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鐵流 雙石:一腔酸腐氣,滿紙荒唐言——說說東夫《改寫歷史的百丈戰役》的謬誤

鐵流 雙石 · 2019-09-24 · 來源:雙石茶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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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筆名為東夫的所寫《改寫歷史的百丈戰役》一文,其文章內容,主要是闡述和評價長征途中,一、四方面軍會師后所發生的張國燾分裂事件和四方面軍南下失利,并涉及之前的遵義會議、強渡大渡河以及之后的四方面軍北上、西路軍等等內容,而作者出于個人對歷史的偏見和對史料的錯誤解讀,對歷史事件的敘述和評價有著眾多謬誤,因此需要嚴肅地予以指出和糾正。

子虛烏有的“基本一致”!

  最近看到筆名為東夫的所寫《改寫歷史的百丈戰役》一文,其文章內容,主要是闡述和評價長征途中,一、四方面軍會師后所發生的張國燾分裂事件和四方面軍南下失利,并涉及之前的遵義會議、強渡大渡河以及之后的四方面軍北上、西路軍等等內容,而作者出于個人對歷史的偏見和對史料的錯誤解讀,對歷史事件的敘述和評價有著眾多謬誤,因此需要嚴肅地予以指出和糾正。

  在此更需要強調一下,東夫先生文章中所存在的,不是錯誤而是謬誤!

  在對張國燾制造分裂、率四方面軍南下這一歷史事件進行敘述和評價時,東夫先生居然發明了一個奇葩的觀點:

  撇開權力斗爭的因素,關于南下和北上的爭論的核心是紅軍的生存,或者說到哪里更有利生存,與政治路線、抗日與否并無關系。張國燾認為南下有利,中央認為北上有利。張國燾的打算是南下到四川和西康交界的一帶建立根據地,他認為這一地區背靠青藏高原,面向人煙稠密、物產豐富的川西平原,進退有據。如果能夠站住腳跟,糧食的供給、兵員的補充和戰略上的進退應該不成問題。他的這一方案與遵義會議的決定基本一致。遵義會議做出的關于渡江作戰的計劃是:“由黔北地域經過川南轉入新的地域,協同四方面軍,由四川西北方面實行總的反攻。”(《中革軍委關于渡江作戰的計劃》,1935年1月20日)目的是在四川建立根據地,與抗日無關,也無北上的計劃。實際上是中央改變了原定的計劃,并非張國燾。為此張國燾等與堅持北上的中央領導人爭論過多次。(東夫《改寫歷史的百丈戰役》)

  首先,東夫先生在此使用了偷換概念的詭辯手段,將中央與張國燾就如何領導中國革命的基本路線之爭,偷換成“關于南下和北上的爭論的核心是紅軍的生存”,歪曲了爭論內容的本質,為他后面的謬論臆造出了一個虛假的前提。

  事實上,中共中央與張國燾的爭論,核心內容是新根據地的選擇,是以有利于領導全國革命、向中國的核心地域發展,還是要逃避斗爭偏安一隅,向偏遠地區退卻。具體地說,中央主張北出川陜甘地區建立新根據地,向抗日斗爭和領導中國革命的前線地區發展,而張國燾則主張放棄面向全國,向偏僻的西康和青海方向退卻。這個爭論產生于中央和紅一方面軍翻越夾金山與四方面軍會師、尚未與張國燾本人見面的時候,有多份雙方往來的電報為證。正式在最高決策層爭論并做出決議,則是在兩河口會議上,有兩河口會議決議為證。

  其次,張國燾從來也沒有“認為這一地區背靠青藏高原,面向人煙稠密、物產豐富的川西平原,進退有據。如果能夠站住腳跟,糧食的供給、兵員的補充和戰略上的進退應該不成問題。”眾所周知,張國燾所主張退卻的西康地區,是少數民族的游牧區,人口稀少物產貧瘠地形崎嶇自然環境惡劣,而“人煙稠密、物產豐富的川西平原,”則是在成都附近,當時被四川軍閥劉湘等所占據。這種情況下,西康地區怎么談得上“能夠站住腳跟,糧食的供給、兵員的補充和戰略上的進退應該不成問題”?

  東夫先生應該努力惡補自然地理和當年民情的常識!當年的西康地區主要是指現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所屬區域和今西藏自治區昌都地區大部分區域——實際有效行政區域僅為金沙江以東地區(即甘孜藏族自治州地域),[1]人口僅25萬余人[2]。

  至于糧食產量,據民國34年(1945年)9月西康田糧通訊載,西康省(這還包括了今涼山彝族自治州和雅安地區的大部分地區)糧食生產“康屬總計為43.75萬石,田賦征收3.1萬石,民用為40.65萬石,僅是當地人口之食用,而旅居、戍軍、公務人員及牲畜之食用尚無所出”。[3]

  請問這樣的地方,怎么個“能夠站住腳跟,糧食的供給、兵員的補充和戰略上的進退應該不成問題”?就是張國燾本人,在《我的回憶》不是也承認:“我軍的困難是糧食供應不足,引起藏人的反感……”[4],而且還有很大篇幅來陳述在紅四方面軍在西康遭遇的困境,可東夫先生怎么就能對當事決策者的這些話,選擇性的無視或忽視呢?這片地域人煙稀少,除了民族隔閡,藏民也沒有從軍的習慣。紅二、四方面軍會師后離開康北北上時,從軍的藏民不過百余人,難道這就是東夫閉著眼睛叨叨的“糧食的供給、兵員的補充……不成問題?

  當然,東夫先生可以把這個圖畫的范圍指向“川西平原”,可只能面對不能到手的這塊寶地,是墻上的畫餅,還是現實的美景?東夫先生是看不明白,還是說不明白?

  事實上,張國燾向西康退卻的目的,是企圖回避戰爭,偏安一隅,放棄共產黨和紅軍領導全國革命的歷史使命,而不是什么“面向人煙稠密、物產豐富的川西平原,進退有據”。東夫先生在后面關于百丈關戰役的敘述中,又說到了張國燾根本沒有進攻成都平原的打算,既然如此,那么東夫先生這里所說的張國燾認為“面向人煙稠密、物產豐富的川西平原,進退有據”,豈不是自相矛盾了么?

  再次,東夫對1935年1月20日《中革軍委關于渡江作戰的計劃》,作了斷章取義的解讀,企圖僅以“由黔北地域經過川南轉入新的地域,協同四方面軍,由四川西北方面實行總的反攻。”這么一句話,來證明他所謂張國燾的“這一方案與遵義會議的決定基本一致。”

  川西北,西康,當年這兩個地域概念,東夫先生分清楚了沒有?

  不僅僅是地理和民情,東夫先生這一觀點也與歷史事實完全相悖!

  張聞天所寫的遵義會議決議中,并沒有在川西北建立根據地的任何內容(只有“在云貴川廣大地區”建立新根據地的話),在陳云手寫的《遵義會議傳達提綱》中,第一段則是這樣寫的:

  擴大會一致決定改變黎平會議以黔北為中心來創造蘇區根據地的決議,一致決定紅軍渡過長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這個決定的理由是:由于四川在政治上、軍事上(與四方面軍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個空無敵人的區域)、經濟上都比黔北好。(如果今天來觀察這個決定,我們應該批評這個決議只在一些比較抽象的條件上來決定根據地,沒有具體的了解與估計敵情與可能,沒有講求達到這個目的的具體步驟。而且個別同志對于四川敵人的兵力是過低的估計的,后來由威信回兵黔北而沒有達到渡江入川的目的,亦正在此。)[5]

  細讀這段史料,就可明顯看出,《提綱》是從全四川的角度上,提出“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蘇區根據地”,而不是東夫斷章取義所臆想的西康或川西北地區;《提綱》所設想的“背靠”,是指背靠西康區域,而不是東夫所臆想的“背靠青藏高原”。東夫在此將《提綱》中所設想的區域,向西移動了相當大的一段距離,將背靠西康地區、在成都西北或西南建立根據地,“與四方面軍的更好的配合,背靠西康一個空無敵人的區域”[6](紅四方面軍當時還在通南巴蘇區),偷換成了背靠青藏高原、在川西北的西康地區建立根據地,并以此為據誣指遵義會議決議的戰略目標,與張國燾的戰略目標“基本一致”。

  東夫先生難道不知道,在紅一、四方面軍會師之前,中共中央已經對這個方針作出了修訂——在長征中,這種修訂已有多次!根據實際情況不斷修訂計劃,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抱著一成不變的設想,撞了南墻也不回頭的,那是李德!因敵變化而致勝,謂之神!這才是兵法之精髓!東先生難道不懂?

  東夫先生對《提綱》中那段批評和修正這一目標的內容完全加以回避,無視《提綱》已經表明修正這一目標的時間,距離東夫所特別引用的1935年1月20日《中革軍委關于渡江作戰的計劃》只有不到兩個月(“由威信回兵黔北”),反而企圖依據他自己所臆想的情況,將中央與張國燾產生爭論的責任,歸結為“實際上是中央改變了原定的計劃,并非張國燾。”然而,東夫在做出如此荒謬臆想的同時,卻完全沒有意識到,還有一件事實更打了他的臉:不管遵義會議的決議內容是什么,當時的張國燾根本就不知道!因為受到當時通訊技術條件的限制,所以遵義會議的詳細內容,根本就沒有通告張國燾。東夫先生不是很愿意采信張國燾所寫《我的回憶》么?怎么連張國燾懋功會師后向張聞天、朱德等人詢問打聽遵義會議內容的情況都不看?

  在東夫先生看來,遵義會議決議的“目的是在四川建立根據地,與抗日無關,也無北上的計劃。實際上是中央改變了原定的計劃,并非張國燾。為此張國燾等與堅持北上的中央領導人爭論過多次。”(東夫《改寫歷史的百丈戰役》)

  這又是一個指鹿為馬的詭辯!東夫先生顯然不知道或者是根本不愿意正視:中央與張國燾爭論焦點,到底是什么?因為一旦涉及了這個焦點,東夫這些結論先行式的謬論,就全都站不住腳了!

