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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敖之子李戡:左手參考、右手補漏?——楊天石與黃郛研究

李戡 · 2019-09-29 · 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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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天石寫這篇文章,還得到了美方的支持,這種支持,不論是經濟上、或是檔案上,換來的卻是一片遠不如謝國興的文章。美方學者如果看過謝國興的書,再審閱楊天石參考痕跡明顯、“挑剩撿漏”風格的文章,極有可能取消補助資格,取消合作關系。

  介紹:楊天石1993年發表在《歷史研究》期刊上的論文<黃郛與塘沽協定善后交涉>,在文章結構與史料運用上,大量模仿、甚至抄襲臺灣學者謝國興1984年出版的專書《黃郛與華北危局》。

  楊天石在發現哈佛大學的“胡漢民檔案”后,似乎對大陸內部的史料已喪失了興趣,開始密集的爭取出國訪學。緊接著,楊天石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發現了黃郛檔案,并迫不及待在1993年發表了兩篇文章,分別是《黃郛與塘沽協議善后交涉》與《濟案交涉與蔣介石對日妥協的開端——讀黃郛檔之一》。

  在《濟案交涉與蔣介石對日妥協的開端——讀黃郛檔之一》文中,楊天石一開頭寫道:

  【黃郛檔藏于美國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館及哥倫比亞大學珍本和手稿圖書館。其中不少資料,沈云龍的《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和沈亦云的《亦云回憶》已加利用。但是,還有不少數據,尚未為人們所見。本文將根據這批資料,參考上述二書,討論1928年的濟案交涉。在很長時期內,以蔣介石為代表的南京國民政府實行對日妥協政策,其開端即是濟案交涉。[1]】

  楊天石的意思很清楚,就是黃郛夫婦的史料已經被利用了,但他能看見別人看不見的資料,所以要根據這些資料,再寫一篇文章。能看到新史料,當然值得慶幸,但如同楊天石大費周章翻出《中正自述事略》,卻看不出弦外之音、得不出新結論一般,從黃郛的檔案下手,能否幫助人們更加了解濟南慘案的歷史?

  關于濟南五三慘案的歷史,臺灣學者早已做了不少研究。樂炳南在1976年通過的博士論文《日本出兵山東與中國排日運動》中,已根據中日檔案,介紹了事變后的交涉經過。[2]蔣永敬在1978年編輯出版《濟南五三慘案》一書,幾乎囊括了臺灣方面五三慘案的重要史料。[3]專門研究中日關系史的陳鵬仁,在1987年舉行的《北伐統一六十周年學術討論會》上,發表《北伐、統一與日本》一文,用非常簡要的文字,勾勒出了事情的經過,整篇文章僅在“我國外交部長黃郛,以及停戰交涉代表熊式輝,都受過難以忍受和形容的侮辱”一句話中提到黃郛。[4]因為黃郛雖貴為外交部長,在參與談判過程,并沒有發揮太大作用。若按照《反蔣運動史》的解讀,談判工作,幾乎是由王正廷負責的。

  濟南慘案發生后的中日交涉過程,樂炳南在博士論文里做了清楚的分析,其所用材料,既有日本外交檔案,更有中華民國外交部檔案的《反對日本出兵山東案》、《濟南換文案》、《日本第二次出兵山東案》等,兩者參照,已能還原事發經過。在參考書目頁中,樂炳南也列出了《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和《亦云回憶》兩本書,但在分析濟案交涉過程中,卻不用這兩本書,原因十分明了——這兩本書當然有史料和參考價值,問題是黃郛并非關鍵人物。

  退一步講,若真要把黃郛作為關鍵人物,也早有學者在楊天石前寫過。[5]既然楊天石認為,看了黃郛檔案,似乎能從另外一個角度切入,幫助我們進一步了解濟案交涉經過,那我們只得細看楊天石使用的獨家檔案,到底有多大的價值。仔細讀完楊天石的文章,首先發現一個奇怪的事實,楊天石雖然號稱用了黃郛檔案,但有十七個注解,來自《黃膺白先生年譜》,幾乎占了一半。再仔細核對,不難發現黃郛檔案的重要性,根本不如年譜,更像是作補缺用途。通篇文章看下來,楊天石更像是為了寫而寫,硬把黃郛檔案塞進這篇文章里。

  關于這點,讀了臺灣學者謝國興在1984年關于黃郛檔案的介紹后,即能有恍然大悟之感。謝國興寫道:

  【黃郛個人文件,在黃郛死后,由其夫人沈亦云保存,因歷經抗戰與大陸淪陷,部份遭到毀損,惟大部份仍由沈亦云攜至美國,后來沈亦云即根據這些文件,寫成「亦云回憶」兩冊,其中收錄許多完整的黃郛文電及相關問題的報告、記錄等。「亦云回憶」之價值,不僅在于提供許多原始史料,尤其在于「回憶」之方式;沈亦云每論及與黃郛直接相關之問題時,態度甚為謙虛且誠懇,不諉過責人,亦少矜功自美,其對民國史事之感想與論述,尤多率直而深切。田宏茂謂「亦云回憶」乃近年來中國人所作非正式回憶錄中,可信度最高者之一,洵非虛語。「亦云回憶」以外的重要史料,為沈云龍先生所編「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其中搜羅許多「亦云回憶」中不及列入的有關黃郛原始文電與資料。民國七十年十一月起,沈云龍先生復于「傳記文學」雜志上陸續刊布黃郛之日記,名為「黃膺白先生年譜補編」,年譜長編與補編的出版,使黃郛的直接史料大部份可以在臺灣看到。民國六十一年,黃郛的女兒將其所保存的黃郛全部原始文件,寄存于史丹福大學胡佛研究所檔案部(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其中尚有部份文件為「亦云回憶」與沈編年譜所未及采入者,筆者得胡佛研究所東亞圖書館副主任譚煥廷先生(Mark Tam)及檔案部副主任帕恩先生(Charles G. Palm)之助,得以參閱部份在臺灣所不得見的黃郛文件。[6]】

  在《黃郛與塘沽協議善后交涉》文中,楊天石根據黃郛檔案,分析1933年5月31日《塘沽停戰協議》簽訂后,黃郛與日本進行了一年多的善后談判。事實上,用黃郛檔案研究塘沽協議交涉,楊天石也不是第一人。早在1984年,臺灣學者謝國興已在臺北出版《黃郛與華北危局》一書,其中序里寫道:

