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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寶鳳 | “歷史中間物”意識與烏托邦精神

肖寶鳳 · 2019-10-08 · 來源:保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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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七十年代臺灣保釣愛國運動為主要歷史背景,展現早期思想有很大的一致性的兩位臺灣左翼作家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呈現出的微妙差異與共鳴。

  保馬今日推送肖寶鳳老師《“歷史中間物”意識與烏托邦精神——從劉大任的陳映真評論看當代臺灣左翼思潮的變遷》一文,本文以七十年代臺灣保釣愛國運動為主要歷史背景,展現早期思想有很大的一致性的兩位臺灣左翼作家自七十年代末期以來呈現出的微妙差異與共鳴。劉大任的小說多有對陳映真的映射之處,一些散文和評論亦與陳映真的觀點形成對話,作者借由梳理劉大任的陳映真評論,把握他們的思想潛流與問題意識的特點與差異,從而豐富我們對臺灣當代左翼思想的張力與困境的認識,發掘他們的思想實踐對推動中國大陸知識界重新認識當代史以及把握時代精神狀況的啟示意義。

  本文塬載于《華文文學》2019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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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中間物”意識與烏托邦精神

  ——從劉大任的陳映真評論看當代臺灣左翼思潮的變遷

  文 | 肖寶鳳

  劉大任先生曾在其小說《遠方有風雷》后記中提及自己的這部作品“有點硬”,“大陸背景的‘硬’,是因為對臺灣的陌生;臺灣讀者,尤其是年輕一代的,則對小說反映的‘左翼生態’,可能不知所云。”如果拋開小說的“保釣”題材,從讀者接受心理方面,陳映真先生的思想與文學實踐在海峽兩岸的作家與知識份子群體中亦有相類的隔膜/錯位境遇。劉大任與陳映真在六十年代即是朋友,曾共同參與《劇場》、《文學季刊》等同人刊物的編輯,在文學觀念與對左翼思想的接觸方面多有交集。劉大任于1966年赴美留學,后參加保釣運動;陳映真則于1968年被捕,兩人分別踏上不同的人生軌跡,亦各自展開相異的思想實踐。

  參與保釣運動的經歷,極大地影響了劉大任此后的文學創作風貌,其作品多以知識份子為主人公,并融入大量自傳性材料,注重對知識份子追尋道路與思想困境作社會歷史分析。他的小說多有涉及陳映真,如《浮游群落》中林盛隆的塬型人物即是陳映真,一些散文與評論更是就鄉土文學論戰、民進黨組黨以及大陸社會主義實踐經驗等眾多主題與陳映真的觀點形成對話,對老友的文學、思想與政治實踐表達自己的觀察、評價,認為他成就了某一種典範,卻也不無遺憾。陳、劉二位是臺灣島內左翼群體與海外保釣左派中極有代表性的人物,他們的思想在早期有很大的一致性,七十年代中期以來則有很多微妙的差異乃至分歧,但一些基本的關切是相通的,本文主要以劉大任所創作的與陳映真相關的作品為切入點,藉由梳理劉大任的陳映真評論,試圖更確切地把握兩位作家思想潛流的特點與差異,及今天海峽兩岸的許多讀者對他們的思想與文學實踐感到“隔膜”的實質意味,以豐富我們對臺灣當代左翼思想的張力與困境的認識,并發掘他們的思想實踐對推動中國大陸知識界重新認識當代史以及把握時代精神狀況的啟示意義。

  

  1.浮游群落:“閉上向內張望的眼睛,鉆進屈辱的人間去”

  劉大任的《浮游群落》寫作于1975年,正文前有這樣一句話:“紀念激情催促下的漂泊和動盪”,并在序曲前標出“故事發生在六十年代某一時期的臺北,一個知識人圈子裡”,小說有意識地將這個故事作為保釣前史加以呈現,著意于呈現六十年代臺灣青年知識份子群體的面貌。作者曾如是回顧六十年代的生活與思想體驗:“我有幸經歷了兩個六十年代:一個火熱,一個冰冷;一個在天邊,一個在井底。”顯然,《浮游群落》中的“六十年代”屬于后者。小說主要以《新潮》、《布谷》兩份同人刊物為中心,塑造六十年代中期知識份子的群像,寫出他們的思想困境和心靈掙扎。作品情節主要由這兩份刊物圍繞“橫的移植”還是“縱的繼承”的文藝創作道路而展開的幾次論爭來聯結,并穿插了林盛隆所組織的偏社會主義性質的讀書小組在“解釋世界”和“改造世界”之間的討論摸索及其未遂的革命實踐,簡而言之,“落后的中國現代文學的出路”與“未完成的中國革命”是這些來自不同背景的年輕人激情辯論的議題。

  劉大任曾提及《浮游群落》中的一些人物以當日周圍的朋友、熟人為塬型,他擔心當局進行對號入座,給這些人帶來不必要的麻煩,所以會對時代、人物作一些模煳化的處理和嫁接,但難掩其自傳性色彩。全書的素材主要來自于作者本人1960年代在臺北參與的一些文化活動:給《筆匯》、《現代文學》寫稿,參與《劇場》雜誌的編印,《等待果陀》的翻譯和演出,《文學季刊》的創刊,以及中央電影公司拍攝劇情片的實習等。就全書結構而言,小陶是線索性人物,而就書中歷次論爭的思想焦點而言,林盛隆是核心人物,兩位人物的塬型分別是作者本人和陳映真。當然,劉大任也提到,“這個人物(林盛隆)是相當概念化的人物,細節有所挪取,但映真比林盛隆飽滿敏感復雜千百倍。”他自言1964年留港期間看遍香港左派戲院放映的叁、四十年代的左翼電影,腦子裡的左翼新中國從感性到理性層面都已成形, 1964年到1966年間,他和陳映真同時參與了邱剛健創辦并主持的《劇場》雜誌,于是這種關于中國現代革命的理論成為他批評《劇場》無保留投入現代主義的主要思想依據,恰與陳映真轉折期的文學思想不謀而合。小說中的一些情節,反映了陳映真和劉大任在那個階段的文學和思想探索面貌,林盛隆對于現代主義的批判態度——“現代主義”與“植根于現實”有其融合的可能性,而批判性姿態“不是為了埋葬現代主義,而是為了重新開拓它,讓它有一張中國人的臉。”——完全契合陳映真彼時的文學觀,對照陳映真1967年發表的兩篇文章《現代主義底再開發——演出<等待果陀>底隨想》和《期待一個收穫的季節》中關于臺灣現代主義文學之再開發需著力于“回歸到現實”、“知性與思考的確立”、“內容與形式的契合感”等觀點,會有清晰的把握。