  事實上,中共中央與張國燾的爭論,產生于1935年6月,這時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剛剛下了夾金山,與四方面軍的先頭部隊在懋功會師,與張國燾本人還根本沒有見面呢。

  6月15日,中共中央用全國通電的方式,發表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反對日本并吞華北與蔣介石賣國宣言》[7],就是在這份文告中,中共中央就已經再次提出了“北上抗日”的政治口號。而且,也正是根據這個政治目標,中共中央提出了“赤化川陜甘”的軍事戰略計劃并告知張國燾[8]。而張國燾與中共中央分歧和爭論的焦點,恰恰就在這個北上抗日和赤化川陜甘的戰略方針提出之后!

  中央6月16日電,《紅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中就有,東夫先生難道連如此關鍵的史料都視而不見么?

  事實上,張國燾是接到中央6月16日電之后,針對中共中央提出的“赤化川陜甘”和“適當時候派一支隊打通新疆”這兩項目標,才提出所謂的“南下”設想的。張國燾在6月17日的回電中,表示贊成中共中央的川陜甘計劃(其實他是完全不贊成的!),而對中央提出的派一支隊打通新疆的計劃,則改為“先集中主力打”,企圖用這種偷梁換柱陽奉陰違的方式,改變中央的戰略目標,將次要戰略方向(打通新疆)轉換為戰略的主要方向。與此同時,張國燾還在6月17日和18日兩電中,借口某些戰術性的理由(松潘地區糧食和道路情況受限、平武等地的地形不利于進攻等等),暗示北上困難,提出“暫利南進攻”,主張向雅、名、邛、大方向發展,同時還主張占領阿壩(東夫顯然根本不明白張國燾那么注重與南下方向相反的阿壩,其用意到底是什么)[9]。為此,中共中央回電明確表示:

  如此大部隊經阿壩草原與游牧區入甘、青,將感絕大困難,甚至不可能。向雅、名、邛、大南出,既一時得手,亦少繼進前途。[10]

  中共中央的這個判斷,簡直就是對張國燾后來分裂南下結果的預言!

  進取,還是偏安,這才是中共中央與張國燾產生分歧和爭論的焦點!

  實際上,既或從求得生存的理由來說(也就是“偏安”),張國燾的“南下”也好,“西進”也好,都是戰略選擇上的敗筆:西康也好,河西也好,都是荒僻之地,人煙稀少,糧食缺乏。紅軍主力進據此間,必然產生與民爭食,兵員無濟的問題。可以這么簡而言之:南下最好的結局,也就是一紅色劉文輝;西進最好的結局,也就是一紅色馬步芳。生存沒有指望,發展更談不上。

  更重要的,是遠離民族革命斗爭中心地帶,實現不了共產黨人“肩負起挽救民族危亡的領導責任”的歷史重任,哪來什么前途!而黨中央北上東進之戰略方針所指向的陜甘地區,雖然也有地瘠民貧之虞,但卻直正的面向了民族革命斗爭焦點和熱點地區,生存發展的機會更多更大——全面抗戰爆發時,八路軍一步就跨過黃河,從此海闊魚躍,天空鳥飛,就是鐵證。

  歷史證實了黨中央的高瞻遠矚,也證死了張國燾的鼠目寸光!

  這個歷史,無論什么人,無論怎么寫,也是無法替張國燾洗地的。

柳暗花明,是撞大運撞來的?

  東夫先生根據他所歪曲的“中央與張國燾的分歧焦點”出發,去看待紅四方面軍的南下。在敘述和評價這一歷史事件的過程中,東夫先生時時處處都要含沙射影地貶損甚至詆毀中共中央和紅一方面軍,明里暗里地為張國燾的南下錯誤找理由開脫責任,將張國燾南下的失敗和中共中央北上的成功都歸結于某種偶然因素,混淆正誤是非之分。在對史料的采信和引用上,東夫先生大量采信和引用幾十年后在國外沒有任何參考資料情況下所寫的、錯誤百出的張國燾的《我的回憶》、李德的《中國記事》,以及當時敵方帶有極大立場偏見的新聞報道、某些紅軍掉隊甚至叛變人員給敵方提供的情況、甚至引用某些很不確實的報告文學內容,卻對當時中共中央與紅四方面軍之間的往來電報、中央一系列會議決議、中央文件等等具有第一手客觀真實要素的文獻史料,都以結論先行的偏見立場,采取斷章取義為我所用的態度,不惜歪曲歷史事實,以迎合他個人許多毫無根據的主觀臆斷。

  所謂一、四方面軍之間的矛盾,本來是張國燾刻意挑撥造成的,并且張國燾還有意借此將他與中共中央的分歧和矛盾,扭曲為一四方面軍之間的矛盾。而東夫先生則不分青紅皂白,一概采信與附和張國燾的觀點,片面夸大一四方面軍之間的矛盾,甚至用以為張國燾的南下涂脂抹粉:

  在四方面軍的許多干部看來,北上是畏敵逃跑,南下是積極進攻。對中央不滿情緒的激化,則給南下進攻路線增加了一種情緒化的色彩,他們要用英勇的戰斗和偉大的勝利來洗刷潑在他們身上的污水,維護部隊的榮譽。東夫《改寫歷史的百丈戰役

  難道東夫先生不知道張國燾和陳昌浩都參加過中央政治局舉行的沙窩會議么?難道東夫先生就不肯去看一眼沙窩會議決議中對所謂的一、四方面軍矛盾是如何分析和提出解決辦法的么?這些史料,東夫先生應該是絕對不會去看的,因為那些史料在當時就不符合張國燾的口味,現在當然也不符合東夫先生結論先行的主觀論斷。

  在張國燾一再違抗中央決議,拒不執行中央早已決定的北上方針,并企圖以軍閥主義的方式脅迫中央南下時,中央不得不率紅一、三軍和軍委縱隊、中央機關,按照中央既定的戰略方針先期北上。當時張國燾對中央的北上,認為是“不餓死也會凍死”。現在東夫先生居然也繼承了張國燾的這種論調,將中央和紅一方面軍的北上說的一無是處,并大言不慚地歪曲歷史事實:“10月19日,已呈山窮水盡之勢的中央紅軍,在吳起鎮得到了劉子丹、徐海東的確切消息,上上下下如絕路逢生歡欣若狂……”(東夫《改寫歷史的百丈戰役》)

  活靈活現,說得跟他在場親眼瞅見似的。

  可惜,東夫先生的這段話,仍然是完全不顧歷史事實的胡說!

  中共中央自9月9日率紅一、三軍北上后,于9月12日在俄界召開了政治局擴大會議,史稱俄界會議,堅持原定北出陜甘的戰略方針。而“通過游擊戰爭靠攏蘇聯”,僅是當時的若干戰略選擇之一,最根本的戰略方針,則是毛澤東在俄界會議上所說的:

  中央不能到打箭廬(即康定)去,要到能領導全國革命的地區去![11]

  這才是中共中央要堅決北上的根本原因!

  9月17日,中央紅軍突破天險臘子口,擊潰敵魯大昌部。9月18日,中共中央和中央紅軍到達哈達鋪,而從當地報紙上獲得紅二十五軍和陜北紅軍的消息,就是在哈達鋪,而不是東夫先生所胡說的什么中央紅軍山窮水盡之勢到了吳起鎮!

  事實上,中共中央在過草地的時候就早已知道陜北有紅二十六軍存在,這在沙窩會議決議、毛爾蓋會議決議、俄界會議決議中都有明確顯示。中央在哈達鋪獲得的消息,一者是比原來的消息要具體,得知陜北紅軍已經有了相對較穩定的根據地;二者更重要的是,從獲得的消息中,中共中央判斷紅二十五軍即將或者已經與陜北紅軍會合!這就表明,陜北紅軍的力量更加壯大,比中共中央之前所預計的要樂觀得多。事實上,中共中央的這個判斷是正確的,紅二十五軍與陜北紅軍與9月15日會合,正是中央紅軍突破臘子口的那個時間。

  9月20日在哈達鋪,中央政治局召開了常委會議,依照俄界會議的決定,完成了陜甘支隊的整編,并派出謝覺哉、毛澤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可能的話與國際接頭”。[12]同一天,中央紅軍也在哈達鋪關帝廟召開了團以上干部會議,毛澤東到會,并在講話中以他獨有的雄辯和魅力,極大地鼓舞了部隊和干部的信心,振奮了全軍的士氣,一掃之前部隊中存在的沮喪灰暗情緒(有會議參加者的回憶為證)。另一方面,哈達鋪是回漢混居的農業區,剛剛從渺無人煙的草地中走出來的中央紅軍,在此地獲得了豐富的物質補充,中央紅軍的情況明顯好轉,何來“山窮水盡之勢”?

  中共中央原定的戰略方針,是爭取建立川陜甘交界地區的新根據地,但由于張國燾的分裂行為,導致中央紅軍到達這一地區的部隊只有疲憊的不足萬人,已經無法按照原定戰略計劃在陜南建立新根據地,因此中央只能按照俄界會議時的估計,爭取以游擊戰爭的方式靠近蘇聯去創建新的根據地。而在哈達鋪獲得了新的消息之后,中央紅軍以每日120里的速度,連續幾天急行軍,突破了敵軍的渭河封鎖線。于9月27日占領榜羅鎮。由于中央紅軍剛剛從極為艱苦的草地走出來,部隊的體力衰竭得不到恢復,故而在連續幾天的急行軍中,有不少人員掉隊失散,這才是中央紅軍出陜甘之后有相當數量減員的事實真相,而不是如東夫先生所主觀臆想并依據敵方新聞報道所描述的那樣,是“無休無止艱難跋涉,既定目標的一變再變,饑餓、疲勞、驚人的減員,前途的不確定性,尤其和紅四方面軍的分裂,這一切嚴重的侵蝕著北上紅軍的士氣。”(東夫《改寫歷史的百丈戰役》)

  在榜羅鎮,中共中央再次召開了政治局常委會議,根據新的消息和情況,及時做出了戰略調整,改變了俄界會議在靠近蘇聯的地區建立新根據地的決定,確定把中共中央和陜甘支隊的落腳點放在陜北,與當地紅軍一起,“在陜北保衛和擴大蘇區”。[13]9月28日,中央紅軍在榜羅鎮召開連以上干部會議,傳達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決議精神,將中央決定與陜北紅軍一起發展根據地的而決定,轉變為全軍上下的共識。

  10月4日,中央紅軍抵達六盤山麓,經過三天的攀援,于7日翻越了長征途中最后一座大山——六盤山。10月18日,中央紅軍進抵鐵邊城。中央政治局當日在鐵邊城召開常委會議,討論入陜作戰的方針,毛澤東在會上發言提出:現在我們已到陜西,去保安尚有五天路程。到保安,如無特別敵情,把保安變成蘇區。現決定在保安暫停,如敵情許可,可以把部隊放在吳起鎮、靖邊,派負責人到蘇區去。[14]

  這時,中央把紅軍長途行軍的最終目的地,定為了設想中要建立新蘇區的保安。然而實際上,不但保安已經是蘇區,就是鐵邊城,也已經是蘇區的邊緣了!

