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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健孫 | 人民共和國:中國人民的歷史性選擇

沙健孫 · 2019-10-02 · 來源:《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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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希望國民黨統治集團通過進行民主改革,在中國推行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更是完全不切實際的。中國的反動統治者由于自身社會基礎極其狹窄,由于自身的殘暴和貪婪,它是極度脫離人民的。它既不能容忍、更經受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在中國社會發展的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它是長期以來無數仁人志士和革命人民艱苦探索、英勇奮斗的結晶,是中國人民革命勝利的產物,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進行新民主主義革命所取得的最偉大的成果。

  近代以來,世界上的帝國主義國家幾乎都欺凌過中國;而近代中國的反侵略戰爭,從1840年反對英國侵略的戰爭到1900年反對八國聯軍侵略的戰爭,無不以中國失敗、被迫接受喪權辱國的條約而告結束。其根本原因,“一是社會制度腐敗,二是經濟技術落后”(毛澤東)。因此,改變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聯合統治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制度,爭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以及改變中國經濟技術落后的面貌,實現國家富強、人民富裕,就成了近代中國面臨的兩大歷史任務。

  由于腐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會制度束縛了生產力的發展,阻礙了社會進步,因此,必須首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爭得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才能為實現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創造前提,開辟道路。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根本目的,就是為了摧毀代表帝國主義勢力和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利益、維護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制度的反動政權,創建一個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共和國。

  為創建新中國而進行的斗爭,是一個偉大的同時又是長時期的、艱苦的、曲折的過程。1921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后,首先集中力量投入工人運動,在此基礎上實現了與國民黨的合作,掀起了第一次大革命的高潮。在1927年革命失敗以后,它獨力高舉革命的旗幟,逐步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樣一條適合中國特點的革命道路。它領導中國人民經過十年土地革命戰爭、八年全國抗日戰爭和四年全國解放戰爭,終于從根本上推翻了反動統治,贏得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勝利,迎來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光榮誕生。

  在創建新中國的斗爭中,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是革命的主要力量。中國工人階級的先鋒隊——中國共產黨,是這場偉大斗爭的領導核心。它所制定的適合中國情況、符合中國人民利益的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為中國人民的斗爭指明了正確方向。廣大共產黨人在革命過程中以行動表明自己是最有遠見、最富于犧牲精神、最堅定,而又最能虛心體察民情并依靠群眾的堅強的革命者,因而贏得了中國人民的衷心擁護。“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這是中國人民基于自己在這場斗爭中的切身體驗所確認的客觀真理。

  

 

  把創建人民共和國作為中國革命的共同奮斗目標,這是歷史和人民選擇的結果。

  近代以來,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里,先進的中國人曾經希望通過學習西方,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使中國走向獨立和富強。但是,辛亥革命的流產,宣告了在中國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這種幻想的破滅。

  中國共產黨人領導的革命繼承了辛亥革命反帝反封建的事業,把它推進到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階段,開始了為創建人民共和國而進行的偉大斗爭。不過,即使在這之后,中國的資產階級及其代表人物還是一再地把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重新提了出來。抗日戰爭勝利以后的一個時期內,一些民主黨派的領導人物和若干無黨派人士所大力鼓吹的“中間路線”或“第三條道路”,就是企圖在國民黨堅持的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專政和共產黨主張的人民共和國之外,另找一條道路,實際上就是西方式的資產階級共和國的道路。

  這種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對于地主、買辦資產階級專政的政治現實固然是一種批判,在實際上卻并不具備現實的可行性。毛澤東說過:

  【“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有過的,中國不能有,因為中國是受帝國主義壓迫的國家”;“帝國主義侵略中國,反對中國獨立,反對中國發展資本主義的歷史,就是中國的近代史”。】

  民族資產階級是真誠地希望中國通過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走上獨立、富強之路的。但是,它的力量過于軟弱。它沒有勇氣和能力去領導人民進行徹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爭,從而為建立資產階級共和國掃清障礙。他們在政治上沒有多大的分量,以至往往把實現資產階級民主政治的希望,寄托在統治階級讓步這種幻想之上。

  國民黨統治集團是在帝國主義的支持下上臺,并依靠帝國主義的支持來維護自身統治的,它根本不可能解除帝國主義、封建主義的束縛,為資本主義在中國的自由、獨立和充分的發展創設前提。

  至于希望國民黨統治集團通過進行民主改革,在中國推行資產階級民主制度,更是完全不切實際的。中國的反動統治者由于自身社會基礎極其狹窄,由于自身的殘暴和貪婪,它是極度脫離人民的。它既不能容忍、更經受不住任何的民主改革。

  在抗戰勝利以后,由于中國共產黨、民主同盟和其他民主力量的共同努力,1946年1月召開的政治協商會議在通過五項協議之后勝利閉幕。按照政協協議,中央政權將實行議會制、內閣制,這對于當時的獨裁政體是一種否定;中央應與地方分權,地方實行自治,這對于解放區政權的存在也提供了一種保障。這些協議都是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有利于實現國內和平、民主、團結的。按照這個協議去做,也將會為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創設若干有利的條件。但是,國民黨統治集團從來沒有準備去履行這些協議。相反,在政協會后不到兩個月,蔣介石就在國民黨六屆二中全會上號召破壞這些協議。不到半年,他就發動了全國內戰。不到十個月,他更片面召開偽“國民大會”,將政協協議徹底加以撕毀。這樣一來,為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創造有利條件的機會也最終喪失了。