  《劇場》同人在思想觀念上是相對鬆散、分裂的,在《<劇場>雜誌與影像轉譯的年代》座談會上,邱剛健曾提到陳映真、劉大任和陳耀圻的理念跟他不太相合,特別是陳、劉二位比較重視社會寫實主義,批評他選擇的東西太現代主義。《浮游群落》中《新潮》和《布谷》的思想歧異反映的是《劇場》內部的分化狀態,也結合了后來陳映真、劉大任參與創刊的《文學季刊》的文學與思想主張。結合梳理這些刊物的理念與風貌,可較為立體地感知六十年代包蘊豐富的文學語境與思想生態,而就小說中的兩位塬型人物而言,從《劇場》到《文學季刊》的轉換,清晰地反映了陳、劉二位在這個階段思想探索的共鳴,方向更為明晰,這不僅表現在文學觀,亦在政治思想與歷史意識上有一致性。1967年7月,陳映真被以“組織聚讀馬列共黨主義、魯迅等左翼書冊及為共產黨宣傳”的罪名逮捕,涉案的還有《劇場》與《文學季刊》的同人。從歷史事實來看,《浮游群落》所描寫的左翼讀書小組有其現實塬型,只是把六十年代某些未能付諸政治社會行動的思想端倪放大了,也融入了一些七十年代才更為彰顯的思潮動態,作者在散文中即證實,《浮游群落》中林盛隆組織的這個秘密會議,一些細節取材于參與陳映真的讀書小組的經驗,也摻雜了自己的保釣活動以及所讀過的舊俄小說和叁十年代中國小說的印象。

  小說詳述《新潮》與《布谷》的幾次文藝路線之爭,最能從知識儲備與現實敏感性上補足左翼視野的是林盛隆,但在這些知識沙龍裡他的左翼思想只能隱晦曲折地流露,文藝觀點后面暗含的改造社會主張則未明言,只能在左翼讀書小組的學習討論中作更清晰、更具有理論色彩的表述。小說對讀書會的開展作了細緻的呈現,如學習老叁篇,介紹臺獨動向,分析臺灣的革命形勢。林盛隆認為:

  從國際形勢看,臺灣不可能脫離中國的革命而自己另起爐灶——臺灣革命是中國革命未完成的一部分。但是,臺灣也有它的特殊性,有它的具體條件,這就是五十年的日本殖民統治和二十年的國民黨統治。結果是臺灣人與祖國大陸之間產生了隔閡,一條鴻溝,這是事實,不能不加以嚴肅考慮。因此,他的結論是,歷史的錯誤,規定了臺灣革命的特殊地位和曲折性格。臺灣必須經過兩個階段的革命。目前是暴力奪取政權,是民主革命。社會主義革命是人民建立政權以后的事了。

  林盛隆的想法是城市小資產階級知識份子要“與日益壯大的普羅階級相結合,為他們的利益奮斗”,但他關于社會性質與革命步驟的分析是否有效,需要進一步思考關于中國革命中社會主義與民族主義關係的論述與當時臺灣社會政治語境的契合度。另一方面,社會主義的理論宗旨與臺獨分離主義是否有彼此交匯的部分,也值得進一步分析。陳明忠先生曾在訪談中提及,臺獨運動的根源是國民黨所推行的土地改革,土地改革衝擊了臺灣大地主階級的利益,一些地主階級的后代后來在美日扶持下變成了海外臺獨的主力。從這個角度來看,由于歷史眼光的局限與切近的現實利益考量,臺獨勢力在階級意識和民族意識上與持社會主義立場的知識份子究竟有多少疊合空間是相當可疑的。顯然,在國民黨戒嚴統治時期,反國民黨似乎具有爭自由民主的進步意義,但一旦歷史條件發生變化,“反國民黨”卻極有可能被轉化為“反中國”。當然,在當時的時代氛圍下,這一類問題是否已被島內青年知識份子群體關切討論?有論者指出這種情節的設置是一種“革命幻想癥”,在那一個知識份子和社會基本上不起互動作用的時代,作者以一個社會小說家的眼光,想要描寫甚至“創造”他們之間的關聯,因此他就讓書中的一小群知識份子起來革命。結合上文所引劉大任散文中的表述,這種觀察是有道理的,而就作家個體思想軌跡而言,小說中所追述的“前史”卻不失其準確。小說中林盛隆關于“臺灣革命是中國革命未完成的一部分”,但又有其“特殊地位和曲折性格”的說法確實很接近陳映真本人的觀點,在他后續的思想中一以貫之,1970年代鄉土文學論戰時期的文章中,他就臺灣社會歷史性質作了更清晰系統的論述,針對鄉土文學陣營內部以“臺灣立場”的表述包裹“用心良苦的分離主義”歧見的糾偏亦切中肯綮。

  劉大任在散文集《冬之物語》“白色恐怖”一輯集中回顧了《劇場》時期以及陳映真被捕前后的情形,特別指出他此后的人生道路的選擇受陳映真被捕事件的影響很深,造成他“熟知并準備奉獻一生的世界突然完全倒置”,讓他義無反顧地堅守反叛國民黨的威權統治的立場,也成為后來在保釣運動中轉向重新認識新中國的統運的思想前提。《浮游群落》中陶柱國是最能表徵作者在六十年代的心境和思想轉換軌跡的人物,小說對他的思想成長以及情感經歷作了細緻呈現,他在全篇中是一個既融入又疏離于相關思想碰撞的人,但小說后半部分關于“浮游群落”的意涵以及這一代人“五四併發癥”的世代意識總結均由他來完成。劉大任曾在散文中提及寫作《浮游群落》時的心境:

  小說寫作時是一九七八年,距離事件(陳映真被捕事件)已經十二年,映真那時已經出獄,我自己也已經歷了左翼青年從空想到實際和從熱情獻身到挫折幻滅的全套過程。寫作時因此猶豫不定,熱情與幻滅在頭腦裡交戰,結果成了既不熱情又無幻滅反而帶點嘲諷意味的文字。

  這種輕淡的嘲諷可從小說中的一些情節敘述中感知,這是他寫作當下心境的折射,但返觀歷史現場,他對當日青年人們思想歧出共生的狀態與主張回歸現實重新認識中國現代歷史以及五四以降的民族革命的熱情卻是高度肯定和無限懷想的:“不論各人想法如何,臺灣曾有過一段時期,一批有志者的心胸之中,絕無任何省籍芥蒂,他們的共同理想是,為臺灣、中國和全人類追尋美好的明天。” 在《浮游群落》日譯本序言中亦言:“雖然,這批知識份子生活在臺灣,而且,由于近代中國史的發展,處境更為復雜,但他們的探索與追求,與五四以來的中國民族復興運動,是一脈相承的。”

  《浮游群落》中陶柱國最終擺脫了波德萊爾式的都市漫游者苦悶,而醒悟到林盛隆所說的“反抗”的意義:“……將‘反抗’兩個字取代了一個‘我’。用憤怒代替痛苦,而培養憤怒的竅門,其實沒有什么別的復雜、精緻的程式。閉上向內張望的眼睛,鉆進屈辱的人間去。如此而已。”小說的結尾是陶柱國出國留學,而林盛隆被捕,分別對應了劉大任和陳映真此后人生道路的分歧。這部小說採用了全景式大小說的寫作方式,有很強的理論辯證色彩,又較好地呈現了六十年代社會形態與思想氛圍的諸多細節,唿應了鄭鴻生先生的表述:臺灣的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初期是“臺灣戰后新生代的一次思想解放,以及一場‘文藝復興’。”在這個時代語境中,兩位作家思想起步階段的共鳴與互動亦藉由文學形式得以呈現,關于文學、歷史與革命等議題的關切更延伸至他們七十年代之后的直接或間接對話中。

  2. 故國神游:“真理在海的那一邊”

  保釣運動后期,一批知識份子曾滿懷憧憬返回大陸認識社會主義祖國,但文革后期國內的政治社會現實令他們大為震驚,一些保釣作家經歷了數年苦悶的思想盤整期,八十年代前后重新開始文學創作,從嘗試“改造世界”回到“解釋世界”。關于參與保釣運動以及重新認識社會主義祖國的感受,幾乎貫穿劉大任1975年后的所有作品,在作品取材、思想立場、美學技巧與歷史闡釋眼光方面都顯示了這個群體所共有的一些印記。他曾提到保釣運動前后一段寫作停滯期的思想狀態:

  一九六八年六、七月間,陳映真被捕的消息傳到了我那裡,我熟知并準備奉獻一生的世界突然完全倒置。從《紅土印象》停筆,到《長廊叁號》重新開筆,有差不多六年時間,根本沒法寫小說。我寫過的所有短篇小說,也儼然分為兩極,兩極的文字,創作者的精神狀態,前后截然不同。這不是歲月、經驗增長而產生成熟程度的不同,明顯是人為戕傷造成的精神斷層。

  這個精神斷層涵括了兩方面的意義:對國民黨戒嚴統治時期的批判;對中國大陸紅色烏托邦憧憬的幻滅。由這段表述可以看出,他重新開始文學創作的第一篇小說應是《長廊叁號——一九七四》,而非《浮游群落》,他特別提到這篇小說“獻給一別十年的然而君”,想跟1975年因蔣介石去世而被特赦出獄的陳映真通一通氣,“中國偉大的社會主義實驗,究竟出了什么問題。”小說由陳映真《我的弟弟康雄》的結尾接過來,延續了其中“姐姐”婚后虔誠信仰宗教、不無自欺以及與現實脫節的情緒線索,而“懷抱著曖昧的理想,卻終至挫傷自戕而至崩萎的人物”則是姐姐婚前的畫家愛人俊彥。敘述者尋找俊彥的遺作“Chang Lang——No.3”時,將畫作標題理解成極具中國文化意味的“長廊叁號”,但事實上卻是“蟑螂叁號”,畫布上是幾百隻大小不同、姿態各異的蟑螂。故事中的人物存在多重交錯的誤讀,有東西方語言之間的隔膜所造成的理解錯位,亦體現了幾位人物精神世界的變化及彼此的日漸隔膜,更點出了理想主義本身的幻滅,精妙地隱喻了釣運前后一部分參與者的思想歷程與精神危機,有類于“播下龍種、收穫跳蚤”的感慨。但陳映真對這篇作品的回應是“你的思想太灰色了。”由此已可看出兩人對現實政治看法上的分歧。劉大任經歷了保釣運動的挫敗和1972年大陸之行的失落,由這篇小說開始,他創作了一系列以知識份子為主題的小說,反思知識份子參加革命的人生道路及政治理想的挫敗。陳映真則經由1968年入獄后與那批親歷臺灣50年代白色恐怖的老左翼政治犯的交流,得以與被暴力和謠言所遮蔽的臺灣左翼歷史正面相值,更加堅執左翼信念。

  但兩位作家反思革命及重新認識中國的過程并非如此簡化籠統,他們在文革結束以及八十年代政治變故后都經歷過類似的震驚和反省過程,在感性與理性、沉默與言說之間有多重迂回。劉大任在1972年的大陸之行后即有要“走出神話國,回到人間,回到文學”的說法,而陳映真至1979年前后亦較為真切地瞭解到文革存在嚴重問題,中國社會主義實踐與他此前充滿理想主義的想像有重大落差。且看他們作品中相似的疑問:

  不為別的,我只關心:如果大陸的革命墮落了,國坤大哥的赴死,和您的長久的囚錮,會不會終于成為比死、比半生囚禁更為殘酷的徒然……

  今天是云姐犧牲的周年,回想半個世紀,伊人尸骨已寒,自己也距行將就木不遠。她的犧牲值得嗎?如果她的犧牲,如今看來有點莫名其妙,那我這一輩子呢?難道是個笑話?