  10月19日,政治局鐵邊城會議的第二天,陜甘支隊到達了吳起鎮,就是蕭華在《長征組歌》所寫的:“征師勝利到吳起”。根據楊成武的回憶,紅軍在吳起鎮,看見了窯洞門前掛著區蘇維埃政府的牌子:到蘇區了!——這就是歷史書中把吳起鎮定為中央紅軍長征終點的根本原因。

  自9月9日張國燾制造的紅軍分裂事件發生后,中共中央率中央紅軍單獨北上,致10月19日到達吳起鎮,沿途的具體戰斗有:9月16日擊潰敵軍魯大昌部,突破天險臘子口;9月23日佯攻天水,隨后以4天急行軍突破敵軍渭河封鎖線;10月2日在靜寧以西擊潰國民黨軍第三十七軍第二十四師李英部一個連,繳獲汽車10余輛,控制了西(安)蘭(州)公路東西10余里;10月7日,翻越了六盤山主峰,進抵固原縣的青石咀時,與東北軍騎兵軍何柱國部騎七師第十九團第一、第三連遭遇,僅半個小時內解決了戰斗,消滅了這兩個連的敵軍,繳獲戰馬100余匹。陜甘支隊用這批戰馬裝備了一個偵察連——這也是紅軍的第一支騎兵部隊;10月14日,陜甘支隊搶在東北軍騎兵軍何柱國部和國民黨第三十五師馬鴻賓部追兵合擊之前,連夜沖過了洪德城封鎖線……

  到達吳起鎮后,中央紅軍對跟追中央紅軍的東北軍何柱國騎兵軍騎三師、騎六師的三個團,以及馬鴻賓三十五師對吳起鎮迂回的一個團,與10月21日發起攻擊,殲敵兩個團大部,擊潰敵一個團。俘虜700余人,繳獲戰馬1000余匹。與此同時,軍委警衛連、工兵連消滅了千佛坪的地主武裝。——這是中央紅軍長征的最后一戰!

  這就是在東夫先生筆下“已呈山窮水盡之勢的中央紅軍”!

  機會,是給有準備有預見的人準備的,不是給投機取巧的懶人和庸人們準備的!

  天上不會掉下餡餅來!

  ——北上可能獲得的機遇和前景,黨中央早有預見與預計,而且不止一次闡示過!

  克勞塞維茨有一段名言,正好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要想不斷地戰勝意外事件,必須具有兩種特性一是在這種茫茫的黑暗中仍能發出內在的微光以照亮真理的智力;二是敢于跟隨這種微光前進的勇氣。前者在法語中被形象地稱為眼力,后者就是果斷[15]

  請看明白,眼力!果斷!請問東夫先生,你為之洗地的張國燾有么?好意思與中共中央相提并論么?

南下給全國紅軍以極大的配合?

  東夫先生還引用張國燾回憶錄中,張國燾對紅四方面軍南下戰役失敗后自我辯解:

  下給全國紅軍以極大的配合。假如當時一四方面軍全部到陜北去,那么薛岳、胡宗南、王均等共有一百個團可以跟著我們到陜北去,使我們發生很大的困難,正是當時主力紅軍南下,牽制吸引了敵人,使一、三軍能夠順利地到達陜北。同樣也使二、六軍能順利的發展運動戰。從這方面來說,南下也是有積極意義的。[16]

  對此,東夫先生則出于他自己的偏見,給出了一個毫無根據的結論:“無論他是否為自己的失敗辯解,客觀效果就是如此。”

  東夫先生這里簡直是閉著眼睛在胡說!真不知他哪兒來的底氣?

  ——張國燾當時為應付紅四方面軍內部對南下失利的置疑之聲,確實也是如此牽強附會強詞奪理的,可晚年在海外寫回憶錄時,他卻全然沒了這般底氣,而是不得不承認:“我們的南下計劃,顯然沒有甚么收獲,不到一個月便結束了。”[17]

  中共中央因張國燾的分裂行為,單獨率一三軍北上,于9月9日出發,直至10月19日到達吳起鎮。這一時段內,對中央紅軍圍追堵截的敵軍是第一軍(胡宗南)、第三軍(王均)、三十七軍(毛炳文)、薛岳縱隊(五個師),以及在陜北地區的東北軍騎兵軍(何柱國)和寧夏馬家軍的三十五師(馬鴻賓)等部。

  這些敵軍的具體態勢是,胡宗南部在松潘至包座一線,于10月15日占領上下包座地區,隨后調往漢中地區休整;王均部在甘南天水一線堵截中央紅軍北上;毛炳文部在陜南準備追擊北上的中央紅軍;薛岳縱隊除李抱冰的一個師之外(這個師6月就在康定了),周渾元縱隊位于陜南一線分隔堵截紅二十五軍;何柱國部和馬鴻賓部在陜北堵截和分隔中央紅軍和陜北紅軍。而薛岳所部的主力,早于八月底就南調川東準備用于防堵紅二、六軍團,還留下了周渾元縱隊用于陜南和甘南地區。而八月底的紅四方面軍,還在與中央紅軍一起過草地呢。當百丈關戰斗結束后,薛岳縱隊才從防堵紅二、六軍團的位置調往川西北,參加對紅四方面軍的作戰。薛岳縱隊中的李抱冰師,早在6月中旬于大渡河一線追趕中央紅軍不成后,就從瀘定轉入了康定(打箭廬)地區,更與紅四方面軍的南下毫無關系!

  10月7日,張國燾以“中革軍委主席”名義,下達了《綏崇丹懋戰役計劃》。10月8日,紅四方面軍副總指揮王樹聲指揮的右縱隊在綽斯甲河首先打響。紅四方面軍的南下作戰,就此正式開始。而這一天,中央紅軍正在翻越六盤山。此時的敵軍胡宗南部,于10月15日占領上下包座地區,并準備由此北調甘肅。上下包座是張國燾制造紅軍分裂發生的地區,在紅四方面軍南下作戰發起集結地的北面——紅四方面軍準備南下作戰的集結地在草地以南,而上下包座地區則是紅軍當初向北走出草地后到達的地區!

 

  紅四方面軍南下首戰——綏崇丹懋戰役

 

  紅四方面南下失利——天蘆名雅邛大戰役

  10月19日,南下作戰的紅四方面軍占領達維,這里是幾個月前中央紅軍下了夾金山與紅四方面軍先頭部隊會師的地方。而這一天,中央紅軍已到吳起鎮,勝利結束了長征!

  在紅四方面軍的這些作戰中,對手都是川軍部隊,而所有用于對中央紅軍方面的敵軍(主要是中央軍嫡系和旁系),沒有一兵一卒是因紅四方面軍南下而調走、從而給中央紅軍、紅二十五軍和陜北紅軍讓路的!

 

  紅四方面軍大舉南下時遭遇的對手,全是川軍!(圖片來源:國民黨軍史政編譯局《剿匪戰史》)

 

  中央紅軍陜甘支隊北出陜甘時,國民黨中央軍薛岳部正在趕往川東應對紅二、六軍團途中,當年12月上旬才奉命趕川西地區參戰,而這時百戰決戰已經結束20多天了。(圖片來源:國民黨軍史政編譯局《剿匪戰史》)

  東夫先生居然連具體的史實都不加核對,就忙著附和張國燾的詭辯了!

  ——這個詭辯,就連在海外寫回憶錄的張國燾本人,都不好意思再提!

  東夫先生,你要洗地可以,可為什么要哪壺不開提哪壺呢?

  參照:國民黨軍史政編譯局《剿匪戰史》關于國民黨軍中央軍薛岳部在中央紅軍北上和紅四方面軍南下期間的調動記載——

 

 

 

 

 

 

 

 

 

 

 

 

胡編亂造,無中生有——東夫洗地乏術㈠

  在敘述紅四方面軍南下作戰和百丈關戰斗的時候,對于紅四方面軍作戰時的英勇無畏,東夫先生時時處處都要刻意渲染和加以突出描繪,表面上看起來,這似乎沒有什么不對。但就在東夫先生的這些看似不厭其煩的渲染和描繪之下,紅四方面軍南下的戰略錯誤就被東夫先生時時處處地加以掩蓋了。

  紅四方面軍雖然在戰術層面上,向稱英勇頑強,但南下作戰的根本錯誤,出在戰略層面,這就很難依靠戰術上的勝利來加以彌補和糾正。姑且拋開中央與張國燾之間政治路線的對錯之爭、全國戰略層面的正誤等等不說,單單僅是紅四方面軍南下作戰這一戰略取向,在軍事層面上就已經錯了,這種軍事戰略性的錯誤,靠戰術層面的英勇頑強是難以克服的。

  紅軍主力集結過草地,草地以南是川軍各派分別據守的地區。表面上看,似乎川軍較蔣系中央軍為弱,但紅四方面軍自北向南一路平推打過去,表面羸弱的川軍一路敗退直至成都平原附近,卻是戰線越來越短,兵力越來越集中。這樣川軍雖然一路敗退,卻在無形之中,對紅四方面軍一面平推的戰略進攻,形成了逐次抵抗和消耗,直至最后雙方集中主力形成大規模的戰略性會戰,最后一決勝負。