  【黃郛的私人檔案,非國內所得盡見,本書寫作期間,幸得胡佛研究所東亞圖書館譚煥廷先生居間聯系,墨子刻(Thomas A. Metzger)老師、呂芳上學長(去年春適赴美)等人協助,方克獲睹藏于胡佛檔案部的部份黃郛專檔文件。[7]】

  有了楊天石研究中山艦“參照”蔣永敬的前車之鑒,我合理懷疑,楊天石在研究黃郛這件事上,也極有可能“參考”謝國興。果不其然,楊天石一個“不經意”抄錯的注解,證明了他確實“參考”了謝國興的文章:

  楊天石說,

  【“盡管南京國民政府標榜安內攘外,但正如當時美國外交官員所分析的,事實上是‘安外攘內’”[8]。】

  楊天石提供的注解是,

  【“Foreign Rel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3, Vol. 3, p. 127.”[8]】

  翻開原文此頁,卻找不到任何近似“安外攘內”的英文字眼。奇怪的是,這一冊美國對外關系文獻中,明明有大量關于塘沽協議(Tangku Armistice)的材料,楊天石一個都不使用,實屬怪事。比如,這一冊文獻中,明明有塘沽協議簽字三天后,6月2號美國駐華大使Johnson和黃郛的通話內容[9]、10月28日日本代表向Johnson透露他對和黃郛與何應欽的交涉保持樂觀態度。[10]為什么這么好的材料,楊天石舍棄不用,卻偏偏只用了其中一頁,而且該頁還找不到所說內容?因為這個注解,楊天石是抄其他人的,被抄的那個人,就是上段提及的謝國興。問題是,謝國興沒抄錯頁數,楊天石卻抄錯了。謝的原文如下:

  【九一八前后,政府曾明示安內攘外為國策,(參見第三章第一節)此乃就長期建國方針而言,實際上在九一八到長城戰爭期間,政府對內對外皆感不安;在塘沽協議以后,政府對外以和日為策,對內加緊剿共,因此當時美國駐華使館官員向國務院報告說:中國正采安外攘內政策。①其實安外的目的不僅為了剿共,更積極的目的是從事建設,培養國力。和日為安外的要著,黃郛的出長政整會,就是為了替政府執行安外政策。[11]】

  謝國興的注解是,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5, Volume 3, p. 127”。[12]】

  對照FRUS,確實有“中國正采安外攘內政策”一句,原文如下:

  【The dilemma is indirectly expressed in the Government’s attempt to explain its policy or lack of policy to the Chinese people by reversing, with characteristic sophistry, one of the specious political slogans the Chinese delight in: the former political philosophy was an nei jan wai (roughly, pacify the internal enemies—the Southwest, et cetera—and repel the external, meaning the Japanese) and this has now been changed to jan nei an wai (conciliate the external enemy and suppress the internal, meaning the Communists). Neither of these formulas is satisfactory; the Government itself knows that it cannot hope to endure unless it defeats both the external and internal enemies or unless it conciliates both; and it knows that the accomplishment of either double task is an impossibility.[13]】

  這封信的日期,是1935年4月30日,距離塘沽協議的簽訂,整整過了近兩年。所以嚴格說來,謝國興“在塘沽協議以后,政府對外以和日為策,對內加緊剿共,因此當時美國駐華使館官員向國務院報告說:中國正采安外攘內政策”一句,確實過于含糊。奇怪的是,為何同樣一段注解,到了楊天石的文章里,就變成了1933年?這個巧合,證實了楊天石有“參考”謝國興文章的嫌疑,或許有三個理由可以解釋:

  (1)謝國興文章說,“在塘沽協議以后,政府對外以和日為策,對內加緊剿共,因此當時美國駐華使館官員向國務院報告說:中國正采安外攘內政策”。我已指出,謝國興這個注釋不夠嚴謹,但不可否認謝國興認真讀了FRUS,并多次引用與黃郛相關的文獻。楊天石因為沒有核對原文,所以看了謝國興這句話后,想當然耳認為美國報告應當產生在塘沽協議簽字後不久,“以為”是謝國興把1933年抄成了1935年,所以“自動”修改成1933年。

  (2)楊天石或許堅稱,他自己動手翻過FRUS,確認是1935年,只是助理、編輯、印刷過程出錯,錯印成1933年,所以責任不在他。然而,楊天石原文引用這個注解,是在1933年9月6日的廬山談話會之后,“盡管南京政府標榜安內攘外,但正如當時美國外交官員所分析的,事實上是‘安外攘內’。”換言之,楊天石使用“當時”兩字,說明他認定美國報告產生于1933年9月6日前后。楊天石如果親自翻過FRUS,不可能把1935年4月30日的報告,用“當時”兩字和1933年9月6日的事件串在一起,可見他是從別處認定這是1933年的報告。

  (3)楊天石如果親自翻過FRUS,沒有理由不使用1933年大量與黃郛相關的文獻,因為美國的這份報告只是領事館秘書(Second Secretary of Legation in China)的觀察和意見,未必準確,有價值的材料,正好是楊天石研究的黃郛與善后交涉。楊天石如果看過FRUS,不用這些材料,反而用一個價值不高的美方報告,自然不合常理。

  正因為這個巧合過于詭異,接下來,我直接把謝國興的書和楊天石文章作比對,看兩者到底有多少相似性和差別。楊天石的文章題目是《黃郭與塘沽協定善后交涉》,雖是善后交涉,但一般人寫論文,總得簡要介紹一下事情的前因后果。楊天石不這么做,他正文第一句就是“塘沽協定簽字之后,輿論大嘩”,直接從簽字后的歷史開始寫。在某些研究課題上,確實可以這樣一刀切,問題是楊天石研究的題目的復雜性,本身就不允許這種方法。

  楊天石論文第一部分是“一、國民黨中央確定“委曲求全”方針與強硬派的反對”,第一段如下:

  【塘沽協定簽字之后,輿論大嘩。6月2日,南京國民政府國防會議討論停戰協定,“嘖有煩言”,決定次日開政治會議再決。當日,汪精衛致電何應欽、黃郭,告以“明晨政治會議如加否認,則弟個人負責,聽候處分”,“如監察院彈劫,弟亦準備接受”①。6月3日,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討論,以協定未經中央核準,即行簽字,提議懲戒前方軍事當局。汪精衛即稱,請先懲戒他本人,同時出示蔣介石6月1日的電報,其中有“中正身為軍事最高長官,既授權處置,尤愿自受處分,獨負其責”之語②。會議決議“應無庸議”③。立法院方面,經過孫科解釋,得以通過。】