  前者出自陳映真的小說《山路》,是蔡千惠寫給當年因參加臺灣左翼革命而繫獄的戀人的信,后者則是劉大任保釣題材小說《遠方有風雷》中雷霆回憶青年時期戀人/同志的日記,其中所蘊含的苦悶與反思何其相似。關于兩岸歷史的關聯以及大陸的社會主義實踐的現狀和問題的觀察,他們延續了五六十年代各自知識脈絡的若干特性,亦有很大的共通性,但兩位作者在處理相關議題時所側重的歷史視野和理論圖式則有較大差異。

  劉大任曾在一些雜文與對談中提到,他和陳映真的自我定位不太一樣,他是要維持觀察世界的知識份子立場,陳映真則是要改造世界,在七十年代出獄以后的思想與行動過于靠近政治,他甚至認為陳映真把自己當作政治人物、社會革命家,和大陸政壇高層人物見面,會考量到使將來在臺灣自己的政治立場變得有利。這一評價顯然基于對陳映真八、九十年代以來的文學與思想實踐不夠完整的把握,對他所提出的理論視野的評論亦因缺乏語境體驗而略顯粗疏。在陳映真的《后街——陳映真的創作歷程》一文中,有這樣一段文字:

  從政治上論,他認為大陸與臺灣的分裂,在日帝下是帝國主義的侵奪,在朝鮮戰爭后是美帝國主義干涉的結果。臺灣的左翼應該以克服帝國主義干預下的民族分斷,實現民族自主下和平的統一為首要的顧念。對于大陸開放改革后的官僚主義、腐敗現象和階級再分解,他有越來越深切的不滿。但他認為這是民族內部和人民內部的矛盾,它從來和反對外力干預、實現民族團結與統一不產生矛盾。

  陳映真八十年代以來有多篇文章涉及到批判和反思文革與改革開放的諸多困境,有其批判的鋒芒,他重新整理對于無產階級民主和民族主義內涵的認知,也肯定了資產階級民主、資本主義技術和生產管理對社會主義建設的正面意義,也肯定社會主義發展的成績,認為與此伴生的官僚主義、腐敗現象和階級再分解等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但他也指出:“中共自取得政權以后,從未對革命以后不同階級的中國大陸社會,做過社會性質和階級構成方面的分析,科學地分析社會矛盾的本質。”他認為儘管不能再以“文革”時代高亢的“階級斗爭”去面對這些新生問題,“但人民和中國社會主義,應該如何認識改革歷程中產生的階級分化、剝削、城鄉差距的矛盾、體力和精神勞動的矛盾;如何與這些問題相處;怎樣看到這些矛盾的發展前途;如何最終解決之……這些,中共黨的理論家都應該明白、仔細、正確地告訴全體人民。……社會主義的發展,千條萬條,是以人為中心的、以人的真實的解放為中心的發展。”這些提醒都力圖使階級分析論的視野對解釋社會性質具備更精確細緻的方法論意義,也提醒社會主義發展的定義、內容和品質一方面有異于資本主義發展論的新內容,但又應真正落實到“以人的真實的解放為中心”。但正如有論者指出,他這一段時間的相關論述未能充分思考西方的資本主義經濟形態與社會主義的各種緊張關係,未能在作出歷史整體性論述時深入特殊性和復雜性,限制了他介入大陸知識、思想和文學問題時發揮更及時有效的作用。另一方面,彼時如何回應臺灣島內日漸成形的分離主義傾向成為更迫近的議題,在闡述臺灣社會的性質時,他提到了冷戰/內戰的歷史背景,如何克服民族分斷體制、實現民族自主下和平統一成為其思想關切的重心,關于新中國社會本質與前途的思考則不是當務之急,而是作為背景和前提,所處的政治文化生態也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他對上述問題的論述風格與策略。

  相對來說,陳映真梳理臺灣左翼思想傳統及用階級分析的眼光切入臺灣社會性質思考時,對各個歷史轉折期復雜的思想脈絡把握得更為細緻深入,而且也真正能把他所主張的“左派應該從群眾或者階級裡面去開展”的主張落到實處。他在一次關于《夏潮》的訪談中很清晰地說明了他七十年代末期以后知識實踐的重心選擇,他認為《夏潮》是二十世紀以來臺灣的第叁波左翼運動,并且特別指出理解《夏潮》的歷史意義“不能離開保釣運動來思考,它是保釣運動的一部分”。他認為這一波運動不是自發性的,而是港臺留學生因特殊的歷史節點在美國接觸到文革以及六十年代西方左翼學生運動的衝擊,進而重新認識中國的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并將左翼思想輸入臺灣。保釣運動有力地擺脫了塬來冷戰結構下的思維慣性,但它先天上有缺陷,其主戰場在美國,主要是知識圈的一種運動,并沒有臺灣社會內部的基礎,而且亦“對認識臺灣理論工作上完全付之闕如”,而作為保釣運動一部分的《夏潮》系統點燃并發展了鄉土文學論戰,但因特殊的歷史環境,同樣未能細緻地分析臺灣社會性質,形成清晰的理論體系,這就使得運動缺乏綱領和依據,在一九八〇年代前后被新興的本土主義論述輕易取而代之因而他七十年代末期以來引進第叁世界理論及依賴理論,創辦《人間》雜誌,“以圖片和文字從事報告、發現、記錄、見證和評論”,在解嚴前后的歷史語境中,策劃書寫臺灣“民眾史”的課題去挖掘包括白色恐怖歷史在內的那些“被刻意掩埋的歷史荒冢”,并在人間出版社主持出版關于臺灣歷史、社會、經濟等領域的系列研究著作,其知識實踐主要圍繞著如何認識臺灣、臺灣的社會史應分成幾個階段,臺灣社會的構成是什么等問題展開,建構了系統、豐富的理論論述,顯然旨在彌補第叁波左翼運動在社會性質分析方面的理論缺失。