  這種兩軍決戰的戰略態勢,顯然對兵力數量和物質條件都處于極大劣勢的紅軍很不利!紅軍的長處在于大范圍的運動作戰,避開兵力數量和物質條件等方面的不足,以自身高強度的充分機動,大幅度地調動和分散運動能力較弱的敵軍,在運動中創造和捕捉戰機,于局部形成以多打少,才能真正在戰略層面上做到以弱勝強,逐步形成敵我之間的強弱轉換,這才是紅軍應該采用的軍事戰略。

  然而紅四方面軍的南下作戰,則是一味攻城掠地,死打硬拼,只有極少數的圍點打援。雖然在局部一再取得小規模的勝利,但始終不能對敵軍主力達成傷其十指不如斷其一指的殲滅性效果,更是不能以自身的機動,充分調動敵軍也不得不進入運動狀態,反而一再強行攻堅和死拼硬打,等于是在與敵軍拼消耗。這樣在局部和戰術層面,勇則勇矣,但并不能充分地揚長避短,反而隨著消耗的不斷增長,將紅軍自身的短處逐步放大了。

  到了百丈關這一決定性的戰斗發生時,敵軍劉湘已經能夠集結80個團20萬大軍投入決戰的戰場,直接投入決戰戰場一線戰斗的就多達6萬余人。而紅四方面軍卻只能集中15個團2萬余人的部隊,敵我雙方總兵力是懸殊的10:1,雙方一線部隊也是3:1的比例,而紅軍還缺乏相應的后續部隊。這種條件下,追求決戰的就不應該是紅軍。然而,決戰還是按照敵人的意愿發生了,也就是說,紅軍在決戰發生時,就已經陷入戰略被動了。

  百丈關一戰,紅四方面軍殲敵15000余人,自身傷亡卻也多達近萬人,且傷亡的多是主力精銳。從雙方兵力對比上就不難看出,即便紅四方面軍此戰獲勝,在繼續向成都平原前進時,很快還將迎來規模更大、戰況更為慘烈的多個戰斗,以紅四方面軍當時的兵力和補充的可能性,勢必無法繼續這種消耗巨大的戰斗了——南下作戰勝利的可能性已經不存在了。

  所以,百丈關戰斗的結果,不但不是象東夫先生所臆斷的那樣,是什么改寫歷史,反而是準確地驗證了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早在幾個月前就對張國燾南下戰略做出的預判:“向雅、名、邛、大南出,既一時得手,亦少繼進前途。”!

  但是,東夫顯然對如此明顯的歷史卻惘然不顧,一味地想把張國燾南下戰略的失敗,歸結于某種偶然的因素。為此,東夫甚至憑主觀想象出了一個極為惡毒的推斷。

  東夫言之鑿鑿地寫道:

  劉湘方面也許還有更特殊的信息渠道。中央紅軍尚未入川,中央即派南昌起義領導人之一的張曙時與劉湘接上了關系。5月,中共華東局派黃子谷到四川做川中將領的工作,宣傳反蔣和聯合抗日。中央在甘肅俄界村作出《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后的9月下旬,華東局(?)再次派黃子谷回川,帶給劉湘一個“相當大的密封文件袋”。至于文件袋里裝了些什么東西,黃后來說“因系密件,不知內容如何”,他估計“可能還附有信件”。更為神秘的是,黃未到達之前,劉湘已通過黃所不知的渠道事先接到通知,黃一到成都,劉即派參謀長傅常親自到黃的家中將文件袋取走。以后劉也未向黃透露過這個密件的任何內容,以至黃只能猜測“大概不外是些有關有關國內外形勢及聯合抗日的文件”(喬誠、楊續云著:《劉湘》,華夏出版社1987年版223頁)。

  張國燾雖然堅持南下,與北上的中央的電報往來一直沒有間斷,南下的所有行動計劃,都是通告了毛澤東等人的。但沒有任何材料顯示,張國燾方面與華東局及其與劉湘聯絡的人員有聯系,南下戰役激戰正酣的10月底,劉湘還以每月400元的經費,支持張曙時、黃子谷接辦成都的一家報紙。無論如何,至少在紅軍南下戰役發起之前,劉湘已經掌握了南下紅軍的戰役企圖。(東夫《改寫歷史的百丈戰役》)

  這段話中,東夫先生先是臆造出了一個在那個歷史時段根本就沒有的“中共華東局”,并煞有介事地根據某些報告文學的內容,別有用心地描繪出中共中央對劉湘的統戰工作和交接高度機密文件的情況,接著就筆鋒一轉,無中生有地造謠說:“南下的所有行動計劃,都是通告了毛澤東等人的,無論如何,至少在紅軍南下戰役發起之前,劉湘已經掌握了南下紅軍的戰役企圖。”(東夫《改寫歷史的百丈戰役》)等等,極為惡毒地暗示,是中共中央將張國燾的南下“戰役企圖”告知了敵方!

  東夫先生敵視中共中央、為張國燾錯誤路線張目,已經到了無恥的地步!

  紅四方面軍南下作戰的第一階段《綏崇丹懋戰役計劃》,1935年10月7日才下達;第二階段《天蘆名雅邛大戰役計劃》,1935年10月20日才下達。劉湘怎么可能在9月下旬就獲得紅四方面軍的這些戰役計劃呢?處在長征途中的中共中央,已經與當時的中央派出機構上海局、北方局、南方局都斷了聯系。而四川境內的共產黨組織如川陜甘省委、川康省委等等,都是張國燾主持的鄂豫皖中央局建立的,與中共中央沒有直接的聯系。中共中央是到達陜北根據地之后,才逐步恢復與北方局等單位的聯系。更何況當時根本就不能存在著什么“中共中央華東局”,在整個土地革命戰爭期間,也從來沒有過這個單位!

  張國燾制造了紅軍分裂之后,其南下的作戰計劃,從來也沒有告知過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北上之后,一再給張國燾發電,希望他能改正錯誤,率紅四方面軍北上。一直到10月1日,中共中央還用林彭聶李的名義向朱張徐陳發報,告知他們中共中央的北上以及陜甘方面的敵情,詢問四方面軍的情況,并詢問:“你們現到何處,是否乘虛進取松潘?若出此道,則你我兩軍配合更好”[18]——由此可見,中共中央此時根本不知道紅四方面軍在向什么地方開進并到達了什么地方,還在希望紅四方面軍能夠北上出陜甘呢!哪里有什么“南下的所有行動計劃,都是通告了毛澤東等人”(東夫《改寫歷史的百丈戰役》)?

  就在中共中央發出這份電報之后,張國燾于10月5日在卓克基成立了“臨時中央”[19],于10月7日以所謂“中革軍委主席張國燾”的名義下達了《綏崇丹懋戰役計劃》(連朱德總司令的中革軍委主席職務都取消了)[20];10月9日,與紅四方面軍取得電訊聯絡的賀龍、任弼時、關向應聯名致電朱德、張國燾并要求轉給中共中央的電報,張國燾也根本沒有轉給中共中央。[21]

  綏崇丹懋戰役10月20日結束,張國燾直到10月26日,才以朱張名義致電林聶彭李。電文顯示,張國燾所述內容,是紅四方面軍自13日開始進攻至26日的戰果,而對于張國燾10月20日下達的《天蘆名雅邛大戰役計劃》,則只提了一句:“準備與劉湘主力在天、蘆、邛、大決戰”[22],根本就沒有向中共中央通報具體的戰役計劃。反倒是中央以張毛林聶彭李聯名回電,向張國燾通報了中央紅軍北上以來在陜北的發展情況。[23]

  直到11月12日,張國燾才因天蘆名雅邛大戰役取得初步勝利,按捺不住興奮與得意,以“朱、張”名義再電“林、聶、彭、李、徐、劉”,并自分裂之后第一次在電報中加上了“并轉毛、周、張、王、博”,該電僅有簡短的兩項內容,一是告知中共中央方面紅四方面軍天蘆名雅邛大戰役的初步戰果,二是向中共中央示威,“這一勝利打開了川西門戶,奠定了建立川康蘇區勝利的基礎,證明了向南不利的胡說”,更沒有向中共中央通報任何的戰役行動計劃內容。[24]這份電報的簽署者實際上只有張國燾自己。——這段時間朱德都在前線,不可能簽署這封電報。

  直到此時,中共中央才完全放棄了張國燾可能改正錯誤、力爭紅四方面軍能再次北上的希望,在同日的回電中除通告中央紅軍的情況和中共中央的政治舉措外,表示同意紅四方面軍的向天蘆名雅邛大等方向的發展方針,也根本沒有涉及具體的戰役計劃。這份電報,現在被東夫先生斷章取義(僅引用最后一部分)歪曲成“陜北的中央對南下紅軍的的行動表示熱烈支持。”(東夫《改寫歷史的百丈戰役》)而且東夫先生還故意顛倒了張國燾與中央兩份電報的先后順序,制造出是中央先支持張國燾南下,然后張國燾才回電的,這種顛倒黑白的小伎倆,實在讓人不齒。

  所以,東夫先生所說的“南下的所有行動計劃,都是通告了毛澤東等人的”(東夫《改寫歷史的百丈戰役》),完全是毫無根據的臆想,而東夫根據他自己的這一臆想推測出來“無論如何,至少在紅軍南下戰役發起之前,劉湘已經掌握了南下紅軍的戰役企圖”(東夫《改寫歷史的百丈戰役》),就更是別有用心的無恥謠言!