  楊天石用的這三個注解,①和③來自黃郛檔案,②來自《何應欽將軍九五紀實長編》,這三個注解,謝國興都沒用。楊天石的寫法,讓人似乎以為,塘沽協議簽字后,汪精衛才開始收拾善后,自愿負責。殊不知早在5月22日晚上,黃郛已收到汪精衛來電,其中汪精衛表示“除簽字于承認偽國、割讓東四省條約外,其他條件皆可答應;且弟決不聽兄獨任其難,弟必挺身負責”,謝國興指出,“此電對黃郛不啻一針強心劑。”[14]換言之,汪精衛在協議簽訂前,已給了黃郛保證,而汪精衛之所以敢給保證,必定得了蔣介石的首肯。因此,看了5月22日的電報,才能看懂楊天石使用的三個新注解的含義與前后關系。楊天石這樣一刀切,直接從6月2日開始寫,自然是有問題的。

  楊天石接著提到,5月25日何應欽派徐燕謀到密云和日方西義一郎簽訂“停戰覺書”,“內容與幾天后簽訂的塘沽協定大致相同”,奇怪的是,楊天石卻沒有給出注解。楊天石既然信誓旦旦寫出此句,可見他是比對過兩者差別的,就算用不到“停戰覺書”內容,也應該給個注解,供讀者查閱,但文中沒有。巧合的是,謝國興在書里列出了全文,來源是日文文獻《現代史資料》。楊天石接著提到:

  【外交部曾將該備忘錄電告出席國聯代表顧維鈞、郭泰棋、施肇基等。施復電直率地表示, “政府目前政策,基未能表示同情”。顧表示:日方所開一切條件、內容與字面,“均片面口氣,令我難堪”。郭表示:日方條件“未免過虐”①。】

  這段注解來自《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謝國興沒有采用,應是因為這三人的表態,并沒有太大意義,因為每個中國人都知道日方的條件過分,但在當時情境之下,也只能做城下之盟。楊天石采用了這一段,應是試圖介紹國民黨內部的反對聲音,也未嘗不可,但不列出在哪看到的停戰覺書,確屬怪事。楊天石接著分析,塘沽協議簽字后,因為重心放在剿共上,所以準備對日本展開進一步妥協,接著引用《顧維鈞回憶錄》中提及的宋子文擬定的長期抗日計劃,再接上黃郛檔案,指出9月6日廬山談話會,不采納宋子文的計劃,并且準備“對外對內, 皆應委曲求全。”

  楊天石接著指出,

  【“所謂‘對內對外,皆應委曲求全’云云,實際上專指對外。盡管南京政府標榜安內攘外,但正如當時美國外交官員所分析的,事實上是‘安外攘內’④。”】

  此處出現了這篇文章最大的弊病,如上文所言,楊天石明明談的是1933年9月6日的事,所引用的美國文獻,雖然楊天石在批注中說是1933年,但事實上是在1935年,且楊天石指明“當時”,指的絕對是必須是1933年9月前后的事情,怎么會用了一個1935年的美方報告?

  楊天石接著又跳回國民黨人士對簽訂協議的態度,如針對汪精衛的態度,楊天石了引用1933年4月28日《大公報》的內容,巧合的是,謝國興書中,已經出現過一模一樣的注解(原文見謝書頁146、注解見頁159)。楊天石另外加上蔣介石的“事已至此,委屈求全,原非得已”,內容來自《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謝國興沒有引用。接著,楊天石又切換回黃郛對9月6日廬山談話會的看法:

  【對廬山談話會確定的方針,黃郛非常滿意。9月11日,黃郛致電其親信殷同稱:“此次牯會,蔣極負責,故其議決案于弟適合,而程度且出弟希望之上。”①廬山談話會前,黃郛曾應召南下,向蔣介石匯報華北情況,陳述對日外交意見,顯然,廬山談話會的議決案有黃郛的作用在內。】

  此處又可見到楊氏解讀的怪異之處,楊天石既說廬山談話會前,黃郛曾向蔣介石匯報有關情況,文章中卻沒有任何的論述,豈非唐突?楊天石既然稱議決案有黃郛的作用,難道不該具體指出到底作用在哪、作用大小程度如何?另外,黃郛的這段話,明顯是在表達“如釋重負”之意,因為黃郛一直為簽訂塘沽協議一事背黑鍋,但為了大局,只能默默承擔,但又怕自己真成了替罪羊,有苦難言,如謝國興所言,

  【“協定之為屈辱,乃全中國上下所應共同負責,然仍有甚多輿論集失于負責折沖之人,在往后主持政整會期間,黃郛仍經常處于輿論交相指責之苦境;故身處危局,一方面既須內外肆應,一方面亦得面對輿論,其艱難非常人所易感受。”[15]】

  因此,當黃郛聽聞廬山談話會結果,寫下“蔣極負責”這四個字,正是這種如釋重負心態的最佳寫照。在塘沽協定之后,黃郛繼續承擔罵名,這種現象,連日本人都觀察到了,認為黃郛“具有蔣的防彈衣之作用”。[16]楊天石大費周章,用了一個謝國興沒用的黃郛檔案,卻分析不出黃郛的心態,實在辜負了這則史料。

  接著,楊天石提及反蔣運動:

  【九一八事變之后,國民黨內部要求抗日的呼聲漸盛。塘沽協定簽定前后,逐漸形成了幾個集團。西南方面,以胡漢民為首,包括鄒魯、鄧澤如、蕭佛成、李宗仁、白崇禧等;香港和福建方面,以李濟深為首,包括陳銘樞、蔣光卿、蔡廷譜等;華北方面以馮玉祥為首,包括方振武、吉鴻昌等;其他方面以程潛、李烈鈞為首,包括王法勤、朱霧青、鄧家彥、傅汝霖等。他們以各種不同方式反對蔣介石和汪精衛的對日妥協政策。其中,胡漢民、馮玉祥、陳銘樞等曾積極計劃,準備南北合作,反蔣抗日,以軍事行動推翻南京政府②。1933年5月末,馮玉祥在察哈爾組織抗日同盟軍,1月,李濟深、陳銘樞等在福建成立人民革命政府,都是這一計劃的部分體現。因此,南京政府在貫徹對日妥協政策方面不能不有所顧忌。】