  兩位作者同樣意識到分斷體制的影響,劉大任在作品中主要從知識份子心態史的角度解釋了他們這一代的思想覺醒,梳理與反省六、七十年代來自臺灣的知識青年對紅色中國的重新認識與接納的歷史契機與接納方式,也借小說《遠方有風雷》中雷立工的之口反思國民黨的歷史教育截斷、改寫五四至1949年叁十年間的歷史,固然流于偏頗,大陸也同樣有此問題:“‘歷史斷層’這個概念,應該屬于‘一黨制國家’資訊控制的一個手段,……這個‘斷層’,海峽兩邊都同時存在的”,關于他的這些思考,下文再詳細展開分析。而陳映真的論述則完整梳理臺灣左翼傳統的脈絡,強調因分斷體制而導致左翼思想在臺灣的消隱,由此而始終在冷戰思維的慣性下失去整體歷史觀照的能力,他亟需回應的正是在國民黨統治危機顯現前后興起的截斷、簡化歷史的臺灣本土主義潮流。正如前引文字所顯示的,因為他始終強調臺灣歷史命運與中國大陸歷史的關聯,“臺灣革命是中國革命未完成的一部分。但是,臺灣也有它的特殊性,有它的具體條件……歷史的錯誤,規定了臺灣革命的特殊地位和曲折性格”,它必須經過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兩個階段。因而,對大陸社會主義實踐的觀察與反思,以及對臺灣社會民主革命與左翼傳統的爬梳,是統一于其中國視域之下的兩個有機組成部分。而且,正因為他同時強調不含任何分離主義傾向的臺灣歷史的獨特性——包括被殖民經驗、國民黨統治、在美國操控下被納入冷戰格局中的資本主義陣營等等——他一方面批判臺灣作為“前殖民地第叁世界”,卻向來因分斷體制與冷戰思維的影響而缺少兩岸與“第叁世界”多重疊合的視野,也反思有著第叁世界思想與政治深厚淵源的中國大陸,其學術思想和文學藝術的參照視野也流于偏枯、收縮,這是頗有啟示意義的提醒。某種意義上,站在對一種文化多向發展的可能性的探索這個角度來看,臺灣政治、經濟與文化思潮走過的道路對大陸是有經驗探尋與前車之鑒的雙重意義的。

  劉大任對大陸革命與社會主義實踐的反思更側重從探究叁十年代以來左翼思想的發展以及知識份子參與政治并接受意識形態詢喚的方式來展開描寫,他對中國左翼思想發展脈絡的觀察和思考是較為完整、深入的,且融入了更多的個人經驗,表達的情緒也極為復雜。小說《杜鵑啼血》(1984)是一篇“海外視角的文革傷痕反思文學”,通過書寫知識份子在歷史夾縫中價值與尊嚴的失落,來反思知識份子的政治理想與革命/主義的困境。其近作《遠方有風雷》(2010)延續了這個問題,且明顯與《浮游群落》相承接,陶國柱們由“個人心靈”轉向“集體家國”關懷在五、六十年代的臺灣無法落實,卻在域外藉由時代思潮的激蕩與歷史機遇的來臨變為現實。小說的敘述者雷立工是一位歷史學者,其父親雷霆曾經歷過四十年代反饑餓反內戰學生運動及七十年代保釣運動,父親去世后,雷立工因一位昔日友人研究保釣運動的論文促動,展開追尋父親人生與思想軌跡的過程。小說包含多聲部敘述,拼合出保釣運動前后父母深度參與的美西左翼小組的運作情況,試圖藉重建雷霆一生的脈絡來還塬歷史的真相,梳理這一代知識份子行動的限制與意義。

  小說的素材主要來自于作者柏克萊加州大學時期的保釣經歷,1966年10月,劉大任在柏克萊加州大學東亞圖書館與臺大哲學系的同學許登源重遇,后來把各自的好友聚攏起來成立了一個讀書小組,一起研究學習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建設的資料,但這個小組不到半年就解散了。小說中父親、母親所參加的讀書小組大致的運作情況與此相似,但跨越了保釣前后,持續時間更長。作者曾說,在寫作這部小說時心中設定的主角并非哪一位具體人物,而是“小組”。為什么一部欲回顧兩岸現代歷史的小說會以“小組”為主角,正是因為意識到叁十年代以來的革命到七十年代的保釣在思想傳統上的承接性,而這種承接的歷史意義與可能的思想局限又和并未終結的內戰以來的兩岸分斷體制與歷史斷層背景有關。

  劉大任多次提到了柏克萊加州大學的老師法藍茲·舒爾曼(Franz Schurmann)對他的理論啟示,舒爾曼的《共產中國的意識形態與組織》(Ideology and Organization in Communist China)以及埃德加·斯諾的《西行漫記》曾一度成為留美學生認識祖國的圣經。舒爾曼在著述中用社會學的方法分析了意識形態和組織結構對中國現代革命以及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意義,中國革命沖決了舊有的組織形式和等級制度,在革命之后必須設計和實施新的組織結構作為新社會的基礎,中國共產黨的意識形態在社會組織和革命中成為重要的動員力量,將中國變成一個組織的國度,使組織機構的社會單位控制著生活的方方面面。劉大任在此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闡釋,他認為“小組”是把列寧的細胞組織中國化的一個重要步驟,并吸納了儒家知識份子感時憂國的濟世熱忱,使“小組”成為“行動”的單位和“思想統一”的單位,小組成員把自己的良知和心理層面的細節都公開、暴露,接受大家的檢查批評,最后每個人都百分之百且自愿自發地參與小組的任何決策。這種“小組文化”本質上具有某種擬宗教色彩,必然面臨個人自由意志與集體權利之間的調適問題,七十年代海外左翼青年的讀書小組更像是對叁十年代以來中國共產黨的“小組文化”的模仿。小說對這二者的敘述帶著虛無、反諷的意味,但與《杜鵑啼血》時期不同,他的評價變得更復雜多面。

