會議長。全面抗戰爆發后,為了更好的建立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中共決定在陜甘寧邊區推行包括“三三制”在內的民主制度。其中一項,便是成立作為廣泛的參政議政機關的“邊區參議會”(與國民黨同時成立的“國民參議會”對立)。1939年1月17日,第一屆陜甘寧邊區參議會在陜北公學大禮堂召開,包括國共兩黨、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商人及開明士紳、社會名流等各界代表共計700余人參會。毛澤東在大會上講話指出:“邊區的進步主要表現在民主,而這民主又是蘇維埃在現階段的發展物,現在各階級、工農商學兵各界都可參加參議會”,“陜甘寧邊區要成為抗戰的堡壘、民主的模范。”高崗在大會上被選舉為首任議長,成為邊區民意機關的最高代表【從此又多了“高議長”的頭銜】。后來的實踐證明,高崗就任議長后取得了良好的工作效果,邊區參議會發揚民主、促進團結的功能得到充分發揮,受到了邊區各界的廣泛擁護。林伯渠(邊區政府主席)對此曾說:“高議長為邊區創始人,自1939年一屆邊區參議會以來,舉凡邊區一切實際工作,如生產建設、保衛邊區、文化教育,特別是干部作風之轉變方面,高議長無不予以全面的密切注意及督促。[24]”邊區的勞動模范吳滿有也對他稱贊道:“(高崗)他是時時掛念咱老百姓,曾和我談過四次話,我還在他那里住過三天。他每一次和我談話都是談勞動英雄要怎樣為群眾服務,對我的幫助很大,真正是一個好議長。[25]”1941年11月,陜甘寧邊區第二屆參議會召開,高崗再度被選舉為參議長(李鼎銘是副議長)。1946年4月,第三屆參議會召開,雖然高崗此時已被中共中央調往東北工作,但三屆參議會仍然把他選為參議長,成為不在邊區工作的邊區議長。

  第二,主持“大生產運動”。中共中央在長征結束進駐陜北根據地后,給陜北帶來了大量行政和軍事機關,加上會合到陜北的各支紅軍,逐漸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不從事農業生產的人群。陜北本身自然條件惡劣,土壤貧瘠,降雨量少,糧食產量有限,群眾在解決自己口糧的同時,還要供養大批脫產人員,壓力很大,負擔很重,不滿情緒隨之產生。為解決這一問題,毛澤東和中共中央一方面采納李鼎銘等人的建議,“精兵簡政”,縮減機關人員;另一方面發起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號召干部和戰士們“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增加糧食生產[26]。1939年2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黨政軍民生產動員大會,吹響了“大生產運動”的號角。會后成立了由高崗任主任的邊區總生產委員會,作為整個“大生產運動”的領導機關,高崗隨之成為這場偉大運動的直接負責人和主持者。到了1941年,抗日戰爭進入最艱苦的時期,陜甘寧邊區的困難程度也前所未有的加強,為應對困難,“大生產”也迎來了空前的高潮。這一時期,包括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在內的中共中央領導人們都親自參加生產勞動,作為總生產委員會主任的高崗也制定了自己的生產計劃:(與自己的秘書、警衛一起)種棉花、洋芋各兩坰,生產細糧兩石,被服全年自給。1943年,抗日戰爭進入了最后階段,“大生產運動”也取得了顯著成效,邊區實現了“豬羊滿圈,騾馬成群,瓜菜滿地,糧食滿囤”的豐衣足食目標,與國民黨統治區的經濟凋敝、百姓饑寒交迫形成鮮明對照。1943年11月26日,反映“大生產運動”成績的邊區生產展覽會在延安開幕,展出展品6600多件,展出照片1980多張。大會還評選出了“大生產運動”中涌現出的“勞動英雄”共67人,高崗隨后以西北局的名義召開英雄招待會,宴請了67位勞動英雄,并發表了贊美英雄的講話,總結了“大生產運動”的偉大成就。不過,一些勞動英雄在招待會上給高崗送了幾面寫有贊頌詞的旗幟(如“西北星辰”、“西北人民的領袖”、“西北人民的燈塔”),高崗也樂意的收下了。

  第三,參與領導整風運動并發揮重要作用。1941年5月19日,毛澤東在中央宣傳干部學習會議上作了《改造我們的學習》的報告,開啟了著名的延安整風運動。整風運動分為高級干部的整風和全黨干部的整風兩個層次,主要對象是黨的干部(特別是高級干部),意在清理此前黨內長期占統治地位的“左”傾錯誤路線及其表現形式——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和黨八股,是一場統一思想路線和政治路線的運動,一場“文化革命”。1941年9月到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連續召開五次會議,專門討論黨的歷史問題;9月26日,中共中央成立高級學習組,負責編寫學習材料并組織黨內高級干部的學習活動,毛澤東親任組長;1941年12月至1942年1月,中共中央先后派出由林伯渠和高崗分別帶隊的兩支考察團赴邊區各地調查研究,了解基層情況,收集群眾意見,為后續整風提供依據;1942年2月,毛澤東在黨校開學典禮上做了《整頓黨的作風》的報告,標志著整風運動擴展到全黨;1942年4月,中共中央成立了由任弼時、高崗負責的陜甘寧邊區總學習委員會,成為此后延安整風的主要領導機構;4月底,總學習委員會在延安召開學習動員大會,邊區共計2000名各級干部出席......總學習委員會組織的一系列學習活動使邊區廣大干部的馬列主義水平得到普遍提高,也為整風運動走向更深入準備了條件。1942年10月19日至1943年1月14日,在高崗的主持下,著名的西北局高干會議召開(邊區和軍隊中各級黨的主要負責人共300人參加),成為整風運動中極為重要的一次會議。毛澤東親自參會并在開幕式上做了重要講話,劉少奇、任弼時、林伯渠、朱德等中央領導人也做了相應發言,高崗做了《邊區黨的歷史問題探討》的長篇報告(三萬多字),對邊區黨的歷史進行了全面總結,實際是代表中共中央給邊區的歷史問題作出正式結論。高崗在這篇報告中提出:西北黨在歷史上的爭論實質是路線爭論;西北根據地創建以來有著三條不同的路線,第一條是以劉志丹為代表的正確路線,第二條是以黃子文代表的右傾路線【這一部分影響較小,主要是對根據地的發展前景持悲觀態度,在1933年的陳家坡會議上遭到過批判】,第三條是從杜衡開始,一直到朱理治、郭洪濤的“左”傾路線;西北黨的路線斗爭主要是第一條與第三條路線之間的斗爭,二者幾乎在所有基本問題上都持對立意見;“左”傾機會主義者在政治、軍事、社會政策和組織(干部政策)上的觀點和做法都是完全錯誤的【不過,高崗的報告在分析路線分歧的同時,也提出了個人品質問題,他認為朱理治、郭洪濤的個人品質“極端惡劣”,都是“毫無黨性的個人主義野心家”。這使,這一觀點激起了參會干部們對朱、郭二人的強烈憤怒,出現了不少針對朱、郭的人身攻擊(語言)】。西北局高干會議完成了對西北根據地內部錯誤思想和政治路線的清算任務,有力推動了整風的進行。1944年以后,整風運動進入最后總結和收尾階段,延續四年之久【時間幾乎占了“八年抗戰”的一半】的延安整風終于落幕。可以看出,高崗不但積極參與了整風,而且作為考察團團長、邊區總學習委員會負責人以及西北局高干會議的主持者發揮了重要的領導作用,是毛澤東在整風運動中的“得力干將”。

  既能打仗,又能搞政治建設,還能組織生產,還能做民族工作搞統一戰線......高崗簡直是不可多得的“全能型”人才。在40年代,他成為了毛澤東最信賴和倚重的陜西本地干部,毛澤東親切稱呼他為“我們的老高”。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開,高崗首次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共13人),進入中共中央的核心權力圈(時年40歲)。

  1945年8月,日本投降,抗戰勝利。原先由“偽滿洲國”占據的東北三省立刻成為了國共兩黨爭奪的焦點【東北不但面積遼闊、土壤肥沃,而且有日本人留下來的工業基礎,與蘇聯接壤,離中共以北方為主的抗日根據地也很近】。一時間,兩黨都紛紛調集精英趕往這片黑土地,以求搶占先機。11月22日,高崗來到沈陽。他接到的第一個任命是:北滿軍區司令員。

  篇末總結

  高崗出身陜北的一個貧苦農民家庭,自小嘗盡農民階級的苦難,萌發了“報仇”的愿望。在“一高”和榆林中學讀書時,他接觸到了以馬克思主義為代表的新思想,從此走上革命道路。在大革命的末期,他進入西安中山軍事學校學習,開啟軍事斗爭生涯。

  大革命失敗后,他在劉志丹、謝子長的領導下開始兵運活動,打入國民黨軍隊內部發展力量,準備兵變。3年兵運失敗后,他在南梁堡獲得了我黨獨立領導的武裝中的首個軍職。此后參加中國工農紅軍陜甘游擊隊,任第二大隊政委。1932年4月,他所在的陜甘游擊隊改編為紅軍第二十六軍,并在年底創立照金革命根據地。但受“左”傾盲動路線影響,二十六軍很快遭遇失敗,幾乎覆滅。1933年7月后,高崗奉命重建紅二十六軍,他主持召開的陳家坡會議奠定了他在此后作為陜北根據地和紅二十六軍主要領導人的地位。年底,南梁革命根據地建立,高崗成為主要創建者。

  1935年周家堿會議后,中國工農紅軍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成立。不久謝子長病逝,高崗成為西北紅軍僅次于劉志丹的二號人物。不久,蔣介石發起對西北根據地的第二次“圍剿”,高崗和劉志丹正確指揮,成功粉碎“圍剿”。這時,紅二十五軍與二十六軍會師,改編為紅十五軍團。隨后,第三次反“圍剿”開始,紅十五軍團獲得“勞山大捷”等勝利,高崗取得“赤臂戰勞山”的美名。

  就在第三次反“圍剿”激烈進行之時,由朱理治等人主導的西北“肅反”運動開始了,劉志丹、高崗在內的一大批原二十六軍干部遭到逮捕、迫害和嚴刑拷打,不少干部和戰士死于非命。毛澤東率領的中央紅軍及時趕到,劉志丹、高崗等人獲釋。

  高崗獲釋后被“發配”蒙古工作,成績斐然(期間劉志丹戰死)。一年后回到陜北,擔任中央少數民族工作委員會書記。此后一路升遷,從陜甘寧邊區保安司令到八路軍騎兵司令,從陜甘寧邊區黨委書記到中共中央西北局書記,最終成為名副其實的“西北王”。高崗在展現自己政治、軍事才干的同時,也贏得了邊區軍民的廣泛擁護,并越來越獲得毛澤東的信賴,他不但三次擔任邊區參議會議長,還作為總生產委員會主任主持了“大生產運動”,并在著名的延安整風中充當毛澤東的得力干將。高崗的革命生涯起于西北,他在離開西北時,已經成為了中共黨內的重要領導人。

  不過,高崗自身存在的問題也在他的西北革命歲月里得到一定暴露:爭強好勝,看重權力和地位,計較個人恩怨,意氣用事,在遭遇困境時容易悲觀消極,自我約束能力有時不強,放松對自身的改造時有追求享樂的情緒,等等。這些問題在當時并不嚴重,甚至說和他的功勞及才干相比起來可以忽略不計,但在往后的歲月里,這些問題的加劇最終埋葬了他自己。

  注釋:

  [1] 引自高崗1954年回憶材料《我的反省》

  [2] 劉志丹(1903—1936),陜西保安縣(今志丹縣)人。青年時代曾在榆林中學就讀,并參與組織學生運動。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入黃埔軍校學習。1928年以后長期在陜西從事革命工作,是紅二十六軍和照金、南梁革命根據地的主要創建者,在陜西人民中間享有崇高聲望,他死后,毛澤東曾為他題詞:“群眾領袖,民族英雄”。

  [3] 謝子長(1897—1935),陜西省安定縣(今子長縣)人。青年時代與劉志丹、高崗同為榆林中學學生。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后長期再在陜西從事農民運動和軍事運動,是陜北地區黨和紅軍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群眾中享有崇高威望,有“謝青天”之美稱。他死后,毛澤東曾為他題詞:“民族英雄”、“雖死猶生”。在陜北的革命家中,謝子長與劉志丹、高崗是最有威望的三位,堪稱陜北革命的“三巨頭”。

  [4] 三人均為共產黨員

  [5] 渭華起義是土地革命戰爭時期,中國共產黨在陜西省渭南縣、華縣地區發動的武裝起義,是繼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和廣州起義之后,全國最具影響的起義之一,它打響了西北武裝革命的第一槍。西安中山軍事學校的師生在起義中發揮了很大作用。

  [6] 高崗的妻子楊芝芳在1930年離開老家后,一直擔任黨的交通員,從事情報傳遞工作,并在193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7] 由于南梁堡根據地(也稱寺村塬根據地)建設不成熟,且存在時間較短。一般以隨后出現的照金根據地為我黨在陜西的第一塊根據地。

  [8] 三原即孟侯原、豐原、白鹿原,地處陜西省關中平原中部核心地帶,靠近西安,今屬咸陽

  [9] 王泰吉(1906-1934),陜西臨潼人,1924年考入廣州黃埔軍校第一期,在校加入中國共產黨。1926年返回陜西從事革命工作,1928年被捕,押解南京,后經楊虎城營救才獲釋出獄。1933年7月,在陜西耀縣率部起義,成立西北民眾抗日義勇軍,任總司令。起義失敗后,率余部退到照金革命根據地。1934年被捕就義。

  [10] 高崗曾描述這種戰術為:“敵人來進攻,我們就抄他的后路。敵人后方就像老姑娘的屁股,摸不得,一摸就得回頭。”

  [11] 郭洪濤(1909-2004),陜西省米脂縣人。1925年考入榆林中學,在校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革命活動。1927年被捕入獄,1933年出獄,在北平短暫逗留后,返回陜北,與謝子長等人一起參與根據地的領導工作。1935年,參與了陜北“肅反”運動。1942年在西北局高干會議上被批為陜北“左”傾路線的代表。解放后長期在交通部門工作,先后任北平鐵路管理局局長、鐵道部副部長等職。

  [12] 引自《習仲勛同志在高干會上關于黨內歷史問題的發言》(1942年11月11日)

  [13] 張秀山(1911-1996),陜西省神木縣人。青年時就讀于榆林中學,參加學生運動,192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此后長期在陜甘寧從事革命工作。1933年起在紅二十六軍中擔任干部,參與了領導紅軍和創建根據地的活動。1945年后被派往東北工作,解放后任東北局常務委員、秘書長、東北局組織部部長等職。

  [14] 徐海東(1900-1970),湖北省大悟縣人。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與黃麻起義,后長期在鄂豫皖根據地從事革命活動。1934年年底率紅二十五軍長征,任副軍長,途中改任軍長。抗日戰爭后擔任八路軍一一五師三四四旅旅長,參加了平型關戰役,后為新四軍主要領導人之一。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

  [15] 程子華(1905-1991),山西省運城市人。1922年考入太原國民師范,參加學生運動,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參加廣州起義,后赴鄂豫皖根據地工作,為紅二十五軍主要領導人之一。抗日戰爭期間在晉察冀根據地進行戰斗,解放戰爭期間任第四野戰軍十三兵團司令員。建國后先后任山西省委書記、國務院財貿辦公室副主任、國家計委常務副主任、國務院民政部部長等職。

  [16] 據橫山縣委黨史辦王思雄先生收集的材料,此戰結束后曾有被俘人員對押送他的戰士描述說:“高崗那挨求的可真厲害,打得我們招架不住。雙手打槍,不住地喊,繳槍不殺!繳槍不殺!”

  [17] 馬文瑞(1912-2004),陜西省米脂縣人。早年在米脂參加學生運動,1928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后長期在陜北從事革命活動,是紅二十六軍的主要干部和西北革命根據地的領導人之一。1947年胡宗南進攻延安時跟隨毛澤東“轉戰陜北”。解放后先后任西北局副書記兼組織部部長、國家計劃委員會副主任、中共陜西省委第一書記等職。

  [18] 張秀山后來回憶當時的情景:“在陜北的百姓中,傳說紅二十五軍是白軍,他們化裝成紅軍來消滅紅二十六軍;紅二十六軍的機關槍全被二十五軍收繳了,紅二十六軍的戰士拿著標槍、大刀被人用槍逼著去沖鋒送死;(甚至有人傳說)劉志丹、張秀山等人已經被他們殺害了。”以至于在“肅反”被叫停后的很長一段時間,陜北的老百姓都不愿信任二十五軍。

  [19] 引自《馬文瑞同志在高干會上關于黨內歷史問題的發言》(1942年11月11日)

  [20] 據楊成武在《長征記》中會議,毛澤東當時對干部們說:“感謝國民黨的報紙,為我們提供了陜北紅軍的比較詳細的消息,那里不但有劉志丹的紅軍,還有徐海東的紅軍,還有根據地。”

  [21] 即博古

  [22] 當時就有不少人分析,劉志丹在陜西創業多年,卻讓他在剛一獲釋后就去他并不熟悉的山西打仗,戰役如此艱難,卻只派給他非常有限的人力,這似乎仍是朱、郭二人對他的打擊、排擠。

  [23] 毛澤東曾對身邊的人講:“我初到陜北,開頭忽視了這個問題。這個邊區是高崗同志他們一手搞起來的,因為我對這個問題處理不好,所以陜北人就講閑話”,“你走的路多,但是你失去了根據地,江西根據地現在就沒有了;人家沒有走路,但是陜北還是一個根據地。”

  [24] 見《新華日報》1946年4月4日

  [25] 同上

  [26] 這場為生產而發起的運動還寄托了毛澤東的共產主義理想。他在1939年2月的黨政軍民生產動員大會上的講話中曾有這么一段:“生產運動還包含了一個新的工農商學兵團結起來的意義。這二百零四萬人中,有學生、軍人、老百姓等等,今年都要種田、種菜、喂豬,這是農;要辦工廠,織襪做鞋,這是工;要辦合作社,這是商;全體都要學習,老百姓要開展識字運動,這是學;最后是軍,八路軍自然是軍,學生要受軍訓,老百姓要組織自衛軍。這樣,工農商學兵都有了,聚集在每一個人身上,叫做工農商學兵團結起來,也叫做知識與勞動團結起來,消滅了過去勞心與勞力分裂的現象。”

  中篇·坐鎮東北(1945-1952)

  1945年日本投降后的東北,堪稱國共兩黨爭奪的一片熱土:據當時資料,東北的煤炭產量占全國的49%,生鐵產量占全國87%,鋼產量占全國90%,是全國首屈一指的工業中心;東北平原沃野千里,土壤肥沃,也是重要的產糧區;長白山、興安嶺一帶林海茫茫,又有豐富的木材儲備。除了物質資源外,東北陸有密集的鐵路、公路運輸網(鐵路里程占全國一半),海有大連等優良港口,交通和物流十分便利。對于共產黨來說,占據東北就意味著有了堅強可靠的戰略大后方,并可與冀熱遼等北方解放區連成一片,獲得進一步解放全國的優勢和主動;而對國民黨來說,占據東北就可以對共產黨形成南北包圍之勢,同時切斷蘇聯對中共的援助,最終更早地消滅共產黨力量。

  早在日本投降以前的1945年5月,毛澤東就在中共七大上講到了占領東北的戰略意義:

  “東北是一個極其重要的區域......如果東北能在我們領導之下,那對中國革命有什么意義呢?我看可以這樣說,我們的勝利就有了基礎,也就是確定了我們的勝利。現在我們這樣一點根據地,被敵人分割得相當分散,各個山頭、各個根據地都不鞏固,沒有工業,有滅亡的危險......我們沒有工業,沒有重工業,沒有機械化的軍隊。如果我們有了東北,大城市和根據地打成一片,那么,我們在全國的勝利,就有了鞏固的基礎。”

  為加強黨的東北工作,七大特意選舉了東北籍的萬毅、呂正操為中央候補委員。

  8月12日,毛澤東親自主持中央書記處會議,決定調集在延安工作的東北籍干部及一批確定赴東北工作的干部,成立培訓班,準備派往東北。8月13日,冀熱遼軍區司令員李運昌率部一萬余人,首先越過長城,向東北方向進軍。8月25日,第十六軍分區司令員曾克林率部四千余人,也向東北挺進。8月底,山海關解放。9月5日,沈陽被我軍接管。

  9月15日,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正式成立中共東北中央局(東北局),以彭真[1]為書記,陳云、程子華、林楓、伍修權為委員,作為中共在東北的最高領導機關。東北局首屆班子成員的設置表明,當時的中共中央對于東北局勢是戰是和尚無定論,東北工作是以政治工作為主還是以軍事工作為主仍不明確。因此,班子成員中的彭真、陳云、林楓都有長期在白區做城市工作的經驗,而軍事上的行家只有程子華、伍修權兩人。

  10月10日,蔣介石在人民群眾和各黨派的壓力下被迫妥協,國共“雙十協定”簽訂。但毛澤東看透蔣介石并非真心和平,內戰終將到來。10月11日,毛澤東從重慶回到延安,決定增派高崗、張聞天、李富春到東北加強領導力量。10月20日,毛澤東又電報林彪【超一流的軍事指揮家】、蕭勁光,敦促二人速赴東北。10月31日,東北人民自治軍總部(后改稱東北民主聯軍)成立,林彪任總司令,彭真任第一政委,羅榮桓任副政委,蕭勁光任副司令兼參謀長,呂正操、周保中任副司令。自此,東北工作局面的彭主導被彭-林主導取代,中共中央對東北可能爆發大規模軍事沖突的預期加強了,備戰越來越重要。

  11月22日,從延安遠道而來的高崗等人終于到達沈陽。此后數年,這位生于西北的革命家將在東北的黑土地上大展身手、建功立業,并最終成為坐鎮一方的“東北王”。

  一、從主持北滿軍區工作到就任東北局副書記

  進入東北之后不久,高崗擔任了中共北滿分局委員兼北滿軍區司令員(陳云為北滿分局書記兼北滿軍區政治委員),成為僅次于陳云的北滿第二號人物【一個新成立的地方分局,竟然集中了陳云、高崗、張聞天三位中央政治局委員,在我黨歷史上也非常罕見】。

  就在此時,國民黨也加緊了對東北的爭奪,大批國民黨軍隊在美國空軍和海軍的幫助下,從后方快速運送到東北,并接收和改編了大量偽軍。1945年11月16日,國民黨攻占了由我軍接管的山海關,隨后沿鐵路向北,進攻東北的三大城市——沈陽、長春和哈爾濱。這時,蘇聯政府要履行和國民黨的協議,指示蘇軍撤出東北,并把占領的主要城市移交給國民黨軍隊。

  就在高崗到達沈陽(22日)的當晚,東北局主要領導在沈陽召開會議,研究東北工作的方針和戰略。沒想到,高崗在這場他來東北后參加的第一場會議上就與時任東北局書記彭真發生了激烈的意見分歧。以彭真為首的一種意見提出,雖然國民黨軍隊來勢洶洶,但我軍已占先機,再加上蘇聯紅軍的支持,我軍可以爭取對沈、長、哈三座城市及長春鐵路沿線的控制權,據城而戰。但以高崗為代表的另一種意見認為,蘇聯已同意履行中蘇協議將大城市移交國民黨,獲取來自蘇軍的支持已無可能;同時,國民黨已經越過山海關向沈陽奔來,其軍隊的數量和裝備都遠遠超過我軍,現在的力量對比是敵強我弱的;并且,我軍初來乍到,缺乏群眾基礎,據守大城市勝算不大,很可能守不住。因此,高崗提出要主動放棄大城市,把主要力量撤到中小城鎮和農村,開展土地革命,建立根據地,廣泛發動群眾,大量擴充兵員,以圖日后再戰。張聞天表示完全同意高崗的看法。但彭真拒絕放棄大城市,會議不歡而散,高崗決定立刻趕往北滿與已在那里的陳云討論此事。

  11月28日,高崗、張聞天與陳云在哈爾濱見面,三人在一幢小樓里就東北局勢討論了整天一天一夜,最終在29日由張聞天執筆,高、陳反復修改,寫成了著名的《對滿洲工作的幾點意見》一文,以陳、高、張三人名義,向中共中央電報請示。在這篇《意見》中,三人提出:

  “我們必須承認,首先獨占三大城市及長春鐵路干線以獨占滿洲,這種可能性現在是沒有的。因此,當前在滿洲工作的基本方針,應該不是把我們的全部注意力集中于這三大城市,而是集中必要的武裝力量,在錦州、沈陽前線給國民黨部隊以可能的打擊,爭取時間。同時,將其他武裝力量及干部,有計劃地主動和迅速地分散到北滿、東滿、西滿,包括廣大鄉村、中小城市,及鐵路支線的戰略地區,以掃蕩反動武裝和土匪,肅清漢奸力量,放手發動群眾,擴大部隊,改造政權,以建立三大城市外圍及長春鐵路干線兩旁的廣大的鞏固根據地。”

  也就是說,東北軍事工作的目的不是保衛三大城市,而是一邊在前線阻擊敵軍,爭取時間;一邊在后方快速疏散,盡快到周邊的農村地區發動群眾,以建立根據地。總之,繼續奉行“農村包圍城市”的道路。而對于撤離大城市后的城市工作,《意見》提出:

  “應該預先布置在蘇軍退出、國民黨進入城市后的工作。例如,開展群眾運動,創辦報紙,吸收人才、資材,打進國民黨及其他各種合法組織,把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正確地結合起來。城市工作的目的,是為加緊創立廣大根據地服務,而不是今天即在那里取得統治地位。”

  也就是說,東北的各大城市遲早要落入國民黨手里(雖然現在還在我軍或蘇軍手里),必須提早把它們當作白區進行工作布置,晚了就來不及了。同時,當前城市工作的目的不是要保衛這些城市,而是為周邊農村根據地的建設服務。此外,《意見》還特別提到了干部們在爭奪東北的過程中可能發生的盲目樂觀等情緒,并作出警示:

  “必須防止干部中以為不經過嚴重斗爭而可以取得全滿洲的想法,竭力避免把一切希望寄托在蘇聯的援助上,以蘇聯對我們的援助一時增減而發生盲目的樂觀和悲觀失望的情緒。必須嚴重注意干部中由于進入城市而生長起來的享受腐化傾向。同時,應該預先防止國民黨進入中心城市后向我們壓迫時,在干部中可能發生的精神上、思想上和行動上的混亂。”

  這份與東北局書記彭真的意見背道而馳的電報[2]發到中共中央后,立即受到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支持。12月7日,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致電東北局,肯定了陳、高、張的看法,指示東北局盡早籌劃發動群眾和建立根據地的任務。12月24日,劉少奇以個人名義給彭真發電,向彭說明:

  “東北情況我不會比你更清楚,但我對你們的部署總有些不放心,覺得是有危險性的......你們屁股坐在大城市附近,背靠有很多土匪的鄉村,如果頑軍一旦控制大城市,你們在城市附近不能立足時,主力以至全局就不得不陷于被動。你們今天必須放棄爭取東北大城市的任何企圖......現到東北的主力部隊和干部,必須分散部署,應以大半分到東滿、北滿、西滿各戰略要地去建立根據地,只留一小半在三大城市附近發展,并準備隨時能撤走。你應了解,主力從四周向城市集中是容易的,士氣是高漲的,而主力在緊張情況下從城市撤走是困難的,必將引起混亂。你們應趁頑軍尚未到達時,將主力從容移至安全地帶,在冬季好好進行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的工作,這樣明春才有辦法應付。”[3]

  1945年12月2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著名的《建立鞏固的東北根據地》的指示【后收錄《毛選》第四卷】,明確東北在當時的主要是建立根據地(而非占領大城市),進而提出要用1946年一整年的時間完成根據地創建任務,“否則,我們就有可能站不住腳”。毛澤東還特意批評了一些干部的錯誤認識,指出“我黨在東北的工作重心是群眾工作......因此,我黨必須人人下決心,從事最艱苦的工作,迅速發動群眾,建立根據地......干部中一切不經過自己艱苦奮斗,流血流汗,而依靠意外便利,僥幸取勝的心理,必須掃除干凈。”毛澤東的指示既給黨在東北的工作提供了權威、清晰的方向,又意味著這場由高崗發起反對彭真等人觀點方針的爭論最終以高崗一方的勝利而結束,高崗成了堅持正確路線的代表,在東北主要領導中的地位有所上升(也為后來毛澤東撤換彭真埋下了伏筆)。

  在明確了工作方向后,高崗與陳云積極領導北滿地區的根據地創建和軍事工作,在極其艱苦、簡陋的條件下,打開了北滿的工作局面,取得了相當好的成績。其中,以清除土匪和進軍哈爾濱這兩件大事最有代表性。

  日本投降后,北滿地區的各路土匪武裝利用權力真空期大肆活動和擴充力量。到1945年末,北滿65座縣城竟有三分之二以上被土匪控制,北滿各主要鐵路、公路也被土匪把持或切斷【真正的“要想過此路,留下買路財”】。他們到處打家劫舍、燒殺搶掠、搜刮民財,嚴重地威脅到北滿地區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成為老百姓人人痛恨又畏懼的勢力。從1945年11月開始,直到1946年5月止,北滿分區在陳云、高崗的正確領導及各支軍隊的密切配合下,剿匪運動如火如荼,取得基本勝利,北滿的土匪勢力得到基本肅清【僅松江野戰兵團一支部隊就擊潰了土匪武裝1.2萬余人,斃、傷、俘土匪6000余人】;消除了欺壓北滿人民的最大危害,獲得了人民的廣泛擁護;繳獲了土匪掌握的大量物資,壯大了我黨在北滿的物質和軍事力量。總之,為建立鞏固的根據地創造了必要條件。

  哈爾濱是北滿地區最大的城市,也是通往蘇聯的重要門戶,戰略價值極高。但由于這里地理位置較為偏遠,國民黨的接收力量一直鞭長莫及,部署的軍隊十分有限【南方的長春、沈陽等城市就與此不同,國民黨投入的兵力非常多】。直到1946年4月27日蘇軍完全撤離哈市為止,國民黨實際只控制了市內的一些行政機構,建立了虛弱的統治,這就為我軍尋機攻取此城提供了可能。就在蘇軍撤走的第二天,4月28日凌晨,高崗和陳云向各支部隊發出進攻命令,在遭遇一些零星的戰斗和阻擊后,部隊順利進入市區,沿途受到了哈爾濱市民群眾的熱烈歡迎。當天傍晚,中共北滿分局和北滿軍區機關由賓縣遷至哈爾濱。哈爾濱的解放,為黨在東北的工作打開了新的局面,也極大鼓舞了東北軍民爭取勝利的信心和士氣【哈爾濱雖然不是解放戰爭期間我軍最先解放的城市,卻成為了我軍從1946年占領后便一直沒有丟失的唯一一座大城市】。這時,高崗的妻兒子女也從延安來到哈爾濱,與高崗團聚。

  哈爾濱解放后不久,1946年5月,東北局的各機關也遷到了哈爾濱(在南滿已經呆不下去了),客觀上已無在同一個地區分設兩套領導機關的必要。6月16日,中共中央對東北局作出指示,將北滿分局和東北局合并,并對新的東北局領導班子成員進行安排:彭真同志不再擔任東北局書記,改由林彪同志擔任東北局書記(兼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彭真、羅榮桓、高崗、陳云為東北局副書記;林、彭、羅、高、陳五人組成新東北局的常委會,高崗兼常委會秘書長。這樣,東北工作局面又由彭-林主導逐漸向林-高主導轉變,林彪成為東北的黨政軍一把手,高崗的地位明顯上升,彭真的影響力大為削弱。

  擔任了東北局副書記(兼常委秘書長)的高崗,獲得了在更大范圍內施展自己才能的機會,并在隨后很短的時間內超越其他委員,成為林彪在東北的第一助手。

  二、從擔任林彪助手到成為林彪的接班人

  新一屆東北局領導班子成立后,面臨著十分嚴峻的形勢。

  1946年7月3日,東北局常委擴大會議在哈爾濱召開。7月7日,會議通過了由陳云起草(高崗等人修改)的《關于東北形勢及任務的決議》,即著名的《七七決議》。該決議正確分析了東北的形勢,明確了東北斗爭的艱巨性、復雜性和長期性,規定了當前黨在東北的任務是“準備以長期艱苦斗爭取得和平”,“無論目前或今后一個時期,創造根據地是我們工作的第一位”,并再次針對一些干部的思想認識不清問題進行警示:

  “許多到達東北的干部,對于長期戰爭和艱苦工作沒有認識,沒有精神準備,不少人迷戀城市生活,缺乏下鄉的決心,缺乏群眾觀點,干部中享樂腐化厭戰的情緒在增長著,這是黨內最危險的現象。干部中這些不良傾向的來源,一方面由于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不足,另一方面主要的由于不認識東北斗爭的形勢。目前應在干部中反復說明東北斗爭形勢,使干部認識東北斗爭的尖銳性和長期性,認識能否發動農民是東北斗爭成敗的關鍵,農民不起來,我們在東北有失敗的可能。”

  進而,決議號召黨員干部們盡快投入到組織和發動群眾(農民)的工作中去:“走出城市,丟掉汽車,脫掉皮鞋,換上農民的衣服,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資格,一切可能下鄉的干部要統統到農村中去。”[4]7月11日,《七七決議》得到中共中央的批準,從此成為指導東北黨政軍工作的綱領性文件。在決議精神指導下,7月13日,東北局第一份黨內刊物《群眾》創刊,林彪親自撰寫了發刊詞[5]。7月27日,高崗作為東北局代表來到佳木斯(中共合江省委[6]所在地)傳達《七七決議》精神,并參加了當日的合江省委干部會議。根據《七七決議》和干部會議的決定,合江省委在會后從全省抽調了各級干部1500人,組成12個工作團,以打擊地主惡霸和土地改革為抓手,下鄉組織和發動群眾。

  可以說,《七七決議》的頒布掀起了東北全境干部大下鄉、農村大規模土改的高潮,為我黨贏得東北人民群眾(特別是農民)的擁護、建設鞏固的根據地奠定了重要基礎。據8月29日東北局給中共中央的匯報,自《七七決議》實施后,“兩個月來東北各地先后共有一萬二千干部下鄉。大部分縣區都組織了工作團,都突破了一個或幾個村屯,少數縣已經做到了大部分或普遍分配了。”而到了同年11月,東北解放區的土改已經將兩千零六萬畝土地分給了五百萬無地少地農民,初步實現了“耕者有其田”【僅僅過了四個月】。

  不過,這種急風暴雨式的土改運動不可避免地存在著形式主義、強制命令和包辦代替的問題。不少地區重數量不重質量、重形式不重實質,地主勢力并沒有被徹底打倒,土地仍沒有真正落到農民手里。針對這些情況,陳云在土改區調研后兩次致信正在東北局機關主持工作的高崗【東北局在11月2日正式通過決議,林彪在前線領兵打仗期間,后方工作主要由高崗主持,高崗從此成為林彪在東北的第一助手,位居其他人之上】,請求檢查現有工作效果,并特別指出了土改中“半生不熟”或“夾生飯”的問題。高崗對于陳云的來信非常重視,在他的主持下,東北局在11月24日通過了《關于解決土改運動中“半生不熟”的問題的指示》,詳細總結了東北土改中所存在的“半生不熟”現象[7],提出群眾工作新一階段的任務是核查各地土地進行情況,著力解決“半生不熟”問題,將“夾生飯”煮成“熟飯”。于是,東北各省第二次大規模派遣干部下鄉,以“查田”工作為抓手,深入土改,鞏固成果。

  結果,相比于第一輪土改在短短四個月內便告結束,第二輪土改整整進行了一年多【從1946年11月到1947年11月】。可見要將“夾生飯”煮熟實在不容易。

  進入1947年上半年,東北局內部發生重要人事變動,彭真不再擔任副書記并被徹底調離東北,后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8]。高崗在東北的地位更加鞏固。

  1947年7月到9月,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在河北平山縣西柏坡村召開。會議制定了著名的《中國土地法大綱》,提出徹底的反封建的土地革命綱領,對全國解放區的土改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9]。東北局派出以黑龍江省委組織部長趙德尊[10]為首的代表團參加會議,趙德尊受高崗委托,在會議期間專門找劉少奇匯報了1945年11-12月間東北局內部就戰略方針進行爭論的詳細情況,聽取劉少奇的意見。劉少奇在肯定陳、高、張的主張是正確的同時,也向趙告誡這場爭論已經成為過去,東北局的干部們應顧全大局,做好團結工作,不要再糾纏此事。

  會后,趙德尊返回東北,向高崗報告會議情況及劉少奇的答復,高崗開始產生對劉少奇的不滿。在高崗心里,雖然1945年底的爭論最終以自己一方的勝利而結束,但因此事受到批評(后來又被降職和調走)的彭真卻是他的上級(并且深得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劉少奇的信任)。高崗擔心劉少奇和中央會因此事對自己產生不滿或偏見,他囑咐趙德尊向劉少奇匯報就是希望在將問題解釋清楚后能得到劉少奇的肯定和支持,沒想到換回的確是“顧全大局”、“做好團結”這樣的話。他不由得認為劉少奇待人有宗派,刻意偏袒彭真;并認為彭真在離開東北回到中共中央后一定向劉少奇做了歪曲事實的片面敘述。高崗后來回憶說:

  “對劉少奇產生不滿,大概始于1947年。當時趙德尊去平山開土地會議,我們讓他向劉少奇匯報東北的情況......希望少奇支持我們的工作。但是少奇聽完匯報后,不說東北爭論的是與非,只說‘要注意團結,不要落井下石。過去滿洲黨和朝鮮黨就是因為不團結,結果被敵人搞垮了’。趙德尊回來傳達劉少奇的談話后,我們很不理解:明明是糾正錯誤,怎么說是‘落井下石’、‘不團結’呢?因此認為少奇對彭真等人的錯誤有些袒護,不支持我們的工作。從此對少奇產生了隔閡,但這只是工作上的問題。”[11]

  1947年11月,東北局在哈爾濱召開聯席會議,研究制定落實《中國土地法大綱》的具體措施。12月1日,東北局連續發出《告農民書》、《關于在農村中劃分階級的一些問題(草案)》、《東北解放區實行<中國土地法大綱>的補充辦法》等文件,掀起了新一輪土改運動的高潮——更加深入、更加徹底的土改。狂風之下,“左”傾難免。東北的土改很快就出現了越來越“左”的偏向。具體表現為:許多地方中農利益被侵犯,不少中農和富裕中農被當作地主和富農批斗和沒收財產;一些地方出現打殺過重現象,貧雇農結成隊伍到周邊農村“掃蕩”,搶奪財產,乃至連續數天不回家,生產陷入停滯【直接搶就能發財,誰還愿意去老實生產?】,等等。時任松江省委書記的張秀山曾說:

  “在全國土地會議之前,我省土改本來已經差不多了,但當時土地會議只反右而不防‘左’,并且提出反‘差不多’思想,我們對‘左’的東西頂不住,‘左’的偏向就發展了。”

  確實,中央的政策要求深入徹底,貧雇農群眾平分財產熱情高漲,不少干部又認為越左越正確,寧左勿右,風潮之下,這誰頂得住啊?

  同時,“左”傾也由農村蔓延到城市,出現了過分打擊城市工商業的現象:一些地主在城市里兼營的工商業,被關門查抄;一些原地主在日占時期被沒收了土地,進入城市轉為工商業者,也遭沒收財產;一些工商業者因在日占時期曾為敵偽做過事,此時也以“敵偽殘余”名義被揪出清算,關門查抄,等等。

  1948年1月12日,時任合江省委書記張聞天致信東北局并轉中共中央,要求保護工商業。認為當前一些地區縱容農民進城查抄的行為是“尾巴主義”,如果不加糾正,“將使我合江各城市工商業在短時間內有全部搞垮之危險”。

  張聞天的意見受到了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視。1月18日,毛澤東親自起草了《關于目前黨的政策中的幾個重要問題》的指示,批評一些地區放任農民自發性的行為。毛澤東在指示中提出:

  “‘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是錯誤的。在鄉村,是貧農、雇農、中農和其他勞動人民聯合一道,在共產黨的領導之下打江山,而不是貧雇農單獨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國,是工人、農民(包括新富農)、獨立工商業者、被反動勢力所壓迫和損害的中小資本家、學生、教員、教授、一般知識分子、自由職業者、開明紳士、一般公務人員、被壓迫的少數民族和海外華僑,聯合一道,在工人階級(經過共產黨)的領導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數人打江山坐江山。”

  2月7日,劉少奇在向中共中央的匯報中寫道:

  “東北土改斗爭中打擊面占人口的百分之二十五,實在太多,其中定有很多佃耕地主土地但又雇人耕種的農家。這種人一方面受人剝削,另一方面又剝削別人,其中一部分剝削與被剝削相抵,所余不多,應定為中農。另一部分,則有相當大的資本,剝削占其收入的主要部分,但這種剝削基本上應認為是資本主義性質的。為了縮小打擊面,除區別地主的大、中、小及富農的惡霸與非惡霸外,在東北是否應將富農的圈子劃小一點,并將富農亦分為大、中、小分別對待”。

  2月9日,中共中央將劉少奇的匯報電轉東北局,明確指示東北局要縮小打擊范圍,使運動走入正確軌道[12]。收到中央指示后,東北局立即召開聯席會議,著手部署糾“左”糾偏工作【此時高崗正在熱河指導工作,不在哈爾濱,東北局日常工作暫由羅榮桓代理】。會后,東北局發出《關于平分土地運動中的幾個問題的指示》,要求擺正黨的領導和群眾運動之間的關系(“黨的領導要向群眾解釋政策、分析問題、說明利害、提高群眾覺悟,而不是放任自流,更不是強迫群眾行動”),否定了“貧雇農打江山坐江山”的口號,并規定了執行政策中的四個問題:第一,不能造成基本群眾的內部對立;第二,對中農要按照新規定重新劃分成分;第三,縮小打擊面,對待地主富農要給以生活出路;第四,嚴禁打人、殺人,死刑要經過審批。到3月2日高崗回到東北局時,東北土改的糾“左”工作已經取得了良好效果,進入尾聲。

  3月10日至31日,高崗主持召開了東北局聯席會議,總結東北土改運動的經驗和教訓。高崗在大會上做了《關于平分土地運動的基本總結》的重要報告,為東北土改蓋棺定論。他提出,東北土改的成績是第一位的(非此不足以充分發動農民),但過程中存在“左”的偏向,在解放區造成了不必要的摩擦、沖突和矛盾,損害了一部分群眾的利益,并產生了混亂;一些干部頭腦中“中農不是基本群眾”的觀點是錯誤的,而片面強調“貧雇農說了算”的“群眾自發論”則是試圖取消黨的領導的危險做法,是反馬克思主義的。進而,他提出要繼續進行糾偏,保障群眾利益,并把土改工作與發展生產結合起來,以有力支援正在進行的解放戰爭。

  會后,東北解放區各地繼續落實政策,大批被錯劃為地主、富農的家庭【實為中農】得到糾正,城市里被查抄、破壞的工商業也得到賠償,群眾逐漸學會了如何理解和掌握黨的政策,行使民主權利更加成熟。一種稱為“個人提、互相比、大家評”的評議制度開始推廣開來,生產也得以恢復和發展。

  形勢發展到了1948年5月,東北國共兩軍的力量對比已經根本逆轉,主力決戰的時機到來。同時,由于攻克長春、沈陽等大城市的前景已經可期,準備和加強黨的城市工作也被提上了日程【多數干部還并沒有在城市里進行經濟建設的經驗】。因此,東北局在此時成立了專門調研和積累城市建設經驗的“東北局巡視團”,由高崗親任團長,強化領導。5月31日,東北局決定成立“東北財經委員會”,并指示陳云專門負責財經工作。

  就在同一時期,中共中央交給東北局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召開第六屆全國勞動大會(又稱“全國解放區職工代表大會”),相當于給全體解放區勞動群眾做戰前動員。經過緊張籌備,大會于8月4日在哈爾濱召開,高崗代表東北局在會上做了熱情洋溢的報告,描繪了解放戰爭的新形勢,鼓舞代表們努力爭取全國革命的勝利,多次引起全場歡呼【這次報告整整持續了四個小時】。

  1948年9月,為便于后續戰爭,中央指示將東北野戰軍【后來的“四野”】與東北軍區切割,各為獨立系統。東北野戰軍由林彪指揮,總兵力70萬人,戰斗力和武器裝備都較強;東北軍區為高崗主事,雖然戰斗力和武器弱于野戰軍,但也有30萬人,配合野戰軍完成作戰任務。

  9月12日,“三大戰役”的第一戰——遼沈戰役——正式打響。林彪領大軍在前,高崗運籌帷幄在后,密切配合。10月15日,錦州解放,東北敵軍成甕中之鱉。10月21日,長春解放。11月2日,東北第一大城市沈陽解放,東北至此基本實現全境解放,東北局機關隨之遷入沈陽【遼沈戰役歷時52天,殲敵47萬,俘虜32萬,繳獲各類槍支火炮不計其數;東北四千萬人口、140萬平方公里土地易主】。中共中央同日致電林彪、羅榮桓、高崗、陳云,對我軍在東北的勝利表示祝賀。

  遼沈戰役結束后不久,11月18日,毛澤東即致電林彪,指示東北野戰軍提前結束休整,準備入關參加平津戰役。這意味著,當時東北黨政軍一把手的林彪很快就會離開東北,林彪走后誰來接班就是一個問題。而從當時東北局的各主要領導的情況來看,人望、資質最大的無疑就是高崗。雖然這一任命在幾個月后才最終下達,但林彪走后將由高崗全面主政東北已無可懷疑。

  12月18日,平津戰役已經打響,毛澤東致電高崗,邀請他來西柏坡中共中央開會商討第二年我軍各軍的作戰計劃。12月21日,高崗動身前往西柏坡【他離開期間由陳云主持東北局的工作】。次年1月底,他回到沈陽。2月14日,他主持召開東北局常委會議,分析了東北的形勢與中央的政策,提出把經濟建設作為東北解放后的工作重心。

  1949年3月,中共中央正式對東北局領導班子進行調整,高崗接任東北局書記,李富春為副書記,張聞天、林楓、張秀山、李卓然為常委【陳云此時已調到中共中央工作,故未列入】。不久后,高崗又當選新成立的東北人民政府主席。至此,高崗同時擔任東北局書記、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13]、東北人民政府主席三職于一身,成為繼林彪之后東北第二個黨政軍一把手,實實在在的“東北王”(44歲)。

  三、主持東北經濟建設,當選共和國副主席

  由于東北在全國率先結束戰爭、完成全境解放,經濟建設就成了以高崗為首的東北局的核心任務之一【既是東北自身的任務,也是東北作為支援全國解放戰爭大后方的任務】。1949年5月1日,沈陽市民集會慶祝東北解放后第一個勞動節,高崗在紀念大會上演講指出:

  “現在中國人民和中國人民解放軍的任務就是奮勇前進,迅速地把國民黨殘余勢力打掃干凈,把革命進行到底,解放全國人民,建設一個獨立的自由的民主的經濟繁榮的新中國......我們后方全體人民的任務,就是全力進行經濟建設,發展我們的工業和農業。特別是恢復我們的工業[14]。我們一切工作的中心,所有黨政軍民各方面工作都應該服從與服務于這一中心任務。”

  同時,為了更好的恢復生產和建設工業,尋求蘇聯的幫助也成被提上了議程。由于此時全國的解放已指日可待,向蘇聯求助既是服務于東北的工業建設,也是服務于即將到來的全國經濟建設,意義非常重大。1949年1-2月,蘇共先派出政治局委員米高揚訪華,征詢中共意見。6月,中共決定派出由劉少奇、高崗、王稼祥組成的代表團(劉少奇為團長)赴蘇聯訪問談判,爭取蘇聯援助。7月30日,談判正式結束,劉少奇和馬林科夫代表中蘇雙方簽訂了一份3億美元的貸款協議,高崗在當日首先從蘇聯返回【劉少奇陪同由科瓦廖夫率領的200名蘇聯專家組成的援華隊伍隨后啟程,比高崗晚到東北】。

  返回沈陽后,高崗領導的東北局開始著手準備成立東北人民政府,高崗、李富春、張聞天等7人為籌委會主席團常委。8月21日到26日,第一屆東北人民代表會議在沈陽開幕,出席的東北各地人民代表300余人,大會選舉了新政府的41名正式委員和11名候補委員,宣告了東北人民政府的正式建立。

  9月8日,面對東北一片大好的經濟政治形勢,高崗在東北干部會議上做了《榮譽屬于誰?》的著名演講,提醒全體東北干部戒驕戒躁、繼續為人民服務,受到廣大干部和群眾的熱烈擁護(后被《人民日報》11月25日頭版轉載)。高崗在演講中說:

  “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清楚,我們的榮譽以及與之相聯系的地位與物質待遇應該屬于誰的......我們革命和建設的榮譽,首先是人民大眾的,地位與物質待遇的提高,也首先是人民大眾的。只有人民大眾有了地位,提高了地位,我們共產黨人也才有地位可說......我們共產黨人所追逐的唯一目標,應該是在任何工作崗位上把工作做好,把全部智慧、能力貢獻給人民事業,而不計較個人得失。從我們革命者本身來說,我們必須懂得最大多數人民的最高利益也是我們共產黨人的最高利益。這是我們最高利益的最高準繩,除此以外,別無其他。至于‘榮譽’,那是人民根據你對于整個事業的貢獻而給予你的鼓勵,‘地位’則是人民給你的責任,‘物質利益’則是人民根據你對具體事業的貢獻而給你的適當的酬勞......你對國家與人民的貢獻越大,人民給你的榮譽地位、物質待遇也就越高,這是成正比的。”

  客觀地說,這篇演講是對我黨在東北勝利后不少干部中滋長出的驕傲自滿、貪圖物質享受等不良風氣的警示,告誡這些干部們要牢記榮譽首先屬于人民,不要“貪天之功為己有”,提醒干部們今日的地位和待遇并沒有什么值得驕傲的地方,那不過是人民對你所做貢獻的肯定而已。但與此同時,這篇演講中也隱含了一些不正確的思想:承認干部中根據“功勞大小”分配官職、地位和物質待遇的制度;職務越高,地位就越高,物質待遇就越好,換言之就是“升官發財”;進一步推論可得,榮譽和地位雖然首先屬于人民,但只要人民認可你的“功勞”,你就可以理所應當地占據更高的地位、享受更多的物質待遇【這些思想顯然是非馬克思主義的,帶有后來所謂“資產階級法權”的特征】。不過,考慮到當時我黨干部們普遍的思想認識水平,高崗作為干部的一員也很難超越這樣的認識,他的這篇演講在當時整體上仍然起到了非常積極、正面的作用,以至能在全國范圍內廣為傳播。

  9月21日,舉世矚目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在北京開幕,既是政治協商會議,又代行全國人大的職能。政協會議選舉了新的人民政府,討論制定了國旗、國徽和國歌,制定了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等文件,為新中國的建立奠定了基礎。大會共有662名代表參加,高崗作為東北解放區的代表出席,并在大會開幕式上發表了演講。9月30日,大會選出毛澤東(56歲)為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朱德(63歲)、劉少奇(51歲)、宋慶齡(56歲)、李濟深(64歲)、張瀾(77歲)、高崗(44歲)為副主席【六人中最年輕的副主席,年輕有為,前程似錦!】,周恩來、陳毅等56人為中央人民政府委員。

  六位國家副主席中,共產黨和民主人士各三名,充分體現新民主主義政權“各革命階級聯合執政”的涵義。在共產黨的三名副主席中,朱德作為三軍總司令地位毋庸置疑;劉少奇是延安整風后崛起的政治明星,是當時中共中央內僅次于毛澤東的第二號人物;高崗則僅僅是一名大區負責人,卻能出任全國的副主席,令人稱奇。這一安排顯然反映了高崗在當時的特殊地位:

  其一,高崗(和劉志丹、謝子長等人)開辟和經營的陜甘寧根據地曾是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后全國碩果僅存的一塊的根據地,成為紅軍長征的落腳點和解放全國的出發點,對中國革命有著不可磨滅的巨大功勞;

  其二,高崗當時領導的東北解放區既是中共取得的第一個全境解放的大區,也成為進一步解放全國的戰略大后方,有力地支援了全國的解放戰爭,并為新中國建立后的全國經濟恢復提供了工業基礎和裝備基地(也是重要的糧食和木材產地),在即將成立的共和國中有著舉足輕重的地位;

  其三,朱德出身云南講武堂,入黨前長期在軍閥及國民黨軍隊中擔任高級軍官,入黨后也始終從事軍事指揮工作,是軍人的代表;劉少奇以工人運動起家,長期做城市工作及工人工作,是城市或白區干部的代表;而高崗出身貧農,長期在農村摸爬滾打,進行發動農民和建設農村根據地的工作,是黨內廣大工農干部的杰出代表。在一個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國家里,怎能不安排一名工農出身的領導人來擔任國家副主席呢?

  此外,高崗的政治、經濟和軍事才干一流,這從他在西北時能一路升遷到西北局書記、到東北后又一路升到東北局書記便可看出。讓高崗擔任國家副主席,是能夠服眾的[15]。

  1949年10月1日,高崗作為國家副主席,與其他幾位副主席一道登上了天安門城樓,聆聽了毛澤東震撼世界的講話,見證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誕生。

  參加完開國大典后,高崗就迅速回到沈陽領導東北的經濟建設。

  1950年3月,高崗在東北局的一次會議上指出:“我們在東北工作的同志工作好壞如何,不但直接影響東北的人民,而且還將影響到全國”,并提出“努力把東北建設為全國工業化的出發點或重大基地”的目標。

  在高崗及廣大黨的東北干部的領導下,東北的經濟在新中國成立后得到了迅速的恢復和成長:農業上,1949年的糧食產量比1948年增長了20%左右,許多農村建立了互助組,向集體方向發展;工業上,我國第一個大型鋼鐵聯合企業鞍山鋼鐵公司正式成立(1948年12月),一大批新的工業企業也相繼建立,1949年東北工業總產值超過原計劃的4.2%,社會主義國營工業的優越性初步顯露。1950年3月,毛澤東和周恩來自蘇聯訪問歸來,中途經過沈陽,在高崗等人的陪同下參觀了沈陽市內各主要工業企業,對東北的建設成績予以了充分肯定。

  如果只是常規的發展經濟,高崗的經濟才干也不值得大書特書。但我們的傳主注定不只是這個水平,因為,他在建國后全國各地均以恢復和發展經濟為第一任務的環境下,敏銳地發現了黨政機關干部中日益滋長的作風問題,產生了將政治工作與經濟建設相結合、以政治建設促進經濟發展的思路,率先在東北開展整頓干部的“三反”運動,一時間開得全國風氣之先,并受到毛澤東的重視和推廣【不過,讀者閱讀到此,可能不會覺得意外,因為高崗從進入東北開始便始終都很重視干部的思想和作風問題】。那么,這又是怎樣一回事呢?

  早在1951年3月1日的東北人民政府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上,高崗就專門分析了東北干部的工作和作風情況,他將機關干部分為四類:

  第一類,兢兢業業的干部。“在工作中認真研究情況,鉆研問題,能抓住工作關鍵,注意學習,注意總結經驗,注意對干部的思想領導和業務領導”;

  第二類,基本合格的干部。“工作還可應付,也有若干成績,任務‘照例完成’,但是質量不高”;

  第三類,部分合格的干部。“在局部的、一時的、一地的工作在表現不錯,有成績。但是,他把成績夸大了”;

  第四類,腐化墮落的干部。“損人利己,脫離群眾,是官僚分子和貪污腐化的蛻化分子。”

  高崗認為,第四種干部是對目前的工作最危險的,必須加以檢查和斗爭。他提出:“我們有些人從舊社會剛轉到新社會,新的習慣不熟悉,往往以舊習慣辦事,沾染了舊社會的壞作風,甚至被其所腐蝕、溶化。這是很危險的。對于這些人,要告訴他們去掉這些骯臟東西,要號召干部堅決和這種現象作斗爭,肅清這些壞現象。這就要依靠教育,依靠法令,依靠群眾,依靠檢查工作。”依照高崗的指示,這次會議后,東北各級政府便開始著手布置檢查干部、反對貪污腐化的工作。

  5月18日—6月2日,東北局召開城市工作會議,提出了“為增產節約五百萬噸糧食的財富而奮斗”的目標,發起了增產節約運動。增產節約運動波及各大中城市及工廠礦山,一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另一方面也使一些黨政干部的官僚主義、貪污腐敗行為得到更充分的暴露。不有效清理這些行為,就不能有力推動增產節約目標的實現。為此,東北局意識到,有必要在繼續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同時,立刻進行一場反對貪污腐化、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

  8月31日,高崗在東北局干部會議上做了《反對貪污腐化、反對官僚主義》的報告,詳細分析了官僚蛻化分子的各種表現及進行反貪腐、反官僚主義斗爭的絕對重要意義,他在報告中說:

  “在全國革命勝利與東北轉入以經濟建設工作為中心之后,大批舊機關、企事業中的工作人員轉到人民的機關與企業中工作。他們之中,有大部分經過教育改造開始建立為人民服務的思想,但還有一些人改造得很差,甚至根本沒有什么改造,繼續著國民黨反動派的貪污作風。同時各種奸商與反動階級的殘余分子,也都在采取各種引誘、欺騙的手段,企圖軟化我們隊伍中那些意志不堅定的分子,而我們也確有一些黨員,甚至個別老干部,經不起這種誘惑而墜入泥坑,產生了嚴重的貪污蛻化傾向,腐蝕著革命的隊伍,妨礙著黨和人民群眾的聯系,這是一個極為嚴重的問題,如不及時解決,就會貽害人民、貽害革命......這些蛻化分子是把地主、官僚、買辦和其他非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生活方式、工作作風帶到我們的黨內來了。這些東西是同馬列主義根本沖突的,是同共產黨員的稱號相沖突的,是同工人階級的意識形態、生活作風相沖突的。”[16]

  然后,高崗又提出了反對貪污腐化和官僚主義的四條具體措施:

  第一條,在東北所有機關中均開展群眾性的民主運動,鼓勵群眾揭發檢舉機關內部及相關一切人員中的貪污腐化行為與官僚主義作風【自下而上】;

  第二條,對于在運動中揭發檢舉出的貪腐蛻化分子,凡證據確鑿,必嚴肅處理【懲治反面】;

  第三條,表揚和獎勵具有高度事業心、責任感及廉潔奉公的干部,表彰各行業工作中涌現出的英模人物,如戰斗英雄、先進生產者、模范技術人員、模范青年、模范婦女等【表彰正面】;

  第四條,對各級機關工作與領導作風進行一次全面檢查,向各式官僚主義及貪腐行為開火【自上而下】。

  這些措施成為指導運動的重要指引。

  幾天后,東北局正式通過了《關于反對貪污蛻化傾向、反對官僚主義作風的決定》,結合著增產節約運動,一場反對貪污腐化、反對官僚主義的運動席卷東北。

  10月26日,高崗在東北局干部會議上做了《全面開展增產節約運動,進一步深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的報告,指示將運動推往深入,并第一次把反貪污、反浪費和反官僚主義作為一個整體提了出來,標志著“三反”概念的出爐【“三反”之中,“反貪污”、“反官僚主義”是整肅干部的政治運動,而“反浪費”則是增產節約經濟運動的一部分;將三者列到一起,是將政治工作與經濟建設相結合的一個創舉】。

  11月1日,高崗將東北開展“三反”的情況寫成報告提交中共中央,受到毛澤東等領導人的密切關注。11月20日,毛澤東給各中央局、各省市區黨委、各省市區政府黨組、各級軍區、黨中央各部門負責人、中央政府各部門黨組轉發了高崗的報告并親自在報告上批示,要求在全國推廣此運動。從此,“三反”運動從東北波及到全國。

  11月23日,《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向貪污行為作堅決斗爭》的社論,系統介紹了東北經驗。12月1日,中共中央又發出《關于實行精兵簡政、增產節約、反對貪污、反對浪費和反對官僚主義的決定》,進一步支持了全國范圍的“三反”運動。12月13日,毛澤東在給各大區領導人的電報中專門談到并肯定了高崗對“三反”的功績,指出:“發現貪污問題的嚴重性和大規模地懲治貪污分子,從東北開始,是由高崗同志親自動手的。”1952年1月31日,毛澤東再次致電高崗,對東北的工作成績進行表揚:“你們清除了大小貪污分子十六萬多人,收到了很大成績,甚為高興,你們的方針和做法是基本正確的。”

  針對機關干部的“三反”運動在全國開展以后,中共中央很快又發起了另一場運動——針對奸商和不法資本家的“五反”運動,要求在全國進行大規模的徹底的反對行賄、反對偷稅漏稅、反對盜竊國家財產、反對偷工減料和反對盜竊經濟情報的斗爭。

  到1952年6月,全國范圍的“三反”、“五反”運動基本結束,運動清理了黨政干部隊伍中的一大批貪污蛻化分子,有力地糾正了新中國成立后黨內開始滋長的不良風氣,抵制了舊思想舊傳統舊習慣帶來的惡習和資產階級思想的侵蝕,同時打擊了不法資本家們的“五毒”行為,在工商業中進行了一場守法經營觀念的教育和普及,對于新中國的經濟恢復、建設及各項工作的開展起到了良好的配合、推動作用,成就巨大【不過,一些地區在進行“三反”、“五反”的過程中出現了“左”的偏差,打擊面擴大化,甚至為完成指標而抓人,使一些干部或商人受到了不公的對待】。

  無疑,能在全國各大區中率先發起“三反”運動展示了高崗清晰的頭腦、敏銳的嗅覺和出眾的才干,這也使他更加得到毛澤東的信賴和重視。早在西柏坡,毛澤東就提出了著名的“兩個務必”[17],可見他對于建國后一些干部可能發生的腐化墮落早有心理準備。從某種意義上說,高崗在東北的實踐正好為毛澤東想要推行的全國范圍的干部整頓提供了試點經驗;因此,他關于東北“三反”的報告一經提交,便迅速得到毛澤東的支持并被后者轉發到全國。

  如果說領導“三反”運動是高崗主政東北期間的“文治”之一,那么支援和配合抗美援朝戰爭便是高崗“武功”的代表。由于高崗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特殊貢獻,中國人民志愿軍司令員彭德懷在后來接受朝鮮政府授予的一級國旗勛章時對眾人說:“這枚勛章授給我不合適,第一應該給高麻子【即高崗】。”

  事情得從1950年6月說起。

  1950年6月25日,半島北方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向南方的大韓民國率先發動攻勢,朝鮮戰爭爆發。面對北方朝鮮人民軍的強大進攻,被動應戰的韓軍難以招架,接連失利。戰爭爆發僅三天,韓國首都漢城【今首爾】就被人民軍攻陷,韓政府落荒而逃;戰爭爆發僅兩個月,韓軍就被驅趕至半島東南角的釜山一帶,韓國90%領土被朝鮮占領。為挽救大勢已去的韓國政權,美國利用蘇聯代表缺席聯合國會議之機,促使聯合國投票通過對朝鮮用兵的議案。9月15日,以美軍為主體的聯合國軍【由美國、英國、法國、加拿大、澳大利亞、新西蘭、荷蘭、比利時、盧森堡、希臘、土耳其、哥倫比亞、泰國、菲律賓、南非、埃塞俄比亞共16個國家的士兵組成】由美軍司令麥克阿瑟領導,大舉在仁川登陸,開始反攻。

  美國的介入使戰局迅速扭轉。9月28日,聯合國軍重奪漢城。10月1日,聯合國軍越過北緯38度線,向平壤挺進,朝鮮危急。

  作為一場在中國的鄰國爆發的戰爭、一場資本主義敵對國家與社會主義兄弟國家的戰爭,朝鮮戰爭從一開始便引起了中國領導人的密切關注。就在朝鮮戰爭爆發2天后,6月27日,美國第7艦隊進駐臺灣海峽,意圖阻止大陸收復臺灣,干涉中國內政。毛澤東敏銳地感覺到,如果韓國作戰連續失利,美國一定會派兵介入【因此毛澤東曾在仁川登陸前多次提醒金日成防范美軍】。如果這一結果發生,中國的東北邊境就將直接暴露在美軍的威脅之下【果然,后來美軍飛機還越過中朝邊境轟炸了中國的丹東等地】。這意味著,第一,東北將從我國的戰略后方變成戰爭前哨,必須立刻加強東北防務【而當時東北軍區留守的部隊又少又弱,不足以承擔防衛任務】;第二,有必要組織一支精銳部隊,靠近中朝邊境,以在必要時入朝幫助人民軍作戰。