  注解②是否有似曾相識之感?果不其然,楊天石在注解中寫下:“參閱拙作《胡漢民的軍事倒蔣密謀及胡蔣和解》,《抗日戰爭研究》1991年第1期。”撇開推銷成分不談,這一大段話有不少語病,如“塘沽協定簽定前后,逐漸形成了幾個集團”一句,怎么讀都不通順。“協定簽訂前后”的時間段可長可短、“集團逐漸形成”的時間段可長可短、“集團”兩字何所指?為何漏掉“廣東方面”?什么叫“其他方面”?楊天石似乎想表達,塘沽協議的誕生,與反蔣抗日集團的誕生有一定的聯系,但寫這么一大段下來,讓人霧里看花、不明其意,而且與史實不符。

  隨后,楊天石開始討論黃郛在塘沽協定簽訂后的善后工作,因為內容繁雜,此處不一一列舉,僅做重點分析。楊天石的討論主題分別是:“二、長春一大連一北平會談”、“三、關內外通車問題”、“四、要求取消塘沽協定”、“五、通郵談判”、“六、尾聲”,這些主題,在謝國興的專書里,早已有詳盡的說明,以下作簡要分析:

  (1)“二、長春一大連一北平會談”:

  楊天石的新“貢獻”,是引用了黃郛檔案中1933年11月7日黃郛致蔣介石、汪精衛的電函。楊天石原文如下:

  【當晚,黃郛、何應欽致電蔣介石、汪精衛報告說:“修改條項要點在酌量容忍其骨子,而將偽國關系字句徹底刪除。”這就是說,只要不出現滿洲國字樣,準備接受岡村所提一草案的“骨子”。黃、何二人保證:“在未定議之前,雙方絕對不發表多即令定議,亦不換文, 不簽字。”④】

  這則黃郛發給蔣汪的電報,雖然謝國興沒有引用,但謝國興在文章中已根據在“國防部史編局”查閱的《北平會議記錄》抄件,指出在會談過程中,岡村寧次已表示“本案既非換文,亦不簽字,僅為備忘起見,雙方各留一談話記錄而已。”黃郛則表示,“此次提案內容,在日方乃幾經研討而來,在我方則昨晚方始閱及,故須從長討論,即使討論後得有成案,我方尚須請示中央,經過核準,方為定局。”謝國興接著寫道,“換句話說,不輕易示讓。”同時,還根據會議記錄抄件,指出中方談判代表殷同已在會議中主張刪除“無異承認滿洲國”一條。[17]由此可知,楊天石用了一個新的黃郛檔案,其中提供的價值,并沒有超出《北平會議記錄》抄件的范圍。

  同樣的道理,楊天石在分析接下來幾天的談判過程時,繼續引用黃郛給蔣介石、汪精衛的電報,里面提供的內容,同樣不超出《北平會議記錄》抄件的范圍。楊天石的用意,似乎是從黃郛的電報,解讀黃郛所關心的談判重點,問題是,這些赤裸裸的討價還價,在《北平會議記錄》抄件里都呈現的一覽無遺。謝國興早已根據會議記錄,分析數日會談的爭議與相互讓步,最終得出妥協。楊天石既然堅持使用黃郛電報,卻不做深度討論,以至于讀者無法理解,電報內容究竟所言為何,如楊天石寫道:

  【談判中,日方態度蠻橫。8日,黃郭、何應欽向蔣介石、汪精衛報告說:“在磋商時,遇我主張歧異之處,彼方屢次表示堅決態度,謂我方如不愿接受,寧可一事不談,一任事態遷移。”⑤當日,雙方曾經達成協議,商定了一份“會談式之記錄”,共四項。黃郭、何應欽認為第一項于我有利,第二、第三兩項系目前實際,第四項尚有待于將來商量,準備定案了。(楊文頁77)】

  楊天石文中并未指出,究竟一到四項為何,以及為何會有黃何兩人人為的“有利、目前實際、將來商量”的區別。反觀謝國興,盡管未引用黃郛電報,但在書中把這四項協議與分針列舉的一清二楚。黃郛的電報確實有價值,但必須和會議記錄搭配使用,才能明白其所言內容。楊天石只采前者,舍棄后者,就會發生以下這種讓人摸不著頭緒的論述:

  【然而,黃、何二人并沒有高興多久,9日上午討論時,日方聲稱接到關軍司令官的訓電, 提出了一份新的修正稿,強迫中方接愛。黃、何二人又不得不立即向蔣、汪報告,電稱:“談話時且不容我方爭持,表示此為關東軍最后讓步,我應認清自己地位,了解此項談話為塘沽協定之軍事善后,非同對等交涉。壓力之高,幾使我我不能忍受。②】

  修正稿內容為何?關東軍之最后讓步為何?究竟是何種修正導致黃何兩人“壓力之高”,楊天石統統沒提,如此一來,引用這則電報,除了知道黃郛“壓力之高”以外,究竟有何意義?作為對比,謝國興引用《北平會議記錄》,清楚指出爭論焦點,與中方代表試圖抗爭、最終無奈妥協的歷程,謝國興也引用了《年譜長編》中黃郛與何應欽給中央的電報稱,

  【“殫精竭慮,僅乃獲此,欲為國家多爭尺寸之失地而未能,彷徨午夜,相對凄其。”[18]】

  謝國興的論述,以會議記錄為主,黃郛的個人心態,僅作為輔助之用。楊天石已電報為出發點,關于談判曲折與雙方爭議幾乎只字未提,讓電報讀起來沒頭沒尾,豈非怪事?

  作為本段結尾,楊天石引用黃郛檔案中黃郛與汪精衛的往還電報:

  【黃郛非常關心中政會談話會的情況和社會輿論。他很快就發現,輿論對他既不諒解,更不支持。1月14日,他致電汪精衛,要求辭職,電稱:“吾人猶在此忍辱含垢,勉支危局者, 無非希望各方懺悔既往,奮發將來,因急公而捐私,為求伸而受屈,如此而已矣。乃連日消息傳來,事實昭告吾人,并此而亦不易得。長此以往,恐庸愚終無裨于國家,遷延將益增罪決。”①15日,汪精衛電復黃郛,鼓勵他堅持到底。電稱:“環境之艱,橫逆之來,固已夙料,亦所不避也。”②】

  這兩封電報,謝國興書中并未使用,所以可視為楊天石的“新發現”。問題是,黃郛對自己背黑鍋一事的不滿的心路歷程,謝國興不用這兩封電報,也已敘述的一清二楚。以上這幾個案例,說明楊天石盡管用了謝國興未引用的黃郛電報,但在論述上不但不能較謝國興全面,甚至遠遠不如。同理,謝國興盡管沒引用被楊天石“發現”的史料,但根據手頭資料,早已能做出全面完整的論述。

  (2)“三、關內外通車問題”