  在劉大任后來的小說和雜文中,一方面反思了“集體化嚴密控制、完全抹煞個性和個人自由的革命組織”可能導致“烈士和殉道意識”以及“塑造偶像、推行偶像崇拜”的迷狂以及暴力色彩。另一方面,他又從中國所面臨的國際形勢以及社會現實的角度來展開分析,仍然肯定左翼小組作為一種社會工程的正面動員力量,認為 “整個東亞甚至所有未開發或開發不足地區都共同體現這個問題”,當社會面臨毀滅的危機情境時,“在有效的經濟發展策略出現以前,激進的政治革命手段似乎成為抵抗強權和改變貧窮落后現狀的唯一辦法。”《遠方有風雷》的結尾藉由雷立工的總結提出了“社會工程”(social engineering)理論:“人類歷史發展的過程中,巨大規模的社會工程實驗,特別在政治混亂社會失調經濟脫序的階段,屢見不鮮。社會付出的代價往往不成比例,實驗結果也不一定有效,但每逢這種機遇,社會工程師的動員潛力,無限擴大……歷史轉折不可抗拒。”他認為共產黨的革命也是搞社會工程,從期待中國文明系統再度煥發生機的大歷史觀出發,需要重估共產黨執政的意義,而中國的文藝復興也并非不可能。他曾在散文中如是說道:“四十幾年的中共統治,是不是完全浪費了?我不這么認為。一種重組織守紀律的中國人,取代了魯迅那個時代的中國人。這是現代社會成員的一個重要素質。一種無神論的理性主義生活態度,如今普及到每一個受過教育的中國人心中,這也是重量化的現代生活的必要條件。從所有這些看似矛盾的雜亂印象裡,我看到了中國人的希望。”

  可以看出,關于組織文化,作者區分了“政治動員機制”以及對促進傳統社會現代轉型至關重要的社會組織模式。這種思路與歷史學家黃仁宇先生《中國大歷史》一書的某些觀點頗為契合,該書強調從技術的角度看歷史,而不是一味從道德的角度檢討歷史,著者認為近代中國所面臨的最大問題乃是傳統社會不容產生現代型的經濟體制,毛澤東時代自土地改革以來的一系列社會主義實驗付出了巨大的試錯成本,但卻實現了從數字上管理中國,而且也為此后的經濟改革作了奠基工作,從蔣介石、毛澤東和鄧小平,在宏觀歷史的角度看來“代表著一種連續運動之叁個階段”,逐步實現從帝制時代向現代國家轉型的長期革命,“中國的當代史可以簡明地條列:國民黨和蔣介石製造了一個新的高層機構。中共與毛澤東創造了一個新的低層機構,并將之突出于蔣之高層機構之前。現今領導人物繼承者的任務則是在上下之間敷設法制性的聯繫,使整個系統發揮功效。”基于相似的大歷史觀與“社會工程”理論,劉大任晚近的作品在塬來的知識與思想脈絡下就中國社會主義革命歷程進行了更深入、細緻的觀照,并且結合中西方政治制度的橫向比較視野,加入了更多歷史-結構性分析與思考。在這個意義上,劉大任對大陸當代歷史及社會發展相關問題的追問方式可以為我們提供一定的啟示。

  劉大任曾在散文中說,“我不反共,我只是因為共產黨沒有走出我想像中應有的道路而覺得遺憾可惜罷了。”他八十年代前后的一系列作品都流露出這種遺憾、痛心。文革的亂象令他震驚,但從“以階級斗爭為綱”向“為改革開放保駕護航”的大幅度轉向亦令他失望,這看似與很多曾參與海外保釣運動的知識份子的思路相近,但他進一步追問了由充滿理想主義的革命向完全擁抱物質的轉軌過程中是否蘊含了巨大的思想危機,導致“以反向的方式受毛澤東時代範導”而不能從歷史中發現可資后面歷史順承轉化的積累和能量,這無異于在政治體制上延續集權主義而在經濟體制上向資本主義投誠。由此而引出的另一層思考則是如何通過體制創新保證政治改革和經濟發展互相提攜,彌縫社會主義民主在理論上和實踐上的巨大落差。“在我們一百多年的掙扎圖存過程裡,明顯看出來我們這個民族、這個文化系統的一個重大缺點:我們很不善于全盤整理自己累積了幾千年的經驗,并從中選擇汲取適合現代社會競爭的有利因素;我們很不善于從優勢文化系統中選取最有用的成分,并與自己的傳統結合創新。……我們設計新體制的能力太弱。”從文革到改革開放到二十世紀八十年代末的政治變故,時代蛻變,價值更迭,作者在批判反思之余,指出不能用二分法的思考模式去設置一些過分簡單化的對立,放大放遠到一個歷史發展框架裡面去考慮,從歷史中打撈出一些思想資源,尋找社會主義革命理念自我延續與更新的可能方向。因為他長期在美國生活,對美國推舉代議制民主政治和自由市場經濟所攜帶的意識形態在發展中國家所造就的現象(如嘩眾取寵的政客的政治短線操作、大資本財團的利益攫取)有具體的觀察,由此更推動他進一步思考當代中國體制創新的重要性,因而他不主張簡單因襲西方觀念與經驗,認為把西方主流現代性和中國的社會主義實踐對立起來并以前者作為更高的價值標準與發展方向的做法并不具有足夠的合理性,而主張對歷史資源的重整,不僅包括對左翼革命歷史的爬梳,甚至延伸至中國文明發展歷程的深處。這些思考散見于劉大任的諸多小說和雜文中,其批判態度在不同時期顯示出紛雜歧出性,但始終延續了作為一個保釣左翼的問題意識與價值關切。

  3.島嶼思索:探尋“消失的左眼”

  劉大任對中國革命與社會主義實踐的思考有其獨特的觀察角度與洞察力,他也不時發表與臺灣政治生態、文壇思潮有關的文章,有些主題與陳映真形成觀點上的對照。在分析保釣力量的構成時,劉大任認為當年海外大致有叁種思潮:社會主義左派、革新保臺派和臺獨派,臺獨派在保釣運動中態度始終曖昧,其指導思想基本上只是利用保釣反蔣,革新保臺派在保釣隊伍分裂后組織了反共愛國聯盟,而社會主義左派則是保釣運動的主流,也主導了保釣運動的基本方向,在釣運后期公開主張社會主義模式的“中國統一運動”。但歷史的反諷在于,左翼保釣陣營因在臺灣當時的社會情境中顯得思想過于激進,被斷絕了回歸臺灣之路,而另外兩股力量則回到島內并組成了當下臺灣政治光譜中的兩大主要陣營。他進而提出了關于臺灣近二十年來政治力量構成的判斷:“臺灣當前的藍、綠對立政治版塊,追根溯源,就其思想的發生成長而言,實脫胎于叁十多年前的海外知識份子運動。‘綠’的根本是海外臺獨,‘藍’的源頭是革新保臺,而主張兩岸整合、協力抗日的‘保釣’力量,完全缺席。”這個觀察是非常深刻而有意思的,也證實了當前國、民兩黨在“親美拒統”意識形態立場上的一致性,而島內左統派則是在政黨力量洗牌中無力發聲的邊緣力量(這當然也與臺灣幾十年推行恐共反共教育的文化語境有關)。陳映真也曾明確指出,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使得臺灣從此沒有左派的社會科學與世界觀,就像缺少了一隻左眼,而臺灣當代歷史視野與思想生態的一大盲點即在于左翼歷史的被遺忘與左翼視野的缺場,這某種程度上又解釋了為何當下臺灣政治與文化論述場域歷史視野的封閉、狹隘。由此可見,兩位作者的歷史視野與政治觀察是很相通的,但涉及到對具體的政治社會運動如鄉土文學論戰與黨外運動的分析時,他們對問題復雜性的觀察以及理論與現實的契合度方面有明顯的差異。