  11月21日,百戰關戰斗結束,紅四方面軍全線撤出戰斗,開始轉入戰略防御。而就在同一天,毛澤東親自指揮紅一方面軍發起直羅鎮戰斗,戰至24日,全殲敵軍一個師另一個團,斃敵109師師長牛元峰,俘敵5300余人,繳步槍3400支,短槍122支,輕機槍176挺,迫擊炮8門,無線電臺兩部,子彈22萬發,自身傷亡僅648人。

  百丈戰斗后,川軍主力集于東面名山、邛崍、大邑一帶,薛岳部六個師在南面雅安,及天全以南一帶,李抱冰部和劉文輝一部在西面康定、瀘定一帶,筑碉封鎖。紅四方面軍這時東進、南出均不可能,處境極為被動,不得不在天、蘆、寶地區休整并準備過冬。

  請注意,薛岳所部是這個時間(12月)才從川東調到雅安一帶參加封鎖紅四方面軍的,根本不是因為紅四方面軍南下進攻成都平原才從川甘邊境調來的。

生拉硬拽,信口開河——東夫洗地乏術㈡

  紅四方面軍在天、蘆、寶地區處境被動,東南西三面都被敵人大軍封鎖,北面敵軍雖少,卻直接面對著草地!就這么一塊地方,在東夫先生眼中,卻是張國燾有意選擇的“風水寶地”,東夫先生對這里的情況是這么說的:

  張國燾要求退據的西康少數民族地區,即康巴藏區,范圍在現在的甘孜藏族自治州。這一地區的自然條件雖然惡劣,對保存實力卻要安全得多。康定以北的草原牧區,劉文輝只有象征性的駐軍,更無中央軍。而且紅軍從未到過這里,生存物資相對充足。南下戰敗后,紅軍就轉移到這里足足呆了5個月之久,并和賀龍的二方面軍在這里會合的。如果此時按他的意見辦,紅軍的損失會大大減少。(東夫《改寫歷史的百丈戰役》)

  無論是歷史記載還是當事人的回憶錄,都顯示當時紅四方面軍所控制的地區天、蘆、寶地區物產不豐,既或加上滎經、漢源、雅安乃至大小金川地區,人口也不過三十余萬,紅軍的兵員、被服、糧食補充,均發生極大困難。指戰員每日只能吃兩稀一干,且時日一長,難以為繼。當地雖有不少群眾積極參軍,仍補充不了戰斗和疾病造成的大量減員,有生力量日益削減。加之一些地方反動武裝的騷擾,紅軍處境日趨艱難,南下惡果日漸明顯。

  而東夫先生一張嘴就言之鑿鑿的“對保存實力安全得多”的“西康少數民族地區,即康巴藏區”,比還能喝上“兩稀一干”的天、蘆、寶(含雅安、滎經、漢源部分地區及大小金川地區)地區的情況,還要糟糕得多!紅四方面軍后來西進康北占領的道孚、爐霍、甘孜、瞻化四縣,人口不過十萬,年產青稞三千五百萬斤,自給尚不足,再擠進一支數萬兵員的大軍“與民爭糧”,情況能好到哪里去?東夫先生聲稱“時按他注:指張國燾的意見辦,紅軍的損失會大大減少”,真是不知道從何說起!東夫先生知道這意味著什么么?意味著紅四方面軍主力得到康北過冬!這是個什么概念?養尊處優的東夫先生是真的鬧不明白,還是裝不明白?

  紅四方面軍之所以在川康邊及康北一帶滯留五個月之久,完全是被迫的,而不是因為這里是什么物資相對充足。真不知東夫先生說這里“生存物資相對充足”有什么根據?難道東夫先生立論之前,連自然地理的功課都賴得做了么?張國燾之所以最后會同意北上,共產國際的態度充其量只是因素之一,更重要的因素是紅四方面軍上下,包括徐向前陳昌浩等重要干部在內,在現實面前都開始懷疑張國燾的南下戰略。加之朱德劉伯承對紅四方面軍干部長期的說服工作,待紅二、六軍團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后,任弼時、賀龍等人都一致支持中共中央的政策,與朱德劉伯承等人一起對張國燾的錯誤進行抵制,才最后促使張國燾不得不同意北上;另一方面,敵我雙方的態勢變化,也最終表明,紅軍在川康一帶無法建立穩固的根據地,紅軍控制的區域不但不能保證部隊生存和發展,甚至還在敵人的封鎖和進攻之下,控制區域不斷縮小且沒有新的發展空間。這一切綜合起來,使得紅四方面軍的主要領導干部,都開始懷疑甚至抵制張國燾的路線和戰略,在1936年春季的一系列軍事決策和行動中,徐陳等人在朱德總司令、劉伯承總參謀長等人的影響下,公開反對張國燾的意見,甚至主動改變張國燾的某些指示和命令,這一切綜合起來,才迫使張國燾不得不最終同意北上。

  東夫先生對上述這一切歷史事實,都一概采取回避甚至漠視的態度,他只愿意強調一點:共產國際的態度,對張國燾的壓力。

  東夫先生之所以要回避那么多歷史事實,而將張國燾路線的失敗和紅二、四方面軍共同北上的原因歸結于共產國際,就在于他處心積慮地想要散布他的一個謠言性結論:中共中央對張國燾和紅四方面軍的北上,一直是在采取欺騙的手段。

  東夫先生做出這個結論的關鍵,是他認為林育英到陜北時,并沒有攜帶與共產國際聯系的密碼,所以中共中央告知張國燾已經與共產國際取得聯系的說法是假的。東夫先生的依據是李德的回憶錄中所說林育英沒有帶來密碼,以及35年12月中央瓦窯堡會議,通過的《關于軍事戰略問題的決議》,提出1936年2月至7月完成任務的第15條是“完成與蘇聯的通訊聯絡”這樣的內容。

  東夫顯然是不知道實際情況或者根本就在說謊!

  當時共產國際派出包括林育英在內的人員,向在陜北的中共中央傳送密碼,前后共有三路人:林育英、閻紅彥和遠東李立三派出的人員。其中李立三派出的一路在內蒙失敗,林育英和閻紅彥兩人,于35年11月中旬和12月間先后到達陜北中共中央所在地。即便是如東夫先生所想象的那樣,林育英沒有攜帶密碼,那么閻紅彥呢?須知林育英除傳送密碼外,還負有向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精神的任務,而閻紅彥的任務比林育英還要單純,就是傳送密碼!

  還有一點是東夫先生完全忽略了的:共產國際派出的三路人,目的地全部都是陜北!由此可見,共產國際派出人員時,完全清楚中共中央就在陜北!共產國際是怎么知道這一點的呢?長征途中,中共中央派出陳云、潘漢年去上海爭取建立新的白區組織和與共產國際重新取得聯絡。但陳、潘出發時,只知道中央和紅一方面軍將與紅四方面軍會合,不可能知道中共中央幾個月后到了陜北。所以陳云到了莫斯科之后,也不可能告知共產國際中共中央的落腳點在哪里。但是,共產國際卻實實在在地知道了,中共中央就是到了陜北,這是為什么?東夫顯然是回答不出來的!

  事實上,中共中央到陜北后,很快就與國內上海方面和北方局乃至共產國際取得了聯系!陜北紅軍在組織系統上,是屬于北方局領導的,北方局派出的朱理治等人在中央紅軍到達陜北的半年以前就到了陜北,還主持了陜北蘇區的肅反。所以中共中央到達陜北后很快就與北方局取得了聯系,而北方局與上海殘存的地下黨組織(主要是原上海局的文化委員會、江蘇省委等單位)一直保持著聯系。而中共中央與共產國際之間,則是通過宋慶齡在上海的電臺間接取得聯系的。

  宋慶齡遠不是一般人所以為的那樣,只是作為一個個人在歷史上存在。她其實是當時國民黨左派(這是當時中國一支獨立的進步力量)的最高領導人,在上海有自己的組織系統和地下電臺,甚至還有一支小小的地下武裝力量(上海工人武裝自衛會)。中共中央到陜北之后,就是首先通過與宋慶齡的電臺聯絡,才與共產國際取得間接聯絡的。

  但是,中共中央在湘江戰役中損失了唯一一部大功率電臺,這才是造成中共中央到陜北后難以與共產國際很快建立直接聯絡的原因,而不是什么沒有密碼!由于宋慶齡的特殊地位和特殊環境,中共中央也不可能完全通過宋慶齡與共產國際建立直接聯系。所以,林育英代表中共中央所告知張國燾已與共產國際以及上海局、北方局取得聯系的消息是真實無誤的,只不過當時與共產國際的聯系還是間接聯系而已。也正是為此,瓦窯堡會議上才會有1936年2月至7月要“完成與蘇聯的通訊聯絡”的內容。這實際上指的是建立直接聯系。事實上,中共中央是在宋慶齡通過董健吾等人,將大功率電臺送到陜北之后,才與共產國際建立直接聯系的——林育英閻紅彥之后,共產國際沒有再派人傳送密碼,那么請問東夫先生,沒有密碼,中共中央又是怎么用宋慶齡送來的大功率電臺與共產國際建立直接聯系的?

  東夫先生的主觀臆斷,只能陷入無法自圓其說的自相矛盾之中。

 

  紅四方面軍西進康北態勢圖

張國燾走投無路,被迫北上是別無選擇

  東夫先生之所以不顧自相矛盾,要一而再再而三地以自己的主觀臆斷來解讀或者回避這些史料,其目的也很明確,就是想為張國燾開脫歷史罪責,同時往中共中央身上潑臟水。

  事實上,張國燾并沒有因林育英帶來共產國際的消息而低頭,反而是對林育英11月底的第一次來電,在12月18日的第一次回電中展現出一副咄咄逼人的派頭,一方面大肆指責他所謂的“毛周路線”,另一方面處處都要端出他的“臨時中央”,“我主力紅軍在黨中央直接正確領導下,堅決向南進攻,”、“臨時中央主張在最近時期召開中國黨第七次代表大會,四方面軍在中央直接領異下盡力反對毛周路線。”、“望他們立即接受中央正確領導,反對毛周路線。并要求林彭聶李立即與中革軍委和總司令部發生經常關系,恢復紅軍的指揮統一。”[25]……

  林育英12月22日給張國燾的回電,語氣仍然十分和緩,不但表達了要求黨內團結的愿望,并提出了可組織各地中央局的辦法。張國燾沒有理由繼續強硬下去,只能請出朱總司令來作為緩沖。[26]12月30日,朱德總司令署名致電“毛、彭、李、林、聶并轉林育英同志:”,電報內容非常簡短,表示希望雙方互通情況。但從收報人的排名可以看出,這份電報還是經過張國燾之手的——由中央紅軍的指揮員轉達電報,不與中共中央直接對話,還是不承認中共中央![27]