  關內外通車問題,自然十分敏感,主因是“內部對日政策之步驟難于一致,而步調所以不一,主要是對于關內外通車、通郵等是否造成承認偽國,有不同見解”。[19]關于這個主題,謝國興當然寫過,在其書中第六章第二節,即專門討論“設關、通車與通郵交涉”。[20]若讀者仔細讀過謝國興的文章,再讀楊天石關于此段的論述,必定會有不少疑惑。如同上段的例子所示,謝國興能根據中日史料,梳理事件的前因后果,特別是雙方的爭論、讓步、妥協,楊天石主要根據“新發現”的電報,如疊羅漢層層堆積,卻無法深度分析其中內容。同樣的問題,在“關內外通車問題”此一主題上,也展露無遺。

  在這一主題,楊天石使用了17個注解,其中有11個是黃郛檔案中的往還電報、1個談黃郛檔案中的談話紀錄、1個《亦云回憶》、4個《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在內容方面,楊天石用了數個電報,從1933年末福建事變爆發開始寫起,因福建事變號召反蔣抗日,使中日談判受到限制,事件結束后,1934年2月即開始恢復談判。這些洋洋灑灑電文堆疊出來的內容,謝國興只用了一句話,就做了前情提要,原文為:

  【就實際情形而言,中央與華北地方政府當局(蔣、汪、黃)都主張交涉,何況在北平會談時已原則上應允日方要求,加上日方催促甚力,暗示威脅,因此中日雙方代表在北平會談后即不斷接觸,商議通車等案之具體辦法;但是二十二年底閩變發生,政府用力于對內,二十三年三月溥儀稱帝,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發布“天羽聲明”,在在增加國人反日的情緒,交涉不得不一緩再緩;同時蔣、汪亦顧慮中央政治會議之反對空氣,因此雖然二十三年四月十一日蔣、汪、黃會于南昌后,有“自動的(向日方)表示釜底抽薪(徹底解決)”之決定,而實際上在四月底之前,對于華北的各項中日交涉,政府為了兼顧法理人情,則尚在等待時機,尋求變通辦法中。[21]】

  正因為這段時期,談判形同停頓,所以謝國興直接從1934年4月3日寫起。楊天石愿意花大篇幅去探究黃郛在福建事變后中日談判擱置的心路歷程,當然是他的自由,問題是,這些“新檔案”除了占據篇幅,幾乎沒有超出謝國興既有的論述。如楊天石大費周章引用黃郛檔中的《汪兼部長會晤有吉公使談話紀錄》如下:

  【有吉:華北與滿洲國之通郵、通車問題若不早日解決,非但中滿關系未能完滿,在滿洲國之30萬“漢人”及華北人民之交通上所受困苦,誠非淺少。

  汪精衛:通郵、通車系技術問題,已授權與華北當局。如能籌得較好辦法,而認為時機已到,即可辦理。本人則認為尚非其時。

  有吉:院長曾屢言授權華北當局。近聞中央曾訓令華北停止進行,請中央勿予以干涉,并對于華北當局所決定之辦法予以贊成。

  汪精衛:華北與中央之意見始終一致。如華北有萬全之計而時機果到,則華北自可進行, 中央當能予以諒解。

  有吉:仍望院長早日促其實現。

  汪精衛: 設有辦法, 而其辦法獨利于一方, 而予另一方以致命傷,將如之何?

  有吉: 不悉尊意系指何事?

  汪精衛: 溥儀行將僭號稱帝, 華人極為憤激。至商議通郵、通車,則無異承認偽國,贊成帝制, 決非華人之所甘受。

  有吉: 滿洲國為既成之事實, 執政改稱皇帝,不過換一名義,滿洲國仍保持其現狀,決無他圖。鄙意非要中國立刻開議, 惟望改制后, 一俟人心鎮靜即速圖之耳!

  汪精衛: 總之,華北當局與中央對于華北問題,均抱同一意見,華北認為時機已到,而有“好辦法”,中央自無問題。】

  在這段話之后,楊天石寫道:

  【“1934年2月間,日本帝國主義正積極慫恿溥儀稱帝, 有吉的這次談話意在刺探中國政府態度。但是, 汪精衛居然沒有任何抗議, 并且應允解決通車、通郵問題, 充分顯現出其賣國奴才相。不過, 從這份記錄也可以看到, 汪精衛估計到溥儀稱帝會激起中國人民的巨大憤怒, 不敢貿然行事。”】

  奇怪的是,汪精衛明明表達了“本人則認為尚非其時”、提出了“予另一方以致命傷”的疑問,楊天石卻開罵“充分顯現出其賣國奴才相”,真是不可思議的楊氏解讀。不論按照國共兩黨的標準,1934年汪精衛還沒有做漢奸,楊天石此時開罵,一如把1935年的美國報告提早了兩年使用,時間順序搞錯了。

  在1934年4月之后的談判歷程,依然如是,楊天石的論述內容,還是沒有謝國興來的全面、有條理。奇怪的是,楊天石的整篇文章,都看的到不少謝國興文章的影子,比如楊天石說:

  【當時, 以胡漢民為首的西南方面強烈反對南京政府的妥協政策, 因此, 提案雖然通過了, 但是, 南京政府卻不敢公布, 蔣介石又想延至8 月底實行, 汪精衛發表談話時并稱, 通車、通郵問題未作決定。北平《華北日報》因為刊登了有關消息, 被傷令停版, 社長免職, 總編輯“ 調京候訊” 。】

  這段話,楊天石一個注解也沒寫,翻開謝國興的書,第302頁有這麼一段:

  【但是蔣同時又恐通車交涉引起西南方面之反對與牽制,故電告黃郛,希望能延至八月底才開始辦理,黃郛甚不以為然,因此除了電囑北寧路局長殷同設法拖延交涉之外,并于五月三十一日電請楊永泰向蔣委員長轉達困難所在:

  中政會人多流雜,昨午后弟(黃郛)尚未得京電,而此間(上海)商界與反動派甚至日人方面已盡知其詳。于是商界大作公債,反對派聞亦有集會。事實如此,豈尚能嚴守機密至兩月之久?一面既無可掩,一面又反使生心,甚非計之得也。

  當時政府對于有關中日外交問題,一向采取封鎖政策,通車案業經中央政治會議通過,但政府不肯明白公布,于是謠言四起,大公報曾批評說:“最近,關系當局,凡有涉及通車交涉之言動,輒取詭秘,一若森森然有鬼氣者,外界不察,反致憂疑,甚無謂也”。北平的華北日報為國民黨在北方的唯一報紙,因于五月三十一日詳細刊登通車問題的有關消息,結果被中央勒令停版。】