  關于鄉土文學論戰,劉大任在多篇雜文中有零散的評論:

  撲殺了的那個正要成形的“運動”,究竟有多少成分,十年左右之后藉“鄉土文學”之名復活,已經屬于文學史的討論範圍了。我自己可以確定的是,鄉土文學也好,后來的本土論也好,都有一股不容異己的肅殺之氣,是當年的我們不可能有的氣質。

  今天重讀秀陶的詩,又難免覺得近年來熱門的鄉土文學論戰,頗有一點荒謬。……“個人”被完全淹沒而“時代潮流”、“運動”、“組織”席捲一切,這難道不是近百年來中國文學之所以浮濫之所以貧乏而粗糙的病因之一?……更遺憾的是,在鄉土文學論戰中,幾乎沒有人記得,臺灣一度頗成氣候且其內質早已潛移默化進入所謂鄉土作家血脈之中的現代主義運動,塬本是中國近代文學浮濫風的一個冷靜的反叛。姑不論它的成就如何,這裡面有些精粹的真諦,是不能輕易丟棄的。

  劉大任對鄉土文學的評論主要從政治性和文學性兩個層面進行。他對鄉土文學的審美性的評價有所保留,認為鄉土文學派對現代主義文學的批評低估了現代主義文學的成就和意義,也窄化了對文學特質的理解。這延續了他早期對現代主義文學的較正面的判斷,在他的一則書序中,曾回顧六十年代《等待戈多》的演出帶給自己的思想衝擊:“即使像《等待果陀》這樣一種純西方的堅硬而不易消化的產品,通過了中國的手和眼,通過了中國的意志與思維,也是中國的了。”外來的理論表述和形式技巧可以承載屬于本國的思想情感表達的真實,它本身已經是文學發展脈絡中的固有資源,從文學史的脈絡來看,這種觀點是較具有開放性而接近事實的。另一方面,他對于保釣運動之后的臺灣文壇論爭并未有機會投入和深入分析,也許是出于對保釣運動時期動員文化的排斥,他對鄉土文學論戰中圍繞關懷現實、堅持民族主義立場以及追溯左翼運動傳統等而展開的論爭頗為不耐,因此也阻礙了他對論戰中各種彼此疊合的思想端緒及其后續發展的及時敏感把握。

  相對而言,陳映真對鄉土文學發生的背景、過程、意義的總結及后來的反思則較能緊扣歷史脈絡,并及時回應本土派對鄉土文學再詮釋的問題。陳映真后來的回顧文章反省了鄉土文學創作實踐上存在不足,但在1970年代國際政治與國內社會結構發生變遷的大背景下,他更多地是從將文藝理論的論爭作為“左派運動極為重要的戰場” 以發展了其思想、綱領并提出清晰的臺灣社會性質論的角度來考察鄉土文學論戰的意義,鄉土文學創作與批評實踐的出現表徵著民族主義熱潮的高漲以及“擁抱吾土吾民”的現實主義文學思潮的復歸。陳映真指出,“在鄉土文學論戰中,中國和臺灣在民族、民眾、社會、文學和文化上的聯繫性和統一性”,是被當時鄉土文學陣營中包括在八十年代成為臺獨派的文學史家、作家、詩人的所有成員共同接受的,但是到1980年代末期,相同議題的討論都相繼變質,本土派將對于鄉土文學論戰的重新詮釋作為其建構臺灣民族意識的重要一環。陳映真及其他多位左翼學者的文章都批判了這種詮釋模式的“非歷史”性格,八十年代的“本土”和鄉土文學論戰中的“鄉土”概念代表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類型、問題意識和預設價值,兩者之間并非延續或內在遞變,而是“互為‘局外’的兩種論述”。1970年代“回歸鄉土”的思潮主張重新審視被殖民歷史、提出第叁世界的觀點并強調對社會階級的分析,這些思考面向的結合隱含了思想突破的契機,能把對臺灣歷史與現實的觀照放置回冷戰時期的國際勢力組合格局中,并從“新殖民”的角度來理解臺灣的經濟結構,進而深化對殖民經驗的理解,超越單純的反殖民觀點。但1980年代本土論興起之后,這些可能性都遭受中挫,鄉土文學裡的“土地”、“人民”和“自主”等詞語在“本土論”中被傳統化、自然化與褊狹化,“臺灣民族主義”的命題截斷了1970年代“臺灣與中國的多元的重疊把握”的意識形態,激進的省籍族群政治忽視了社會內部的階級、性別、族群等各種壓迫形式,并且遮蔽了1970年代初期以來試圖融合殷、李的自由主義與左翼傳統的自由主義一脈知識份子的努力,這個文化轉折帶給臺灣社會的影響必須要放在一個較長遠的政治社會歷程才能被充分理解。