  為了解決這兩個問題,7月7日,中央軍委召開會議,正式決定抽調位于中原地區的第十三兵團等精銳部隊北上,成立東北邊防軍【此時美軍尚未登陸,邊防軍職責以防衛東北為主】。7月23日,中央軍委任命東北軍區司令兼政委的高崗為東北邊防軍總指揮,負責軍事訓練和戰爭準備。8月15日,高崗致電毛澤東匯報邊防軍備戰情況,毛澤東對高崗的報告表示滿意,并指示務必在9月30日前完成全部準備工作。進入10月,各項準備工作基本完成,邊防軍的武器裝備水平達到我軍最高,為入朝作戰打下堅實基礎。

  美軍仁川登陸后,半島戰局逆轉。10月1日,金日成緊急召見中國駐朝大使,正式向中國提出出兵援助的請求。10月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派出中國人民志愿軍抗美援朝的決定。10月8日,毛澤東正式簽署入朝作戰命令,任命彭德懷為志愿軍司令員兼政委,高崗為志愿軍總后勤。10月10日,彭德懷與高崗在沈陽商討制定了具體的作戰方案,向毛澤東致電匯報。次日,毛澤東回電彭、高,批準了作戰方案。中國人民志愿軍的入朝作戰進入最后的倒計時。10月19日,約30萬志愿軍戰士“雄赳赳,氣昂昂,跨過鴨綠江”,準備給予美韓侵略軍迎頭痛擊【從7月7日東北邊防軍成立,到10月19日志愿軍正式入朝,這支部隊實際上已經在東北緊張備戰了3個月的時間】。

  俗話說“兵馬未動,糧草先行”,出國遠征本就不易,加之對手是世界第一的美軍,如果沒有堅實、可靠的后勤保障和戰場支援,我軍就無法戰勝強敵、堅持到勝利。正因為如此,高崗負責的后勤保障線雖沒有前線的槍林彈雨,但也同樣任務繁重、兇險異常。為保障東北的后勤工作,周恩來代表政府在11月5日致信高崗,承諾全力支持:

  “只要東北提出要求,我們愿全力以赴,幫助你們解決困難。凡為東北已決定者,我們定做你們后盾,支持你們貫徹下去。有些事情職權屬于中央,但你們仍可便宜行事,只要通知一聲,當由中央追認。”

  在中央政府和全國人民的支持下,東北全民動員,參與到志愿軍的后勤保障中去。據統計,整個戰爭期間,東北共有394萬人參加了戰勤工作,其中直接赴朝支前的民工約74萬人;東北近40萬人應召參軍;僅遼東、遼西、黑龍江、松江四省就組織了擔架近1.7萬副;僅遼東、遼西、吉林三省就出動了戰勤大車近25萬輛;全東北人民共為戰爭捐款達6517億人民幣(舊幣),折合可購買戰斗機434架,超過原定募捐數額近2.5倍......此外,東北人民政府還在戰爭期間接收和安置了大批從朝鮮逃亡的難民,撫養了近萬名朝鮮孤兒,幫助訓練了10萬余朝鮮軍隊。這些措施都為戰爭的勝利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作為志愿軍的總后勤,高崗的工作非常忙碌,在周密布置各項保障工作的同時,既要頻繁同前線的彭德懷聯系,了解前線的各種需求【為此他曾兩次親赴朝鮮考察物資供應情況】,又要及時向北京的毛澤東匯報,就各種重要問題進行請示【僅1950年10月到12月的兩個月間,高崗與毛澤東的電報通信就達46次,平均每1.3天通信一次】。

  正因為高崗及其所領導的后勤保障工作有力支援了志愿軍的前線作戰[18],彭德懷才會在1951年接受朝鮮政府的勛章時說出(勛章)應該給高崗這樣的話。

  1953年7月27日,朝、中、美三方在板門店簽署了《朝鮮停戰協定》及《關于停戰協定的臨時補充協議》,正式停戰,歷時三年的朝鮮戰爭結束。

  在戰爭中立下的赫赫功勞的高崗聲望更盛,他即將被調任北京,迎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任命。1953年的高崗知道(48歲),奉調進京意味著自己將擁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大的權力,他難以抑制滿心的激動;但他不知道的是,進京路也是黃泉路,他即將卷入一場前所未有的權力斗爭,并在短短一年后用自殺的極端方式面對自己的失敗。

  篇末總結

  1945年日本投降后,高崗被派到東北工作,擔任中共北滿分局委員兼北滿軍區司令員。到東北后,由于與時任東北局書記彭真政見不同,二人發生爭論,高崗與張聞天、陳云共同起草了著名的《對滿洲工作的幾點意見》,最終得到毛澤東及中共中央的認可。

  在北滿,高崗與陳云密切配合,積極開展各項工作,很快取得了人民群眾的擁護,并解放了北滿的重要城市——哈爾濱。1946年5月,東北局領導班子調整,高崗升為東北局副書記兼常委會秘書長,逐漸成為林彪的第一助手。

  1946年7月《七七決議》發布后,東北掀起了干部大下鄉、農村大規模土改的高潮。但這一運動因過急過快產生了大量的“夾生飯”問題。11月初,東北局進行班子成員分工調整,高崗正式成為僅此于林彪的東北第二把手,形成林彪領導前線、高崗主持后方的格局。11月底,高崗主持通過了《關于解決土改運動中“半生不熟”的問題的指示》,開始領導解決“夾生飯”問題的第二次土改運動。

  1947年7-9月全國土地工作會議在西柏坡召開后(會議中第一次與劉少奇產生矛盾),東北再度掀起深徹土改,并發生較為嚴重的“左”的偏向。1948年2月以后,東北局開始布置糾“左”工作。高崗在3月份召開的東北局聯席會議上做了《關于平分土地運動的基本總結》的報告,為東北土改及糾“左”工作蓋棺定論。

  1948年5月后,國共兩黨的斗爭形勢已經扭轉。高崗受中央之托,在哈爾濱主持召開了全國勞動大會(全國解放區職工代表大會),并作了長篇報告。隨后,東北野戰軍與東北軍區分離,高崗成為東北軍區的實際負責人。11月,遼沈戰役結束,東北全境解放。林彪率軍入關參加平津戰役,高崗于1949年3月接任東北局書記。在東北人民政府成立后,高崗身兼東北局書記、東北軍區司令員兼政委、東北人民政府主席三職,成為東北的黨政軍一把手,權力居于其他各大區負責人之上。

  東北解放后,高崗主持東北的經濟恢復和建設,提出把工作中心轉移到城市和經濟建設上去,以使東北成為支援全國解放戰爭的經濟后方。1949年6月,高崗與劉少奇、王稼祥共同出訪蘇聯,爭取到大量蘇聯援助。就在東北經濟建設欣欣向榮之時,高崗提醒干部們戒驕戒躁、保持良好作風,并在9月發表了《榮譽屬于誰?》的著名演講。

  9月,政治協商會議在北京開幕,44歲的高崗當選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隨后又登上天安門城樓參加了開國大典。見證了新中國的成立后,高崗返回沈陽繼續領導東北經濟建設。1951年5月,東北局發起增產節約運動。8月底,又發起了反對貪污腐化和官僚主義的運動。10月26日,高崗在東北局干部會議上做了《全面開展增產節約運動,進一步深入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的斗爭》的報告,正式提出了“三反”概念。“三反”運動在得到毛澤東的肯定和推廣后,很快波及全國。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后,高崗成為新成立的東北邊防軍總指揮,負責練兵備戰。10月,毛澤東正式簽署入朝作戰命令,高崗擔任了志愿軍總后勤,以其積極、忙碌、有效的工作,為志愿軍提供了堅強、可靠的后勤保障和戰場支援,為抗美援朝的勝利立下汗馬功勞。

  總之,在東北工作的八年時間里,高崗再次取得了輝煌成績,展示了自己在政治、經濟、軍事各方面的杰出才干。同時,也贏得了東北干部軍民對他的一致擁護,并增加了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對他思想和能力的認可。但另一方面,巨大的成就和功勞、日甚一日的聲望和權勢也使他(后期)著實驕傲自滿起來,對生活作風上的嚴格要求開始松懈,權力欲逐漸增長,這無疑為他日后的悲劇命運埋下了伏筆。

  注釋

  [1] 彭真(1902-1997),山西人,原名傅懋恭,早年為山西學運和工運領袖,1923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為老資格黨員。1925年指導成立山西工人聯合會和太原總工會,后又赴石家莊領導正太鐵路總工會,任正太鐵路總工會秘書。大革命失敗后,先后任中共天津市委代理書記、書記,中共順直省委組織部部長、代理書記等職,是中共北方局的主要領導人之一,也是曾為北方局書記的劉少奇最信任的干部之一。

  [2] 就在陳、高、張的電報發出后,彭真、羅榮桓也給中央發了電報,提出要“積極準備爭奪沈陽”,“如蔣頑開到后,蘇軍即撤走,我即堅決爭取消滅頑敵,先占沈陽,再奪長春”。

  [3] 劉少奇的分析表明,彭真試圖據守城市的策略著實是一步險棋,說白了就是在賭博,賭我軍能不能在占據先機的情況下,獲取蘇軍的援助,并成功擊敗國民黨大軍的進攻。如果賭博失敗,則我軍既不能在城市立足,又不能退至鄉村,因為鄉村根本沒有建立根據地,群眾也不信賴我們。此時,進退維谷的我軍必將發生混亂,陷入極其危險的境地。如此淺顯易懂的道理,彭真、羅榮桓等人居然沒有想到,這根本不是他們“智商”不夠,而是被日本投降后我軍快速接收東北過程中產生的樂觀情緒所裹挾,遮蔽了理智。“勝利”來得太快(奪取大城市帶來的收益和興奮也太大),一些干部便忘乎所以,驕傲自大,以為只要“趁勢而下”,便可一鼓作氣,占領全東北,根本沒有考慮我軍在此處根基尚淺、實力尚弱以及尚未取得群眾廣泛擁護的客觀情況,走向冒險。

  [4] 當時曾把這種大量干部統統下鄉做群眾工作的政策稱為“蝗蟲策略”,意為下鄉干部要像蝗蟲過田一樣席卷全部農村地區,頗為生動形象。

  [5] 林彪在《群眾》發刊詞中以“家”為喻肯定了根據地建設對東北工作的極端重要性:“今天我們在東北還沒有根據地,還沒有家。如果我們不趕快建立自己的根據地,建立自己的家,我們就會站不住腳,就會有失敗的危險”,“如果我們沒有家,沒有房子,就好比是流浪者,漂來漂去的二流子,遇到狂風暴雨,就會無家可歸,無房子可住,就要被狂風吹掉,被暴雨淋死,遇到嚴寒冬天,就會凍死餓死。”

  [6] 1945年抗戰勝利后,中華民國政府將東北地區劃分為9個省,即遼寧省、安東省、遼北省、吉林省、松江省、合江省、黑龍江省、嫩江省、興安省,即把原來的東三省每一個省再分成三個省。

  [7] 《指示》所總結的土改“半生不熟”現象有如下幾個特征:

  第一,地主的威風和勢力并未真正打掉(地主或明或暗的反抗破壞,藏匿財物,農民心有余悸,不敢真正占有土地);

  第二,分地中并未充分發動群眾;

  第三,沒有在當地群眾中發現和培養一批積極分子;

  第四,一些群眾并沒有認識到只有建立自己的武裝才能保衛勝利的果實。

  因此,不少地方的群眾在土改“完成”后積極性卻并不高,看似樣樣都有了(分地、斗地主、建立武裝、建立農會),實際卻往往徒有其表。當時轟轟烈烈,過后冷冷清清。

  [8] 關于彭真被調離東北,一些材料認為是林彪和高崗聯合排擠的結果。據溫相所著《高層恩怨與習仲勛》一書,林、高二人早在1946年3月就在對彭真不滿的問題上達成了共識:二人認為彭軍事才能低下、看不清形勢、階級觀念模糊、留念大城市,甚至行政能力也一般,“不宜主持東北全局”。

  [9] 不過,由于《中國土地法大綱》的主旨是將土改推向深入,故而在設計上強調反右多于反“左”,造成了一些解放區的執行時的過“左”過激偏向。

  [10] 趙德尊(1913-2012),遼寧人,出身于沒落的知識分子家庭,1935年在清華大學學習期間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一二·九”運動,成為清華學生運動領袖。抗戰爆發后來到冀西根據地工作,擔任晉冀特委組織部長等職。1945年以七大代表身份出席延安召開的中共七大。1945年10月后受中央委派來到東北工作,先后擔任黑龍江省組織部長、省委副書記、省委書記等職,得到高崗信任。1954年“高崗-饒漱石反黨集團”事發后作為高崗的“五虎上將”之一遭到撤職、降級處分,下放到東北制藥廠擔任副廠長。

  [11] 引自高崗1954年回憶材料《我的反省》。

  [12] 中共中央的指示中說明:“中國地主、富農雖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況來說只占農村人口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東北的地主較別地為多,但也絕不會多到占人口或戶口四分之一這樣多。”

  [13] 能同時兼軍區司令和政委也實屬罕見。當時全國六大軍區中,西北軍區司令是彭德懷,政委習仲勛;華北軍區司令是聶榮臻,政委薄一波;華東軍區司令是陳毅,政委饒漱石;中南軍區司令是林彪,政委羅榮桓;西南軍區司令是賀龍,政委鄧小平;唯有東北軍區是司令與政委高崗一肩挑。這既是由于東北解放較早、建設較穩固而使大量干部被調任其他地區(林、羅、陳先后離開東北后似乎已沒有能在人望和能力上與高崗比肩的人物),同時也可見毛澤東及中共中央對于高崗的十足信任。

  [14] 東北的工業基礎好,但不少企業在戰爭期間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破壞,發生停產停工的現象。

  [15] 當時也有人認為是因為(除高崗外)所有的主席、副主席都是南方人,這才把高崗這個北方人選了進來。這一因素可能受到了毛澤東及中共中央的考慮,但顯然不是主要矛盾。

  [16] 載于《東北日報》,1951年12月1日。

  [17] 1949年3月,中共中央在河北省平山縣西柏坡召開了七屆二中全會,毛澤東在會議上提出:“務必使同志們保持謙虛謹慎不驕不躁的作風、務必使同志們保持艱苦奮斗的作風”。史稱“兩個務必”。

  [18] 值得一提的是,一些野史認為志愿軍在朝鮮作戰時食用的主要軍糧——炒面,是高崗發明的,并流傳說當時毛澤東給高崗打電話讓他給戰士們準備“好面”,不料高崗誤聽為“炒面”,結果志愿軍只能人人都吃難以下咽的炒面。但事實是,炒面并非高崗發明,而是西北地區民間本來就有的一種面食做法,在朝戰時經東北軍區后勤部部長李聚奎提議被選為志愿軍的主要軍糧。同時,以炒面為志愿軍軍糧在當時有迫不得已的原因:由于制空權被美軍掌握,戰場上空到處都是美軍飛機,一旦我軍開火燒飯(白天冒出煙氣夜晚冒出火光),必然暴露在美軍飛機視野下,成為被轟炸的對象。因此,必須找到一種無需燒火做飯就能供應士兵的食品。而這種由西北人民發明的炒面,以70%的小麥、30%的玉米、豆類、雜糧等炒熟,加鹽,磨成粉,再裝在布袋里,既可隨身攜帶,又長期不變質,正是當時最好的應對空中轟炸的食物(美軍則供應種類豐富的即食罐頭)。但由于這種食物十分干糙,難以下咽,志愿軍只好以雪伴食,稱為“一把炒面一把雪”。由于當時關于“高崗發明炒面”的傳言已經存在,高崗還曾親自對彭德懷做過解釋:“有人在傳,毛主席給我打電話讓多給志愿軍送點好面,說我高崗在電話里沒聽清,把好面聽成了炒面,所以戰士們就天天吃炒面。他們還編了個順口溜,說是‘白面大米不見面,高粱小米靠邊站,蔬菜肉食不用提,炒面拌雪天天練’。其實炒面是李聚奎部長提出來的,也是經過你彭老總同意的呀!”

  下篇·角逐華北(1952-1954)

  高崗在接到調京任命時的心情是非常輕松的:第一,他相信自己有足夠的能力勝任組織交給他的任何工作;第二,他在東北任上的業績已使他獲得了毛澤東及黨中央對他的充分信任。此時的他,春風得意,前途光明,充滿了對未來的美好想象。1945年底高崗從西北調任東北后,他【初期】在名義上仍然是西北地區主要領導人;而1952年底高崗離開東北進入北京后,他【初期】同樣仍任東北地區最高領導;他的兩次跨大區調任都是“從勝利走向勝利”。

  不過,高崗的仕進之路上很快就遇到了一個強勁的對手——劉少奇,二人不但在權力爭奪上水火不容,在政治觀點和治國理念上也有根本的分歧【實際上,高、劉的政見之別決定了二人在權力斗爭中只能相互對立;因為他們都在本質上難以接受對方的理念,故始終無法和對方站到同一個陣營里】。這種難以彌合的分歧早在高崗進京前就已經出現,而在他進京后更加激化,最終達到了“你死我活”的程度。

  一、就農村經濟問題與劉少奇爭論

  在1952年底高崗調任北京之前,他在工作層面已經和當時主持中央日常事務的劉少奇發生數次分歧,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圍繞土改后農村經濟發展前途的爭論。

  新中國成立后,全國農村的土改存在著新、老解放區兩種不同的情形:新解放區(南方為主)尚未進行土改或剛開始進行土改,老解放區(北方為主)土改已經完成或接近完成。在一些老解放區,土改的完成一方面激發了廣大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改善了農村經濟和農民生活水平,另一方面也產生了新富農出現、黨員雇工、土地買賣、農村貧富差距加大等現象,引起了不少領導人的關注。東北作為老解放區之一,土改完成較早,上述問題出現的也較早。如何看待和處理農村經濟中的新變化,很早便擺在了東北人民政府及主席高崗的面前。

  早在1949年12月初,東北局和東北人民政府就召集過一次農村工作會議,專門討論研究土改后的農村新形勢。高崗在12月10日的發言中提出:

  “今后農村經濟發展的方向,在一方面,應該是獎勵農民生產發家,勤勞致富,使絕大多數農民上升為豐衣足食的農民;而另一方面,又必須使絕大多數農民由個體逐步地向集體方向發展......一方面必須反對各種各樣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與好吃懶做、安于貧窮、以貧窮為光榮的糊涂思想作斗爭;另一方面又必須反對對于農業經濟的發展放棄無產階級的領導,主張完全的自由競爭,讓其自流發展的資本主義的路線。”

  也就是說,既要鼓勵農民發家致富,但又必須加強領導,向集體化方向邁進。同時,高崗清晰地指出,放任農民自由發展的政策實質是走資本主義的道路。而對于農村中的單干、雇工現象,高崗同樣給出了帶有辨證意味的“一方面...另一方面”的主張:

  “我們是允許單干、允許雇工的”,“在新民主主義階段中,允許資本主義存在,就應當在一定條件下允許雇工”;“但這絕不是說,讓大家單干好了,我們不用領導,不用組織,去讓它自流吧!絕不是這樣。而是要我們組織得更好,真正使參加變工組[1]能更多打糧食改善生活,真正使變工組勝過單干......這里不但絲毫沒有減輕對組織起來的領導責任,而是更加重了領導的責任”,“如果變工組織真正搞好了,自然會有絕大多數農民參加的。”

  也就是說,既要允許舊事物暫時存在,又要積極培育新生事物,最終使新生事物能戰勝舊事物。那么,對于農村中部分共產黨員上升為富農、甚至雇工生產的現象怎么處理呢?高崗提出:

  “從原則上講,共產黨是不允許剝削人的......黨員要雇工時,應說服他不雇工,多買車馬參加互助組,搞好互助組......黨員不參加變工組是不對的,黨在農村中組織起來提高生產的方針,是必須依靠農村黨員去帶頭實現的。”

  這里,高崗旗幟鮮明地反對黨員雇工,認為農村黨員要做的事情非但不是自己雇工自富(這是違背原則的),反倒是要積極參加和領導互助組,帶領村民搞集體經濟。但對于已經雇工的黨員,(由于尚處新民主主義階段)還不能采取組織手段進行處分,而只能主要依靠說服教育爭取后者轉變【學過國史的讀者想必已看出,高崗對農村經濟前途的上述看法正與毛澤東不謀而合】。

  根據高崗的講話,東北局在12月31日起草了《農村支部工作指示》,同時報送中共中央組織部征求意見。1950年1月23日,中組部就東北的《指示》征求劉少奇意見,劉少奇在當日向中組部長安子文表達了自己的觀點。劉少奇告訴安子文,在農業集體化上不能犯“急性病”,只有先建立了發達的機器工業才能進行集體化;對于單干、雇工、農村剝削等在現階段都不宜進行限制;黨員成為富農也不可怕,將來可以再把他們開除[2]。安子文便依照劉少奇的觀點,以中組部名義回復東北局,對《農村支部工作指示》進行批評:

  “黨員雇工與否、參加變工與否,應有完全的自由,黨不得加以強制......如果在今天過分強調黨員不準剝削別人......勢必使部分黨員對生產消極......黨員不雇工,群眾即不敢雇工;黨員對生產消極,群眾中的生產熱情就絕不可能發動起來......在今天農村的個體經濟基礎上,農村資本主義的一定限度的發展,并不是可怕的事情,黨員變成富農怎么辦的提法,是過早的,因而也是錯誤的。”

  一個“過早”,一個“錯誤”,用辭之嚴厲,將東北局的《指示》完全否定,也自然引起了高崗的不滿和抵觸,增加了對劉少奇等人的反感【據薄一波回憶,高崗進京后曾將此材料面交毛澤東,使毛對劉大為不滿;但周恩來在此方面認識與劉接近,他后來評價劉、安談話說:“少奇同志的談話,可能有個別話走了火,但本質上還是對的。”】。此次分歧在當時僅限于東北局與中組部之間,沒有產生大的影響,也沒有引起毛澤東的注意。但不久之后發生的另一件事,卻使這一爭論成為全國關注的焦點。

  1951年4月17日,山西省委【山西也是老解放區,土改完成較早】就農村經濟問題向華北局提交了一份題為《把老區的互助組織提高一步》的報告,對土改后的農村前途提出了與東北局相近的觀點:

  “隨著農村經濟的恢復和發展,農民自發力量是發展了的,它不是向我們所要求的現代化和集體化的方向發展,而是向著富農的方向發展......必須在互助組織內部,扶植與增強新的因素,以逐步戰勝農民自發的趨勢......對于私有基礎,不應該是鞏固的方針,而應當是逐步地動搖它、削弱它,直至否定它。”

  接到山西省委的報告后,華北局【負責人為薄一波、劉瀾濤等,皆為劉少奇手下干將】在5月4日作出批復,明確表示不同意山西省委的觀點,認為“否定私有基礎是和黨的新民主主義時期的政策及共同綱領的精神不相符合的,因而是錯誤的。”同時,華北局將此事匯報劉少奇,劉少奇經醞釀研究,最終在7月3日對山西省委的報告作出權威批示:

  “在土地改革以后的農村中,在經濟發展中,農民的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已開始表現出來了。黨內已經有一些同志對這種自發勢力和階級分化表示害怕,并且企圖去加以阻止或避免......這是一種錯誤的、危險的、空想的農業社會主義思想。山西省委這個文件,就是表現這種思想的一個例子,特印發給各負責同志一閱。”[3]

  劉少奇能將此報告及批示廣泛印發,可見他對自己的見解有充分的“理論自信”,也說明在他身邊持類似看法的領導干部非常多,使他相信自己的觀點能夠被廣泛接受。但是,毛澤東了解原委后,對劉少奇及華北局的意見表示反對,并頻繁找劉少奇、薄一波等人談話,最終使后者改變了觀點【針對劉、薄認為只有先實現機械化才能實行集體化的觀點,毛澤東曾以資本主義代替封建社會的歷史為例進行反駁:“資本主義初期的工場手工業,沒有先進機器,靠分工提高了勞動生產”,也就是說,完全可以先變革生產關系而后提高生產力。薄一波后來回憶:“他講的道理把我們說服了。”】,糾正了對山西省委報告的錯誤評價。

  看到了毛澤東對山西省委報告的立場,高崗及東北局大受鼓舞。10月14日,高崗將自己整理的關于東北農村互助合作運動發展情況的報告發給毛澤東,重新陳述了東北局對集體化的態度。10月17日,毛澤東將高崗的報告轉發中央各負責人,并親自加批語,對其進行了高度評價。

  至此,這場關于農村經濟問題的爭論從中組部否定東北局的觀點開始,經華北局批駁山西省委的報告,劉少奇代表中央進行權威批復,直到毛澤東介入將局面完全扭轉,最終以高崗的報告得到毛澤東肯定而結束。一波三折,將毛澤東與劉少奇之間、高崗與劉少奇之間的意見分歧清晰地暴露了出來。雖然劉少奇最后改變了自己的觀點,但他與毛、高的裂痕已經產生。得到了毛澤東肯定的高崗更加自信,他順勢在東北局內部講了一些貶低劉少奇、抬高自己的言論,十分得意。

  二、“五馬進京,一馬當先”

  1952年,隨著三年經濟恢復期的結束,我國即將開始大規模的社會主義工業建設。為了適應這一變化,中共中央決定對中央及地方權力機構進行調整。總的思路就是:削弱地方(“削藩”),強化中央,建立自上而下的計劃經濟體制。

  1952年6月20日,劉少奇根據毛澤東的指示致電中國駐蘇聯大使張聞天,要求張聞天詳細了解蘇聯中央機構的設置情況,以便借鑒。隨后,中央又就此問題先后向三位大區負責人征求意見(分別為東北局的高崗、中南局的鄧子恢和西北局的習仲勛),其中以高崗提出的建議最受中央重視【高崗長年在東北,離蘇聯近且來往頻繁,對蘇聯情況了解較多】。高崗的方案意在削弱地方權力,主要內容為:第一,撤銷大區一級,改“中央-大區-省”為“中央-省”;第二,原大區一級的職能一部分上歸中央,一部分下放到各省,大區政府改為“行政委員會”,僅保留對轄內各省政務的監督檢查之權;第三,大區級各機關裁撤縮減之后,多出來的干部一部分派往各省協助地方,一部分調往中央加強中央工作。

  7月18日,劉少奇代表中共中央下發通知,基本采納高崗方案,并決定在次年調各大區(中央局)負責人來中央工作。9月23日,毛澤東親自致電高崗,請他早日來京。

  10月8日,高崗離開沈陽來到北京【與他同來的還有他在東北局的幾位部下】。不久后,其他四個大區的領導人——西北局第二書記習仲勛、西南局第一書記鄧小平、中南局代理書記鄧子恢、華東局第一書記饒漱石也陸續到達北京。五大區書記到來后,高崗擔任了新成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的主席【11月15日成立】,習仲勛擔任中央宣傳部部長,鄧小平擔任政務院副總理,鄧子恢擔任中央農村工作部部長,饒漱石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五人均被委以重任,位高權重,尤以高崗為最,時人稱“五馬進京,一馬當先”【國家計委是仿照蘇聯建立的計劃經濟領導機關,擁有編制全國經濟計劃的權力,是當時計劃經濟體制的“中樞”,地位極高,與周恩來領導的政務院平行。高崗主持國家計委,一下就躍到了在各中央領導中與劉少奇、周恩來同臺起舞的位置】。

  到了1953年1月,國家計委籌建工作結束,成為一個編制1225人、下轄16個廳局和1個直屬處的龐大權力機構。不但規模驚人,計委工作人員的質量也經層層把關,素質極高。用高崗自己的話說:“計委的人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哪一個局長都能當部長。”

  高崗主持計委后,立刻將主要精力投入到第一個五年計劃的編制中,開始了緊鑼密鼓的工作。而他所居住的東郊民巷8號住宅【本為法國駐華使館,高崗進京后被安排住在了這里】,也一時成為北京城中的熙來攘往之地——計委會議定期在此召開,高崗昔日的戰友、部下、同事經常登門拜訪,東北各級政府人員也時不時來匯報工作;此外,高崗還經常在家中舉辦舞會【群體性舞會在當時確實是一種風氣】,邀請好友、同事和各界人士參加。他已相當享受這種被權力、榮譽和眾人的贊頌追捧包圍著的感覺。

  不過,高崗的權力之路并未到此而止。很快發生的“新稅制風波”讓他“更上一層樓”,風頭直壓周恩來。

  事情得從1952年12月31日說起。這一天,政務院財經委員會【主任陳云,副主任薄一波】發布了《關于稅制若干修正及實行日期的通告》,決定于1953年1月1日起在全國推行“新稅制”。當天的《人民日報》也專門發表了題為《努力推行修正了的稅制》的社論,為“新稅制”搖旗吶喊。大體說來,“新稅制”誕生的背景是建國后國家對私營工商業采取日益普遍的統購統銷、經銷代銷措施,使私營工商業的生產經營日益被納入國家經濟的“一盤棋”之中,私營工商業以往由于獨立經營而上繳的稅收減少,國家財政收入有所下滑。為解決此問題,周恩來領導的政務院制定了修改稅制、使國營工商業多交稅的辦法【以讓國營工商業多出血的方式彌補在私營工商業上的稅收損失】,即“新稅制”。用《人民日報》社論的說法,“新稅制”的原則是實現“公私一律平等”,通過增加國營工商業及合作社的稅收負擔(同時取消合作社成立第一年內減免稅收的優待政策),使國營工商業、合作社與私營工商業處于同等的稅收負擔之下,“一方面照顧私營企業,一方面促使國營商業和合作社努力改善經營,推行經濟核算制,降低成本”【這話怎么聽著有點耳熟?】。

  不料,由于“新稅制”推行過于倉促【從發布決定到正式實施僅有一天間隔,當時的考慮是趕在新年的購銷旺季多征點稅】,事前未向地方充分征求意見和進行宣傳解釋,一些具體的細則、規范也未來得及出臺,導致其推行后引起了全國各地普遍的經濟混亂,許多地方出現了短期內物價快速上漲、一些私商趁機囤積抬價、居民搶購成風的現象。很快,山東、北京、河南、天津等地的領導紛紛向中央報告情況,反映群眾的不滿。得知這些情況的毛澤東大為震驚,因為這個引起全國爭議的“新稅制”在頒布前根本沒有征求過他的意見,完全是政務院財經委繞開他進行的決策。因此,毛澤東在1月15日給周恩來、鄧小平、陳云、薄一波寫了一封信,嚴詞要求他們作出解釋:

  “新稅制事,中央既未討論,對各中央局、分局、省市委亦未下達通知,匆卒發表,毫無準備,此事似已在全國引起波動,不但上海、北京兩處而已,究應如何處理,請你們研究告我。此事我看報始知,我看了亦不大懂,無怪向明等人不大懂。究竟新稅制與舊稅制比較利害各如何?何以因稅制引起物價如此波動?請令主管機關條舉告我。”[4]

  語氣雖然委婉,但其間透露出的憤怒,已使周恩來等人深感不安【薄一波回憶當時看完毛澤東的信的心情,“半是沉重,半是茫然”】。周立即部署人手赴全國各大中城市調查研究、解決問題。2月10日,財政部、商業部、糧食部三位副部長聯名寫信給毛澤東和黨中央,對“新稅制”的各項條文進行解釋;隨后,財政部又專門向毛澤東及政治局做了一次匯報,對“新稅制”進行了更詳細的說明。不料,聽完解釋的毛澤東不但沒有對這一政策表示支持,反而提出了更加嚴厲的批評:

  “‘公私一律平等納稅’的口號違背了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修正稅制事先沒有報告中央,可是找資本家商量了[5],把資本家看得比黨中央還重;這個新稅制得到資本家叫好,是‘右傾機會主義’的錯誤。”