  兩者相比,是否有點類似?為何這麼巧,楊天石不寫注解?最妙的是,楊天石的文章明明是從黃郛的立場研究善后交涉,卻省略了黃郛在此刻的作用。謝國興已指出,黃郛此刻兩面不是人,還得背黑鍋,導致6月5日,自己在上海的住所被人扔了炸彈。過去只是謾罵,現在直接扔炸彈了,可見外間不諳事情的人士,對黃郛的誤解大到了何種程度。謝國興舉出了黃郛對此事的反應,包括“不追究更加,因青年情緒激越,亦政府未能明白公表態度,報紙又故為揣測閃爍之詞,有以促成之”、“弟處其間,左右為難,此間新聞日報譏誚個人之詞,不曰“由后門出,密會殷同”,即曰“早出晚歸,密議進行”。欲表明態度,則忤中央意旨,欲緘默不言,則含沙射影,似假漸真。前日炸彈之來,或即因此。”[22]

  這幾句話,是何其的直白,正是黃郛在善后交涉的心境寫照、研究黃郛交涉通車問題的重點,楊天石卻一句不用,反而用了一堆謝國興沒引用的黃郛檔,去研究通車交涉正式開始前的事情,豈非怪哉?

  (3)“四、要求取消塘沽協定”

  如果說楊天石的文章中有哪里“多出”謝國興的論述,這一段或許勉強可以算上,我之所以使用“多出”而非“超出”,是因為楊天石這一段寫的內容,只是在史料上“多出”了一點,在立論上并沒有任何進展。這一主題,楊天石只寫了一頁,用了六個黃郛檔案,主要集中在1934年7月黃郛的抱怨,以及要求取消塘沽協定的努力,最后無功而返。楊天石最終沒頭沒腦的來了一句,

  【“外交斗爭必須以國力為基礎。叩頭是不能爭回權益的。9月19日, 黃郭北返。”】

  不熟悉楊氏文風的人,讀到這一段,恐怕還以為是插入的廣告詞呢!黃郛當然想廢除塘沽協定,但想歸想,現實條件根本不可能。盡管謝國興書中沒有談到這一段,但他在該書結論中,引用了黃郛檔案1934年7月8日黃郛致宋哲元的電文:

  【“人民無知,多抱激烈情緒;敵國不仁,何來無厭之求;政府不勇,多取回避態度;吾人夾存其間,欲謀救國,實苦無途徑可尋”。】

  這正是黃郛心態的最佳寫照,其電報日期,正好就在楊天石的敘述時間范圍內。盡管謝國興有沒有使用楊天石引用的六個電報,但把這個注解放在結論里,已能解讀黃郛的心路歷程。至于想要廢除塘沽協議,不過是黃郛在“苦無途徑可尋”的嘗試,自知希望甚微,楊天石卻大費周章用了六個電報,依然得不出任何新的發現。

  (4)“五、通郵問題談判”

  如同前文談到的通車談判,通郵問題談判這個主題,謝國興也在專書里有了深入探討。如果說前幾個主題楊天石還想盡辦法掩飾“參考”謝國興的行為,那么到了這個主題,楊天石基本上就是明目張膽地“參考”了。至于為何不掩飾了?原因我不清楚,應該是他寫累了,或是趕著交稿,真實原因,只有楊天石自己知道。這一段最荒唐之處,在于楊天石列舉大量的日期事件,理應有數十個注解,但他只用了六個。更詭異的是,6個注解中,除了一個《大公報》的新聞,剩下五個全是引用《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的電報。光憑這六個注解,楊天石到底從哪抄來的日期和事件?巧合的是,楊天石寫的東西,謝國興書里幾乎都有,此外,還與另一位臺灣學者沈雲龍發表的論文<塘沽協定后之東北“通郵”交涉>,有重合之處。[23]列舉數條如下:

  【1】 楊天石文:

  【由于日本侵略者操縱溥儀建立偽滿洲國, 1 9 3 2年7 月23 日, 交通部郵政總局宣布暫行停辦東三省境內郵務。】

  謝國興文:

  【“滿洲國”成立后,更一再用各種壓迫手段,以達強制接管東北郵政的目的,政府因東北郵政業務已無法執行,遂于二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宣布封鎖東北郵政。(頁306)】

  【2】楊天石文:

  【1934年5月,國聯應英國要求,議定各會員國可因需要酌定臨時辦法,與“滿洲國”發生郵政關系,同時聲稱:“此種關系只能視為行政機關之間為維持郵政技術上之良好運用而發生之關系,不能視為國家與國家間或政府與政府間之關系。”①(注解①為“1934年5月18日《大公報》”,楊文頁84。)】

  謝國興文:

  【二十三年五月十六日,國聯關于中國事件之顧問委員會就此問題議定三項原則,允許國聯各會員國得因需要酌定臨時辦法,(即不得引用國際郵政公約),與“滿洲國”發生郵政關系,并強調“此種關系只能視為行政機關之間為維持郵政技術上之良好運用而發生之關系,不能視為國家與國家間或政府與政府間之關系”。(此注解為《大公報》1934年5月18日,見謝文頁308、321。)】

  這兩個例子顯示,天底下居然有這么巧的事,需要注解的史事,楊天石沒給,卻在謝國興文中找到。另外,《大公報》的新聞,居然也被楊天石看過了,更巧合的是,楊天石文章中另一個《大公報》出處,謝國興也用過。楊天石真的翻過《大公報》嗎?這點我不清楚,但根據他在《蔣介石與北伐時期的江西戰場》用了幾十個報紙注解的風格來看,當楊天石讀了一份報紙,絕對是大量引用。楊天石研究黃郛參與塘沽協議善后交涉的文章,時間跨度將近兩年,卻只用了1933年4月和5月兩天的電報,楊天石會不會太“吝嗇”了點?根絕這兩個《大公報》注解、前面誤抄的FRUS注解,加上上段文意風格接近的例子(楊天石給不出注解)判斷,說楊天石沒有“參考”謝國興的文章,我想任何一個具備思維邏輯能力的讀者,都是不可能相信的。

  (5)“六、尾聲”

  文章末段,楊天石開始總結:“在塘沽協定善后談判中,南京政府和華北當局堅持“不簽字,不換文”,企圖以此種方式逃避國人指責,同時則堅決不承認偽滿洲國,并且為了防止有任何承認意味事件的出現,小心翼翼地進行了艱難的外交談判;黃郛并曾一度要求日方取消塘沽協定,對此,應該予以肯定。”不知楊天石要肯定什么?楊天石還說:

  【但是,南京政府這一時期對日外交的總方針是委曲求全,唯一的方式是通過談判,磋磨、乞求,連一點強硬姿態也不敢擺出來。其結果是,日本侵略者一施壓力,南京政府和華北當局就立刻屈服;南京政府和華北當局愈屈服,日本侵略者的氣焰也就愈盛,得寸進尺,欲壑難填。南京政府和華北當局確實是做到“委屈”了,但是,卻絲毫也“求”不了“全”,黃郛想“伸伸腰”的愿望自然也就落空。(頁86)】

  用這種語氣寫結論,不禁令人懷疑這到底是隨筆、還是發表在《歷史研究》上的學術論文?論文結論,居然可以是這樣寫法,但相較于楊天石在1980年代的文章,楊天石確實有進步,至少“黨”的色彩又褪去了不少。最后,楊天石以1935年初河北事件的爆發和黃郛的離任,作為結尾。他大費周章引用了新出版的《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提及1935年5月29日酒井隆回見何應欽,楊天石原文如下:

  【29日,天津日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派參謀長酒井隆等會見何應欽,聲稱平、津“現為擾亂日、‘滿’根據地”,白、胡被殺,“系中國之排外舉動,及向駐屯軍之挑戰行為”②。酒井并援引塘沽協定稱:如將來預知或有類此事件發生,日軍將“取斷然之處置”,越過長城線,重新開入戰區,“或再發生庚子事件、九一八事件,亦未可知”③。這就是所謂河北事件。日本侵略者隨即以之為借口,要挾中國政府作更大的妥協,5月30日、3日,黃郛兩次致電蔣介石,報告與日本武官磯谷廉介談話要點,要求蔣“極力忍耐,抑制感情”,同時要求蔣回寧商議④。其后,蔣介石、何應欽再次電催黃郛北返,但黃郛不僅無動于衷,反而于6月13日致電汪精衛,再次要求辭職。電稱:“兩年來委曲求全,原欲防患未然, 無乃心長力短, 不補毫末。”①同日,致電楊永泰稱:“事態至此,再叫我去,不啻驅我入穴,等于專制時代賜巾令自縊,未免太不近情。”②這就說明,連黃郛也感到對日“委曲求全”不是辦法,不愿再充當替罪人了。(頁86-87,前三個注解在頁86,后兩個在頁87)】

  注解②③,都引自《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由此看來,楊天石似乎想凸想自己“與時俱進”,懂得使用和介紹臺灣剛出版的資料。問題是,如本書一再重復證明的,這段經過謝國興早寫過了,而且更全面。楊天石寫完白逾桓、胡恩溥兩人5月2日遭暗殺以后,直接跳到了29日,中間略去了不少關鍵事件。謝國興結合中日史料,介紹了這段時間日方如何步步緊逼,導致了《何梅協定》的誕生。同時,也清楚解釋了黃郛為何不干的主因,黃郛清楚看出,與以往情況不同,這次關東軍的強勢作風,說明了日后的交涉,將由軍方辦理,自己被黑鍋的角色,將為何應欽取代,這種苗頭,可見于謝國興引用5月27日黃郛“電告蔣委員長,謂此次關東軍與駐屯軍公然表示意向,非比尋常,必須正視。”(謝書頁338)謝國興的注解,是“黃郛文件,Part 1,No. 9 B. Sequence No. 76.”(謝書頁356),正是楊天石大量引用的黃郛檔案。看完了這個電報,才能明白楊天石指出的黃郛“無動于衷”、堅決辭職、“事態至此,再叫我去,不啻驅我入穴”的根本原因。否則為什么黃郛過去能忍,現在就突然不能忍了?黃郛忍耐到了極限是真,但真正的導火索,應當是這份電報中透露的“關東軍與駐屯軍公然表示意向,非比尋常”,讓黃郛自知力不從心,借此完全退出中日交涉。

  在這篇文章中,楊天石用了37次黃郛檔案中的電報,卻省略了這么一個關鍵性的材料,令人匪夷所思。在結尾部分,撇開楊天石的語氣不談,選擇用河北事件后黃郛的徹底淡出作為收尾,自然是正確的,關鍵是要指出黃郛下定決心淡出的主因,而非一味的堆積材料,然后以句點結束。談到河北事件后的交涉,自然必須提何應欽,問題又來了,明明有《河北事件有關文電抄件》等原始材料可供引用,為何楊天石非要舍本逐末,非要用經過審閱的《何應欽紀事長編》?況且楊天石還省略了5月2日至5月29日期間發生的事情,直接跳到29日何應欽與日方的會談開始寫,立刻加上30、31日黃郛給蔣介石的電報,接著就是黃郛“無動于衷”了,歷史研究豈能是這樣的堆疊法?否則大家看史事日志就行了,何須歷史學者之用?

  結論:

  對比楊天石文章和謝國興的專著,可以歸納出楊天石增加的內容。在英文材料和報紙方面,楊天石和謝國興重合的有:誤抄的FRUS批注、《大公報》1933年4月28日和《大公報》1933年5月18日。在參考書籍方面,除了研究黃郛必備的《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和《亦云回憶》外,楊天石只增加了兩本:1984年出版的《何應欽將軍九五紀事長編》(楊文頁73注解2)、1987年出版的《顧維鈞回憶錄》(楊文頁74注解2),恰好都出版在謝國興專書出版之后。在黃郛檔案方面,根據楊天石的注解,幾乎全是黃郛和他人的往還電報,這些材料,謝國興都沒有使用。

  謝國興為什么不使用這些電報?可能他的待遇不如楊天石,所以沒辦法把黃郛檔案翻得底朝天,看完所有材料。也可能是謝國興全看過了,但認為分析電報意義不大,不如與將重心放在會議記錄與日方史料上。不論謝國興到底有沒有看過楊天石用的三十幾個黃郛電報,有個事實是毋庸置疑的——楊天石用了三十幾個黃郛電報,除了在史料上“多出”謝國興,在論述與評判上,完全無法超越謝國興的既有論述。