  1948年1月,民盟在香港召開一屆三中全會,明確宣告“決不能夠在是非曲直之間有中立的態度”,獨立的中間路線不符合中國的現實環境,是“行不通”的。我們必須站在人民的、民主的、革命的立場,為徹底推翻國民黨統治集團、消滅封建土地所有制、驅逐美帝國主義出中國、實現人民的民主而奮斗。差不多與此同時召開的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成立大會,也宣布“本會當前之革命任務為推翻蔣介石賣國獨裁政權,實現中國之獨立、自由、民主與和平”。其他民主黨派也表示了參加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立場。國民黨的反動政權陷入了眾叛親離、徹底孤立的境地。

  毛澤東指出:

  【“就是這樣,西方資產階級的文明,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的方案,在中國人民的心目中,一齊破了產。資產階級的民主主義讓位給工人階級領導的人民民主主義,資產階級共和國讓位給人民共和國。”】

  中國共產黨提出的關于建立人民共和國的政治主張,不僅獲得了工人、農民、城市小資產階級的堅決支持,而且也獲得了民族資產階級及其政治代表的擁護。人民共和國,成了中國人民共同作出的歷史性選擇。

  

 

  人民共和國是什么性質的國家?它將實行何種政治制度?這是中國共產黨在領導籌建新中國的過程中要著力回答的問題。

  我們知道,中國人民政權的創建走過了一條獨特的道路。它是先在局部的農村區域建立,而后經過長期斗爭,逐步擴展,直至推向城市、推向全國的。在這個過程中,中國共產黨積累了人民政權建設的多方面經驗。在此基礎上,毛澤東在抗日戰爭時期所寫的《新民主主義論》等著作中,已經對人民共和國的國體、政體等作出了原則性的論述。

  在全國解放戰爭的后期,為了迎接人民共和國的誕生,在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1949年3月中共七屆二中全會上,以及同年6月底發表的《論人民民主專政》等著作中,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進一步具體地描繪了新中國的藍圖。1949年9月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通過的起臨時憲法作用的《共同綱領》,進一步對人民共和國的國體、政體等問題作出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明確規定。

  1、關于國體。《共同綱領》對新中國的國體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即:

  【“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新民主主義即人民民主主義的國家,實行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團結各民主階級和國內各民族的人民民主專政,反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的獨立、民主、和平、統一和富強而奮斗。”】

  2、關于政體。《共同綱領》對新中國的政體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即: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國家政權屬于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政權的機關為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和各級人民政府。”“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各級人民政府”。“各級政權機關一律實行民主集中制”。】

  3、關于國家的結構形式。長期以來,中國就是一個統一的多民族的國家。在籌建新中國時,毛澤東和中共中央進一步確認,單一制的國家結構形式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在統一的國家內實行民族區域自治有利于民族平等原則的實現。《共同綱領》明確規定:

  【新中國稱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各民族一律平等。”“各少數民族聚居的地區,應實行民族的區域自治,按照民族聚居的人口多少和區域大小,分別建立各種民族自治機關。”】

  4、關于政黨制度。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過程中,中國共產黨逐步與各民主黨派、無黨派民主人士建立了合作和協商共事的關系。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發出“召開政治協商會議”、“成立民主聯合政府”的號召,得到各民主黨派和社會各界的熱烈響應。1949年1月22日,各民主黨派領導人和著名無黨派民主人士55人聯合發表《對時局的意見》,一致表示“愿在中共領導下”,為中國人民民主革命的成功和獨立、自由、和平、幸福的新中國之早日實現而奮斗。隨后,他們便與中國共產黨一起參加籌備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這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的格局就在政治實踐中形成。

  以上四個方面,構成了新中國的基本政治制度。而其中的國體,即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具有最根本的意義和決定性的作用。這種制度,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和廣大人民的切身利益,有著極大的優越性。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開辟了中國歷史的新紀元,具有偉大的意義。它使得中華民族一洗百年來蒙受的屈辱,開始以嶄新的姿態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占人類總數四分之一的中國人從此站起來了;它使得長期以來受盡壓迫和欺凌的廣大中國人民在政治上翻了身,第一次成為新社會、新國家的主人。中國人民當家作主的時代真正到來了;它使得軍閥割據、戰亂頻仍、匪患不斷的歷史從此結束,國家基本統一,民族團結,社會政治局面趨向穩定,各族人民開始過上安居樂業的生活。人民可以集中力量從事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等方面建設的時期開始到來了。總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成立,標志著中國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任務基本上得到了解決,為中國向社會主義過渡和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國的繁榮富強,創造了政治前提和重要的制度基礎。

  沙健孫:北京大學教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本文原載《當代中國史研究》2009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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