  毛澤東將“新稅制”的錯誤上升到“右傾機會主義”,表現了他與周恩來等人在觀點上的深刻分歧,他對周恩來等人的不滿也前所未有的加深。

  接受了毛澤東的批評后,時任財經委主任的陳云在事后承認了“新稅制”的頒布存在著嚴重問題,最核心的一條就是混淆了公私企業在性質上的根本差別:國營企業不是簡單地從事生產經營,它們更主要的任務還是保障國計民生,是國家和人民意志的體現。因此國營企業除了按規定繳納所得稅外,還向國家上繳全部利潤;同時,為了國家和社會的需要,國營企業不論淡季還是旺季都要完成生產任務,有時甚至主動虧本運行,這些“逆市場”的行為無可避免地會影響國營企業的“賺錢”能力。而私營企業直接以盈利為目的,不對國家和社會負有責任,它們只會去進行能夠獲取最大自身利益的經營行為,其“賺錢”能力遠大于國營企業。因此,“(實行新稅制)私營商業就會得到很大的發展,對國營商業打擊很大”,“私商和國營商業的性質是不相同的......對國營商業、合作社商業和私營商業提出公私一律,看起來好像是很公平合理,實際上是不公平的,因此,公私一律的提法是錯誤的。”[6]

  “新稅制風波”使毛澤東產生了兩個判斷:一是“右傾”思想已經在黨的高層中形成一股勢力;二是政務院工作存在脫離黨中央領導的風險【當時實際已發生過多起劉、周辦事不經過毛的事件,毛甚至向人抱怨:“什么都是西花廳(周恩來處),哪有頤年堂(毛澤東處)”】。針對第二個判斷,毛澤東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文件《關于加強中央人民政府系統各部門向中央請示報告制度及加強中央對政府工作領導的決定(草案)》【1953年3月10日】,規定“今后政府工作中一切主要和重要的方針、政策、計劃和重大事項,均須事先請示中央,并經過中央討論和決定或批準以后,始得執行。政府各部門對于決議和指示的執行情況及工作中的問題,均須定期地和及時地向中央報告和請示,以便能取得中央經常的、直接的領導。”同時,撤銷了以周恩來為書記的政務院黨組干事會,進一步削弱政務院的獨立性。

  而針對第一個判斷,毛澤東認為周恩來已不堪大用,采取措施對周恩來進行分權。就在3月10日的《決定(草案)》中,規定將政務院工作劃分為五大塊:政法歸董必武、彭真、羅瑞卿,財經歸陳云、薄一波、鄧子恢,文教歸習仲勛,外交歸周恩來,其他(監察、民族、人事等)歸鄧小平。這意味著此后周恩來雖然名義上仍是政務院全部事務的總負責,但他實際只具體分管外交一項。5月15日,中共中央繼續作出決定,將政務院下轄的合計20個財經類部門的領導關系重新分配:8個部門(重工業部、一機部、二機部、燃料工業部、建筑工程部、地質部、輕工業部、紡織部)劃歸國家計委主席高崗領導;3個部門(鐵道部、交通部、郵電部)劃歸政務院副總理鄧小平領導;3個部門(農業部、林業部、水利部)劃歸財經委副主任鄧子恢領導;1個部門(勞動部)劃歸中組部長饒漱石領導;剩余的5個部門(財政部、糧食部、商業部、對外貿易部、人民銀行)仍屬原財經委負責人陳云和薄一波領導。經此調整,政務院中的財經工作僅有四分之一掌握在原班人馬手里,其余四分之三均被分割給進京的“五馬”們【習仲勛除外】;而高崗一人獨占8個部門,超過其他三“馬”之和,再加上本就歸他領導的國家計委,他儼然成為毛澤東的首席“經濟大臣”,執掌財經大權【時人稱之為“經濟內閣”】。顯然,比起“右傾”的周恩來,毛澤東更加信賴相對較左的高崗【毛澤東看到,高崗在走社會主義道路上始終都和他保持著一致】。

  可見,“新稅制風波”帶來的黨內震動是巨大的,經此一戰,周恩來、陳云、薄一波等人的權力大大縮小,而高崗的地位首次躍居周恩來之上。

  恰在同一時間,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也增加了起來。此時(1953年前后)正是毛澤東醞釀由新民主主義制度向社會主義制度過渡的時期,毛澤東感到劉少奇在一系列問題上所表現出的“鞏固新民主主義秩序”的傾向是“右傾”和保守的,并認為劉的政策已經成為中國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的最大阻礙。1953年6月15日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毛澤東明確批評了一些干部存在的“新民主主義秩序”思想:

  “有人在民主革命成功后,仍然停留在原來的地方。他們沒有懂得革命性質的轉變,還在繼續搞他們的‘新民主主義’......‘確立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這種提法是有害的。過渡時期每天都在變動,每天都在發生社會主義因素。所謂‘新民主主義社會秩序’,怎樣‘確立’?”[7]

  除了在思想觀念上批判劉少奇,毛澤東在這一時期所做的兩件事也格外引人深思。第一件,他在5月19日專門給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下令,要求后者檢查近一年來中央有多少文件和電報是未經毛閱擅自發出的,這顯然針對的是劉少奇【只有劉少奇才能以中共中央名義發文件】。第二件,他在1953年年初曾秘密要求高崗去東北查閱敵偽檔案,了解關于劉少奇1929年在奉天(沈陽)被捕入獄的詳細情況,這表明他一度懷疑過劉的“忠誠”。

  短短幾個月內,周恩來被削權,劉少奇遭批評,這一樁樁變化被高崗看在眼里。恰在此時,毛澤東提出了在中央劃分為“一線”和“二線”的設想,高崗由此感覺到毛澤東已有選擇接班人的想法,并且,毛對于現有的劉、周非常不滿。這是否意味著自己被委以大任的機會已經到來?周恩來已無實權,不成為威脅。真正擋在高崗前面的只有劉少奇。下一步,取劉而代之,自己當毛澤東的接班人!這一念頭一旦產生,便再也無法消逝了。

  三、全國財經會議

  一下子執掌了8個經濟部門,高崗無疑成為“新稅制風波”的最大受益者。他在洋洋得意的同時,也錯估了黨內斗爭的形勢變化——劉、周大勢將去,自己已成為毛澤東最信任的干部及毛澤東接班人最有力的人選【在當時的情況下,產生這一判斷的并不僅是高崗自己,很多人都有類似的錯覺。李銳(1947-1948年曾任高崗秘書)在2004年接受采訪時曾說:“習仲勛跟我說過,1949年進城后誰接班?就是高(崗)。那已經很明顯了嘛!高是國家副主席,又是國家計委主任......高很得意。”】。明確了自己潛在的“儲君”身份,高崗的驕傲和自大便滋長起來,他的“得理不饒人”越來越明顯,對于犯了錯誤的競爭對手的攻擊越來越高調和不留情面。他自以為這是通往勝利的最后一擊,不料卻被對手抓住了把柄,最后反被置于死地。1953年6月的全國財經會議,成為其中的重要一環。

  1953是“一五”計劃的開局之年,缺乏全國經濟建設經驗的中國共產黨第一次開始大規模的工業建設,無可避免地會在操作過程中出現各種各樣的問題。為了解決這些問題,中共中央決定在年中召開一次財經會議,并委托主要由周恩來、薄一波負責籌備。6月9日,籌備會決定由周恩來、高崗、鄧小平為會議的經常主持人。6月13日,全國財經會議正式開幕。

  雖然財經會議的召開初衷是為了解決經濟建設中的具體問題【這也是周恩來的理解】,但毛澤東希望將會議目標拔高一下,借助對財經問題的研究引導到對“新民主主義秩序”觀念的批評和對向社會主義社會過渡必要性的認識上,從而在全黨范圍統一思想。因此,毛澤東雖然初期沒有親自參會,卻在6月15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明確批評了以“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為代表的右傾觀念,并首次完整提出了“過渡時期總路線”的概念:“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這是一個過渡時期。黨在過渡時期的總路線的總任務是要在十年到十五年或者更多一些時間內,基本上完成國家工業化和對農業、手工業、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8]這么做顯然是要給剛剛開幕的財經會議奠定思想基調【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指出:“全國財經會議一開始,毛澤東就在政治局會議上發表一篇系統闡述過渡時期總路線的講話,很顯然,他是要以這條總路線為指導,通過對財經工作中存在的某些缺點和錯誤的批評和討論,把大家的思想統一到這條總路線上來”】。同時,毛澤東還對能夠執行自己意圖的“干將”高崗進行了專門指導,高崗的很多講話稿都是經過毛澤東審閱和修改的【據參會人張明遠回憶,會議過程中薄一波曾找高崗討論發言內容,高崗把自己的發言稿拿出來給薄一波看,結果上面真的有毛澤東親自做的批注和修改】。此外,毛澤東還要求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做詳細的會議記錄并每天匯報,以便及時掌握會議情況。

  在這種基調下,財經會議開始以后便很快從具體的經濟問題集中到對“新稅制”的批評上,進而集中到對頒布“新稅制”的直接責任人薄一波的批判上【“新稅制”雖然是周、陳、薄等人集體商議的產物,但制定時的具體負責人是薄一波】。而作為會議主持人之一的高崗,則根據毛澤東的意圖,公開鼓動參會人員“放炮”,對“新稅制”及薄一波進行批評。7月11日,周恩來向毛澤東匯報了會議情況,毛澤東指示召開領導小組擴大會議,要求薄一波做自我批評,并使討論深化。12日,周恩來向薄一波寫信傳達了毛澤東的態度:

  “昨夜向主席匯報開會情形,他指示領導小組會議應該擴大舉行,使各方面有關同志都能聽到你的發言,同時要展開桌面上的斗爭,解決問題,不要采取庸俗態度,當面不說背后說,不直說而繞著彎子說,不指名說而暗示式說,都是不對的......你應該更深一層進行檢討自己......把問題提出來,以便公開討論。”[9]

  7月13日,薄一波在擴大的領導小組會議上作了檢討,這使他立即成為眾人進行“桌面上斗爭”的集中目標,會議氣氛驟然緊張起來。從7月14日到25日,十天之內,便連續召開了八次會議,對薄一波進行批評。一些人的發言相當尖銳,例如李先念說薄是中國的“季諾維也夫”,譚震林拍著桌子說薄是“布哈林式的人物”,饒漱石的批判也相當激烈【到目前為止,高崗和饒漱石還沒有產生真正的交集】。8月1日,薄一波被迫第二次做公開檢討,但仍不能過關,一些發言開始把矛頭指向薄的“后臺”——劉少奇。此時,高崗眼見時機成熟,在會議上做了“指桑罵槐”的長篇發言,名義批評薄一波,實際指責劉少奇【時人總結為“批薄射劉”】,并提出黨內正發生“兩條路線”的斗爭,將問題的性質上綱上線。他歷數了薄一波在建國初期關于農村問題上發表的各種錯誤觀點【如“允許富農發展”、“先機械化再集體化”等等,這些其實也是劉少奇發表過的觀點】,猛烈批判之余,也鼓動其他人繼續加足火力“放炮”,表現出不把薄、劉批倒批臭絕不松手之勢。8月11日,財經會議的總結會議召開,劉少奇罕見作了自我批評,不但檢查了在“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上的錯誤,也糾正了他關于土改、“和平民主新階段”和天津講話等問題上的不當言論。周恩來為大會作出結論【經毛澤東審定】:

  “這條總路線【指毛澤東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應是照耀我們各項工作的燈塔,各項工作離開它,就要犯‘左’傾或右傾錯誤......以薄一波同志為代表的若干財經工作干部對私人資本主義所犯的錯誤,是直接違反上述規定的”,“修正稅制的錯誤......正是在經濟戰線上一種右傾機會主義思想的表現,正是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但“所有這些錯誤,還未構成一個系統,所以還不應該說成是路線錯誤。”

  8月12日,毛澤東親自出席會議,做總結性講話。毛澤東在講話中重點表達了兩方面看法,一方面強調要繼續反對資產階級思想,指出“新稅制發展下去,勢必離開馬列主義......向資本主義發展”,“薄一波的錯誤,是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他的錯誤)并不是孤立的,不僅在中央有,在大區和省市兩級也有。各大區和省市要開一次會......檢查自己的工作,借以教育干部”;

  另一方面則指示要維護和加強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反對“分散主義”:“為了保證社會主義事業的成功,必須實行集體領導,反對分散主義,反對主觀主義......關鍵是鞏固集體領導,反對分散主義。”這顯然是繼續批評此前劉、周等人搞“獨立王國”,繞開毛、不向中央請示便擅自做決定的行為。

  末尾,毛澤東號召各領導同志都要根據責任大小做好自我批評,接受黨的監督,以完成黨的各項任務:“在這次會議上,劉少奇說有那么一點錯誤,小平同志也說有那么一點錯誤。無論任何人,犯了錯誤都要檢討,都要接受黨的監督,受各級黨委領導,這是完成黨的任務的主要條件......在批判薄一波的錯誤中間,恩來、陳云都說要負責任,我說我也要負責任,各有各的賬。”至此,歷時兩個月的全國財經會議終于結束【原計劃只開半個多月】。

  應當說,對毛澤東而言,召開財經會議的目的基本已經達到了,薄一波、劉少奇等人已做自我批評,“新民主主義秩序”的觀點得到普遍批判,“總路線”成為全黨的共識,接下來就可以放開手腳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了【毛澤東后來說:“總路線的問題,沒有七八月間的財經會議,許多同志是沒有解決的。七八月的財經會議,主要就是解決這個問題”】。而如果沒有高崗這一勇將的全力配合,毛澤東要實現這一意圖就會非常困難。

  但如此同時,毛澤東也敏銳地注意到高崗在批判“新稅制”和薄一波錯誤時表現的用力過猛、不加節制、上綱上線。在毛澤東的意識里,第一,批薄只是手段不是目的,目的是凝聚共識執行“總路線”;第二,薄、劉等人的錯誤是思想認識問題(而且這一認識問題還在黨內普遍存在),不是路線問題,有滑往資本主義的傾向,但目前還不是資本主義[10]。因此,財經會議的理想進程是,在對以薄為代表的“新民主主義秩序派”進行必要且有力的批判后(要批判到他們自己承認錯誤),把關注焦點轉移到普遍地教育黨員干部、形成對于“總路線”的共識,團結起來,按照“總路線”完成各項工作上去【之所以只選了薄一波當靶子,顯然也是為了團結劉、周,說明毛不愿意破壞黨內高層的團結、統一局面。類似“敲山震虎”,既是敲打,也是維護,既促使劉、周反思和檢討錯誤,又給他們留有情面和改正錯誤的余地。畢竟,劉、周在具體工作上還是得力的,更何況他們在黨內還代表著一大批人的意見】。但高崗的行為表現干擾了毛澤東的既定部署。

  在7月底,毛澤東認為批薄的效果已經基本達到,可以轉移焦點了。但高崗此時仍在不依不饒地糾纏薄一波(及劉少奇)的問題,發起一輪高過一輪的批判。毛澤東發現會議節奏面臨失控,不得已臨時召集正在外地休養的陳云、鄧小平回京“救火”。陳云參會后發言表示:“工作中個別不同意見是有的,但不能說中財委內部有兩條路線的問題”。鄧小平也發表意見:“薄一波同志的錯誤是很多的,可能不是一斤兩斤,而是一噸兩噸。但是,他犯得錯誤再多,也不能說成是路線錯誤。”會議氣氛開始緩和。8月9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會議上罕見批評高崗“態度不好”,表示對高崗的不滿[11]。盡管高崗在會議中非常高調,但到11號大會收尾時,周恩來并沒有采用高崗關于“兩條路線”的說法,而是(根據毛的意思)維持了“有嚴重錯誤、但不屬于路線之爭”的結論。

  那么,高崗為什么要在財經會議中采取如此出格的行動呢?按理說,他在會前和會中都受到過毛澤東的親自指導,不可能不了解毛的真實意圖。但事實證明,他確實是不了解的(至少是不完全了解)。筆者認為,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高崗已深陷爭奪“儲位”的斗爭,權力欲已經蒙蔽了他的一部分理智,為了早日扳倒競爭對手,他不能不抓住財經會議這個絕好的機會,“批薄射劉”,給予劉少奇致命的打擊。在你死我活的權力斗爭面前,他怎么可能放棄到手的“肥肉”,鳴金收兵,轉而與競爭對手談“團結”呢?另一方面,他錯估了黨內斗爭形勢,誤認為劉少奇大勢已去而毛澤東最終會選擇自己。他以為這是一場注定會贏的游戲,卻不料游戲的“策劃”此時并不打算讓對面的玩家出局。他把毛澤東對他的信任當成了打擊對手的“尚方寶劍”,卻不想一旦自己越線這柄“寶劍”就可能被收回去。毛澤東看的很清楚,高崗的用力過度絕不是在落實自己的“批薄”意圖時沒有把握好分寸,而是他借題發揮、夾帶私貨的表現。高崗固然執行了毛澤東的指示,清除了貫徹“總路線”道路上的障礙,但他也不經意間表露了自己的政治野心,引起了毛澤東的警惕【毛澤東后來說:“(中央是)在財經會議期間,發現了他們的不正常活動。”】。

  從這個意義上看,毛澤東在12日總結時提到的維護集體領導、反對“分散主義”,既是針對劉、周,也是針對高崗,只是高崗當時沒有領會到罷了。而1953年的財經會議,就此成為高崗政治生涯的一個頂點——一方面達到了最高處(連劉少奇也不得不在他面前承認錯誤),另一方面也即將開始快速的滑落。

  四、全國組織工作會議

  如果說1953年6月開幕的全國財經會議是高崗的“個人秀”,那么9月召開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就是饒漱石的公開演出。實際上,這次組織會議還被長期當作證明“高饒聯盟”存在的直接證據之一。那么,饒漱石是何許人也?他又是如何在這個節骨眼上卷入了高崗與劉少奇的斗爭?

  別看饒漱石這個名字非常陌生,他卻是個實實在在的老資格黨員。饒漱石1903年出生于江西省一個知識分子家庭,學生時代受過良好的教育。1923年加入社會主義青年團,參與和領導學生運動。1925年加入共產黨,在贛浙等地從事地下工作。1929年起先后擔任共青團北滿省委書記、中華全國總工會黨團書記、中共中央東南局副書記、中共中央華中局書記(代)、新四軍政治委員(代)、中共中央華東局書記兼華東軍區政治委員、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野戰軍政治委員等職。1945年中共“七大”上當選中央委員。1953年在華東局書記任上被調進北京,接替安子文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安子文降為副部長)。

  可以看出,饒漱石雖然也擔任過新四軍和“三野”的首長,但任職時間不長,且重在做政治工作;他最主要的經歷還是在共青團、工會系統以及南方幾省的黨政工作上。這一履歷實際與劉少奇是較為接近的,他也曾數次直接在劉少奇手下工作【例如他在華中局工作時,劉少奇就是他的頂頭上司】。“五馬進京”后,他更是被調任到由劉少奇分管的組織部。在當時不少人看來,饒漱石似乎應該是屬于劉少奇“圈圈”的人,跟劉走得更近才對。

  但是,饒漱石的政治嗅覺太敏銳了。他剛一進京,就發現北京的“空氣”很不尋常:主持日常工作的劉少奇【管黨務】和周恩來【管政務】雖然大權在握,卻因頻頻發生的政治錯誤遭到毛澤東日益加深的不滿;以“左”和“堅持社會主義”自我標榜的高崗則屢屢得分,受到越來越大的重用。而對于劉少奇的“確立新民主主義秩序”和薄一波等人的“新稅制”,饒漱石自己也不甚贊同,在思想和立場方面,他是比較接近于高崗的。他在當時感覺到,高層可能要變天,劉、周以及他們領導下的各項工作可能都要被否定;繼續跟劉少奇站隊是不明智的,必須與目前正受到批判的犯錯誤的干部保持距離,利用形勢變化,爭取更有利于自己的地位。他首先要做的,就是在組織部內削弱甚至清除安子文的影響【安子文背后即劉少奇,而只要安子文還在繼續主導組織部的工作,他這個外來的空降部長就始終有名無實】,讓自己牢牢掌握住組織部的權力。因此,自打他進入組織部,便經常與安子文圍繞大事小事發生摩擦,借機敲打對方。但是,要不要加入高崗的陣營與他一起爭奪接班權力呢?饒漱石還沒有這么大的欲望,他作為一個部長也實在發揮不了太大的作用,他此刻只想掌握住整個組織部。這就意味著,無論高崗還是饒漱石,在主觀上都沒有和對方結成“聯盟”的想法。后來能被宣布為“聯盟”,也實在出乎二人的意料【可以說,高崗在“造勢”,饒漱石在“順勢”,二人雖沒有刻意配合,行動效果卻是“不謀而合”——共同打擊劉少奇“圈圈”的人】。

  就在主持黨務的劉少奇遭受批判的時候,組織部副部長安子文也犯了一個嚴重錯誤,正好為饒漱石事后整他提供了一個“殺手锏”。這就是著名的“三月名單”事件。

  在一些較權威的史書里【包括逄先知、金沖及《毛澤東傳》】,“三月名單”事件的源頭正是高崗。經過是:高崗首先從毛澤東那里得知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各部要進行改組的消息,然后把這一消息透露給了組織部的安子文;安子文隨之擬定了一份改組后的政治局成員及各部負責人名單,交給高崗和饒漱石看;此后,高崗便利用名單中的宗派主義問題大做文章,煽動一干老將反對劉少奇。但這一描述的缺陷在于:高崗在得知“上意”后為什么不直接告訴正牌組織部長饒漱石,而是要透露給副部長安子文?安子文的消息來源雖然是高崗,但他的工作上級畢竟是饒漱石和劉少奇,他在私擬名單后,為什么要把名單交給與組織工作毫無關聯的計委主席高崗呢?比較起來,原高崗秘書趙家梁的說法似更合理:安子文自己從一些渠道得知了毛澤東想改組中央的意圖,于是先行擬定了一份名單,交給毛澤東審閱;毛澤東看到名單后認為事關重大,專門傳給自己的“心腹”高崗一份,供他了解情況[12]。也就是說,高崗是直到接到毛澤東秘書送的文件,才知道有這份名單存在【這樣看來,一些權威史書中的說法可能是高崗倒臺后,他的對手為了抹黑高崗而編造的,意圖讓人認為高崗才是“三月名單”的幕后黑手,同時造成高、饒在這一事件上形成聯盟的印象】。

  那么,安子文所擬“三月名單”到底有什么特殊之處,以至引起如此大的爭議?筆者能力有限,目前未能從官方的權威材料中找到這份名單的具體內容,只知道高崗對這份名單大為不滿,指責它“有薄無林”【有薄一波卻沒有林彪】。但根據薄一波的個人回憶錄,這份名單中擬定的政治局委員應該是這樣的(僅供參考):

  第一組——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高崗、彭德懷、鄧小平、饒漱石、薄一波、鄧子恢;

  第二組——董必武、林伯渠、彭真、張聞天、康生、李富春、習仲勛、劉瀾濤。

  可見,在毛澤東之后執掌大權的依然是劉少奇和周恩來,高崗僅排第六,甚至在陳云之后;進京的“五馬”雖已全部列入,但排位普遍靠后;劉少奇“圈圈”的幾位大將(白區干部)幾乎全部列入,就在1月以后便已因“新稅制風波”受到毛澤東明確批評的薄一波居然也列入了,且身居第一組,位于鄧子恢之前;林彪作為解放戰爭中功勞最大的戰將卻從中缺席[13]。高崗感受到,“三月名單”存在著嚴重的宗派主義問題,過于偏私劉少奇“圈圈”的人;薄一波犯了嚴重的“右傾”錯誤,卻依然被安子文寫進去,說明安子文也不是什么“好鳥”,也是個“右傾”分子;“有薄無林”明擺著是不按功勞按圈子,林彪功勞蓋世,卻因不屬于劉少奇“圈圈”而被排斥在外,是可忍熟不可忍?這些問題高崗能看出來,自然也逃不過毛澤東的眼睛。毛澤東之所以要把名單秘密傳給高崗,就是要提醒他注意黨內存在的某些現象【這可能也是為什么后來官方史書要把“三月名單”描述成高崗向安子文透露消息、安子文又把名單拿給高崗看。“為尊者諱”,只有這樣才能“擦除”毛澤東在這一事件中發揮的關鍵性作用(如果不是毛把名單傳給了高,就不會有后面的一系列事件),而把責任都推到高崗一個人身上】。但是,毛澤東并不想因一份非正式的名單挑起高層矛盾,因此他收到安子文的名單后并沒有向外擴散,只是秘密地傳給高崗一個人,并提醒他不要外傳。然而,高崗判斷,安子文作為一個副部長不可能有這么大的能量去擬定一份如此重要的名單,他一定是得到了一個實權人物的授意和站臺,這個人一定就是劉少奇。高崗猜測,劉少奇所以讓安子文搞這份名單,一是夾帶私貨,往即將改組的新政治局里塞自己的人【因此他只能違規通過副部長安子文來做,如果通過的是正牌部長饒漱石,饒可能不會遵從他的意圖】;二是以這份非正式的名單先去試探毛澤東的態度,借以得知毛澤東的看法。無論如何,這份意外被自己掌握的名單完全可能成為擊垮劉少奇集團的一顆政治“原子彈”,面對如此千載難逢的好機會,他怎能不利用起來?因此,高崗在權力欲的驅使下,沒有保守“三月名單”的秘密,而是在高層中小范圍地私下傳播了這一消息。

  那么,高崗當時究竟給多少人傳播了“三月名單”?從事后結果推斷,應當人數極少。但無疑,饒漱石知道了。于是,這一名單就成為了后來饒漱石攻擊安子文的“殺手锏”【饒和高崗不同,他無意攻擊劉少奇,只想收拾安子文】。

  1953年7月,全國財經會議正在進行中,薄一波在會上受到猛烈批判,饒漱石也借機把那份“有薄無林”的“三月名單”抖了出來。在7月24日晚召開的領導小組會議上,饒漱石首次公開了安子文擬定的政治局委員名單,引起參會人員巨大震動。劉少奇、周恩來表示從未聽說此份名單,要求安子文解釋此事。安子文感到問題很嚴重,除在會上承認錯誤外,還在會后向中央寫了書面檢討,請求免去自己組織部副部長的職務。中央經過審查,認為安子文此舉確實違反了黨內紀律,給予安黨內警告處分。毛澤東專門強調:“此事到此為止,不許擴散”,要求7月24日領導小組會議的參會人員保守秘密。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就在7月24日晚的財經會議領導小組會議結束后,劉少奇專門找到饒漱石,勸他冷靜從事、對安子文手下留情,希望他不要再在組織部內部與安子文搞對立。原來,安子文曾在幾天前私下找劉少奇反映問題,匯報了饒漱石在組織部處處針對和為難他的情況。饒漱石聞之大怒,非但沒有接受劉少奇的建議,反而變本加厲針對安子文。7月26日,組織部部務會議召開,饒漱石專門批評了安子文繞開自己向劉少奇反映問題的行為,說這是“有意挑撥是非,制造分裂”,“膽大妄為”。財經會議結束后,饒漱石在8月17日和18日的組織部部務會議上再次嚴厲批評安子文,并向參會人員公布了安子文私擬的“三月名單”【饒漱石明知毛澤東“不許擴散”的指示,卻仍在組織部內部進行傳播。他在當時只是想進一步打擊安子文在組織部中的地位,不料成了自己“非組織活動”的證據】,在組織部內部引起震動。

  在這種情況下,1953年9月,全國組織工作會議召開了。在毛澤東看來,6月到8月間的財經會議主要是為了在經濟方面統一黨內高層的思想認識,為“總路線”的推行奠定思想基礎;而9月份召開的組織會議就是要在組織層面統一高層的認識,為“總路線”的推行提供組織保障。因此,與財經會議類似,組織會議的流程也是先批判錯誤思想,再制定適應形勢的新政策。而這個所謂的“錯誤思想”,在當時主要就是安子文擔任組織部長期間所執行的組織觀點和政策。相比之下,財經會議的“靶子”是薄一波,組織會議的“靶子”就是安子文;財經會議中批薄的主將是高崗,組織會議上討安的旗手就是饒漱石。

  看過了財經會議經過的讀者或許會產生一個問題:組織會議上的饒漱石是否也和財經會議上的高崗一樣,為了打擊對手而做出了過激和出格的言行?甚至可能猜測,也許就是因為在組織會議上的出格言行,饒漱石才在后來獲罪?但事實是,從筆者收集到的材料看,饒漱石在組織會議上并沒有什么出格言行,他只是正常地參與會議的主持,正常地走完各項流程,對安子文的批判也始終保持在毛澤東許可的范圍內【這大概是因為饒漱石只想“討安”,無意“伐劉”,而經過幾個月的斗爭,安子文在組織部內已名譽掃地、基本失勢了。對于饒漱石來說,他的政治目的已基本達到,9月的組織會議只是從中央層面確認這一結果罷了】。那么,組織會議是如何讓饒漱石獲罪的?又是如何成為“高饒聯盟”的直接證據?要回答這一疑問,就必須談到張秀山和郭峰在組織會議上的發言。

  在全國組織會議開幕以前,中共中央決定成立由劉少奇、朱德、李富春、習仲勛、楊尚昆、饒漱石、安子文等人組成的會議領導小組,并由劉少奇總負責。從9月10日開始,領導小組召開了一系列預備會,對組織會議進行籌備。根據毛澤東的指示,為更好地檢查中央組織部的工作,需要充分向地方征求意見。對東北來說,時任東北局組織部長郭峰[14]雖已來京參會,但他履職時間不長,對東北的組織工作不甚熟悉。因此,會議領導小組成員安子文特意打電話征求了在郭峰之前擔任東北局組織部長的張秀山的看法,并邀請他前來開會。張秀山在講完自己的意見后表示東北已有郭峰做代表,自己不需要再額外發言。10月初,張秀山來到北京參加全國糧食緊急會議,順便找安子文面談了自己的看法。10月13日,劉少奇在組織會議領導小組會議上提出,張秀山給安子文反映的意見很有價值,最好能在大會上講講。于是,領導小組作出決定,通知張秀山次日到會發言。當天晚上,張秀山又接到毛澤東邀請,到毛處探討糧食問題。毛澤東順便詢問了張秀山對于組織工作的意見,表示支持他在大會上發言,但一些具體問題最好先找劉少奇商量一下[15]。10月14日,張秀山在向劉少奇做了簡短的請示后,走上主席臺發言【當時劉少奇坐在他的右邊,安子文坐在他的左邊】。概括起來,張秀山的意見大致有五點:

  第一,1950年前后,中央組織部曾對“黨員是否可剝削”這一重大問題有過動搖【具體表現我們在本篇第一節已經敘述】,把新民主主義時期社會上一般地允許剝削與黨員是否允許剝削這兩個問題混同了起來。這使一些黨員對于發展資本主義經濟很熱心,對于發展社會主義或半社會主義經濟卻較為冷淡。實際是一種右傾思想。

  第二,1951年,中組部對于黨的無產階級先鋒隊性質的認識,也有過動搖。在當年召開的第一次全國組織工作會議【1953年的全國組織會議是第二次】上,由部長安子文領導通過的決議中寫道:“中國革命過去是城市工人階級和鄉村半工人階級領導的”。會后很多地方及軍隊都提出了不同意見,最后經毛澤東親自批示,才得以解決。

  第三,中組部此前對于檢查執行黨的七屆二中全會的決議抓的不緊,發生了一定程度的組織工作與政治任務相脫節的現象,這也與右傾思想有關系。

  第四,中組部工作中存在著對保障黨的純潔性、嚴肅性重視不夠的問題。對于一些曾在危機關頭脫黨、退黨、叛黨而在革命高潮時又回到黨內的人員警惕性缺乏、審查不夠,反而在中央及地方一些機關的選人用人時對他們輕易地加以信任。這有一定的“敵我不分”或敵我界限模糊的嫌疑。

  第五,前中組部長安子文存在明顯的思想方法問題。他接受新鮮事物較為遲鈍,在國家形勢向前發展時表現出右傾保守;對重大是非問題和具體工作問題的性質差別有時較為模糊;對干部的了解常常持一種表面的、靜止的觀點,不能全面深入地了解干部;等等。

  就在張秀山發言后的第二天(10月15日),郭峰也在大會上作了發言。相比張秀山,郭峰的發言更加針對具體工作,特別是批評了中組部在貫徹執行七屆二中全會及中央其他會議決議上的推諉、拖延、消極和不作為【比如,1951年中組部曾經提出要抽調2000名各地干部去東北保障工業建設,結果只去了72人】。也就是說,中央的很多政策已經走到前面去了,但中組部的人力調配還是慢吞吞的。郭峰認為,這一現象與中組部在思想認識上的右傾保守是分不開的,認識跟不上,行動便會滯后。