  事實上,如謝國興所言,黃郛檔案已經過層層篩選,第一層是《亦云回憶》,第二層是《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亦云回憶」以外的重要史料,為沈云龍先生所編「黃膺白先生年譜長編」,其中搜羅許多「亦云回憶」中不及列入的有關黃郛原始文電與資料。)、第三層是《黃膺白先生年譜補編》。按照謝國興的了解,1972年黃郛女兒把所有材料寄存史丹佛大學,而這些材料,理應都是沈亦云帶到美國去以后,留給她女兒的。換言之,楊天石用的三十幾個電報,經過上述三層篩選,能用早用了,為什么沈亦云、沈雲龍甚至謝國興不用,把“獨家”留給楊天石?合理推論,因為這些電報價值并不大,從學術研究角度出發,如謝國興書中所展示的,根據原始史料展開研究,已經完全足夠。至于楊天石為何堅持用電報做研究?一方面當然是他一貫的“搶獨家”心理,一方面極有可能是他為了掩蓋參考謝國興的痕跡。

  最妙的是,楊天石的這種干法,無形中為他在《蔣介石日記》開放查閱后的治史風格,打下了基礎。如本書接下來討論的,楊天石用了大量《蔣介石日記》,分析事情卻常常“泥菩薩過江,有去無回”,比如蔣介石今天叫一個人干什么,那個人干了沒有,楊天石不去查,如果蔣介石明天的日記沒提,事情就沒下文了。這種風格,在這篇黃郛的文章中早有跡可循,楊天石或許認為黃郛電報的史料價值不遜于會議記錄,所以堅持要用,問題是,楊天石常常用了一個電報,就沒下文了,比如楊天石說黃郛打電報給蔣介石,卻說不出蔣介石是怎么回應黃郛的,原因何在?因為當時蔣介石日記還沒對外開放!這種泥菩薩過江的引證史料法,到底意義何在?

  我強烈懷疑,楊天石在寫這篇文章時,為了模糊“參考”謝國興文章的事實,刻意用了謝國興沒用的史料,去解讀一個相對不重要的問題,從注解上去做掩飾。不知楊天石從不使用“轉引”兩個字,是否是出于遮掩“參考”痕跡過于明顯的考量?寫中山艦事變不轉引蔣永敬,寫黃郛的善后交涉不轉引謝國興,楊氏治學作風,果真一脈相承。楊天石論文中的六個組成部分,每個部分都能看出這種痕跡,上文已做分析,此處不贅述。楊天石當然不會承認這點,因為他的一貫風格,就是“獨家狂”,同時塑造自己是“蔣介石研究的第一把交椅”、“民國史權威”,既是交椅、權威,只有別人跟在后面“邯鄲學步”的份,哪有他“參考”別人的份?

  楊天石愛這樣塑造自己形象,本是他的自由,問題是,做人得有最起碼的道德底線,楊天石最荒唐之處,在于他在文章的前言中,竟說“對于塘沽協定,學術界研究已多,但是,對長達一年半之久的塘沽協定善后交涉,則研究尚少。”楊天石確實沒說錯,研究塘沽協議善后交涉的研究確實很少,只有謝國興的一本,偏偏楊天石自己不爭氣,偏僻就得“參考”這一本。在大量參閱、甚至誤抄的同時,不但不提謝國興大名,還以一句“研究尚少”掩蓋謝國興的成果(任何人如果看過謝國興的書,都不得不佩服他對該書的投入鉆研之深),甚至連在“附記”里簡單向謝國興致個意,楊天石都不愿意!如此學術品德,實屬不可思議。

  在文末“附記”中,楊天石表示:

  【作者1990年訪美時曾以《二次世界大戰前中國政府的對日外交》為研究課題, 本文是這一課題的一部分,曾得到美國國際教育協會(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Education ) 和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黎安友( Andrew J. Nethan)、曾小萍( Madeleine Zelin) 二位教授的支特。現值本文發表之際, 謹致謝意。又, 本文將收入作者所著《散落的秘密一一海外訪史錄》一書, 由湖南出版社出版。】

  由此可知,楊天石寫這篇文章,還得到了美方的支持,這種支持,不論是經濟上、或是檔案上,換來的卻是一片遠不如謝國興的文章。美方學者如果看過謝國興的文章,再審閱楊天石參考痕跡明顯、“挑剩撿漏”風格的文章,估計要氣到吐血。按照美國的學術標準,若有學者領取補助到國外抄檔案,卻寫出這樣的文章,極有可能取消補助資格,遑論登出文章!楊天石運氣好,頂著北京的社科院的頭銜,美國人想當然耳,認為他具有一定學術水準,給足方便和特權,殊不知楊天石是這樣干法!當楊天石在媒體上大談自己治學精神時,可曾有一絲愧對謝國興、蔣永敬之感?愿本書的發表,讓楊天石的治學真相得以為外間所知,并告誡近代史學者,凡走過必留下痕跡,務必遵守學術引用規范。

  [1]楊天石,《濟案交涉與蔣介石對日妥協的開端——讀黃郛檔之一》,《近代史研究》,1993年01期,頁75。

  [2]樂炳南,《日本出兵山東與中國排日運動:一九二七——一九二九》,國立臺灣大學歷史學研究所博士論文,頁136-145。

  [3]蔣永敬,《濟南五三慘案》(臺北:正中書局,1978)

  [4]陳鵬仁,<北伐、統一與日本>,北伐統一六十週年學術討論集編輯委員會,《北伐統一六十週年學術討論集》(臺北:中央文物供應社,1988),頁324-325。

  [5]謝國興,<黃郛與濟案交涉>,收入張玉法主編,《中國現代史論集》(臺北:聯經出版社,1982),第7輯,頁347-388。

  [6]謝國興,《黃郛與華北危局》,頁5-6。

  [7]謝國興,《黃郛與華北危局》(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研究所,1984),序頁1-2。

  [8]楊天石,《黃郛與《塘沽協定》善後交涉》,《蔣介石與南京國民政府》,頁423。

  [9]FRUS, 1933, Vol. 3, 355-356.

  [10]FRUS, 1933, Vol. 3, 443.

  [11]謝國興,《黃郛與華北危局》,頁1。

  [12]謝國興,《黃郛與華北危局》,頁6。

  [13]FRUS, 1935, Vol. 3, 127.

  [14]謝國興,《黃郛與華北危局》,頁175。

  [15]謝國興,《黃郛與華北危局》,頁190。

  [16]謝國興,《黃郛與華北危局》,頁365。

  [17]謝國興,《黃郛與華北危局》,頁283。

  [18]謝國興,《黃郛與華北危局》,頁291。

  [19]謝國興,《黃郛與華北危局》,頁295。

  [20]謝國興,《黃郛與華北危局》,頁294-316。

  [21]謝國興,《黃郛與華北危局》,頁298。

  [22]謝國興,《黃郛與華北危局》,頁302-303。

  [23]沈雲龍,<塘沽協定后之東北“通郵”交涉>,收入《百年來中日關系論文集》,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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