  36年1月1日,毛澤東個人署名給朱德總司令回電,除通報各方情況外,還傳達了兩個重要信息:1、“我處不但對北方局、上海局已發生聯系,對國際亦有發生連系,這是大勝利。兄處發展方針須隨時報告中央得到批準,即對黨內過去爭論可待國際及七大解決,但組織上不可愈[逾]越軌道致自棄于黨。”——在組織原則上,中共中央不會讓步的;2、“國際除派林育英來外,又有閻紅雁同志續來,據云中國黨在國際有很高地位,被稱為除蘇聯外之第一黨,中國黨已完成了布爾塞維克化,全蘇歐、全世界都稱贊我們的長征。”——共產國際派來的并不僅是林育英一人,這就意味著,共產國際對陜北的中共中央,有著更多的信息溝通。[28]

  此后,張聞天代表中共中央,與張國燾之間又有過一次電報往來,張聞天一方面指出張國燾依據某些不實情報做出的錯誤判斷,一方面重申了林育英電報中堅持組織原則的內容。而張國燾在此后的回電中,不但堅持自稱“黨中央”,而且還無中生有地指責中共中央的北上“對川陜赤區的沒有幫助和指導,影響到蘇、紅在西北的發展,……”[29]

  1月16日,林育英致電張國燾,即表示共產國際派他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被后人指為是“矯旨”那份電報。這份電報很簡短,除表示自己代表國際來解決一四方面軍的問題外,僅僅再次表示自己負有溝通共產國際與陜北方面聯系的職責。[30]而張國燾卻更是不買賬,回電的口氣甚至更為囂張:

  育英兄:

  是否允許你來電自由?為何不將國際決議宣告?我們一切都經黨中央同意,假冒黨中央或政府機關名義發表重要文件,此間有公開否認之權。為黨的統一和一致對外,望告陜北同志,自動取消中央名義,黨內爭論請國際解決。盼立復。

  

  一月廿日[31]

  看看張國燾這是個什么態度吧:首先對林育英的身份表示懷疑,接著宣示自己所謂“黨中央”權威,然后威脅說自己有公開否認“假冒”之權,最后直接要求陜北“取消中央名義”——林育英的“矯旨”,張國燾何曾放在眼里!

  在張國燾的這種強硬態度下,中共中央才于1月22日在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上作出決定,向中央委員會內部公布政治局1935年9月12日俄界會議上關于張國燾錯誤的決定。

  1月23日,以朱德署名致張聞天的電報,提出了“黨內急需統一,黨的爭論和組織問題,應由國際解決,提議暫時此處以南方局,兄處以北方局名義行使職要,以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職務,統一領導”這樣解決組織關系的方案。[32]可以看出,這一方案是張國燾以朱德名義向中共中央提出的,其核心還是要在組織關系上與中央討價還價,要求雙方同時取消中央名義(張國燾1月20日電則是要陜北單方面取消中央名義)。結合張國燾的電報,可以看出張國燾在發出強硬電報時的色厲內荏。

  1月24日,張聞天給朱德回電,表示“兄處仿東北局例,成立西南局直屬國際代表團,暫時與此間發生橫的關系,弟等可同意。原有之西北局、北方局、上海局南方局的組織關系照舊,對內對外均無不妥。”[33]——同意張國燾方面暫時直屬國際代表團領導,與中共中央建立橫向關系,但不同意陜北方面取消中共中央名義。

  同日,林育英也致電張國燾和朱德,告知“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于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34],并重申張聞天電報中表達的組織意見。

  東夫先生則將對林育英的這個電報做了偷梁換柱的解讀,先將林育英電報的時間篡改為1月22日,然后將“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于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歪曲為“中央決定與張國燾最后攤牌,1936年1月22日作出《關于張國燾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決定》,嚴斥張國燾此舉無異于自絕于黨,自絕于中國革命,并將一直秘而不宣的俄界決議在黨內公布。同日張浩致電張國燾、朱德,稱這一決定是經共產國際批準的(???)”(東夫《改寫歷史的百丈戰役》)——將“中國黨中央的政治路線”,歪曲為“俄界會議決定”,企圖營造出張國燾被共產國際強力壓服的虛假畫面。實際上,就在張國燾表示“服軟”的1月27日電報中,他仍然在堅持以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要求中共中央與他同時取消中央名義。這份電報東夫先生也是引用了的,怎么就不肯說出這一點來?

  關于雙方同時取消中央名義,中共中央從來就沒有同意過。在2月14日林育英、張聞天致朱德、張國燾的電報中,就再次明確了這一點。而張國燾仍在堅持以所謂的“黨中央”名義向下發布各種文件,拒不承認中共中央。直到5月30日,張國燾還給林育英張聞天發電,堅持要以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中共中央改稱北方局。

  直到6月6日,張國燾在所謂“中央縱隊活動分子會”的報告中,才不得不取消他的“臨時中央”,恢復一年前一四方面軍會師時軍事指揮體制,同時卻對下仍舊采取蒙騙手段,聲稱是自己與陜北方面同時取消了中央名義。而事實上,中共中央從來也沒有同意過張國燾的這一方案,從來沒有改稱北方局,沒有同意過“國際代表團暫代中央”。

  36年2月間,紅四方面軍制定《康道爐戰役計劃》,被迫向康北地區轉移。張國燾的本意,還是堅持其南下戰略,企圖打擊康定的敵李抱冰部,爭取“擴大南下勝利”[35]。2月14日,林育英、張聞天致電朱德、張國燾,該電除明確表示不同意張國燾要求陜北取消中央名義的內容外,對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六軍團行動的戰略方針,給出了三個方向的建議:1、第一步向川北,第二步向陜甘,此是上策;2、紅四方面軍在現地鞏固發展,將蘇區迫近岷江,“不失時機將主力躍入堡壘線外”,二、六軍團在云貴川交界地區建立根據地,與紅四方面軍相互呼應;3、紅四方面軍南渡大渡河金沙江,與紅二、六軍團取得近距離配合,甚至轉向云貴發展。[36]

  接到電報的同一天,朱德張國燾組織紅四方面軍高級干部召開靈關會議,討論這三個方案——實際上也是討論《康道爐戰役計劃》是否繼續執行。如果要繼續執行,是否有必要明確戰役目的?究竟是要“擴大南下勝利”,還是按黨中央三個方案中的“上策”而作準備?討論結果是:繼續執行《康道爐戰役計劃》,但目的已不再是什么“繼續擴大南下勝利”,而是要準備“會合紅二、六軍團繼續北上”!不但與會的絕大多數人擁護中央提出的“上策”,就連張國燾本人,也不得不違心地對此方針表示同意。[37]

  這就是紅四方面軍戰史中的“靈關共識”。由此可見,當時紅四方面軍高層大多數人,都已在事實面前開始質疑和反對張國燾的南下方針,主張北上與中央紅軍會合。此后,徐陳等人就不斷在各類軍事計劃等文件中,違背張國燾的意圖,用各種方式表明“北進”的目標,向張國燾施加了很大壓力,最終在戰役計劃的執行過程中,形成了新的《康道爐戰役補充計劃》,將張國燾原定的戰役目標“決取康定”,轉變為“相機取康定……以開通將來主力北進之路”。[38]

  其實自南下失利以來,紅四方面軍在川康地區進退兩難,處境日益惡劣,紅四方面軍內部懷疑張國燾南下方針的情緒就在日漸增長,加之朱德、劉伯承等人多方面的工作和影響,紅四方面軍高層領導人中,主張北上的呼聲越來越高,包括張國燾所倚重的徐向前陳昌浩等人的態度轉變,直至明確反對張國燾的意見,這一切才是迫使張國燾不得不轉變態度的最大壓力。林育英帶來共產國際支持中共中央的消息,只是促使張國燾不得不取消“臨時中央”、尋求北上出路的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的決定性因素。

  東夫先生對林育英、張聞天2月14日電報,則僅僅引用一句 “曾得斯大林同志同意,主力紅軍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對中共中央給紅四方面軍戰略方向的3個建議則只字不提。東夫先生的目的,是混淆中共中央所主張的北上,與張國燾所不斷摻雜“私貨”的北上之間,事實上存在著重大差別,以便繼續為張國燾的歷史錯誤尋找推脫的理由。

  中共中央主張的北上,是北出陜甘與中央紅軍會合,張國燾把北上篡改為北出甘肅、青海,仍舊企圖在更西邊的地方繼續與中共中央分庭抗禮。

  東夫先生在引用林育英4月1日給張國燾的電報時,為了往中共中央頭上潑臟水,再一次對史料采用了斷章取義、割裂文字的卑劣手法:

  但延安方面突然改變了主意,4月1日張浩回電,表示“堅決不同意”將二、六軍團引入西康,要他們繼續留在云、貴;也不同意四方面軍北上,稱四方面軍“已失去北出陜甘的機會,應爭取先機南出”。(軍事科學院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居然要四方面軍再次南下!(東夫《改寫歷史的百丈戰役》)

  東夫所引用的這份電報,《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中其實并沒有收錄,而且東夫在引用時,又刻意做了掐頭去尾的手腳。這份電報的內容,原本是這樣的:

  甲、將二、六軍團引入西康的計劃,堅決不能同意。

  乙、二、六軍團在云、貴之間創立根據地是完全正確的。

  丙、四方面軍既已失去出陜甘機會,應爭取先機南出,勿使敵在打箭爐以南造成困難局面,失去南下機會,務乞考慮。

  丁、一方面軍已組織中國人民抗日先鋒軍……目前階段在山西造成根據地,正勝利前進。民眾擁護如潮涌,近日擴紅近萬。[39]