  張秀山與郭峰的發言引起了會場熱烈的反響,不少代表紛紛表示贊同,對安子文及中組部過去的工作進行批評。但華北局系統的一些代表進行了質疑,特別是對于張秀山批評安子文“敵我不分”表示不滿。10月22日,劉少奇在領導小組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他一方面對饒漱石提出批評,認為饒此前在中組部內發動的斗爭超過了正常界限,“使得許多工作不能正常地進行,使得中組部很多同志惶惶不安,在外部也發生了一些影響,這當然是工作上的損失”;另一方面也為中組部發生的分歧承擔責任,作自我批評,“對于這個爭論,我也是有責任的。我沒有在事先對雙方做充分的工作,沒有對雙方充分交代清楚,使雙方有充分的相互了解,我對雙方的幫助都不夠,這是我應該檢討的。”最后,他呼吁要維護和加強黨內團結,“提倡全黨一致的精神”。

  10月27日,歷時一個半月的全國組織工作會議閉幕,劉少奇再次發言。他在總結中組部所犯的各項錯誤的同時,也承認了其中不少問題實質是他的問題。例如,在關于土改后農村發展前途的看法上,他承認自己“曾經有一個時候有過一種想法是不正確的”,“主觀上的想法落后于客觀上的可能和需要”,“我認為農業生產集體化的時間要慢......認為互助組不能直接過渡到集體農莊”;在把鄉村半工人階級作為領導階級的問題上,他說主責在他,“這件事情主要由我負責,應該放在我的賬上,而不應該放在安子文同志或其他同志賬上”;等等。進而,劉少奇提出,“(自己)所有說的不妥當的或者錯誤的話都應該取消和修正。”

  劉少奇自我批評后,饒漱石代表領導小組做了大會的總結發言。饒漱石在總結中說:

  “中央組織部在過去許多年中,是在中央的直接領導下執行了中央路線的,是做了很多工作并有很大成績的。雖然正如各地同志們所指出,在過去工作中并不是沒有缺點和個別錯誤。這些成績的獲得主要應當歸功于黨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領導及各地區同志們的共同努力,但同時也是和安子文同志及中央組織部的全體同志的積極努力分不開的。”

  顯然,在組織部內部斗爭中全面勝出的饒漱石此時已鳴金收兵,通過肯定安子文的成績來與對方修好,在自己的領導下重建組織部的團結統一。同時,這也是符合毛澤東對會議結果的預期的:錯誤被批判和糾正,全黨重新團結起來,為推行“總路線”而一致努力。

  會議最后做出了三項重要決議:

  第一,將上次組織會議決議中“中國革命過去是城市工人階級和鄉村半工人階級領導的”一說法徹底修正,改為“中國人民革命是由中國工人階級領導取得勝利的”。

  第二,將上次組織會議決議中“(黨)現在為鞏固新民主主義制度而斗爭”一說法徹底修正,改為“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們的國家就開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即為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而奮斗的時期”。這實質是將保障“總路線”確立為了全國組織工作的中心任務。

  第三,對以往發展黨員的規定進行了補充,明確“非經黨中央批準,不得接受資本家、富農和其他剝削分子入黨”。

  應當說,相比于“炮火連天”的財經會議,全國組織會議雖也出現了一些波折和爭議,但整體仍是平和的、友好的、順利的,饒漱石確認了自己的地位、安子文和劉少奇通過接受批評和自我批評獲得了諒解、毛澤東也實現了自己的部署,可謂一次“團結的大會”、“勝利的大會”。

  不幸的是,由于張秀山和郭峰【二人都是高崗在東北時的親信】在會上所作批判安子文及中組部“右傾”的發言【特別是張秀山對安子文“敵我不分”的評價】,這次大會的情況在高崗出事后很快被翻了出來。張、郭的發言被認為是高崗授意的,目的是聯合饒漱石在會議上攻擊安子文,進而攻擊劉少奇。于是,1953年的組織會議就成了斷定高、饒存在聯盟關系的“鐵證”。饒漱石也因此戴上了一頂“討安伐劉”的帽子,與高崗在財經會議上的“批薄射劉”形成“緊密配合”。

  實際上,從我們上述對組織會議的介紹可以看出,這一頂帽子扣得非常牽強。首先,饒漱石在整個會議上的言行都表明他無意“伐劉”,甚至對“討安”都不如從前上心,以至于他這位“討安”旗手竟然沒有留下什么批判安子文的重要講話,大家印象深刻的也都是張秀山和郭峰提出的意見;其次,饒對張、郭的發言沒有提出批評,而是表示贊同,并不是因為他們早已“串通”好,而是因為張、郭的發言本身就態度良好、實事求是【郭的發言針對具體工作,擺事實講道理,無可反駁;張的發言除了“敵我不分”引起爭議外,也基本是客觀的陳述。而大會最后通過的三項決議也證明了張、郭觀點的正確性】[16];最后,組織會議召開時高崗已經不在北京,無法對張、郭具體指導,他雖然通過郭峰提前了解過張秀山的發言內容,也提過一點意見,但沒有進行太多干預。更何況,張秀山早就跟安子文說過東北有郭峰在,自己不需要額外發言,最后還是劉少奇提出并決定讓張秀山到會發言的。如果硬要說張秀山的發言是有人“授意”,那么“授意”他的也是劉少奇【或許還得加上毛澤東,毛在13號晚上親自批準了張的發言】。

  權力斗爭有時就是這樣:任何“莫須有”,(在利益驅使下)只要有一千個人說它是“實錘”,它就能變成“實錘”;說你有,你就有,沒有也有。

  五、南方之行:高崗的“不歸路”

  1953年的全國財經會議標志著高崗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勝利,至少在思想和理論上,他是正確的,而劉少奇是錯誤的【高崗認為,毛澤東當然會選擇代表正確思想而非錯誤思想的人來做接班人】。此后的全國組織會議他雖然沒有參加,但也取得了他想要的結果:劉少奇不但在財經問題上需要承認錯誤,在組織問題上也得承認錯誤。他感到自己的黨內的地位已更加鞏固,劉少奇則處于“風雨飄搖”中。他認為自己推倒劉少奇已是指日可待。被自信和驕傲沖昏頭腦的他完全沒有注意到毛澤東已經發現他的“馬腳”,開始對他產生懷疑。他不知道在不久的未來,這一來自最高領袖的懷疑【后來被“坐實”了】將使他陷入極其不利的處境,而他的競爭對手正把這一懷疑作為“救命稻草”,企圖利用它來做絕地反擊。此時此刻,高崗只想把“倒劉”再推出決定性的一步——爭取地方和軍隊的實權人物,對劉形成壓倒性的“包圍”態勢,合力“殲滅敵人”。他判斷,只要毛主席看到劉少奇已成為眾叛親離、全國聲討、人人喊打的“孤家寡人”,就一定會做出最終的選擇:棄劉扶高【從這個角度看,高崗認為毛澤東所以批劉而不棄劉,是因為他顧及劉在黨內的聲望和影響力。這點他顯然想錯了】。

  正是在這種思想下,高崗依照中央安排,在1953年10月3日至11月2日間去南方幾省度假休養,走上了一條“不歸路”。也正是在這次休假過程中,后世爭議頗多的“兩黨論”(或稱“紅區黨和白區黨論”,周恩來概括為“軍黨論”)甚囂塵上,成為高崗拉攏老將圍攻劉少奇的理論依據,也引起了毛澤東對高崗的嚴重不滿。

  在高崗出發之前的一個小插曲值得一說。10月3日上午,正當高崗一行來到北京前門火車站,準備登車離京時,時任公安部部長羅瑞卿突然趕來,與高密談。羅走后,高崗對秘書趙家梁說,毛主席生病了,情況不明,他本不想再去南方,但羅讓他照常出發,一旦有特殊情況再電話通知他回來。于是,高崗到達濟南時,特意確認了北京方面沒有消息后才繼續向前行駛,到了南京后,他又給羅瑞卿打電話確認情況。當然,這個插曲后來沒了下文,因為毛主席很快恢復了健康。但羅瑞卿的舉動確實說明了問題:以高崗當時在中央的地位,就算不是毛的接班人,也是非常重要的“顧命大臣”;毛一旦出事,高崗就要回來主持局面(至少也是主持局面的人之一)。不過,這個插曲在當時很有可能也進一步催化了高崗心中“倒劉”的愿望,給了他不好的心理暗示——如果毛主席真的某天出事,他絕不能允許劉少奇先登大寶,他一定要盡快推倒這個競爭對手!

  高崗首先到達南京、上海,在這里進行了短暫的逗留、游覽、參觀,與地方干部座談,行為還算正常。10月7日晚,他到達杭州,一直在這里呆到25日才離開。為什么高崗在杭州住了這么久?因為一個人:林彪。

  林彪是高崗的老領導,二人在東北共事多年,配合默契,對對方非常信任。他們都記得剛來東北時發生的那場關于東北工作方針戰略的爭論,當時,高崗旗幟鮮明地反對彭真,而林彪也支持高崗,最后中央指示下達,果然是高崗的意見正確、彭真的意見錯誤。東北解放后,高崗留守,林彪前往其他戰區指揮解放戰爭,但二人始終保持著聯系。建國后,由于身體不好,林彪【當時是中央軍委副主席】在1952年年初便離開北京前往杭州休養。現在高崗也來到杭州,二人必不可免地要談上一談,既敘感情,又聊工作。高、林都是聰明人,幾句話后,便談到了共同的主題——劉少奇,而且很快達成了一致——劉少奇很危險,必須打倒他。

  實際上,軍隊里對劉少奇執掌大權的不滿之聲早已存在。甚至關于“白區黨”和“紅區黨”的議論,也不是始于高崗。目前能看到記載的,至少譚震林就直接對毛澤東說過:“中央有兩個司令部,白區黨的人掌握著黨權、政權和財權;另一個以毛主席為首的司令部,大權旁落,這很危險,應該把權奪回來。”林彪在休養期間,也曾對探望他的干部說過:“現在白區黨控制著中央的權力,很危險。中央的領袖,毛主席年紀大了,少奇是不行了,只有高主席(高崗)是久經考驗的。”沒有被記載下來的類似言論,可能還有更多。老將們覺得,自己打天下浴血奮戰、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等新中國建立了,黨政大權卻落入了沒什么戰功的白區干部手里【自己卻只能守著一支在和平年代已無用武之地的軍隊被慢慢邊緣化】,著實令人氣憤。但是,每個人都是私底下說說而已,沒有形成完整理論,也沒有人真敢動手;并且,老將們被分散安置在全國各個地方,雖然各有怨言,但沒有聯合起來,形成統一的力量。直到高崗挺身而出,改變了這一切。

  高崗與林彪在杭州密談的詳細內容已不可知【沒有記載】,但根據高崗倒臺后所做的揭發,他與林彪談的核心觀點就是“兩黨論”:

  第一,中國共產黨中間存在著“根據地和軍隊的黨”(或“紅區黨”)以及“白區的黨”兩個部分,前者的代表是毛澤東和自己(高崗),后者的代表是劉少奇、薄一波;

  第二,根據毛澤東“槍桿子里出政權”的觀點,可以推出“槍桿子里出黨”【因此后來被周恩來概括為“軍黨論”】。政權和黨都是靠拿槍桿子的人(軍人)建立起來的,沒有槍桿子,中國革命就不會勝利,黨也不會發展到今天。相反,白區工作(學生、工人、市民運動和地下工作等)的作用十分有限,它對中國革命的地位是從屬性的,軍隊和根據地工作的地位卻是主導性的;

  第三,由于出身、生活和工作環境、所經歷考驗等等的原因,白區干部通常是不可靠的:他們往往革命意志不堅定,經常動搖,對社會主義前途缺乏信心,行動保守,易犯錯誤,更熱衷于發展資本主義,因而經常走到右傾的道路上去。社會主義絕不能依靠他們接班【需要指出的是,高崗本人對白區干部有著很深的歷史情結。當年在陜北大搞“肅反”,陷他和劉志丹于牢獄的,正是從北方局派來的干部朱理治;后來在東北爭論方針戰略,與他對立的也是來自北方局的干部彭真;后來土地會議向劉少奇請示,劉又刻意偏袒彭真。總之,高崗的自身經歷讓他認為白區干部不可靠,他也曾說過“白區干部愛犯錯誤,有幫派”這樣的話】;

  第四,建國后,定都北京的新中國實際建立在劉少奇華北局的班底之上【另外劉少奇用人也較窄,加劇了圈子化現象】。加之工作重心由農村轉移到城市,使得在城市工作和經濟建設上更有優勢的白區干部取得了更大的權力。在中央,劉少奇、周恩來、薄一波等人手握黨、政、財大權,幾乎把毛澤東架空了。而原軍隊干部和根據地干部則因文化水平低(普遍出身工農)、不熟悉城市工作、不懂經濟等原因在這一輪權力分配中被邊緣化了。

  第五,為改變現在的局面,有必要對黨中央和國家機關進行徹底改組,將劉少奇等人趕下臺(至少是不再執掌大權),由真正可靠的干部來領導國家,輔佐毛主席走社會主義道路。

  林彪完全認同高崗的觀點[17]。

  此外,高崗還將“三月名單”之事透露給了林彪,使林大為惱火。他想著自己為革命做了這么大的貢獻,到頭來卻是“有薄無林”,自己進不了政治局,反倒被薄一波之流占了位置。他判斷,只要讓劉少奇等人接班,他們這些戰場功臣的結局就會像“三月名單”所揭示的那樣,被逐漸淡忘,只有讓高崗接班他們才有希望——高崗當時確實是老將中最得毛主席信任、在黨內地位最高、最有望(也最有意志)取代劉少奇的人選,同時,他也是工農干部中難得的會搞經濟、搞工業、搞城市建設的人才。因此,林彪承諾全力支持高崗。

  除林彪外,高崗在杭州還會見了陳正人【高崗在東北時的老部下,建國后任江西省委書記、建筑工程部部長、中共中央農村工作部副部長】、劉亞樓【高崗在東北時的同事,隨林彪南征北戰,建國后任人民空軍司令員】等人,同樣宣傳了“兩黨論”思想,爭取了他們的支持。

  10月25日,高崗到達廣州,繼續進行活動。在廣州,高崗與葉劍英【時任廣東軍區司令員、中南局代書記】、陶鑄【時任中南軍區政治部主任、廣東省委書記】、譚政【高崗在東北時的同事,后隨林彪南下作戰。時任中南局副書記】等當地領導人秘密會談,繼續散布“倒劉”言論,并進一步擴散了“三月名單”,得到了他們不同程度的支持。

  11月2日,高崗結束休假,返回北京。這次南方之行讓他收獲頗豐,他非常滿意。

  除利用休假機會在南方幾省串聯外,高崗還試圖在北京爭取彭德懷、鄧小平和陳云等人。對于彭德懷和陳云,高崗非常熟悉,和他們的關系也非常密切,一個是朝鮮戰爭中結下的友誼,一個是在東北共事時形成的信任。對于鄧小平,高崗則缺乏接觸和了解,只知道鄧辦事能力很強,很受毛澤東的好評。面對高崗的拉攏,彭德懷非常謹慎,他雖表示認同高崗,但行動上對是否參與“倒劉”存有顧慮,態度不甚堅決;鄧小平明確反對,申明劉少奇的錯誤不屬于路線錯誤,且劉的地位是歷史形成的,不宜改變【隨后向毛澤東匯報了此事】;陳云則一面熱情聆聽高崗的陳述,表示理解和認同,另一面又在心中反復盤算,最終決定向毛澤東揭發匯報【事后,高崗才知道陳云“出賣”了他】。當時,一圈下來,高崗感到自己的游說活動還是基本成功的:在地方獲得了林彪等人的支持,在中央又獲得了彭德懷等人的認同,雖然沒拉動鄧小平,但“倒劉”已是綽綽有余、十拿九穩了【往后的歷史證明,無論是林彪或彭德懷中的哪一個,都能對劉少奇產生致命的威脅,更何況是林、彭、高三個人聯合起來。如果林、彭都能堅定支持高崗,就相當于大半個軍隊都站到高崗一邊了】。因此,鄧小平后來回憶當時的情況說:“他(高崗)首先得到林彪的支持,也得到了彭德懷同志的支持,才敢于放手這么搞。那時候六個大區,他得到四個大區的支持,東北是他自己,中南是林彪,華東是饒漱石,西北是彭德懷同志。華北是高所反對的。對西南,他用拉攏的辦法,正式和我談判,說劉少奇不成熟,要爭取我和他一起拱倒少奇同志。”

  就在高崗招攬盟友、準備“倒劉”之際,毛澤東坐不住了。

  從6-8月份的財經會議開始,毛澤東便注意到高崗的“異常”:一方面是他在批判薄一波上的用力過猛、糾纏不放,另一方面是領導小組會議上由饒漱石意外曝出的“三月名單”。但是,毛澤東沒有更多證據,也無法做出結論。

  11月下旬,就在高崗“南方之行”結束后不久,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召開,葉劍英、譚政等人從廣州來京開會。期間,二人專門向毛澤東詢問起那份“有薄無林”的名單,引起毛澤東震驚:自己明明早已提醒過“不許擴散”,為何還是有人知道了?他很快想到,應該是高崗,因為上次將名單泄露就是高崗做的【最開始除了毛只有高崗一個人知道】。為此,他在一次中央會議后將高崗單獨留下,責問此事。高崗不敢承認,當面欺騙了毛澤東,使毛非常反感。毛澤東猜想,高崗利用南下休假之機將“三月名單”泄露給地方領導人,事后卻不敢承認,很可能是有什么特殊意圖瞞著自己,并且,高崗此舉已經觸犯黨內紀律。同時,高崗南下期間在各地散布的“兩黨論”也通過各種渠道報告到了毛澤東這里,這種挑動黨內矛盾(甚至分裂)的“歪理邪說”也讓毛澤東非常不滿,而其中“軍隊創造黨”的觀點,更有“槍指揮黨”的嫌疑,觸碰了黨內大忌。

  12月,根據中央此前的安排,是毛澤東外出休假的時候。15日,中央書記處會議召開,毛澤東提出在他外出休假期間暫由劉少奇主持中央工作。劉少奇推辭說可以由書記處的同志輪流主持,其他人則支持毛澤東的看法,認為應該由劉少奇主持。但是,高崗此時意外地支持了劉少奇的建議,也表示可以輪流主持,引起了毛澤東的警惕和猜疑【事后來看,毛澤東提出讓劉少奇主持中央是當時權力結構下的自然結果,劉少奇本來就負責黨務,自己休假時由他來主持順理成章(這表明毛此時并不愿改變權力結構);但劉少奇在經歷了幾個月以來的一系列打擊后已經信心不足,他不能確認毛澤東是否還信任自己,他提出要輪流主持,實際就是采取暫時的退讓,避免自己再被抓住把柄。而高崗誤判了形勢,他看到劉少奇主動退讓,以為此事還有爭取的余地,就表明態度,結果暴露了野心——誰都能看出來,你高崗已經執掌了財經大權,現在又想以“輪流”的形式主持黨中央的工作,你豈不是想財權黨權一手抓?】。

  就在此時,鄧小平、陳云先后找毛澤東報告了高崗私下做他們工作的情況,使毛澤東對高崗刷新了認識。特別是陳云揭發高崗“(黨內要)多搞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18]的言論,讓毛澤東意識到高崗的問題已非常嚴重,必須下手解決。

  12月19日,毛澤東召集陳云、鄧小平來他住所談話,并決定派陳云動身南下,沿高崗之前休假的路線,代表黨中央找高崗游說過的干部打招呼【鄧小平此時也找北京的彭德懷談話,說服他與高崗脫離】。據《陳云年譜》記載:

  “(陳云)受毛澤東委托,離開北京到上海、杭州、廣州、武漢等地,向當地大區、中央局、中央分局負責同志通報高崗用陰謀手段反對劉少奇、分裂黨的問題”,“毛澤東要陳云轉告在杭州養病的林彪:不要上高崗的當,如果林彪不改變意見,就與他分離,等改了再與他聯合......林彪表示同意不再支持高崗。”

  這一招,讓高崗的處境急速逆轉:不但之前費心爭取的盟友全部被“勸退”,連自己爭取盟友的行為本身也被判定為“分裂黨”的“陰謀”之舉【但證據擺在那里,他又無話可說】;自己不但實力大損,連政治上的“正義性”、“合法性”都沒有了;局勢完全由主動轉入被動。但就算在此時,毛澤東對高崗問題性質的判斷也僅是“反對劉少奇的陰謀分裂集團”[19],并不是“反黨”,也不是“反對毛主席”;這個集團僅是要奪取劉少奇的權力,并非要奪取毛澤東的權力,或黨內最高權力。

  但在12月24日的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性質發生了變化。毛澤東首次拋出“兩個司令部”的說法,用辭極其嚴厲:“北京有兩個司令部,一個是以我為首的司令部,就是刮陽風,燒陽火;一個是以別人為司令的司令部,就是刮陰風,燒陰火,一股地下水。究竟是政出一門,還是政出多門?”在這里,那個所謂的“別人”,就是高崗。而毛澤東把兩個司令部對立起來的說法,表明此時他對高崗性質的判斷,已經不再是“反對劉少奇”,而且是反對毛澤東自己,是“反黨”;高崗所要奪的,也不僅是劉少奇的權,而是黨內最高權力【幾天后,毛澤東在接見蘇聯大使時也語出驚人:“有人要打倒我”】。高崗這才意識到了自己的問題已經非常麻煩,自己已經喪失了毛澤東的信任,并且徹底失勢了[20]。

  那么,毛澤東為什么會在幾天之內將高崗的性質升級到“反黨”這一無法挽回的程度?具體原因可能需要查閱更多材料才能得知。但合理的推測(根據后來發生的事情),是劉少奇抓住了這一絕地反擊的好機會,聯合鄧小平、陳云、周恩來等人,在這段時間內向毛澤東告了很多高崗的“黑狀”,一部分是客觀描述,另一部分則是借機發揮、添油加醋、主觀臆斷,夸大了問題的性質,使毛澤東確信高崗的野心絕不僅是取代劉少奇【從事實來講,高崗聯合到林彪、彭德懷,或用鄧小平話六個大區四個都支持他,這個實力確實不僅可以推倒劉少奇,也可以威脅毛澤東。看后來的歷史,單林彪一個人就敢策劃針對毛澤東的政變,那么此時在證據面前,經劉少奇等人誘導,毛澤東得出這樣的結論也就不足為奇了】。另一方面,雖然劉少奇等人在之前犯過一系列錯誤,但他已在財經會議和組織會議上做過公開的自我批評,表示愿意改正錯誤、擁護“總路線”[21]。這樣,對毛澤東來說,劉少奇等人的問題就暫時不成為了問題,而高崗的問題就顯得十分嚴重。通過一招“以退為進”,劉少奇積極主動地承認錯誤,很快放下了背在自己身上的“右傾”包袱,輕裝上陣,反而掌握了斗爭的主動權,尋找并牢牢抓住對手在紀律和組織問題上的失誤,開始發起有力的反擊【關于劉少奇的“以退為進”戰術,可從他在財經會議和組織會議上的不同表現看出:在財經會議上,高崗“批薄射劉”的火力很猛,到最后劉少奇才不得不承認錯誤,做自我批評;而在組織會議上,饒漱石不溫不火,張秀山、郭峰也基本是就事論事,火藥味并不濃,劉少奇卻多次、主動做自我批評,甚至把相當一部分安子文的責任也攬到自身身上,表現出十足的認錯誠意。這顯然是他根據形勢的變化,主動調整了策略。另外,讀者別忘了,張秀山還是在本不打算發言的情況下,由劉少奇硬拉上去發言的,這個細節很能說明問題】。

  不過,毛澤東在24日拋出“兩個司令部”后,并沒有立刻對高崗采取行動。相反,他按照原定計劃南下杭州休養,籌備起草第一部《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同時,在毛澤東休假期間,由劉少奇代理主持中央工作。

  六、最后的結局

  1953年12月24日是高崗政治生涯的轉折點:他不但再也不可能完成“倒劉”大業,而且因為是“另一個司令部”的代表而直接站到了毛澤東的對立面上。這一結果是他萬萬沒有想到的。

  這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后,高崗短暫地回到東北,參加了鞍山鋼鐵公司“三大重點工程”[22]的開工生產典禮(12月26日),并主持了東北局擴大會議(12月28日)。在東北局擴大會議上,高崗罕見肯定了劉少奇的歷史功績,并要求增強黨內團結。之后,高崗在沈陽度過了他一生中最后一個元旦。

  就在這一時期,劉少奇根據毛澤東的提議,組織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定(草案)》【下簡稱《團結決定》】,派人送往杭州,請毛澤東審定。毛澤東對劉的草案做了細致的修改,并電報劉提議召開七屆四中全會。不過,毛在指示完劉少奇在即將召開的全會上宣讀《團結決定》后,又做了補充說明,其中兩句話饒有深意:第一句,“應盡可能做到只做正面說明,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第二句,“于你的報告稿宣讀完畢后,似宜接著宣讀你已有準備的自我批評稿”【這表明,毛澤東此時仍想保護高崗。他讓劉少奇宣讀的《團結決定》明明就是針對高崗的分裂行徑,卻又要求劉不要批評任何同志,并且劉少奇還要繼續做自我批評。在確認高崗可能“反黨”的情況下,毛澤東還能對他如此保護,大概也讓劉少奇吃了一驚】。1954年1月16日,劉少奇致電毛澤東匯報大會籌備情況,并確定了開會日期為1月30日【后改為2月6日】。

  自打元旦后從沈陽返回北京后,高崗心情低落、無所適從。他一面找人四處打探消息,一面也開始回顧和反思幾個月以來發生的一切。思前想后,他終于決定給毛澤東寫一份信,表明自己的認錯態度,并希望能到杭州當面跟毛檢討。1月19日,信交到了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處。楊尚昆對高崗信件的處理犯難了,是按照高崗的意思直接把信送到杭州交毛澤東嗎?但如果這樣做,后面會發生什么事情就難以預料了。因此,楊尚昆決定先將信交給劉少奇,讓劉少奇做出處理方案。劉少奇拿到信后同樣犯了難,他特意找來周恩來、陳云、鄧小平、彭真、李富春幾人商量對策。協商之后,幾人設想了四種可能的結果:

  第一種,主席看信后同意高崗來杭州面談,可能得不到好結果;

  第二種,請主席回來解決此事,可能得不到好結果;

  第三種,建議主席看信后委托書記處成員與高崗談話,可能仍得不到好結果;

  第四種,建議主席看信后委托劉少奇與周恩來與高崗談話(鄧小平也可參加),能得到好結果。[23]

  這四種方案的前提都是要給主席看到信【否則有麻煩】,區別在于:第一種是高崗期待的,只要讓他到杭州見到毛澤東,他就有可能做出一定的澄清,挽回部分局面【而且杭州有林彪,他也可能給高崗幫腔】;第二種高、毛在北京見面,北京有劉、周、鄧等人在場,毛不至于只聽高的一面之詞,但是畢竟要讓二人見面,結局仍不可控;第三種是毛不與高直接見面,由毛另派他人,但毛具體會派誰尚不可知,因此結局難以預料;第四種也是毛不與高直接見面,但明確委派的談話人是劉、周、鄧,這樣談話內容和節奏就被完全掌握,高崗無法挽回局面。相比之下,第四種是對劉少奇等人最有利的,因此,對信的處理也按第四種方案執行:楊尚昆派人將信送到杭州交毛澤東,同時建議毛委托劉、周、鄧與高崗談話,幫助他認識和改正錯誤。

  毛澤東看信后,果然接受了建議。他在1月22日致電劉少奇,表示:“我認為全會開會在即,高崗同志不宜來此,他所要商量的問題,請你和恩來同志或再加小平同志和他商量就可以了”。同時,毛澤東再次向劉少奇強調四中全會的注意事項:“關于四中全會開會的方針,除文件表示者外,對任何同志的自我批評均表示歡迎,但應盡可能避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同志的覺悟。”【這一事件上,無論高崗還是毛澤東都把問題想的簡單了:高崗心想,就算我錯誤再大,也不能剝奪我跟黨主席當面認錯的權利吧?毛澤東則認為,高崗都已主動認錯,自己又囑咐過劉少奇不要為難高崗,那么他們肯定會秉持公道、認真地和高崗去解決這個問題吧?他們都沒想到劉少奇等人會在這里“做手腳”,通過“善意”地建議毛澤東委托劉、周、鄧在北京就近處理此事,不著痕跡地扼殺了一次高崗挽回局面的機會。當然,毛澤東選擇避免與高崗接觸,也有別的原因(否則出這么大的事他不應該不聽高崗怎么說),筆者會在后面的內容中進行分析。】

  高崗得知毛澤東不愿與自己見面后,心中有一種不詳的預感。但他此時并沒完全放棄,至少在他獲悉毛澤東關于“避免對任何同志展開批評,以便等候犯錯誤同志的覺悟”的指示后,他感到自己還有認錯之后重新過關的希望。1月25日和2月5日,劉少奇與周恩來、鄧小平一起,兩次找高崗談話,對他進行“幫助”。結果可想而知,劉少奇等人反復強調黨的紀律并要求高崗供認其反黨罪行,高崗則一次次點頭認錯但又拒不承認自己“反黨”,問題就在僵持中被拖了過去【與其說是談話,不如說是審訊】。

  1954年2月6日至10日,七屆四中全會在北京召開。35位中央委員和26位候補中央委員出席會議,此外還有黨、政、軍和人民團體的負責同志52人列席會議。因毛澤東在杭州休假,劉少奇主持了會議。會上,劉少奇代表中央政治局做了報告,他在報告中分析了當時中國所面臨的國內外階級斗爭的嚴峻形勢,提出國內外的敵人可能以支持和利用黨內派別活動的方式來削弱黨的力量,進而破壞社會主義事業[24];此外,劉少奇嚴厲批評了部分干部因野心滋長而破壞和分裂黨的行徑,并放出狠話,表示要對他們嚴格制裁[25]。這些說法無疑都是針對高崗而作的。劉少奇做完報告后,朱德、陳云、周恩來、鄧小平等44人分別作了發言,經過討論和表決,會議一致通過了劉少奇起草(毛澤東修改)的《關于增強黨的團結的決議案》【下簡稱《團結決議》】。同時,會議也第一次在中央全會層面通過了毛澤東提出的“總路線”。

  對于這次會議,黨史上后來評價它“提高了全黨的覺悟,維護和加強了黨的團結”[26],顯然也是一次“勝利的大會”。但據很多材料的揭露,這次會議開的其實很不尋常。在毛澤東預想里,七屆四中全會應是一次給高崗問題定論的會議:高崗做自我批評,劉少奇等人也做自我批評,但又以高崗的自我批評為重;在大家都對高崗的問題有了一致的認識后,以高崗為反面教材,加上對黨內團結和紀律的正面強調,增強對黨內團結的認識;通過《團結決議》,全黨團結起來,為推進“總路線”而努力。因此,毛澤東提出會期要短,只開兩天就行【因為事情并不復雜,不需要討論太久】;發言人數也不必太多【避免對高崗進行圍攻,影響會議進程】。那么對于高崗的處分呢?處分要作,可以在會上討論,但要以“治病救人”為目的,要給認錯者改正錯誤的余地【畢竟,高崗就算罪至“反黨”,也僅僅是謀劃而沒有實際行動;他剛剛爭取了一幫支持者,但沒等舉事,就被毛澤東派陳云拆散勸退了,之后他就認錯悔過了。但是,由于他觸犯的是黨內大忌(散布名單、兩黨論、串聯老將等),就算只是謀劃,性質也已相當嚴重。毛澤東對他心慈手軟,顯然是別有重要原因】。但實際是,會議開了整整五天,而且多達44人發言【平均每天9人發言】,這些發言也大多是在批評和揭露高崗的分裂活動,此外,還牽出了“盟友”饒漱石,使批判和揭露“高饒聯盟”成為會議基調【40多人發言,簡直是輪番轟炸】。高崗做了自我檢討,交代了自己破壞黨內團結、拉小圈子的行為,承認了自己過去對劉少奇有錯誤看法,表示自己的活動如果發展下去會非常危險;但是,高崗不承認自己“反黨”,堅持自己只是反對劉少奇。饒漱石在大會的壓力下,也做了自我檢討,他檢查了自己在過去的一系列破壞黨內團結、為爭奪權力對同志進行不適當斗爭的行為【包括他也和高崗一樣,私傳了“三月名單”】,表示這種行為發展下去也會非常危險;但是,饒漱石不承認自己是高崗的“盟友”,并堅持自己只反對過安子文,沒有反對劉少奇。受制于毛澤東對會議議程的設定,雖然參會者的發言已對高崗、饒漱石進行了相當多的揭露,但只要高崗、饒漱石不接受他們扣的“帽子”,劉少奇也無法再繼續糾纏下去,只能把話題拉回到黨內團結上,最終以通過《團結決議》結束[27]。

  會后,劉少奇派人去杭州跟毛澤東匯報情況[28],說明會議整體成功,但高、饒對自身錯誤的認識和反思很不深刻,敷衍了事【“一個空晃一槍,一個不痛不癢”】,希望召開專題座談會,再行討論。面對這樣的匯報結果,毛澤東當然沒有理由不同意繼續討論【某種程度上,毛澤東被“忽悠”了】。于是,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分別召開高崗問題座談會和饒漱石問題座談會,徹底解決二人的問題【所謂“徹底解決”,就是把七屆四中全會上沒解決的問題繼續解決;你不“老實”沒關系,搞你到“老實”為止】。

  2月15日到25日,高崗問題座談會召開。會議由周恩來主持,十天內開了七次,共計43人發言。大約同一時間,饒漱石問題座談會由鄧小平、陳毅、譚震林主持,也間斷召開了七次,共計66人發言。由于沒有了毛澤東的把控,座談會成了一邊倒的“批斗大會”,眾人言辭之激烈、扣帽子之多之嚴重、上綱上線及夸大事實之普遍,令高、饒大為驚駭。特別是高崗問題座談會上,陳云以高崗昔日同事兼密友的身份對高崗“篡權”進行揭發,給予了高崗一記致命的打擊【高崗由此恨透陳云了】。黨史專家楊浩甫寫道:

  “名曰開‘座談會’,實則搞的是1935年陜北‘肅反’和1943年延安‘搶救’運動中那種‘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如《半截下的往事》說:‘座談會成了疾風暴雨,狂轟濫炸’,‘人們紛紛表示與高崗劃清界限,有的反戈一擊,交代揭發;有的甚至歪曲事實,胡編亂造......一股勁地向高崗頭上砸來。當然也有一些人不以為然,但在這種氣氛下,哪有說話的份!’李立群在《高崗生命的最后五年》中也講:‘座談會采取殘酷斗爭、無情打擊的黨內斗爭方式,對高崗搞突然襲擊,會議氣氛恐怖緊張’,‘座談會上,只許別人揭發高崗,不聽高崗解釋反駁’。”[29]

  聽了兩天批斗后,高崗徹底明白了這次座談會的目的——用盡一切辦法,把他在政治上搞死搞臭【明白了這點,他就不需要繼續辯白了,因為沒用】。他回想起了20年前的陜北“肅反”,那次不但要終結他的政治生命,連肉體都要消滅;如果不是毛主席及時趕到,自己可能早已身死牢獄了。而這一次,自己大錯鑄成,對手又一門心思把自己往死里整,毛主席不在北京且刻意回避自己,他感覺到自己為黨、為毛主席工作了一輩子,到頭來卻是背上“反黨”的罪名,連毛主席也拋棄了自己。他感到了一種無邊的絕望。

  對于像高崗這樣一個把政治看得比生命還重的政治家來說,沒有什么比被政治拋棄更令他難以接受的了。他認為,眼前這一關自己是無論如何都度不過去了【劉少奇不會允許自己過關】;他甚至連要掙扎一下的信念都動搖了:反正我堅信自己不是“反黨”,你們要怎么說隨你們的便,生亦何歡,死亦何苦,當一個千夫所指的“罪人”已經夠痛苦了,死了反而是一種解脫[30]。

  于是,16日晚,高崗將秘書趙家梁叫到了自己住宅內,由他口授,趙家梁記錄,寫完了一份致毛澤東的信,隨后讓趙離開。高崗將這封信裝入一個信封中,并在上面寫下“劉少奇收”【毛還在杭州,只能轉交】。完畢,他又親自寫了一份致周恩來的信。

  第二天,高崗指示交通員把兩封信分別交給劉少奇和周恩來,并罕見地問自己的警衛員借走了手槍。警衛員預感事情不對,立刻將此事通報了高崗的秘書趙家梁、董文彬和高崗的妻子李立群。三人匆忙趕來,并從交通員手中截下即將送出的兩封信,打開一看,傻眼了:高崗給毛澤東的信意在解釋一些事實并澄清自己的想法,現在看來更像是他在給毛澤東做最后的政治告白;而他給周恩來的信,明明白白是在托付周恩來幫他照顧妻兒子女,顯然是交待后事。確認了高崗已有自殺念頭,三人立刻趕到高崗所在的客廳,痛哭流涕,勸阻高崗。高崗眼見此狀,表示不會自殺,并指示將兩封信燒掉。就在眾人急忙找火燒信之時,高崗突然掏出手槍,指向頭部。所幸趙家梁眼疾手快,及時把他撲倒在地,門外的警衛也聞聲趕來奪下了他手中的槍支,才撿回了高崗的一條命。

  這是高崗一生中第一次試圖自殺,未遂。得知消息后,周恩來指示趙家梁等人嚴密監視高崗動向,以防意外,同時命趙家梁將被燒的兩封信的內容復寫出來。趙家梁不愧是專業的秘書,只靠大腦記憶就把兩信寫了個八九不離十,交給了周恩來。17日晚,中共中央召開緊急會議,決定讓高崗停職反省,并實施管教。所謂管教,就是要好好呆在自己的住宅內,在管教人員的看管下,認真反省錯誤并寫檢討。因此,自從2月17日以后,高崗便不再出席任何活動,始終呆在家里寫檢討。這樣,從18日到25日,沒有高崗參加的高崗問題座談會便失去了最后一點反對的聲音【同時,高崗的自殺舉動也被廣泛解讀為“畏罪自殺”,使他的“罪行”更加不容懷疑】,批斗的氣氛更加濃烈。在經歷數天“缺席審判”后,高崗問題的總結會議召開,周恩來做了定論發言,聲明“高崗的極端個人主義錯誤已經發展到進行分裂黨的陰謀活動,以圖實現其奪取黨和國家領導權力的個人野心。在其野心被揭穿和企圖失敗后,他就走上自絕于黨和人民的絕望的自殺道路。”

  同時,周恩來還提出了高崗的“十宗罪”:

  第一,散布“黨是軍隊創造的”的“軍黨論”,作為其篡權的理論工具;散布存在“紅區黨”和“白區黨”的“二元論”,煽動一部分軍隊高級干部;

  第二,進行派別活動,對劉少奇等中央領導同志進行誹謗攻擊[31];

  第三,利用所謂“有某無某”的名單,挑撥離間,制造黨內不和;

  第四,拉幫結派,破壞黨內團結,對一些干部搞私下封官許愿;

  第五,把自己領導下的地區和部門看作“獨立王國”,不接受別人對自己工作的批評,夸大自己所領導地區和部門的工作成績;

  第六,假借中央名義,破壞中央威信。以一名中央高級干部的身份散布關于一些中央領導同志的流言蜚語,產生不好的影響;

  第七,剽竊他人文稿,抬高自己。為奪取權力故意裝潢和賣弄自己,許多發言稿和文章均為他人代筆,無真才實學,卻嘩眾取寵[32];

  第八,在中蘇關系上挑撥是非,在東北時與個別蘇聯同志亂談黨內問題,破壞中蘇團結[33];

  第九,進行篡黨奪權的陰謀活動,偽造毛澤東言論反對其他中央領導同志,打著毛澤東的旗號搞奪權活動[34];

  第十,私生活腐化,亂搞男女關系,這是其受到資產階級思想腐蝕的另一個表現[35]。

  列舉完高崗的“罪行”后,周恩來評價了高崗從四中全會以來的行為:

  “盡管高崗在四中全會上及在四中全會后的座談會上進行了兩次表面的檢討,但在實際上,高崗是拒絕反省的。他仇恨黨,仇恨同志們幫助他揭發錯誤,拒絕向黨揭發他自己最丑惡最本質的東西,最后,竟不顧黨和同志們的多次警告,終以自殺的可恥行為,自絕于黨和自絕于人民。雖然自殺由于同志們的阻止未遂,但這種在實際上是叛變黨的行為已昭然若揭,無可抵賴。”

  用上“仇恨”、“叛變”這樣的詞語,高崗的性質已完全站到了黨的對立面,成為黑惡的一方,再無翻身的可能。

  值得注意的是,周恩來在發言的最后給高崗的犯錯歷程做了一個分析,他說:

  “在長期的革命斗爭中,高崗雖有其正確的有功于革命的一面,因而博得了黨的信任,但他的個人主義思想(突出地表現為當順利時驕傲自滿,狂妄跋扈,而在不如意時則患得患失、消極動搖)和私生活的腐化卻長期沒有得到糾正和制止,并且在全國勝利后更大大發展了,這就是他黑暗的一面。高崗的這種黑暗面的發展,使他一步一步地變成了資產階級在我們黨內的實際代理人。高崗在最近時期的反黨行為,就是他黑暗面發展的必然結果,同時也就是資產階級在過渡時期企圖分裂、破壞和腐蝕我們黨的一種反映。”

  應當說,這段話前半部分對高崗個人主義問題的分析還是有一定合理性的【他確實有這樣的表現,這也成為他后來盲目樂觀、錯估形勢、冒失行動和被對手抓住把柄的原因之一】,但是后半部分幾乎完全照搬了劉少奇在七屆四中全會報告中的邏輯:黨內不同派別就是資產階級為了破壞黨而扶持的代理人。因而在實際上把高崗的問題上升到“敵我矛盾”【換句話說,劉少奇在四中全會上栽下的樹終于在25日的座談會總結會上結出了果實】。

  可以想象,高崗在看到周恩來的發言內容后,該有多么的失望!

  不過,高崗在17日自殺失敗后,確實一度放棄了自殺的念頭。但是,一方面因被管教而喪失行動自由,一方面又被周恩來等人以“叛黨”、“資產階級代理人”定性,他的情緒十分低落,狀態非常差。中央雖然指示他要在管教期間認真寫檢討,但他此刻根本寫不出來。他陷入了迷茫之中。

  4月2日,高崗在西北時的戰友、部下習仲勛和賈拓夫奉周恩來之命來到高崗住所,以朋友身份進行探望。二人的到來和勸導使高崗的心情平復了一些,他表示愿意“悔過自新”,向中央寫檢討。

  4月3日,高崗給周恩來及毛澤東寫了一封信,態度來了個180度大轉彎,一改之前拒不承認反黨的做法,向二人保證誠心認罪悔罪,對自己的錯誤徹底交待。信中說:

  “我自己辜負了中央和主席,墮落到這樣的地步,犯了這樣大的錯誤,危害黨和人民的事業,實際上幫助了敵人......一錯再錯,竟可恥地采取叛黨自殺的行為。我愈反省愈感到沉痛,愈感到對黨對人民欠一筆債。我同意總理的結論的精神,我將很冷靜地從幾個不同的工作地區特別是在北京時期,從歷史根源、思想根源進行深刻的徹底的反省,反省我怎樣從小個人主義到大個人主義變為野心家的。我一定會沉痛認罪,向黨中央和主席徹底交待,聽黨怎樣對黨有利就怎樣處理。”[36]

  4月28日,高崗的檢討材料《我的反省》定稿。出于謹慎,他在將《反省》送交中央之前,先讓秘書趙家梁拿給習仲勛看,希望征求戰友的意見[37]。不料,習仲勛在看完后發現高崗從頭到尾都沒有承認自己“篡黨奪權”,他給趙家梁打電話,說此文:“要害問題,只字未提”【中央為什么要讓你坐在家里寫材料?難道是真想聽你啰嗦陳年舊事?說白了就是要你自己承認“篡黨奪權”。因此,哪怕你只寫一句話——“我高崗是個篡黨奪權的野心家”,也比你厚厚寫了一大堆但偏偏沒提這個要害錯誤能讓中央滿意】。趙家梁把習仲勛的意見反映給了高崗,高崗聽后情緒非常激動,幾近失控。但他主意已定,指示趙家梁按原稿上交,不做修改。趙家梁苦苦勸說之下,高崗最終同意加上這個“要害問題”,于是趙家梁提筆在原稿最后添上了一句“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然而,第二天早上,就在趙家梁準備把《反省》上交時,他發現高崗又把“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一句中的“國家”劃掉了。趙連忙向高崗詢問,高答:“我已經是國家副主席,還要當什么國家主席?就這樣送走吧。”趙執拗不過,只好照高崗意將此稿上交[38]。

  高崗的《反省》讓劉少奇等人感到非常棘手。此前周恩來專門派習、賈去探望高崗,就是想保證高崗最后能交出一份讓他們滿意的材料,高崗也確實寫信作了承諾,沒想到最后還是在負隅頑抗,不肯“坦坦蕩蕩說出那六個字”【最后還是趙家梁加上去的】。

  回到高崗這邊。他在上交《反省》后心情更加壓抑,特別是在聽到羅瑞卿、林楓等人在東北高干會議上對自己的“揭發”及對自己親信部下的打擊后,他更加煩悶痛苦,以至寢食難安[39]。一段時間后,高崗不吃安眠藥就無法入睡。進入8月,他的的身體狀況開始變差,出現腹瀉、消化不良等癥狀。8月17日【自殺未遂的半周年】凌晨,他在家人都熟睡后吞下了自己暗中攢下的大量安眠藥。早上8點,家人發現他臥床不起,才知大事不妙。9點30分,醫生趕到進行搶救。10點17分,搶救失敗,宣布死亡。至此,這位干了一輩子革命的陜北漢子,在他49歲時以一種十分平靜的方式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另一邊,那位被打成“高崗盟友”的饒漱石也在四中全會后的座談會上被扣上“極端個人主義的野心家”、“反黨”、“資產階級思想”等帽子。饒漱石后來也像高崗一樣,坐在家里寫了一份長篇反省。但他始終堅持自己沒有反對劉少奇、反對黨中央,并堅稱自己沒有和高崗結成聯盟[40]。但是,“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盡管饒漱石一再澄清,最終的判定也不會以他的個人意志為轉移。1955年,饒漱石被開除黨籍,并以“反革命罪”被捕入獄。后因在獄中患上精神分裂癥,于1965年假釋出獄,此后在一個農場中養病。“文革”中因受牽連再次入獄,1975年在獄中病故,享年72歲。

  七、毛澤東、高崗與社會主義道路的初步探索

  寫至這里,我們的傳主已經死了。他的生命記憶永遠定格在了1954年8月17日。

  遺留的問題之一是:為什么?

  為什么高崗進京后要一輪猛過一輪的“倒劉”?

  為什么毛澤東從1953年12月24日后便避免與高崗見面?

  為什么劉少奇在七屆四中全會后要致高崗于死地?

  為什么毛澤東在高崗獲罪后依然對他頻加保護?

  遺留的問題之二是:結果呢?

  高崗的倒臺對劉少奇意味著什么?

  高崗的倒臺又對毛澤東意味著什么?

  最后,高崗的倒臺又對往后幾十年中國社會主義的發展有什么樣的影響?

  要回答上述問題,就需要捋一下新中國建立后毛澤東等人對社會主義建設道路的探索歷程。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宣告成立。但與俄國“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政權不同,1949年建立的新中國是在新民主主義革命而非社會主義革命的基礎上完成的。因此,1949年的中國社會制度是新民主主義而非社會主義。而所謂新民主主義制度,就是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制度。社會的所有制基礎是私有制。由此便發生一個問題:新中國成立后,是繼續發展新民主主義,還是過渡到社會主義?當然,在一個以實現“共產主義”為最高目標的政黨內,當時沒有哪個領導人敢直接選第一個,也就是說,所有的領導人都是支持過渡到社會主義的。于是,這個問題就轉化為了第二個問題:是立刻過渡,還是慢慢過渡?或者說,是在一個較短的時間內過渡,還是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內過渡?也就是在這個問題上,黨內高層發生了分歧。

  客觀地說,分歧產生的時間并非1949年新中國成立的那一刻,而大約在1950-1952年間。在剛剛建國時,包括毛澤東在內,幾乎所有的領導人都認為中國生產力太落后,必須先發展一段時間的生產力,再進行社會主義改造。當時普遍認同的方案是:“工業化+私有制”;先搞三輪五年計劃,大約15年后(1964年)再考慮社會主義改造【劉少奇更猛,在天津直接說要等“幾十年”,如果按30年算,則約1978年后中國就可以搞社會主義了】。[41]

  但在1950-1952年間,毛澤東和一些領導人逐漸改變了看法。最基礎的一個認識變化,就是他們發現“新民主主義社會”不是一個靜態的、穩定的社會形態——舊的私有制的因素在其中存在和成長,新的社會主義的因素也在其中存在和成長,二者還在進行著持續的、此消彼長地斗爭。也就是說,根本不可能讓這個“新民主主義社會”穩定地保持15年,再去改變它。你如果支持和培育其中的私有制因素,它們就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強,最終在社會力量對比中占據主流,由此向資本主義方向發展;但你如果支持和培育其中的社會主義因素,它們也會越來越多、越來越強,并使整個社會朝社會主義方向轉變。在當時,這兩個方面的現象都是存在的。以農村為例,土改后個體小農獲得私有生產資料,以此發家致富,這是私有制因素增強的一面;而在北方老解放區內頻頻出現的農民自發進行互助合作的事例,則是社會主義因素增強的一面。這兩種現象在新民主主義下都存在,也都合理,但問題是你要怎么去對待、去處理。如果沒處理好,就可能朝著相反的方向發展。

  另一個促使毛澤東等人改變看法的原因是,“工業化+私有制”方案在實踐中出現了困難和矛盾。當時,要改變舊中國貧窮落后的面貌,就必須以重工業為中心,學習蘇聯“五年計劃”模式,在短時間內快速提高我國工業發展水平。但是,如果不對私人資本主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如果不動搖社會經濟的私有制基礎,如果不建立自上而下的計劃經濟,快速工業化(特別是重工業化)就難以實現。因為,私人資本主義企業以追求利潤最大化為唯一目的,它們不會主動配合國家計劃,不會為社會利益而組織生產;基礎工業和重工業是新中國工業化的最重要一環,但這些領域因為投資大、建設周期長、投資回報慢【很多項目短期內不但不能回本,反而要虧損運行】等特點,恰恰是私人資本主義不愿意投入的;一些私人資本主義企業為了追求利益,違反國家法律,偷稅漏稅、制假售假,乃至向共產黨的干部收買行賄,官商勾結,吸食國家和人民的財產【“五反”運動便是針對這一群人】。而在農村,分散和脆弱的個體小農因生產方式落后、生產力低下,也難以適應工業化對糧食和工業原料迅速增長的需求,無力為國家工業化積累資金和擴大工業品的市場。也就是說,農村不集體化,一無法上交更多的糧食(供應工業),二無法購買農業機械(消費工業品),這都會影響中國的工業化進程。因此,要想真正實現快速工業化(特別是快速重工業化)的目標,就必須對私人資本主義和個體小農進行改造,建立社會主義經濟【用現在常說的一句話,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就是“集中力量辦大事”】;否則,如果繼續任由私人資本主義和個體小農發展,雖然中國也會實現工業化,但速度會慢很多,也會不斷遇到各種難題和挑戰【關于小農經濟阻礙工業化的問題,1978年以后的歷史已能證明。毛澤東1965年說的那句“工業品賣給誰嘛!”也有這個意思】。

  從時間上推測,毛澤東完成思想轉變應該在1951年的下半年【此前他也在轉變,但尚未最終確立】。這年7月,他首次對山西省委關于農村互助合作的報告做出肯定,批評了劉少奇和華北局;11月,他又肯定了高崗關于在東北開展“三反”運動的報告,批示在全國推廣“三反”;次年1月,又批示在全國進行“五反”斗爭。到了1952年,毛澤東已經可以對自己的新觀點進行比較完整的表述和論證,并在這一年邀請“五馬進京”,授命高崗仿照蘇聯辦法組建國家計委。但此時,他的看法還沒有成為高層的統一意見,也沒有得到黨的會議的正式通過。全國在整體上仍是“工業化+私有制”的發展思路。1952年12月底出臺的“新稅制”,實質就是為了解決私有制原則下國家利益與私人利益間的矛盾。

  與此同時,高層中的另一位主要領導、中共七大后被確立為毛澤東接班人的“黨二號”劉少奇卻并沒有轉變認識。他根深蒂固的一個觀點,就是中國的社會生產力太落后,而社會主義需要較為發達的生產力條件。他認為,在中國真正具備實行社會主義的生產力條件之前,就只能面對新民主主義的現實,把私人資本主義的潛力和進步性利用起來【這種潛力和進步性在半殖民半封建的舊中國完全沒有被開發出來】,老老實實發展生產力;至于說“幾十年后”如何消滅私有制,只要共產黨還在執政,那么一聲令下,就可以完成任務。持有這一觀點的劉少奇對自己非常自信,他認為自己的認識完全符合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而那些試圖超越新民主主義階段、在落后生產力條件下向社會主義過渡的嘗試則是“民粹主義”、“空想主義”、“農村社會主義”,是順應中國農民自發的平均主義思想【“均貧富”】。終劉的一生,他實質上都沒有改變這一觀點[42]。

  因此,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改造派”與以劉少奇為代表的“鞏固派”就在1952年前后發生了無法避免的沖突。我們的傳主高崗,也恰恰是在1952年底進京任職,從而卷入了這一沖突。

  但斗爭的復雜性在于:

  第一,黨內實行集體領導,不以個人的意志為轉移,即便是毛澤東,在他的看法得到普遍認同并被表決通過以前,他也無法強制推行;

  第二,在毛澤東等人轉變認識以前,黨內的共識是從七大后形成的“新民主主義”戰略。如果沒有新的戰略取代它,那么全黨將繼續執行新民主主義的政策;

  第三,在黨內的集中制下,一條政策一旦被表決通過,就將自上而下的、全面的、帶有強制性的執行下去,其發生的影響將是巨大的,效果也是不可逆的,想要將它扭轉過來是非常困難的,可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或代價【因此,斗爭中的黨內派別,無論哪一方,都不希望對手的方案被通過實施,因為一旦實施就很難回頭,故雙方都會為阻止對手拼盡全力】;

  第四,在建國初期,支持毛澤東看法的領導干部居于少數,而支持劉少奇觀點的領導干部居于多數;同時,支持毛澤東看法的領導干部多分散在外省【如山西的賴若愚、東北的高崗】,而支持劉少奇觀點的領導干部則幾乎把持了中央【以華北局的班底為主】。這意味著,雖然毛澤東看法在全國范圍內得到了很多支持,但在中央開會表決時,劉少奇的意見將經常成為多數意見[43]。

  第五,毛澤東雖然是黨內的一號領袖,但他在當時的作用和角色主要是“方向把握者”和“統籌協調人”,并不親自抓具體的事務性工作。毛澤東之下,具體工作的分工是:黨務——劉少奇等;政務——周恩來等;財務——陳云等,而此三人都是“鞏固派”【因此,就算毛澤東的意見被勉強通過了,具體負責執行的人也都是它的反對者,其執行效果肯定不能讓毛澤東放心和滿意】。

  正因為如此,建國初期毛澤東與劉少奇圍繞國家發展戰略的斗爭就注定不可能是平和、順利的,而是復雜、艱難、曲折的。其中,思想認識差異、路線分歧、政策慣性、制度調整、個人權力斗爭、歷史形成的“山頭”和派系問題交織滲透在一起,難以清晰劃分和辨認。

  對于上述五個方面的難題,毛澤東都有明了的掌握和清醒的認識。他準備通過光明正大的方式、以正常的政治手段和組織手段去解決他所面對的問題。他所要實現的目的,就是在形勢已經發生變化的條件下,使全黨統一思想、調整政策,使中國走上一條通往社會主義的正確道路。

  1952年底的“五馬進京”就是毛澤東實現其意圖的重要一步。首先,“五馬進京”在另一個方面則是“調虎離山”,直接目的是配合中央“削藩”,為裁撤大區做準備。其次,“五馬進京”讓非華北局系統的五位地方強力人物進入中央履職,將對原有單一派系把控中央的局面造成沖擊,動搖劉、周的地位,使毛澤東可能在中央會議的投票表決中爭取到更有利的結果。之所以高崗能夠“一馬當先”,則是因為毛澤東對他尤其寄予厚望,相信他是可以跟隨自己思路的人【從高崗歷來的表現看出】;同時,高崗也是五人中能力最強、聲望最高的、最熟悉蘇聯經驗的,讓他“當先”,能夠服眾。“五馬進京”后,高崗在執掌國家計委的同時還分管了政務院8個經濟部門,饒漱石執掌了中組部且頻頻向劉少奇系統的安子文發起挑戰,鄧小平就任政務院副總理分走了總理周恩來的大半權力,鄧子恢領導了農村工作部并分管了政務院3個經濟部門,習仲勛雖沒有額外成績但也主管了關系意識形態的中央宣傳部。總之,通過“五馬進京”,確實達到了削弱劉、周的效果。

  組織手段只是一個方面,思想問題才是根本性的。在“五馬進京”之后,毛澤東借著“新稅制風波”召開全國財經會議,希望以對薄一波批評和其他同志自我批評的方式,批判黨內錯誤思想,達成對“總路線”的共識,幫助“鞏固派”解開思想疙瘩。隨后,又召開全國組織工作會議,以對安子文的批評為切入口,進一步批判錯誤思想,增強共識,并通過若干組織措施來保障“總路線”的實施。從效果來看,這兩場會議也是達到了目的的:原有“新民主主義”戰略的弊端得到了廣泛地討論,“鞏固派”普遍作了檢討(特別是劉少奇),旗幟鮮明地推行社會主義改造成了新的政治正確。

  到1953年10月全國組織會議閉幕時【1952年10月毛澤東開始實施“五馬進京”,至此已整整一年】,毛澤東已對黨內形勢的變化非常滿意:不但“鞏固派”把持中央的局面的被打破,而且“鞏固派”的代表們自己也已承認錯誤,黨內高層已經普遍接受了自己的思想觀點。推行“總路線”,完成社會主義改造,已是板上釘釘的事,并且不是在遙遠的未來,而是立刻就要開始。

  但對毛澤東來說,調高崗等人來北京絕不是為了通過“總路線”而采取的權宜之計。他是在立足長遠進行權力結構調整和人事安排。

  他發現,自從1949年建國后,劉少奇等人就與他漸行漸遠,越來越跟不上他的思路;他認為,劉少奇等人在形勢已經明顯變化的條件下,還在固守“新民主主義”,這簡直不單是思想認識問題,還是立場問題——把屁股坐在了資本家和富農一邊。當然,劉少奇的觀點并非個例,在黨內獲得了相當多的支持,這有當時的客觀原因,毛澤東因此也沒有過分責難它,而是給予了充分的諒解,他用行動表明:只要能承認和改正錯誤,同志就依然是同志。不過,毛澤東認為,劉少奇在思想上的問題是長期的、鞏固的、清晰的【從劉建國后歷來的表現可以看出】,想徹底糾正是較為困難的;縱使劉少奇這次經自我批評而接受了“總路線”,但要讓這個歷來保守的人執掌黨的核心權力,毛還是不愿接受的【以劉“黨二號”的位置,毛一旦卸任,他就是“黨一號”】。也就是說,諒解你的錯誤可以,但要讓你繼續坐在高位上恐怕就不行了。在1953年左右,毛已經產生讓劉“挪挪位子”的想法【所謂“挪位子”,不是打倒,而是不再掌握核心權力。在“五馬進京”和“新稅制風波”后,毛實質已讓周恩來、薄一波等人挪了“位子”】。

  問題是,如果劉、周都難堪大任,那么誰又能擔起這副擔子呢?毛澤東望向了高崗——一位出身工農,長期做根據地工作和軍事工作,有豐富城市工作和經濟工作經驗,年富力強,在數次黨內爭論中均能堅持正確觀點的杰出領導人。

  進京后,高崗自己也認為自己具備了“更上一層樓”的實力。他對毛澤東與劉少奇、周恩來之間的分歧非常敏感;他意識到,在思想認識上,自己比劉、周更接近毛澤東。同時,高崗意識到,毛、劉在1950-1952年間產生的分歧,絕不只是簡單的就事論事——針對個別具體問題的分歧,而是雙方圍繞中國下一步該往何處去發生了矛盾。也就是說,高崗心里非常清楚,毛澤東本人對于這次的方向選擇是極為重視的【事關大是大非】,而劉少奇等人犯的錯誤也絕不是簡單的小錯誤。他斷定,這絕不是一次尋常的黨內斗爭,這場斗爭不但會改變中國的走向,也將改變許多個人的命運。而他自己,恰好又站在了代表正確的一方。

  如果是一位保持黨性和理性的高級干部,面對這一形勢,正確的做法是積極發揮自己的能力和影響力,對犯了錯誤的同志擺事實、講道理,通過說服教育、批評與自我批評爭取后者轉變,改正錯誤,重新走在正確的方向上,從而團結一致,向著共同的目標邁進【毛澤東所謂“團結——斗爭——團結”的公式】。不幸的是,我們的傳主當時并沒有這樣做【如果這樣做了,他也許就不會有后面的下場】。多年來沉浸在鮮花、掌聲和榮譽之中,高崗的頭腦已經暈暈乎乎了。他的權力欲壓倒了他的理智,使他背離了黨性,選擇利用這個“天賜良機”扳倒劉少奇,自己做毛澤東的接班人。因此,面對犯錯誤的同志,他不是抱著善意耐心地說服教育,而是咄咄逼人地攻擊對方,上綱上線,乃至在對方已經承認錯誤后仍糾纏不止[44]。當然,高崗敢這么做,靠的是毛澤東對他的信任。

  自高崗進京后,毛澤東對他確實是非常信任和倚重的。一方面是因為高崗的職務十分重要,毛澤東要搞計劃經濟就不得不倚重他;另一方面是因為高崗的思想觀念和毛澤東高度一致,高崗是黨內高層中少有的旗幟鮮明的“改造派”。雖然官方文獻罕有記錄,但相當多的史料都表明,毛澤東非常喜歡高崗,把他當作自己在高層中的“知音”和“心腹”,經常召高崗來聊天談話,與他討論國內外形勢、馬列理論,并與高崗分享自己對一些領導干部的看法。黨史專家王海光所著《政爭與權爭》一文中說:“毛澤東對高崗信賴有加,幾乎無話不談,經常一起說些私房話,議論劉少奇、周恩來,表示對他們的不滿。”能達到“無話不談”的程度,說明毛澤東對高崗信任之深;而批評劉、周,顯然也是毛、高的共識。如果讀者還記得本篇第二節中提到的毛澤東在1953年初秘密讓高崗去東北調查劉少奇檔案一事,就更能明白毛與高當時的關系是多么緊密。后來周恩來給高崗安的“十宗罪”中的第九條,說高偽造毛澤東言論、打著毛澤東旗號搞奪權活動,其實高崗傳播的一些言論并非“偽造”,而確實是毛澤東私下里跟他講的“私房話”,只是旁人無從查證罷了【因為,高崗沒有必要也不敢去“偽造”毛澤東的言論。凡他對別人講“毛主席說過XX話”,一定是有根據的】。

  但是,毛澤東視高崗如“心腹”,是否就意味著他要讓高崗替換劉少奇做自己的接班人呢?至少高崗自己是這么認為的[45]。那么為什么毛澤東遲遲不對劉少奇動手呢?高崗認為,毛澤東作為全黨全國的領袖,做事肯定要非常小心謹慎,謀定方后動;推倒劉少奇,一需要時間,二需要步驟;而他所能做的,就是通過自己的努力,縮短這個時間,創造這些步驟,使毛澤東能夠盡早采取行動。事實證明,高崗既低估了劉少奇,也錯判了毛澤東。

  那么,毛澤東的想法又是什么?