  此前的3月26日,隨黨中央率紅一方面軍主力東征的林育英曾經發來過一個電報,在通報了東征的戰況及相關統戰情況后,表達了希望紅四方面軍“向川陜甘三省之間及陜南行動為宜”的意見。[40]很顯然,張國燾在3月26日以后4月1日以前,應有給林育英的一份回電,林育英4月1日的電報,就是回復張國燾這份電報的。結合2月14日林育英張聞天給朱德張國燾電報中提出的三個戰略方向,很容易就可看出林育英的這份電報中心意思是什么,再從這份電報的具體文字上,更可以看出所提出的反對意見,顯然是針對張國燾回電中的某些意見,而不是無中生有地突然“不同意四方面軍北上”。

  首先,紅二、六軍團若進入西康,目的只能是一個:與紅四方面軍會合后共同北上,而不是為了和紅四方面軍一同留在西康!在戰略上,西康是一塊死地,紅四方面軍因張國燾的誤導在這一地區處于十分被動的境地,這已經為事實所證明。若紅二、六軍團也和紅四方面軍一樣滯留在這一地區,對紅軍來說,后果必然更為嚴重。因此,林育英自然要反對紅二、六軍團被張國燾引入西康。

  其次,在中央給紅四方面軍的三個戰略方向建議中,紅四方面軍若不北上,紅二、六軍團原本就應該在云貴地區,與紅四方面軍形成相互呼應的局面,而不是進入西康與紅四方面軍一起滯留在當地,所以林育英自然會認為紅二、六軍團在云貴件創建根據地是正確的。這個正確的定義,顯然也是針對“進入西康而不北上”而言的。

  最后一點是最為關鍵的,也恰恰是東夫做了手腳的。該電報中的丙項,原文是“四方面軍既已失去出陜甘機會,應爭取先機南出,勿使敵在打箭爐以南造成困難局面,失去南下機會,務乞考慮。”——原文表明了紅四方面軍“先機南出”的前提,即“四方面軍既(!!!)已失去出陜甘機會”!

  原文的意思非常明確:既然紅四方面軍已經失去了北上出陜甘的機會,那么就應該考慮先機南出,不要令敵人占領了打箭爐(即康定)以南造成紅四方面軍向南的困難局面。

  原文中所言的“四方面軍既失去出陜甘機會”,顯然是根據張國燾的電報所述情況而言的。東夫先生對原文故意刪去了一個“”字,于是成了斷章取義后的“已失去出陜甘機會”一句,電報的原意,就被他篡改成是中共中央對紅四方面軍態勢的判斷——東夫把林育英電報原文的意思,改成了“你們已經失去出陜甘的機會了”!

  東夫先生歪曲歷史的手法竟然是如此地卑劣!

南下不成就西進,總而言之躲起來——這就是張國燾路線

  雖然張國燾表面上也不得不同意北上,他仍然在北上的決策和行動過程中,不斷制造事端,一再阻撓紅四方面軍和紅二、六軍團(后來整編為紅二方面軍)北上與中央紅軍的會師,這一點在東夫的敘述中,就被完全掩蓋了。

  1936年6月25日~30日,紅二、六軍團陸續在甘孜地區與紅四方面軍會師,7月3日,紅二、六軍團與四方面軍就開始踏上共同北進的征途。

  7月5日,紅二、六軍團依照朱德總司令依照黨中央意圖下達的命令,正式改編為紅二方面軍。[41]

  而張國燾在與紅二、六軍團會師和兩軍共同北進的過程中,仍然一再地搞小動作制造事端,企圖改變北進與中央紅軍會合的大方向。

  張國燾一直阻斷紅二、六軍團與中共中央的直接電訊聯絡,還拒絕中共中央與紅二、六軍團取得直接電訊聯絡的要求;6月10日,張國燾改變“靈關共識”,致電陜北中共中央,告知紅四方面軍與紅二、六軍團會師后,北進的目標是“向夏、洮西北行動”[42]。6月19日,中共中央回電,明確表示“關于二、四方面軍的部署,我們以為宜出至甘肅南部,而不宜向夏洮地域”,并詳細闡明了理由。[43]

  會師時,紅六軍團先到,張國燾就趁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和紅二軍團尚未到達之際,向紅六軍團散發詆毀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的小冊子,企圖在部隊中制造思想混亂;任弼時到達后,張國燾則告知任弼時,他是西北局,陜北是北方局,黨中央職責由駐國際代表團行使,為任弼時所反駁;張國燾還向任弼時提出,要召開“兩軍高干聯席會議”,以便“政治上首先一致”,亦為任弼時所拒絕。

  兩軍開始聯合北進后,張國燾就如同一年前在阿壩秘密派人調查從齊哈瑪杜黃河西進青海的路線一樣,又私下派人遠到甘孜調查經德格進青海的路線,企圖把部隊拉向青海、新疆方向,但調查結果是“大部隊走不通”……

  7月22日,中共中央致電朱德、張國燾、任弼時,建議“二、四方面軍以迅速出至甘南為有利。待你們進至甘南適當地點時,即令一方面軍與你們配合”。[44]

  7月27日,黨中央正式批準成立西北局,張國燾任書記,任弼時任副書記。8月5日,新成立的中共西北局在求吉寺(當時稱救濟寺,就是一年前紅一四方面軍分裂的地方)召開了第一次會議。在這次會議上,張國燾又一次提出了西渡黃河去青海的方案,但被與會的大多數人否決。此后,張國燾還曾私下里再次向任弼時提出召開兩軍高干聯席會議(這是張國燾慣用的手段),再次被任弼時拒絕。

  9月初,紅二、四方面軍進入甘肅南部,任弼時回到紅二方面軍總指揮部。

  但任弼時一走,張國燾很快又大鬧了一場。

  這就是“甘南風波”。

黑白顛倒,是非混淆——東夫意欲何為?

  9月中旬,中共中央提出寧夏戰役計劃,要求紅二、四方面軍提前與中央紅軍會師,三軍聯合攻取寧夏。9月16日,西北局在甘肅岷縣召開會議(任弼時、賀龍等二方面軍領導人沒有到會),討論中央的寧夏戰役部署。張國燾在會上再次反對北上,主張西渡黃河去青海、新疆,也再一次被包括陳昌浩在內的與會者集體否決。會議期間,張國燾還以個人辭職相要挾,也沒有得逞。會后,張國燾雖然也在集體制定的《靜會戰役計劃》上簽了字,卻于20日當晚獨自趕往漳縣前線(行前部署電臺人員不許為朱總司令向中央發報!),到漳縣后,張國燾蠱惑、煽動沒有參加西北局會議前線軍事指揮人員徐向前、周純全、李先念、李特等人,推翻岷縣會議決議,擅自調動部隊向西開拔!

  而且,張國燾這回是鐵了心!朱德總司令突破封鎖迭電勸阻不果,趕至漳縣勸阻仍不果,紅二方面軍任弼時、賀龍、關向應、劉伯承來電勸阻還是不果,中共中央迭電再陳利害仍然不果。更有甚者,張國燾在電報中聲稱,若無中央明令(這時候他開始稱陜北為中央了!),部隊將繼續西進。而中共中央最后不得不直接下達命令反對西進,張國燾卻置若罔聞!

  直到9月27日,四方面軍部隊已過洮縣,前方偵察表明,黃河對岸已大雪封山,無法渡河,徐向前等軍事領導人在事實面前,也在洮縣會議上改變意見,主張返回與中央紅軍會合。張國燾卻仍一意孤行,堅持要西進,主張“繞道而行”(又要走一次草地!),還特別用“打到迪化(烏魯木齊),打通國際路線,得到裝備再打回來,再與一方面軍會合也不遲”的遠景,繼續蠱惑四方面軍的軍事干部(看看張國燾的這番話,對比一下后來西路軍的目的,就可看出中央為什么說西路軍沒有克服張國燾路線影響了)。但這次四方面軍的高級領導人,都不再支持張國燾,因為這次西進,造成部隊情緒波動極大,甚至出現了整連人員離隊的現象。所以,洮縣會議上張國燾空前孤立,最后不得不再次放棄他的西進主張。[45]

  9月30日,紅四方面軍再次重新北上,前后耽誤了約兩周時間。

  這就是歷史上稱為“甘南風波”的事件。東夫先生為了營造張國燾一心一意北上的假象,對這段重要的歷史事實,完全視而不見。

  東夫先生還出于他自己的陰暗心理,煞有介事地編造了毫無根據的評判:“中央對四方面軍北上是抱有戒心的。可以想象,如果讓其集中到陜北,處理張國燾是有風險的。”這個結論顯然就是以張國燾的軍閥主義邏輯來詆毀中國共產黨和共產黨領導下的紅軍,歷史事實雄辯地證明,不想會師的是張國燾而不是中共中央!共產黨的原則是黨指揮槍,張國燾才是企圖以槍指揮黨,想靠軍事實力來左右中央,結果是造成了紅軍的分裂,給中國革命帶來了重大損失。依照東夫先生照搬張國燾的軍閥主義邏輯,張國燾本人怎么就能一下子從上海“空降”到鄂豫皖中央局,成為鄂豫皖根據地和紅四方面軍的最高領導人呢?能假黨的名義在鄂豫皖和通南巴蘇區大搞“肅反”?而后又不能一意孤行,而在包括徐向前、陳昌浩在內的紅四方面軍干部的反對之下,被迫踏上再次北上之路呢?而包括徐向前在內的那些創建紅四方面軍的軍事干部,對張國燾來說有什么“風險”沒有?

  東夫先生無視紅四方面軍也是黨領導的武裝這個最基本的事實,以他自己臆造出來的這個評判為前提,對歷史事實做了大量歪曲,又一次做出了非常惡毒的暗示:西路軍的失敗,是中央有意損耗張國燾的軍事實力,從而斷送了西路軍,才得以在延安開展批判張國燾。這其實是某些借口為西路軍“正名”、實則詆毀黨中央和毛澤東的人,已經鼓噪了多年的陳詞濫調。東夫先生只不過是鸚鵡學舌,照抄那些人的謬論。

  根據中央的統一部署,10月底四方面軍開始西渡黃河實施寧夏戰役。隨后中央命令陳昌浩、徐向前率30軍、9軍、5軍共2萬余人組成西路軍,西進河西走廊向新疆前進。他們在中央的指令下忽而向西,忽而向東,忽而在原地“創建根據地”,和數倍于己馬家軍惡戰數月,指揮員不知道中央的戰略意圖,原先計劃配合作戰的友軍不見蹤影,要求的增援遲遲不到。(東夫《改寫歷史的百丈戰役》)

  看看東夫先生的這一大段,幾乎每一句都可說是謠言!