  由于缺乏足夠的官方文獻,筆者只能根據一些材料的分析做出推測【下述內容僅供參考】。

  首先,截止1952年時,毛澤東可能都還沒有考慮過“接班人”的問題。剛剛建國三年,他正是意氣風發、豪情萬丈的時候。此時,毛澤東最關心的問題是全國的經濟建設以及怎么說服全黨盡早進行社會主義改造。他布置“五馬進京”,以“五馬”分割劉、周之權,希望減少推行社會主義改造的阻力。但是,他無意拿掉劉、周,也無意讓“五馬”中的任何人取代劉、周的位置。

  到了1953年,情況發生了變化。周恩來、薄一波等人炮制的“新稅制”未經自己審閱便直接頒布,并造成全國范圍的經濟波動和混亂。毛澤東認為,這是一次性質嚴重的事件,并因此對政務院的工作進行了大調整。調整的結果,是周恩來的權力大為削弱,幾乎成了頂著“政務院總理”之名的外交部長,而得到毛澤東信任的高崗則掌握了經濟大權。“新稅制風波”后,毛澤東首次感覺到劉、周可能已發展為一個高層中頑固執行保守政策的權力集團,其思想右傾,其立場偏向資產階級。并且,劉、周頻頻繞開自己下文件、做決策也讓他非常惱火。周恩來因“新稅制”捅了簍子,就遭到毛澤東的嚴厲處理;劉少奇雖然暫時安全,但他無疑也收到了“新稅制風波”所傳遞出的警告訊號。此后接連召開全國財經會議、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既在思想上,也在組織上向劉、周施加壓力:如果你們不能認識并糾正自己的錯誤,你們就不配繼續掌握核心權力,就該“挪位子”了(周已經挪了位子)。但劉少奇反應迅速,很快轉變觀念,數次做自我批評,接受了毛澤東的戰略。在劉、周均已承認錯誤后,毛澤東對于這個“疑似右傾集團”的顧慮暫時打消,指示大家團結起來為“總路線”而奮斗。

  但是,毛對劉的不滿卻保留了下去,他已不再完全放心讓劉當“黨二號”,他希望在經過一段時間的過渡后,能找到接替劉的人。至于高崗,毛澤東認為他雖然非常可靠,但畢竟長期在地方做工作,調到中央才幾個月,缺乏經驗,還需要考察和鍛煉。因此,雖然給予了高崗經濟大權,卻一直沒有提高他在政治上和組織里的地位。也就是說,就算劉少奇因拒不改錯被降職了,高崗也頂不上去,很可能是毛澤東先親自主持一段時間。不過,如果高崗一直表現良好,那么他是有可能在經過一段時間后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的。

  就在毛澤東開始考慮“接班人”問題的1953年,一件引起整個社會主義陣營極大關注的事件發生了:蘇聯最高領袖斯大林在這一年的3月5日突發腦溢血,病逝于莫斯科。斯大林在世時,長期大權獨攬,對于領導班子的搭建和接班人的培養不夠重視,致使其直到逝世也沒有做出人事安排,從而留下了巨大的權力真空【列寧至少還寫了一份《政治遺囑》】。斯大林死后,蘇共黨內高層中最有實力的競爭者是馬林科夫、貝利亞和赫魯曉夫,三人地位大致相當,馬林科夫又略高于其他兩人。如果這個“top3”能以馬林科夫為核心,精誠團結建設社會主義,那么蘇聯的歷史可能就要重新寫了。實際是,三人很快就為爭奪頭把交椅而拼得頭破血流。斯大林尸骨未寒,蘇共的政治局里就已是刀光劍影、血雨腥風。為了消除貝利亞的威脅,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首先結成了同盟,很快,貝利亞被撤職【后被處死】;扳倒貝利亞后,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又成了的對手,經過一番斗爭,馬林科夫被撤職,赫魯曉夫最終勝出【此時已是1953年9月,距斯大林去世已過半年】。

  由斯大林之死引發的這場你死我活的權力斗爭讓毛澤東非常震動,他此后多次提出“萬一我不在了,怎么辦?”的問題。毛澤東感受到:第一,“接班人”問題非常重要,必須早做安排;第二,由斯大林生前發展出的這套“一人獨攬大權”的制度充滿了弊端,關鍵的一條就是,如果平衡不好,處于權力中心的人們就會為爭奪這個至高無上的“唯一位置”而發生分裂,產生惡性黨內斗爭,甚至可能造成政局動蕩和混亂[46]。于是,就在1953年的下半年,毛澤東醞釀提出了在中央“劃分一線二線”的設想。

  所謂“劃分一線二線”,就是把一些年富力強的領導干部放到前臺,即“一線”,負責處理黨政各項工作;毛澤東自己則退居“二線”,不再主持日常工作。這意味著,毛澤東考慮逐漸取消當時制度下獨攬大權的“唯一位置”,提前移交權力。更深層的設計則是,一旦取消了當前中央的權力“核心”,個人的領導將由全體一線干部的集體領導所替代;“接班人”不再只是某個特定的領導,而是地位平等、分工協作的整個領導班子,即“一線”集體。顯然,毛澤東試圖突破由斯大林發展起來的黨內制度,重新搭建權力架構。這套辦法最大的好處,就是利于實現權力的平穩過渡:既能充分鍛煉“一線”領導和培養整個領導班子的團結、默契,又保留了他在后臺(對重大問題或方向性問題)進行把關和掌控的能力,一旦前面“起火”,他就可以趕來“救火”。此外,退居“二線”后的毛澤東擺脫了很多事務干擾,將有更多的時間和精力去研究理論、撰寫文章、總結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經驗和教訓,以指導中國及其他國家的社會主義實踐。

  比起毛澤東,高崗在政治上的“道行”就太淺了。他只從中看到了毛澤東對“接班人”問題的重視,卻沒有理解毛澤東在“一線二線”設想背后表達出的以集體領導取代個人領導的意圖。他從一時的權力斗爭看待問題,卻不想毛澤東考慮的是如何糾正斯大林體制的弊端、在社會主義國家實現平穩交接和有序領導。如果他能領會毛澤東的完整意圖,他就應該明白:毛澤東此時極力避免的就是在中國發生為爭奪最高權力而進行的黨內惡性競爭【如蘇聯的貝利亞、馬林科夫、赫魯曉夫那樣】;毛澤東此時也不會扳倒他和劉少奇中的任何一個人,因為他們都是新“一線”班子中的重要成員。

  其實,毛澤東曾私下里多次跟高崗談過自己對于“劃分一線二線”的具體設想。這從高崗后來游說陳云時提出的“多設幾個副主席,你一個,我一個”就可看出【本篇第五節】。所謂“多設幾個副主席”,就意味著黨中央內部的集體領導、分工負責,與當時討論的“總書記”制恰好對立——“總書記”制實際就是延續過去的集權體制。顯然,高崗關于“多設幾個副主席”的觀點一定是來自毛澤東的【不然他不敢在事關制度變革的大問題上跟陳云講這么肯定的話】,但他簡單地認為這只是削弱劉少奇權力、阻止劉少奇接班的一個暫時的措施,沒有思考其中的深意。在南下之行中,高崗也曾向一些干部散布言論,說毛澤東打算讓劉少奇搞“議會”(人大常委會),周恩來當部長會議主席,而讓自己主持政治局【這可能確實是毛當時對于未來的一種考慮:一段時間后,高崗主管黨務,在“一線”中權力最大;劉少奇負責人大,不再掌握關鍵權力;政府體制由政務院制改為部長會議制,周恩來的權力被進一步分解。中央最終形成由高崗(左派)領頭的“一線”領導集體】。這顯然也是一個集體領導的方案,但高崗只把它作為毛澤東信任自己的證據,也沒有思考它的深意。

  

另類革命家小傳丨成王敗寇——高崗(下篇·角逐華北(1952-1954))-激流網

圖:1952年以前的中央權力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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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五馬進京”特別是“新稅制風波”后的中央權力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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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53年下半年毛澤東設想的“一線二線”權力結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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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53年高崗南方之行中透露的未來“一線二線”權力結構

 

  王海光《政爭與權爭》一文中對此分析道:“毛澤東所設想的中央分一線二線的體制,應是一個在他掌控之下的‘集體領導’分權制衡的格局,而不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的‘接班人’格局。在這個格局中,劉、高各有其位,相互代替不了”,“所謂‘集體領導’,實際上是要變更歷史上形成的劉少奇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格局”,“這是個體制性的制度安排,并非是更換接班人的走馬換將”,“體制性的分權,要比人事上的換馬更具制度上的穩定性。”

  值得注意的是,毛能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劃分一線二線”的設想,也說明他對當時的黨內形勢非常樂觀,即:就算他退居“二線”,中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也能平穩進行。王海光《政爭與權爭》中指出:“以毛澤東這幾年對劉少奇和周恩來的工作積累下的諸多不滿而言,如果不是在政治上確立了‘過渡時期總路線’,組織上削弱了劉、周的權力,實現了劉管黨務、周管外交、高管經濟‘三分天下’的格局,很難想象毛澤東會放手把黨和國家的日常工作交給一線,自己安心退居二線考慮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大事情。也可以認為,毛澤東對劉少奇立即承認錯誤的示弱態度還是能夠認可的。”

  總之,毛澤東“劃分一線二線”的戰略,是一個在“疑似右傾集團”的勢力已削弱、“總路線”的障礙已清除、領導班子中有自己可信賴的人等條件皆具備的情況下,提出的一種既能實現權力平穩交接、又能把控大方向不偏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央權力架構變革的制度性方案。

  不幸的是,作為毛澤東“心腹愛將”的高崗,卻因自身認識高度不夠及權力欲的蒙蔽,誤判了毛澤東意圖,憑借著毛澤東對自己的信任,四處串聯,煽風點火,最終因“非組織活動”觸犯黨內大忌,讓劉少奇抓住把柄得以“反戈一擊”。當高崗的“陰謀”活動從各個渠道被報告到毛澤東,毛澤東的痛心和惋惜是可想而知的:一個自己曾經信賴有加的干部,卻為爭權奪利走到這步田地;自己很想保他,但黨的紀律擺在那,高崗的違紀行為又件件有實錘【有一部分是似是而非的,但劉少奇等人的輿論攻勢已經把它們說成了實錘】;不保高崗,自己在中央就將損失一員大將,而如果執意保高崗,不但意味著違背黨紀,也意味著把自己置于劉少奇的對立面上,破壞掉剛剛修復的與劉少奇等人的關系,破壞黨的團結,甚至引發黨的分裂【“總路線”也可能受到干擾而中斷】。相比之下,第二種代價毛澤東更加不愿意承受。思慮再三,毛澤東最終決定放棄保高崗,將他交給劉少奇等人發落[47]。

  但毛澤東認為高崗在大節上是不虧的【擁護社會主義道路,擁護“總路線”】,他內心里也不太接受劉、周把高崗的活動上升為“反黨”甚至“叛黨”的觀點,他始終認為高崗雖然一時鬼迷心竅,但并非不可救藥。因此,毛澤東多次跟劉少奇囑咐不要過分批判高崗,要“治病救人”,給他改過自新的機會。進而,毛澤東設想在“高崗事件”結束后,讓高崗回到陜北【一說延安】當一個地委書記,讓他在基層接受鍛煉和改造。不料,座談會才開了兩天,就發生了高崗自殺未遂的事件,劉、周主導的輿論立刻將之解釋為“畏罪自殺”、“自絕于黨和人民”,使高崗問題的性質更加嚴重;幾個月后高崗第二次自殺,用安眠藥結束了自己的生命,使毛澤東挽救他的希望和嘗試徹底落空[48]。事已至此,毛澤東只能“順水推舟”,接受劉、周對高崗的審判結果,認定高崗為“反黨集團頭目”、“篡黨奪權的野心家”。

  讀到這里,我們就能回答本節剛開始提出的第一個問題:為什么?

  為什么高崗進京后要一輪猛過一輪的“倒劉”?因為他誤判了毛澤東的意圖,加之權力欲已沖昏頭腦。他認為只有早日推倒劉少奇,自己才能成為毛澤東的接班人。

  為什么毛澤東從1953年12月24日后便避免與高崗見面?因為高崗攻擊劉少奇的一些言論就是自己對他講的,高崗“倒劉”活動的背后,是自己想讓劉“挪挪位子”。現在高崗已經因觸犯黨紀成為眾矢之的,如果自己這時候還為高崗站臺,那就相當于公開與劉對立,黨就有分裂的危險。七屆四中全會之前高崗寫信要求面見毛澤東,劉、周擔心形勢逆轉,其實毛澤東自己也擔心見到高崗后聽了后者的解釋會騎虎難下,使自己與劉、周的關系再次緊張。畢竟,毛、高的關系曾經非常親密,認為劉不適合做接班人并非高崗一個人的觀點,而是毛、高二人的共識。后來開七屆四中全會,毛澤東依然休假不歸,也是出于一種“避嫌”的考慮。鄧小平后來說:“高崗敢于那樣出來活動,老人家也有責任。老人家解放初期就對少奇、總理有意見,而對高崗抬的比較高,組織‘經濟內閣’......權力很大......高崗又從毛主席那里探了消息,摸了氣候,好像老人家重用他,又有四個大區的支持,因此暈頭轉向。”話很清楚,高崗的很多“消息”是從毛澤東那來的。如果毛與高見面,或出席四中全會,那么在爭論到一些問題需要對質時,自己就可能撇不清干系,而被當作高崗“倒劉”的“后臺”。當然,毛澤東也相信,自己已經多次囑咐過劉少奇不要過分批判高崗,要“治病救人”,劉少奇就應該會“得饒人處且饒人”,批判的效果一達到就讓高崗“過關”。這樣,就算自己沒有出面,高崗也不至于下不了臺,還是能有改過自新的機會【可是劉少奇不會這么聽話,毛澤東不在,會場就是我的天下,當然要利用這個時機把高崗批倒批臭,讓他永無翻身可能】。[49]

  為什么劉少奇在七屆四中全會后要致高崗于死地?因為劉少奇也有權力欲,甚至不小于高崗。他要能保住自己的地位,就必須致競爭對手于死地【就像蘇聯的馬林科夫和赫魯曉夫要致貝利亞于死地一樣】。同時,他非常清楚毛澤東與高崗的親密關系,他知道要想萬無一失,就必須趕在毛澤東休假期間把案子做成鐵案,讓高崗在政治上徹底垮臺。否則,如果等毛澤東回來了案子還沒有審完,極易生變[50]。

  為什么毛澤東在高崗獲罪后依然對他頻加保護?因為高崗本來就是毛澤東的“愛將”,二人在思想認識上高度一致,毛澤東還指望著高崗以后能發揮更大的作用,不愿意在此刻放棄挽救他。他頻頻保護高崗,就是希望高崗能渡過這關,改過自新,有朝一日回到自己身邊。

  接下來,就是回答本節剛開始提出的第二個問題:結果呢?

  最直接的結果,就是使毛澤東試圖重建高層人事結構的“一線二線”戰略徹底落空[51],劉、周、高“三足鼎立”、分權制衡的格局被打破,毛不得不繼續依賴劉、周,同時扶持鄧【先前進京的“五馬”,高崗死了,饒漱石被打倒了,習仲勛、鄧子恢能力一般且態度模糊,只有鄧小平能力最強且最有政治頭腦;高饒倒后留下了巨大的權力空白,使鄧小平借機上位,成為“高饒事件”的最大受益者】。

  第二個結果,使劉少奇的地位更加鞏固,毛澤東更加孤立、在高層中的力量對比更居于弱勢。對劉少奇來說,處理“高饒事件”一舉消滅了自己最大的競爭對手,還拔除了組織部里的“刺頭”,可謂大獲全勝;雖然周恩來的權力遭到嚴重削弱,但頂上來的新秀鄧小平很快便與自己抱到了一起,使自己又獲得了新的盟友[52]。官方的黨史中通常評價七屆四中全會加強了黨的團結,是一次“團結的大會”,實際上這一“團結”只是因為劉少奇清除了異己,這反而使高層的力量平衡進一步打破,為后來毛澤東與劉少奇間更激烈的沖突埋下伏筆[53]。

  第三個結果,由高崗在南下串聯途中發展和傳播的“兩黨論”、“軍黨論”正式撕開了軍隊干部對權力分配不滿的口子,讓建國后已在逐漸積聚的軍隊和政府的矛盾暴露出來并大大激化,由此拉開了后來一系列軍人奪權事件的序幕【最重要的就是1959年的彭德懷和文革期間的林彪,與1953年的高崗一樣,彭、林后來反對的也是劉少奇(區別是林在打倒劉少奇后又想取代毛澤東)】。“黨內分為‘白區黨’和‘紅區黨’”的說法雖然不是高崗首創,但將僅有只言片語的模糊提法完善成為較為周密、系統的理論卻是高崗的發明。他在南方之行中之所以一路受到老將們的歡迎和支持,就是因為他所宣傳的“道理”恰恰切中了老將們的心理和需要,說出了他們一直想說又沒敢說出的話[54]。高崗事敗身死后,軍隊和政府的矛盾并沒有得到妥善解決;相反,老將們從高崗的下場中得出一個結論:只要劉少奇還在把持中央,我們就沒有好果子吃,高崗就是一個例子。

  第四個結果,給建國后的黨內斗爭開了個很不好的頭,使過去革命時期的“肅反”經驗在一定程度上復活:為了打擊對手,拉幫結派,私下串通,搞“陰謀”;斗爭過程中,殘酷斗爭,無情打擊,上綱上線,“帽子”滿天飛;此外,有罪推定,“莫須有”,落井下石,“一棍子打死”,不是“治病救人”,而是打倒批臭;同時,任意株連,深挖“集團”、“同盟”,搞擴大化......作為建國后第一次重大黨內斗爭,幾乎為此后幾十年的歷次斗爭都提供了樣板和“經驗”參考。特別是,劉少奇等人意外發現,“非組織活動”真的是打垮競爭對手的一件有力武器,此后數次斗爭,這個罪名都屢試不爽:不管是誰反對我,只要他拉幫結派(或疑似拉幫結派),我就可以給他扣上“非組織活動”的帽子,而共產黨又是一個極注重組織紀律性的政黨,誰要是“非組織”,那就是“非黨”,也就是“反黨”,“反黨”就是“反革命”,就是“反人民”,“反社會主義”,就是罪大惡極,我就可以正義凜然地打倒他,再踏上一萬只腳,讓他永無翻身之可能。值得一提的是,由于高崗已經在這次黨內斗爭中被定性為“反黨”,導致“高崗分子”在后續的斗爭中被作為“反黨”的代名詞使用,并且批斗者們還頻頻以高崗這個死人為武器,想打倒誰,就說誰是“高崗分子”、“漏網的(或隱藏起來的)高崗團伙成員”,總之就是把他與高崗建立聯系。于是我們就看到了:(繼原始版本“高饒反黨聯盟”之后)“彭、高反黨聯盟”【彭德懷、高崗】、“彭、高、習反黨聯盟”【彭德懷、高崗、習仲勛】以及所謂“文藝界的高崗”【丁玲、陳企霞】,等等。發展到文革時期,甚至連作為高崗對立面的劉少奇、鄧小平等人被打倒后也被戴上“高崗團伙成員”的帽子,令人大跌眼鏡[55]。

  總之,高崗事件的影響非常壞。不但使高層的斗爭向著不利于毛澤東的方向發展,而且惡化了黨內的政治生態,并引起一系列連鎖反應。

  那么,如果當年沒有發生“高崗事件”,或者高崗沒有選擇自殺,會是怎樣一種結果呢?

  楊浩甫先生在其《回眸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中寫道:

  “高崗當年若不要被搞死,即使半‘打倒’,也很有可能‘東山再起’取代劉少奇,并因他緊跟毛澤東走社會主義道路,毛也許就無必要發動‘社教’乃至‘文革’運動來打倒劉少奇鄧一大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了,國民經濟自然也不會奔潰到邊沿程度!”

  最后一句“國民經濟到奔潰的邊沿”,自然是采用了主流的說法,但前面提出的“東山再起”,倒確實是可能的。劉少奇的思想畢竟與毛澤東根本不同,他可以憑誠懇的認錯換來毛澤東一時的認可,但長期下去二人的分歧必然越來越大;同時,劉少奇給高崗潑上的污水也能臟高崗一時,但時間久了也注定會被驗明真假[56]。只要高崗不死,就算他被撤職、被下放,毛澤東總有一天會想起他、重用他,甚至將他取代劉少奇,立為自己的接班人。那樣,在1966年文化革命爆發后,毛澤東的“左膀右臂”可能就不是像姚文元、王洪文、張春橋這樣缺乏經驗的政治“生瓜蛋子”,而是高崗這位文武雙全的“大將”;而以高崗的頭腦、能力、政治經驗、人脈資源,左派在毛澤東逝世后至少不會失敗的那么快。當然,如果如楊浩甫所設想,高崗順利過關,很快受到毛澤東重用,緊跟毛澤東搞社會主義,那么文革可能真的不會發生,或者發生也是另一種結果。

  然而假設只能是事后的猜想,歷史不可能倒回去重新選擇。

  就在1954年的座談會分別給高崗和饒漱石定罪后,1955年3月21日,中國共產黨在北京召開全國代表會議。毛澤東在開幕詞中正式使用了“高饒反黨聯盟”的提法,鄧小平隨后代表中央做了《關于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報告》的長篇發言【兩萬余字】,全面總結了事件的經過,為這個建國第一“反黨聯盟”蓋棺定論。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后,時任中組部長胡耀邦開始著手冤假錯案的平反工作。1980年3月,鄧小平召集胡耀邦、胡喬木、鄧力群談話,特意囑咐了對高饒事件的定性:“高崗是搞陰謀詭計的”,“揭露高饒問題沒有錯”,指示對高饒維持原判,不進行平反。這次談話使“高饒反黨聯盟”成為鐵案,高崗、饒漱石至今仍以“反黨”罪名寫入黨史[57]。

  共產黨修史歷來有“隱惡揚善”的傳統,某人被打倒了,他的名字就要從石碑上摳掉,他的頭像也要從與領袖的合影中被裁掉,等等。高崗因為當了幾十年的反面人物,自然充分享受了這一“殊榮”:媒體不報道他,論文不研究他,主流輿論不宣傳他,教科書、影視作品里也幾乎沒有他的姓名、形象和事跡[58],導致年輕人中絕大多數都不曾聽說過他、不知道他的存在。這位曾經聲名顯赫的陜北紅軍領袖、西北根據地的創建者、東北人民政府主席、抗美援朝的總后勤、共和國副主席、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員就這樣成為了一名“隱身”的領袖,在公眾視野中銷聲匿跡【年紀大一點的人可能還知道“高饒聯盟”,但通常也僅限于此】。

  但是,民間自有一桿秤。多年來,高崗昔日在西北和東北的戰友、同事還在不定期聚會,紀念高崗;在高崗的家鄉陜西省橫山縣,也有一批老人為給高崗恢復名譽而奔走呼告;在橫山縣高家溝村高崗故居的紀念館,也為民間出資修建。2009年8月29日,由當地民間籌劃、鑄造的高崗半身銅像在高崗故居前揭幕,以紀念高崗誕辰104周年。2009年10月23日,民間募資拍攝的高崗事跡記錄片在橫山縣首映,引起社會關注。

  最后評價一下高崗其人:

  一個文武雙全、功勞卓著、為革命做出巨大貢獻的革命家;

  一個在取得成績后驕傲自滿、執著于追求權力和地位并觸犯黨紀的犯錯誤干部;

  一個存在著性格缺陷和各種偏見及錯誤認識的死硬的毛派。

  篇末總結:

  1952年底,高崗調任北京。進京之前,他已與劉少奇發生數次爭論,其中以1950-1951年間圍繞土改后農村經濟發展前途的爭論較為典型。高崗明確反對黨員雇工,并提出限制富農、大力發展集體經濟的主張,遭到劉少奇和安子文反對。爭論最終以高崗的意見得到毛澤東支持而結束。

  1952年底,高崗進京擔任新成立的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位高權重,時人稱“五馬進京,一馬當先”。1953年1月起發生“新稅制風波”,毛澤東對政務院下屬經濟部門進行了重新分工。高崗一次性接管8個部門,成為“新稅制風波”的最大受益者,風頭超過周恩來,從此產生了強烈的爭奪接班人位置的想法。

  1953年6月,為統一黨內思想、批判錯誤認識,毛澤東指示召開了全國財經會議。會上,薄一波因為“新稅制”的錯誤受到猛烈批判,高崗“批薄射劉”,把會議當作向劉少奇進攻的機會,致使毛澤東對會議的部署被干擾,高崗因此罕見受到毛澤東批評。同時,饒漱石在會議期間拋出“三月名單”向安子文發難,表明高崗已小范圍擴散了此名單。此次會議后,高崗的活動意圖開始被毛澤東察覺。

  1953年9月,為進一步統一黨內思想,并為推行“總路線”提供組織保障,毛澤東指示召開了全國組織工作會議。會上,安子文成為批判的對象,張秀山、郭峰作為東北代表做了重要發言,對此前中組部的工作進行質疑。后來,組織工作會議被當成“高饒聯盟”的“鐵證”。

  1953年10月,高崗依照規定南下休假。他在途中借此機會找林彪等人串聯并獲取了后者的支持。南下期間,高崗廣泛傳播了“兩黨論”或“軍黨論”,作為拉攏老將們的理論武器。同時,他進一步擴散了“三月名單”。這一時期,高崗還爭取到了彭德懷等人的支持。

  就在高崗為自己的“倒劉”事業進展順利而自鳴得意時,形勢開始逆轉。陳云和鄧小平向毛澤東報告了高崗的活動,加之從其他渠道得到的信息,毛澤東判斷高崗有野心,決定出手限制。隨后,陳云沿高崗的路線南下,向沿途各地主要負責人打招呼,林彪表示不再支持高崗。1953年12月24日,毛澤東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兩個司令部”,嚴厲批評高崗,將高崗問題的性質升級。

  1954年1月,高崗寫信要求面見毛澤東,經劉少奇、周恩來等人爭取,最終方案改為由毛澤東委派劉、周、鄧與高崗談話。2月,劉少奇主持召開七屆四中全會,對高崗進行猛烈批判,并揪出饒漱石為高崗的“盟友”。隨后,高崗問題座談會和饒漱石問題座談會召開,對二人進行連續猛攻。高崗招架不住,中途自殺,未遂。高崗問題的性質遂更加嚴重。2月25日,周恩來在總結會中提出高崗的“十宗罪”,將高崗定性為“反黨”、“叛黨”、“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

  4月28日,高崗《我的反省》定稿,被批評為“要害問題,只字未提”。8月17日,高崗吞安眠藥自殺,享年49歲。

  結語

  楊浩甫《回眸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高饒事件’表現的是劉少奇等與高崗的路線及權力之爭,實質上折射的是毛澤東與劉少奇的關系及其以后的接班人的問題。而且高崗問題,說到底,主要就是在毛澤東‘削藩’、‘五馬進京,一馬當先’后,高崗貫徹執行毛澤東提出的‘過渡時期總路線’最得力,受到毛澤東的特別器重,地位顯赫,他自己又太顯眼,引起中央高層一些領導尤其是‘白區黨人’的不服、嫉妒和反對。正如香港鳳凰衛視中文臺2009年3月12日何亮亮先生在《騰飛中國建國60年紀事》中說的:高崗‘過去他在地方是獨當一面,工作能力強,到了中央以后,權傾一時,但他個性張揚,城府不深,不了解政治斗爭的復雜性,觸犯了黨紀,又觸犯了權力場的潛規則’。于是被人揪住‘尾巴’不放,在‘幫派斗爭’中敗陣‘落馬’!”

  盡管經常為人所忽略,但作為建國后第一次重大黨內斗爭,“高饒事件”的意義和影響都是不容低估的。它以權力之爭的形式表現出來,實質卻混合了思想認識差異、政策策略之別、制度及人事調整、路線及方向選擇、派系及山頭對立等等因素,使得這次斗爭的性質非常復雜。在筆者看來,“高饒事件”不能簡單地視作一個“事件”,而應把它當作中國共產黨在1949年以后整個社會主義建設道路探索的一個環節,以這個環節管中窺豹,可見探索社會主義建設道路這一新生事物的艱辛與不易。其中的考量和較量,遠遠超出我們許多人的想象。

  再回到高崗的一生,歷經了無數磨難、承受了無數考驗、建立了赫赫功勛,才最終迎來革命的勝利、新中國的建立。進入和平年代后,他也沒有停止奮斗,而是緊跟時代的航向,勇立潮頭,做了一回弄潮兒。但是,就是這樣一位黨多年培養的、在各種考驗中鍛煉出來的杰出干部,竟然因為在黨內斗爭中落敗而受屈自殺,使黨和人民損失了一個優秀的領袖,更對此后幾十年中國社會主義事業的發展產生不可挽回的消極影響。干社會主義的人卻被扣上“反黨”、“資產階級代理人”的罪名,英雄不是戰死沙場而是死在自己人手里,這不能不讓人感慨和痛心!

  此外,高崗的一生也告訴我們:革命者不是完美的,也會有各種各樣的缺點,有的缺點甚至相當嚴重;革命也不是純粹光明的,也會有各種消極和黑暗的現象,有的黑暗面甚至令人發指。在一些對社會變革停留在浪漫主義的幻想中的人看來,表現出驕傲自滿、個人主義和強烈權力欲的高崗簡直不能算一個革命者,但事實上他不但是革命者,還是杰出的革命家;而多次上演“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和“自己人斗自己人”的革命也簡直不能叫一場革命,但事實上這不但是革命,而且是古往今來的革命中最偉大的一次。這就是最現實的革命者,這也是最現實的革命。

  我們需要明白,任何革命都不是單靠崇高的信仰和關于美好的想象就能實現的,相反,它是由一個個不完美、有各種缺點甚至會犯各種錯誤的革命者去推動的;它在進行的過程中必然會遇到各種艱難險阻、面對各種矛盾和問題——外部的或內部的、暫時的或長期的、個人的或集體的、工作方面的或人際關系的、物質利益的或思想認識的、泰山壓頂的或雞毛蒜皮的,等等。革命者對這些當有正確認識和心理準備。格瓦拉說的好:讓我們面對現實,讓我們忠于理想!

  注釋:

  [1] 東北地區互助組的一種稱呼。

  [2] 劉少奇說:“即使東北將來有一萬個富農黨員也不可怕,因為過幾年,東北可能會有一百萬黨員,這一萬若都不好,被開除也不要緊。”劉、安談話引自《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1版)。實際上,劉少奇這種“先養豬再殺豬”的思路并不限于對富農的看法,他對城市資本家的見解同樣如此。1949年4月25日,他在天津工商業家座談會上曾說:“封建剝削除去以后,資本主義剝削是有進步性的”,“私人資本是有他的積極性的,必須充分發揮。將來到中國的工業生產過剩的時候,就是要搞社會主義的時候,到那時候,私人資本的積極性已經用完了,但那將是幾十年以后的事情”,“今天資本主義剝削不但沒有罪惡,而且有功勞”(所謂“剝削有功論”)。三天后,他在天津職工代表大會上又說:“我們不讓資本家剝削是很容易的事......可以隨時隨地將資本家的剝削廢除掉。”

  [3] 引自《劉少奇論新中國經濟建設》(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1版)

  [4] 參見《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第四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0年9月第一版

  [5] 財政部在頒布“新稅制”前曾專門向全國工商聯籌備委員會征求意見,得到后者的擁護。

  [6] 參見《陳云文稿選編》,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第一版。

  [7] 參見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講話》,1953年6月15日。

  [8] 請注意毛澤東在這次會議上的表述是“從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到社會主義改造基本完成”,也就是說過渡時期最早從建國(1949年)就應該開始了(而他此前的表述一直是三年經濟恢復期結束后的1953年)。按照這一新提法,毛澤東所說的“十年到十五年”完成過渡,應指1949-1959/1964,而非1953-1963/1968。這意味著毛澤東對于社會主義改造周期的估計在1953年比之前大大提前了。他在這次會議上還提出,“要把資產階級看成是一個敵對階級,不這樣看就要犯錯誤。另方面,要看到資產階級分子是可以改造的”,“要在十年到十五年使資本主義絕種”。這些說法表明劉少奇此前在天津提出的“資本家長期存在論”、“剝削有功論”都是根本上錯誤的。

  [9] 參見薄一波著《若干重大決策與事件的回顧》。

  [10] 請注意周恩來結論及毛澤東總結中的“向資本主義發展”、“資產階級思想在黨內的反映”等說法。所謂“反映”,就是有其表現或傾向,但并不完全是。

  [11] 毛澤東此時對高崗“態度不好”的批評事后看來更多是一種善意的提醒,希望高崗注意斗爭策略和方式。所謂“態度不好”,就是說思想和立場沒問題,只是需要改進態度。

  [12] 趙家梁回憶:“大約在1953年4月上旬的一天中午,毛澤東的機要秘書送來一份文件,要他(高崗)親自簽收,并立等閱后收回.......后來得知,這就是安子文擬的‘八大’政治局委員和各部委分工名單......這個名單,他以前從未見過”,“這個名單如何到了毛澤東的手里?傳說不一,最可能是安子文呈送給毛澤東的。”參見趙家梁《半截墓碑下的往事——高崗在北京》。

  [13] 1956年“八大”產生的政治局委員名單為: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云、鄧小平、林彪、林伯渠、董必武、彭真、羅榮桓、陳毅、李富春、彭德懷、劉伯承、賀龍、李先念。兩相對比,更見差異:“八大”實際名單比安子文“三月名單”多了一些老將,少了一些白區干部,有了林彪,但沒有薄一波、劉瀾濤。

  [14] 郭峰(1915-2005),吉林省德惠縣人。1933年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同年因參與進步學生運動被捕入獄。1935年作為學生骨干參加了著名的“一二·九”運動。1936年成為中共正式黨員,潛入東北軍53軍進行地下工作。抗日戰爭期間任八路軍129師第11旅政治部主任,隨軍在太行山一帶與日軍作戰。抗戰結束后返回東北工作,逐漸成為高崗親信之一。“高饒事件”發生后,郭峰被撤銷黨內職務,下放到大連的旅大機械五金總廠任副廠長。

  [15] 根據張秀山回憶,毛澤東當時對他講:“我支持你的意見,你可以去講,但有些問題是屬于少奇同志的,你可以先找少奇同志談談。少奇同志會作自我批評的。”毛澤東所以能肯定劉少奇會作自我批評,很可能是他已經和劉單獨溝通過。

  [16] 關于這一點,饒漱石后來在作檢討時說:“據安子文同志最近對我說,張秀山在組織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其內容多數是針對劉少奇同志,而以批評安子文同志的形式出現的。對于這一點,我在事先確無所知......反之,在當天張秀山及其他各大區同志發言之后,我還感覺這些發言有事實,有分析,有建議,不像財經會議上那樣亂套大帽子,因而感覺滿意,并認為這個會議比財經會議有進步......所以,我對張秀山的發言,始終未加批駁,客觀上形成我是支持張秀山來反對劉少奇同志,這是我意想不到的事,使我感到極為痛心。”

  [17] 關于高崗的“兩黨論”,一些野史上還有更加生動形象的描述(未經考證):

  1. 馬洪【也是高崗親信】站起來,神情激動地說:“中央一旦有事,毛主席的身體不行了,除了高主席外誰也休想能撐起中國這個大攤子。中國革命是怎樣成功的?是靠武裝斗爭!在某種意義上,陜北是中國革命成功的搖籃。文武雙全的黨和國家領導人,除了毛主席就是高主席。劉少奇有多大能耐?他在白區搞得那些地下工作,對革命究竟有什么貢獻?大家心里都知道!現在他搞經濟建設,抓來抓去只抓少數資本家,根本不是搞社會主義,所以他當舵手只能使中國走向邪路!”

  2. (高崗說:)“一方面是許多叛徒、變節分子、寫了反共啟事的人得到重用。另一方面呢?是在做的這些南征北戰,跟著黨跟毛主席流血流汗,把腦袋別在褲腰帶上沖殺過來的功臣、老革命、好同志卻得不到提拔,得不到合理的使用......你們說這種狀況還能再容忍下去嗎?”這下,會議室里爆開了鍋:“這簡直欺人太甚,天下是我們打出來的,我們不坐天下誰坐!”“把他狗日的們統統拉下來!”“現在除了毛主席和高主席,黨中央中沒有幾個好東西,讓他們靠邊站!”

  3. (高崗對彭德懷說:)“我也要讓老毛大吃一驚,讓他不要太自信、太麻痹了!讓他知道,真正對黨忠誠的,還是我們這些出生入死,在敵人炮火中鍛煉出來的夏伯陽們!他們算什么!”

  4. (高崗在東北局常委會上說:)“過去,劉少奇自詡為他是毛主席的親密戰友,哼,他現在的思想,給毛主席提鞋都趕不上了。真正的主席的親密戰友在我們東北局!”人們一怔,很快反應過來,立刻爆發熱烈的掌聲。高崗很有風度地制止大家的鼓掌后又說:“大家好好干,我當了中央副主席或政務院總理后,大家的地位也會相應提高。”

  上述四條均引自師東兵著《高崗魂斷中南海》。

  [18] 當時黨中央正在考慮新設“總書記”一職(此前只有中央主席),不出意外就是劉少奇擔任。高崗在和陳云談話時,認為“總書記”將使劉少奇權力更大,故提出應不設“總書記”,改為在中央主席之外增設幾個副主席。這一看法陳云當時也表示贊同,事后也果然沒有設立“總書記”(直到1982年)。但要害在于那句“你一個,我一個”,這意味著高崗已自定了副主席,還以“封官許愿”拉攏陳云,這就使性質嚴重了。不過,這個“你一個,我一個”后來成了“羅生門”:陳云跟毛澤東說這句話是高崗說的,但高崗始終不承認,反說這是陳云先提出的。從筆者掌握的材料看,無論這句話在高、陳談話中是由誰先提出,二人在當時都是贊同的。因此,高崗臨死前對陳云非常氣憤,認為他出賣了自己。

  [19] 引號里的說法是筆者概括的,非當時的正式用語。

  [20] 讀者應還記得本節中前面部分已講過譚震林的“兩個司令部”。實際上毛澤東在聽到這一言論后當場就進行了反駁,表示并不存在“兩個司令部”。毛澤東說:“這種說法是錯誤的......不能說什么‘白區黨’、‘蘇區黨’。只有一個中國共產黨,一個司令部,就是黨中央。”也就是說,毛澤東在當時并不認為劉少奇與他有根本的路線之別,也不認為以劉少奇的實力能和他分庭抗禮(畢竟,白區干部不掌握軍隊);盡管他對劉少奇等人的工作很不滿意,但他有自信中央仍是處于自己的統一領導下的。但在12月24日的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竟自己提出“兩個司令部”,表明他認為高崗問題的性質遠比劉少奇嚴重。

  [21] 后來的歷史表明,劉少奇不但擁護了毛澤東的“總路線”,而且還走的特別“左”。很短時間內就從“鞏固新民主主義”轉換到“跑步進入共產主義”。

  [22] 指鞍鋼的大型軋鋼廠、無縫鋼管廠和七號煉鐵爐。

  [23] 關于劉少奇找周、陳、鄧等人商量對策以及提出的四種方案,非筆者猜想,也非野史臆說,而是《楊尚昆日記》(中央文獻出版社2001年9月版)白紙黑字記載下來的。

  [24] 劉少奇說:“(國外的帝國主義)無時無刻不在企圖破壞我們的事業,企圖在中國制造反革命復辟”,“(國內的)資產階級為了擺脫被消滅的命運,正在和帝國主義勾結在一起,進行拼死的抵抗”,“中央政治局認為應當嚴肅地指出,對于黨最危險的,乃是敵人在我們黨內制造分裂,制造派別活動,利用某種派別作為他們代理人的危險。”這幾句可是不得了,首先是宣布了黨最大的危險是發生分裂(思想認識問題都是次要的),其次任何對抗中央的派別都可能被扣上“帝國主義和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而被當作“敵我矛盾”處理。這個邏輯至今適用,誰敢鬧事,誰就是被“XX勢力”利用來搞破壞的。

  [25] 劉少奇說:“黨內相當多的一部分干部滋長著一種極端危險的驕傲情緒,他們因為工作中的若干成績就沖昏頭腦......自以為天下第一......對批評者實行壓制和報復,甚至把自己所領導的地區和部門看作個人的資本和獨立王國”,“對于那種有意地破壞黨的團結,而與黨對抗,堅持不改正錯誤,甚至在黨內進行宗派活動、分裂活動和其他危害活動的分子,黨就必須向他們進行無情的斗爭,給以嚴格的制裁,甚至在必要時將他們驅逐出黨。”劉在這里實際上是向眾人宣示,因為高崗已經被判定為分裂黨,自己就必須對他進行嚴格打擊。但從原則上,劉說的這幾句又完全沒錯,民主集中制的政黨確實是不允許黨內派別活動的。

  [26] 參見《中國共產黨歷次會議集》,中央黨校黨史教研室資料組編寫,1983年10月。

  [27] 讀完這一段內容,讀者可能會有的第一個疑問:為什么饒漱石在這個時候突然被牽扯進來?答案很明顯,就是劉少奇刻意為之,借收拾高崗之機順帶收拾另一個“刺頭”。在高劉斗爭的前期,劉處守勢,一個高崗就讓他吃不消了,他絕不會再去樹敵,招惹饒漱石;只要饒不直接與自己對立,他就與饒保持和平甚至友好;但到了高劉斗爭的后期,劉轉守為攻,推倒高崗已經不在話下,還有了主動出擊、收拾所謂“高崗盟友”的實力。饒漱石固然只是反對安子文,無意反對自己,但留著他在組織部始終是個禍患,何況組織部又是黨內實權部門,被外人掌握非常不利。高崗已經身負“反黨”罪名,只要把饒漱石和高崗串在一起,他就必倒無疑。前文已說過高、饒二人是“不謀而合”,二人因“不謀”而叫冤,但要害并不在是否“謀”,而在于是否“合”。只要他們倆在行動上都危及到劉少奇的地位和利益,那就收拾你沒商量。讀者可能會有的第二個疑問:為什么七屆四中全會上出現了“墻倒眾人推”的現象,四十多位參會人居然一邊倒的批判高、饒?答案也很明顯,就是劉少奇等人(包括周恩來、鄧小平等)在會前做了大量工作,使高層中大多數人都重新站隊,與高、饒劃清界限。據高崗的同鄉、黨史專家楊浩甫所著《回眸中共七屆四中全會》一文:“(會議前)劉少奇和周恩來分頭頻繁地找曾和高崗一起共事過的張秀山等有關人員談話,用‘白區’工作的方式,夜以繼日,‘深入敵后’,做調查、“策反”和發動群眾工作。”

  [28] 據高崗之妻李立群后來說,匯報者正是鄧小平。

  [29] 參見楊浩甫《回眸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類似的情景可以參照一些影視作品。

  [30] 張聿溫《死亡聯盟——高饒事件始末》中有一段比較形象的說法(雖然是作者推測的):“他的精神已近崩潰”,“他感到自己搞了一輩子政治,當政治徹底拋棄他的時候,活著也沒有什么意思,他應該告別這個骯臟的政治舞臺和充滿勾心斗角的世界了。他是個性格剛烈、自尊心極強的人,他咽不下被打倒、被拋棄這口氣。他還想以死來向世界表明,他高崗是一條響當當的硬漢子,寧肯選擇死,也不躺下裝熊,不向劉少奇、周恩來屈服。”

  [31] 周恩來說:“從1949年起,高崗即將中央領導同志的某些個別的缺點和錯誤有計劃地向不少人傳播,后來更將這些個別的一時的而且已經改正的缺點和錯誤說成是系統的錯誤,到處傳播。”

  [32] 這條理由十足有趣,為了打倒高崗簡直不擇手段。高崗過去作過很多著名的發言或演講,也發表過一些有名的文章,其中不少都被《人民日報》轉載過,很多還得到了毛澤東的親自肯定。這些都是高崗歷史功績的證明。現在為了否定高崗,連他曾經做過的演講、寫過的文章都要歪曲成是剽竊或代筆,邏輯仿佛是:像高崗這樣挾私弄權、罪惡滔天的人是不可能寫出這樣的好文章的,如果有,一定是假的。這應是座談會上一些人搬弄是非故意編造的罪名。

  [33] 這一點目前沒有看到較有說服力的證據支撐,也應為座談會上一些人捕風捉影編造出的一個罪名。一些野史上說高崗曾跟蘇聯同志講中國黨內高層只有毛澤東和他是“親蘇派”,是學習蘇聯搞社會主義制度的,而劉少奇、周恩來則是“親英美派”,想學習西方資本主義那一套。這種說法看似符合高崗的觀點,實則并不合理。高崗作為一個經驗豐富的高級干部,怎么會不知道外交場合要注意言行?此外,這樣的言論既能講給蘇聯人,就相當于是告知天下了,他又為何不直接告訴毛澤東?

  [34] 這條其實最尷尬,尷尬的不是高崗,而是毛澤東。因為高崗所傳播的一些言論、所做的一些事情并不完全是他個人意志,有的背后確實有毛澤東的影子。這個問題筆者在下一節中會詳細討論。

  [35] 關于高崗的私生活問題,也是一樁懸而未決的公案。因為到目前為止,除了官方文獻中“私生活腐化”的“定論”以及野史坊間的各種傳聞,我們沒有看到任何證明高崗“亂搞男女關系”的實錘。因為“亂搞男女關系”不是高崗一個人就行的,也要涉及到女方。但是有確鑿證據證明哪個女性(姓誰名誰)被他搞了?全都是“據舉報”、“據說”、“傳聞”。如果確有其事,在高崗倒臺后,想要在其身上踏上一萬只腳的劉少奇肯定會組織人馬找到這些受害者,讓她們說出第一手的、最真實的、最有殺傷力的材料。但是我們沒有看到這樣的東西。可能的推測是:高崗在手握大權、享受崇高的名譽和地位后確實有一些放松思想,可能在某些言語或行為上有輕浮之舉(比如找漂亮的女伴跳舞),但并沒有實際做出所謂“亂搞”行為;在批判高崗的座談會上,有些人捕風捉影,發揮想象編造出了這個罪名,而揭露“私生活”問題向來是黨內斗爭屢試不爽的好武器,有人編出來,有人就愿意信,最后說的人越來越多,就彷佛成了真事。而在后期給地方傳達中央關于“高饒”問題的處理結果時,傳達人員也往往更愿意強調高崗“私生活腐化”的問題,因為講私生活比講權力斗爭更容易讓人理解,也更有說服力。高崗的同鄉楊浩甫時任橫山縣委組織部干事,他在回憶當年聽到上級的傳達時說:“因年輕幼稚,聽后首先覺得有點不理解,再就是有一種抱怨情緒,心想那么大的官還亂搞男女關系——私生活腐化(見楊浩甫《“高崗事件”淺議》)。”顯然,當時讓他印象最深刻的就是“私生活腐化”那部分。在官方定論的背景下,一些野史在描述高崗的私生活時便更加大膽,為博取眼球,充分發揮想象力,編造了很多生動細致的劇情,有的簡直是當作黃色小說來寫,不堪入目(有的書里甚至首創了“學外語”,講高崗因欲求不滿,不但找中國女人,還找外國女人,荒唐至極)。關于高崗的“私生活”問題,網友江淮荷花曾寫了《高崗“生活作風問題”初探》、《高崗“生活作風問題”再探》、《高崗“生活作風問題”三探》、《高崗“生活作風問題”四探》等多篇文章進行考證,可供參考。

  [36] 從后來發生的事情來看,高崗4月3日的這封信是違心的。他在這封信中幾乎承認了周恩來總結發言里給他扣的所有罪名,這與他之前的態度判若兩人。合理的推測是,4月2日習仲勛、賈拓夫來后,以朋友身份對他反復勸導,勸他“好漢不吃眼前虧”,反正已經被定罪了,認了它也不會更糟,反而可以因態度誠懇爭取寬大處理的機會;高崗接受了二人的建議,才在次日違心寫下了給周、毛的認罪信。

  [37] 從這也可以猜出,高崗在寫檢討之前確實是接受了習仲勛的建議,否則他在寫完后不會首先想到給習仲勛看。

  [38] 這一段清楚地表明,高崗在4月3日的認罪信確是違心的。他始終堅信自己只是反對劉少奇,不是反對黨中央、反對毛主席;他堅信自己的活動破壞了黨內團結不假,但絕未上升到反黨乃至叛黨的程度;自己一生搞社會主義,又怎能是資產階級在黨內的代理人?因此,在習、賈的勸說下,他能做到一時的服軟下跪;但要讓他坐在寫字臺前,全面系統地組織材料證明自己是“反黨”,他則萬萬做不到。他能寫出一封簡短的認罪信,卻始終無法寫出一本完整的認罪材料。他在構思和寫作《我的反省》的過程中,從童年開始詳細回憶了自己的一生,而通過這些回憶,他愈發堅定了自己從未“反黨”,他不是一個這樣的人,他筆下的內容得不出這樣的結論,他雖不清白,但絕非黑惡。至于他最后要把趙家梁幫他加上的“篡奪黨和國家最高權力”中的“國家”劃掉,也是有理由的。“篡黨”,是因為他和劉少奇有不正當斗爭,劉少奇管黨務,“篡黨”還勉強有根據;但是“篡國”(或“篡政”)就主要是針對執掌政務院的周恩來,高崗事實上還真沒有針對周恩來搞斗爭,他的活動是“倒劉”不“倒周”的,因此“篡國”連根據都沒有。那么高崗為什么沒有斗周恩來?一個原因前文已述,就是不需要;周恩來在“新稅制風波”后實力大損,高崗壓根沒把他當成自己的競爭對手。另一個原因,高崗要“集中力量打殲滅戰”,就算他真的想扳倒周恩來,也不會犯“兵力分散”、同時用兩個拳頭打人的錯誤。

  [39] 東北是高崗進京前的主政地區,高崗在此地的聲望和影響力極大。扳倒高崗后,揪出其在東北的“黨羽”、肅清其在東北的“流毒”就成了一項重要任務。3月底,周恩來和羅瑞卿受中央委托前往沈陽主持東北高干會議,由于周只呆了兩天就返回了北京,會議實際由羅瑞卿和時任東北局代理書記林楓主導(4月底會議結束,5月初會議結果上報中央)。會上,羅瑞卿傳達了劉少奇和周恩來等人對高崗問題的定性后,直言高崗“反黨、反人民、反社會主義”,是一個“反黨反中央并企圖爬上黨和國家領導地位的陰謀野心分子”。羅瑞卿還分析了高崗進行“篡黨、篡軍、篡政”的具體步驟:先掌握東北,再奪取中央,最后進行反革命復辟,使江山變色。羅說:“他(高崗)的這一切罪惡活動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把我們工人階級共產主義的黨變成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黨,就是要把我們這個偉大的在工人階級領導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重新變為帝國主義和國內反革命統治下的國家。”林楓則將高崗進行反黨活動的時間提前到了“自任東北局書記以來”,也就是1949年3月。羅、林的說法實際遠遠超過了劉少奇和周恩來此前設定的范圍,使高崗問題的性質更加嚴重。正是在這次高干會上,揪出了“張秀山、張明遠、郭峰、馬洪、趙德尊”為高崗在東北的主要“黨羽”,作為高崗的“五虎上將”受到嚴厲的處分。

  [40] 饒漱石寫道:“我過去同劉少奇同志的關系,大家都是知道的。少奇同志的領導,我一向是真誠擁護的......有的同志以為我是全面地反對少奇同志;以為我是反安為名,反劉是實;以為我對待少奇同志的態度是與高崗同志的反劉宗派活動必然有密切聯系;以為我為先鋒,高崗在幕后;甚至有個別同志以為我在這個問題上存有什么重大野心。同志們對我的這種種猜測,我現在無法申辯。我只有請求黨中央在這一點上據實考察,查明真相,再作結論。”

  [41] 毛澤東1945年在中共七大上做的報告《論聯合政府》中有這么一段話,表現了他對新國家的展望:“我們共產黨人根據自己對于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明確地知道,在中國的條件下,在新民主主義的國家制度下,除了國家自己的經濟、勞動人民的個體經濟和合作社經濟外,一定要讓私人資本主義經濟在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范圍內獲得發展的便利,才能有益于社會的向前發展。”這一認識一直維持到建國后的一段時期內。

  [42] 從哲學上看,劉少奇的認識顯然過于形而上學:首先,他把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理解為一種機械唯物論,頗有“沒有生產力支撐的社會主義都是耍流氓”之意;其次,他把社會主義改造理解為一種機械的、執行行政命令的過程;最后,他認為新民主主義社會是穩定不變的,可以“確立”和“鞏固”其“秩序”,甚至連黨本身也是穩定不變的,就算過了“幾十年”,初心也還在那,說廢除私有制就能廢除【借用古希臘哲人的名言“人不能兩次踏進同一條河流”,因為人在變,河流也在變;黨也不能兩次改變同一社會,因為黨在變,社會也在變】。1978年以后,鄧小平所選擇的道路實際也是對當年劉少奇思想的繼承和發揚:因為中國生產力落后,所以不能搞“窮過渡”,需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發展才是硬道理”;并且,作為共產黨領導下的資本主義社會,“社會主義初級階段”要長期存在,至少維持“一百年”,期間只能面對現實,“讓一部分人先富裕起來”,充分發揮資本主義的潛力。只不過,鄧小平大概也是覺得劉少奇“以行政命令廢除私有制”不靠譜,于是找了替代方案,通過“先富幫后富”,依靠大家的思想道德覺悟,用一個長期的過程,互幫互助,達到“共同富裕”(這似乎從形而上學轉向了唯心主義)。

  [43] “鞏固派”觀點所以能占據多數,一是由于廣大干部的思想認識不清楚【有的干部是傳統農民起義思想,打江山是為了坐江山;有的干部參加革命是出于報仇、愛國、“出人頭地”等,不能真正理解社會主義;還有的干部與劉少奇類似,思想停留在“新民主主義階段”,希望維持現狀】,這可以通過加強思想改造和馬列主義理論學習來解決;二是由于保留私有制的方案也給相當多的干部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利益,使他們不愿變更這一制度【過去“在野”,享受不到權力的好處,現在“在朝”,手中掌握了或多多少資源分配的能力,只要私有制存在,就可以利用制度多給自己分一點】,從而形成“特權干部”與“特權制度”的相互強化、惡性循環,這就只能通過持久的階級斗爭來削弱和克服。

  [44] 一些材料記載,劉少奇和周恩來都曾在受到毛澤東批評后到過高崗住所,希望得到高崗指點。但高崗態度冷淡,不愿與二人交流,將二人打發走。顯然,高崗壓根不想幫助他們改正錯誤。

  [45] 何以知道高崗認為毛澤東一定會用自己替換劉少奇?很重要的一條證據就是,高崗在向劉少奇頻頻發起進攻時(散布名單、財經會議上批薄射劉、南下與林彪等人串聯、在京拉攏彭德懷,等)完全沒有給自己留后路或準備應急方案,即:如果進攻失敗了,又該怎么辦?作為一名久經沙場的老將,如果能預先考慮到失敗的可能性,高崗絕不至于沒有任何準備。

  [46] 后來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1956年)上公開否定斯大林、走上修正主義道路,毛澤東又得出結論:要防止修正主義者掌握權力,警惕修正主義上臺。

  [47] 王海光《政爭與權爭》:“誠然,‘高饒事件’背后是毛劉之爭。但毛澤東是一位精通權術的政治家,有其平衡高層權力斗爭的底線。高崗本是毛澤東為他的新格局嵌入的平衡劉、周的棋子,但這個棋子的魯莽行動卻幾乎導致翻盤,以至于毛澤東不得不忍痛割愛,把他清除出局。”這個分析可以歸納為“丟卒保車”。

  [48] 據葉子龍《葉子龍回憶錄》:“高饒問題被揭露后,毛澤東一直還想挽救他們。毛澤東讓一位中央負責同志找高崗談話,想讓他回陜北負責一個地區的工作。但是話還沒來得及談,就發生了高崗自殺未遂的事。”

  另據李銳《廬山會議實錄》:“(毛澤東說)高崗這件事,我有責任,就是時間延誤了。我本來想同習仲勛談,我與他約了,目的就是跟習講。因為那時高崗想去陜北,我們保留他的黨籍,還想保留中央委員,讓他回延安去工作,本人也愿意。可是遲了一步,我沒有來得及講。他自殺了,竟這樣結局,我也覺得遺憾。所以這事怪我,這是個很不好的事。”

  [49] 毛澤東沒有想到的另一點是,正是自己避免與高崗見面,加劇了高崗的悲觀情緒,助推了高崗的自殺。高崗面對批判大會的狂轟亂炸,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唯一能證明自己清白的毛澤東又始終不出現,他只能越加絕望。楊浩甫《回眸中共七屆四中全會》:“高崗是在領袖拋棄、有口難言和眾叛親離與部下受屈以及對手殘酷打擊的忍無可忍之下,實施自殺的。”李立群后來也說:“高崗同志是在無奈、無助,并對現實失望的狀況下去世的。”

  [50] 讀者可能會有一個問題:如果劉少奇打擊高崗的主要動機是權力斗爭,那么周恩來又為何十分賣力地打擊高崗呢?按理說,“新稅制風波”后周恩來已不再成為高崗的對手,高崗此后也始終沒把他當成對手,周恩來沒有理由去賣力打擊一個和自己沒有競爭關系的人。從周恩來后來的表現看,合理的推測是,周恩來打擊高崗并非出自私心,而是出自公心;他真的認為高崗是一個極其危險的、意圖篡黨奪權的野心家;出于對黨的負責,他不能允許這樣一個危險分子繼續留在黨內。至于周恩來為什么有這樣的想法,應是劉少奇等人誘導和勸說的結果。也就是說,周恩來也被“忽悠”了。

  [51] 后來雖然也有類似于“一線二線”的分工,比如讓劉少奇擔任國家主席,但始終沒有形成確切的制度【按照毛在1953年的設想,這本應該成為替代斯大林式權力結構的一項國家制度】,而毛澤東本人也始終不放心徹底交權,因而也始終沒有真正“退居二線”。一直到文化革命爆發后劉少奇被打倒,毛澤東都處于一種介于“一線”和“二線”之間的狀態。

  [52] 鄧小平加入劉的陣營對于曾希望借“五馬”制衡劉、周的毛澤東來說是個巨大的打擊,此后,“劉、周”逐漸淡出人們的視線,而“劉、鄧”逐漸活躍起來。值得一提的是,周恩來在被削權后反倒吸取了教訓,此后不但行事更趨低調,思想上的發條也上緊了,雖然跟的很艱難,但一直在盡力跟隨毛澤東的思想。

  [53] 楊浩甫《回眸中共七屆四中全會》:“歷史事實表明,七屆四中全會不是使‘黨的團結’加強了,而是損害了黨的團結,造成黨內巨大裂痕!要說‘維護’了‘黨的團結’,那只不過是‘維護’了表面的、暫時的、不敢搞‘分裂’的‘團結’”,“就連毛澤東自己都說,‘高崗事件以后黨內鴉雀無聲’。”

  此后,在高層中“孤軍奮戰”的毛澤東對劉少奇的不滿越來越強烈,以至到文化革命時把劉當作“走資派”頭子打倒。毛在文革期間破格提拔陳永貴、姚文元、王洪文、張春橋等人進入中央工作,在某種意義上就是為恢復黨內的力量平衡而強行往高層里塞自己的人。一個引人深思的現象是,當年高崗為打倒劉少奇而組織的很多材料,在文化革命時又被翻了出來,當作劉少奇的罪證廣泛傳播。比如,那份在文革中廣受詬病的劉少奇“天津講話”,最早就是高崗拿來攻擊劉少奇的;而最早將毛澤東與劉少奇的分歧上升為“兩條路線”的人,也是高崗。

  [54] 到底該怎么評價高崗的“兩黨論”或“軍黨論”呢?從官方黨史的敘述看,對“黨內分為‘白區黨’和‘紅區黨’”的批判,主要是說它否定和破壞“黨的一元化領導”,制造分裂;而對“黨是軍隊創造的”的批判,主要是是說它違背了“黨指揮槍”的原則,妄圖將軍隊凌駕于黨之上。必須承認,官方黨史的批判確實切中了要害,指出了“兩黨論”或“軍黨論”的致命錯誤:1.列寧主義的建黨原則下黨的權力是自上而下的,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無論東西南北中、黨政軍學民,無論白區還是蘇區、根據地工作還是城市工作,都是在一個中央指揮下分工協作,都服從一個中央的指示。只要沒有人“另立中央”,就始終只有一個黨,而非兩個黨;2.毛澤東所說“槍桿子出政權”強調的是如何實現目標(“by”),而非誰來創造目標(“create”)。補充完整應該是“(黨通過)槍桿子出政權”或者是“(黨帶領人民通過)槍桿子出政權”,也就是說黨(及人民)才是創造政權的來源。如果真如高崗所說,是軍隊創造了政權,那么其創造的也不是人民政府,而是軍政府,或軍人政權。至于高崗自己推導出的“槍桿子里出黨”,則模糊了黨的性質,黨是一個執行特殊政治任務的政治集團,而非軍事或軍人集團,無論是什么職業或身份的黨員,都是黨的一份子。

  但是,上述兩點評價的缺點是把問題簡單化、片面化了,只及其一,不及其二。正是這種簡單化的批判,掩蓋了高崗“兩黨論”或“軍黨論”背后反映的深層問題。先說“軍黨論”,“軍黨論”的提出反映的是根據地干部或軍事干部與城市干部或政工干部在建國后權力分配中的不公問題。正是劉少奇用人的宗派主義助長了老將們對他的不滿,而劉少奇為了鞏固自己的權力又必然會以宗派用人,因此使雙方的矛盾陷入一種無解狀態。再說“兩黨論”,這表面上是一個組織紀律的問題,實際卻更為復雜。我們可以回看本篇第五節中歸納高崗“兩黨論”的第三條,高崗在這一條中指出,之所以要打倒“白區黨”,不僅僅是因為他們功小而權大,而且因為白區干部通常是保守的、右傾的、愛犯錯誤的、偏向資本主義的。也就是說,在高崗眼里,“紅區黨”和“白區黨”的斗爭不僅僅是權力之爭,也是思想認識之爭,甚至是路線之爭【單憑這一點,高崗的“兩黨論”就與譚震林早先提出的“兩黨論”絕不相同。譚論只及權力,擔憂毛澤東“大權旁落”;高論既談權爭又談政爭,擔心中國走資本主義】。顯然,高崗當時模糊的感受到,如果不奪回權力,劉少奇及其手下的一班白區干部就可能引導中國走向資本主義。借用后來文革期間的術語,高崗的“兩黨論”與其說是“白區黨”和“紅區黨”,不如說是“走資”黨和“走社”黨!高崗的局限性就在于,他意識到了權爭背后的政爭,但始終不能對此二者進行清晰的劃分,而是糊涂地混雜在一起;他試圖總結劉少奇等人右傾的原因,卻不注重分析客觀的物質基礎,而是歸結到“出身”、“職業”上去;他想要表達他對于政爭的思考,卻只能寄托在權爭的外殼上,并以充滿唯心色彩的“出身論”作為理論基礎。總之,對于高崗來說,“兩黨論”實在是一個早產的、不成熟的、混雜了多種錯誤認識但又頗具創新意義的理論,這個理論本來可以經歷更多的實踐而修正和完善,但歷史又沒有給它這個機會【到了文革人們才知道:“出身論”不但錯誤,甚至可能發展到反動;“走資派”中不僅有原來的白區干部、政工干部,也有大批根據地干部、軍事干部、工農干部;在文革中發揮了重要作用的姚文元、張春橋等人都是以筆桿子起家的知識分子,至死追隨毛澤東的江青也曾是抗戰時投奔延安的城市進步青年】。

  [55] 筆者曾收集到一篇文革時期的“批鄧”材料,上面把高崗早年在西安中山軍校讀書時鄧小平恰好是政治部主任的事情也挖了出來,說早在那個時候,鄧小平就和高崗沆瀣一氣、相互影響,為他們后來相繼進行“反黨活動”打下了基礎。

  [56] 1964年6月,毛澤東曾在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上說:“高崗的死,我看是有人為了保存自己,把他搞死的。”可見毛澤東后來確有對高崗“反黨”罪名的反思和懷疑。

  [57] 1978年以后,當年被以各種罪名打倒的人紛紛獲得平反,其中也包括“彭、高聯盟”中的彭德懷。但是高崗卻被排除在外,維持原判。這一個方面可能是因為當年正是鄧小平為高崗案蓋棺定論,另一個方面則說明高崗恰恰不是“反對毛主席”,相反,他忠于毛主席。鄧小平心里很清楚,就算別人都可以平反,高崗也不能。

  [58] 直到高崗死后50多年的2011年,大陸第一本高崗的傳記才問世出版,即戴茂林、趙曉光所著的《高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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