  關于西路軍問題的正誤辨析,早有眾多學者依據詳實的歷史資料,對以朱玉為代表的“翻案派”的錯誤分析和結論進行了有力的批駁。可是東夫先生對史料完全不做任何的分析,只是人云亦云地選擇材料以迎合他自己主觀想象的錯誤結論。但顛撲不破的客觀事實又不可能符合東夫先生的錯誤邏輯,于是他就只能依靠截取史料片斷加再以歪曲的詭辯手法,割裂歷史來臆造假象。

  比如,東夫先生引用了中央批評西路軍領導人的電報,卻完全回避了這份電報是針對西路軍領導人的哪份電報所發的,也就回避了西路軍領導人在給中央的電報中反映出的受張國燾路線影響的錯誤觀念。于是,東夫就這樣做出了中央不顧西路軍領導人的意見而武斷決定的假象,暗示中央錯誤而西路軍領導人正確荒謬結論。

  再如,東夫先生說:

  就在西路軍在倪家營子行將覆滅之際,中央開始對張國燾進行清算。凱豐發表數萬言的批判張國燾的長文,首次提到張國燾要“武力解決中央”。接到徐、陳報告西路軍已經失敗的來電后,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對張國燾進行了5天的大批判,……(東夫《改寫歷史的百丈戰役》)

  東夫在此又一次玩弄了割裂歷史的卑劣手法。他不是引用過《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嗎?那么他就應該知道,凱豐的長文《黨中央與國燾路線的分歧在哪里》,不是無的放矢憑空而寫的,而是針對張國燾為給自己的錯誤辯解而發表的《從現在來看過去》一文,所做的分析和批判——中共中央給了張國燾足夠的機會,讓他能夠在黨內公開發表文章對自己的錯誤做出檢討和辯護。可這一情況東夫先生卻只字不提。

  凱豐的文章,對張國燾的錯誤和辯解做了堅決的揭露和系統的批判,在理論認識的高度上對張國燾的錯誤觀點和理論基礎進行了有理有力的論證和批駁。東夫不是很看重張國燾幾十年后所寫的《我的回憶》么?從張國燾的回憶中可以看出,他對凱豐是恨之入骨的。為什么?就因為凱豐的這篇文章,在很多地方確實擊中了張國燾路線的要害!

  東夫先生看過凱豐的這篇文章么?顯然沒有,否則他就會不說出“首次提到張國燾要‘武力解決中央’”這樣沒頭沒腦的話來了。事實上,凱豐文章中的原文如下:

  因為國燾自己對黨與紅軍的關系,都是這樣糊涂, 所以他下面的干部不能不叫出“武力解決中央”的話來。在國燾給徐、陳的密令,要徹底對中央開展斗爭。國燾同志自己不執行政治局的決議,反污蔑中央破壞紅軍指揮系統……[46]

  這跟東夫先生所說的一樣么?——只要一對照原文,東夫的馬腳立刻就露出來了!

  最后,東夫先生還言不由衷地對張國燾的叛黨行為了模糊處理:“以祭拜皇帝陵為名一去不返。”東夫先生難道真地不知道,張國燾是叛黨,并且無恥地當了國民黨軍統特務么?

  通觀東夫先生的這篇《改寫歷史的百丈戰役》,真的沒資格稱之為是錯誤,而是實實在在的謬誤!

  說句糙話:這不是認知的問題,而是屁股的問題!

  ——東夫先生當年寫過《麥苗兒香來菜花黃——川西大躍進記實》的報告大文學,那里頭就有過不少風聞言事的BUG和蠱惑,但好歹是寫糧食問題的,應該知道“民以食為天”“軍以糧為先”的道理。可為什么在為張國燾洗地的時候,就故意乃至刻意的忽視乃至無視這個道理,地圖不析地理不辯自顧自不托下巴骸兒地滿嘴跑火車耶?

  東夫:《改寫歷史的百丈戰役》鏈接:https://pan.baidu.com/s/1dejWBci_HCxqt5vNWN0mR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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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釋:

  [1]在西康正式建省之前的1938年7月,民國政府又將四川的雅安、蘆山、天全、滎經、漢源、寶興、越巂、冕寧、西昌、會理、昭覺、鹽邊、鹽源、寧南等縣及金湯、寧東2設治局劃入。(《中國行政區劃通史(中華民國卷)》第244頁,復旦大學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

  [2]《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志》第222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10月第1版。

  [3]《甘孜藏族自治州州志》第889頁,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 10月第1版。

  [4]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280頁,東方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5]《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1935年2月或3月)》,《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229~第23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6]《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傳達提綱(1935年2月或3月)》,《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229~第23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7]《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為反對日本并吞華北與蔣介石賣國宣言(1935年6月15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49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8]《中共中央、中革軍委領導人關于紅一、四方面軍會合后的戰略方針致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電(1935年6月16日2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511~第51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9]《張國燾、陳昌浩關于戰略方針和部署的意見致中央領導人電(1935年6月17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517~第51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0]《張聞天等關于紅四方面軍的戰略任務致張國燾、陳昌浩、徐向前電(1935年6月18日21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51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1]《毛澤東在俄界會議上的報告和結論(1935年9月12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50~第15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丁之:《中央紅軍北上方針的演變過程》,《文獻與研究》1985年第5期第20頁。

  [12]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毛澤東年譜(上)》第516~第517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13]《榜羅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概要)(1935年9月27日)》,《張聞天年譜·上卷(1900~1941)》第268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0年8月第1版;丁之:《中央紅軍北上方針的演變過程》,《文獻與研究》1985年第5期第20頁。

  [14]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撰《毛澤東年譜(上)》第522頁,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版。

  [15][德]卡爾·菲利普·戈特弗里德·馮·克勞塞維茨:《戰爭論》(楊南芳譯)第46頁,陜西人民出版社2006年5月第2版。

  [16]《張國燾在干部會議上作關于中國蘇維埃運動發展前途的報告(1936年3月15日晚于道孚)》,《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39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17]張國燾:《我的回憶》第3冊第279頁,東方出版社1998年1月第1版。

  [18]《林彪等關于我軍北進情況及甘南敵情致朱德等電(1935年10月1日10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70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19]《張國燾另立“中央”的組織決議(1935年10月5日于卓木碉)》,《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23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20]《綏丹崇懋戰役計劃(1935年10月7日于卓木碉)》,《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793~第79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1]《賀龍、任弼時、關向應關于目前敵情與行動方針致朱德、張國燾并轉中央電(1935年10月9日21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980~第98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2]《朱德等關于綏丹崇懋戰役殲敵等情況致林彪等電(1935年10月26日22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0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3]《張聞天等關于中共中央直接領導紅一、三軍北上到達陜北蘇區的情況致朱德等電(1935年10月27日15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4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4]《朱德、張國燾關于攻占天全、蘆山情況致紅一方面軍并中共中央領導人電(1935年11月12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4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5]《張國燾以“黨中央”名義致林育英電(1935年12月18日)》,軍事科學院編《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轉引自劉統《北上——黨中央與張國燾的斗爭》第~第頁,廣西人民出版社2004年8月第2版。

  [26]《林育英關于維護黨內團結、一致反對敵人等問題致張國燾電(1936年12月22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45~第846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7]《朱德關于與紅一、三軍密切聯系互通情報致毛澤東等并轉林育英電(1935年12月30日20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47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8]《毛澤東關于目前的形勢致朱德電(1936年1月1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48~第84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29]《張國燾以“第二中央”名義致國際代表林育英電(1936年1月16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31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30]《林育英關于國際委派解決紅一、四方面軍關系問題致張國燾電(1935年1月16日9時)》,《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51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1]《張國燾堅持要中共中央取消中央名義致林育英電(1935年1月20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5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2]《朱德關于黨內急需統一致張聞天電(1936年1月23日)》,《張聞天選集㈡》第69頁,中共黨史出版社1993年7月第1版。

  [33]《張聞天關于黨內統一問題復朱德電(1936年1月24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55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4]《林育英關于共產國際完全同意中共中央的路線致張國燾、朱德電(1936年1月24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5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5]《康道爐戰役計劃(1936年2月上旬)》,《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24~第828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6]《林育英、張聞天關于國際指示要點、戰略方針等問題致朱德、張國燾電(1936年2月14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62~第86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7]傅鐘:《黨中央的召喚》,《中共黨史資料第42輯》第23~第24頁;徐向前:《歷史的回顧》第321頁,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

  [38]《康道爐戰役補充計劃(1936年3月)》,《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830~第83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39]《林育英關于不同意紅二、六軍團進入西康致朱德、張國燾電(節錄)(1936年4月1日)》,《粉碎張國燾分裂活動勝利實現紅軍大會師 (資料編輯)(1961年11月18日)》第19頁。

  [40]《林育英關于當前形勢致朱德、張國燾電(節錄)(1936年3月26日)》,《粉碎張國燾分裂活動勝利實現紅軍大會師 (資料編輯)(1961年11月18日)》第18~第19頁。

  [41]《中革軍委關于組織紅二方面軍及其領導人任職的命令(1936年7月5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052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42]《張國燾、朱德、陳昌浩等準備向夏洮西北行動致中央電(1936年6月10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540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3]《中共中央領導人關于紅二、四方面軍宜北出甘南致朱德、張國燾及任弼時電(1936年6月19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072~第1073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44]《中共中央領導人關于紅二、四方面軍以迅速出甘南為有利致朱德、張國燾、任弼時電(1936年7月22日)》,《紅軍長征·文獻》(中國人民解放軍歷史資料叢書編審委員會)第108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5年5月第1版。

  [45]傅鐘:《西北局的光榮使命》,《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783~第784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46]凱豐《黨中央與國燾路線分歧在哪里(1937年2月27日)》,《中國工農紅軍第四方面軍戰史資料選編·長征時期》第1099~第1029頁,解放軍出版社1992年8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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