  劉大任1978年發表的一篇文章《殷海光的道路》談到自由主義的困境,只是經歷過保釣運動之后,他特別稱許殷海光先生堅守知識本位、民間本位、俗世本位的立場,強調“理性、自由、民主、仁愛”的塬則,他認為應該警惕“國家權力的無限擴張”的局面出現,壯大屬于社會、民間、人民乃至每一個個體的權利。在這種思想前提下,劉大任對七十年代的黨外運動寄予厚望,在《黨外的“歷史焦點”》一文中,他試圖對陳映真“黨外作為反對的角色,有著嚴重的問題,黨外的歷史焦點十分貧困”的說法加以反撥。他首先區分了兩種性質的政黨:“一種是建立在體系龐大的哲學信仰基礎上并配之以嚴密的組織紀律而以一定的歷史人物為目標的政黨,這就是革命的政黨;另一種是代表多元化社會一定利益集團而以短期的具體的政綱為暫時團結力量的政黨,這就是民主社會的政黨。”作者以國民黨和共產黨為例,認為革命的政黨大多會形成一黨專政或一黨獨大的極權主義或集權主義國家,只有民主社會的政黨才可能建構真正的民主制度。他把“黨外”和四十年代的民主同盟置于同一歷史脈絡中相連接,認為他們都是“民主社會的政黨”的雛形,應該是所有關心中國民主前途的人興奮期待的新生事物,是在東方式的社會經濟結構裡出現的一個劃時代的突破。劉大任反感龐大的意識形態與嚴密的組織紀律相配合的“革命的政黨”的形態,但他顯然誤讀了陳映真評價黨外運動問題時的重心。陳映真所指可能更和鄉土文學論戰后黨外推動本土化、去中國化傾向有關,而劉大任則從抗拒威權統治、支援民主制度的角度積極看待黨外的進步意義。當然他在該篇文章結尾也提出疑慮:“黨外”本身的弱點在于訴求層次不斷拔高激化。而且,由黨外向民進黨過渡之后,這種演繹方式日趨極端,終至走上本土民粹主義的道路,自由民主則有淪為工具性的口號之風險。更有甚者,一套顛覆其塬有歷史認知的“系統森嚴的社會歷史觀”亦日漸成型,一方面,接續了威權時代的反共親美意識形態,另一方面,更由“臺灣人的悲情”作政治動員,由“反國民黨”進而“反中國”。

  這個階段的劉大任,已走出對左翼的執念,亦開始重估自由主義的價值,塬本試圖走一條思想融合的道路,但他所面臨的臺灣思想政治生態,卻適逢以本土民粹主義為導向的縮減歷史的潮流大行其道。九十年代前后,臺灣文化界出現了一個大規模的集體記憶大反省,但掌握政權的新貴們因為對“本土主義”有一種意識形態的執著,而有選擇性地武斷處理他們號稱最關心的歷史真相,劉大任提到一些顯例:臺灣社會的族群撕裂,對二二八的過度消費,對臺灣四十年代中期至六十年代中后期左翼歷史的遮蔽等等。這些政治動員和歷史敘事方式背后隱藏的是歷史意識的霸權主義和政治功利主義的短視。他從一個老保釣的知識視野與思想框架出發,一再地提醒:“臺灣曾有過一段時期,一批有志者的心胸之中個,絕無任何省籍芥蒂,他們的共同理想是,為臺灣、中國和全人類追尋美好的明天。”劉大任試圖重新啟動六十年代多種思想資源在當下的重新介入能力,儘管延續了早期的宏觀社會歷史框架,但臺灣社會由塬來共同的中國民族主義認同為何及如何轉化到當下縮小歷史格局的“臺灣民族主義”訴求,他在理論構建與切近歷史脈絡的解剖分析上著力不多。

  而陳映真八十年代以來的文學與思考實踐則對于臺灣的社會史分期,臺灣社會的構成等問題作了深入系統的梳理,如關于如何評價皇民文學、鄉土文學、如何界定臺灣社會的叁個歷史發展階段的性質,而這些問題很多都是與文學史與文學思潮的論戰帶出的。如1990年代末期,針對本土派美化“皇民文學”的言論,陳映真在《精神的荒廢》一文中提出了嚴厲批駁,他將那種想要高攀“皇民”而對自己體內流動著的竟然只是臺灣人的血而感到絕望的情意結稱之為“精神的荒廢”,并由此看到“臺獨運動”與日本殖民主義在臺灣殘存的“心靈的殖民狀態”之間的內在聯繫。由于歷史塬因,臺灣文化界對日據時期歷史從未做過充分的總結與研究:國民黨統治時期壓抑日據時期文學傳統,過于簡單地以大中國民族主義敘述方式收編日據時期的歷史;1949年后臺灣被整合到以美國為首的冷戰格局下,在對日據時期歷史和日本侵略中國的歷史不加清理的情況下,臺灣的文化、經濟和政治發展反而與日本結成了共犯共謀的聯繫,以致今日臺灣文化主流仍然是親美、日的文化,這都對臺灣知識者客觀冷靜地回顧與清算日據時期歷史遺產構成挑戰。本土化興起后,臺獨派反對國民黨體制及其所代表的中國的同時,要重新塑造臺灣主體的歷史脈絡,在去中國化資源不足的情況下,本土派便訴諸于追溯日據時期美好圖景的策略,甚至在某種程度上復製了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策略與眼光來觀照中國。我們可以進而聯繫到九十年代以來臺灣史研究中“對日據時期再肯定運動”的趨向,借推崇日本“殖民現代性”的策略,一方面批判國民黨政權并拆解國民黨對臺灣現代化的功績,另一方面重建一個以現代化程度高于中國為基礎的臺灣主體性,從歷史中將‘臺灣’抽離中國。但這一取徑不僅摒棄了七十年代重新發現新文學傳統時的“反帝、反日”立場,也背離了他們所“珍愛”的日據時期文學傳統的基本精神。

  劉大任在與尉天驄的對談中提到:“我覺得臺灣文學界很遺憾的一件事就是走了張愛玲這條路,而把魯迅忘了。張愛玲也許結合了心理學的某些觀察角度,將她對人性的敏感度發揮得淋漓盡致,然而,魯迅以學醫的背景,用解剖分析的頭腦寫作,對整體人類文明和中國社會歷史,有一個總的觀照,卻因特殊歷史塬因,沒有被臺灣人所普遍接受。” 他嘆賞魯迅作社會-歷史分析時的整體把握能力與深刻性,也承認自己始終深受魯迅精神的籠罩,在為了尋求思想的出路而作理論分析和歷史反思方面,劉大任和陳映真的文學特質是有相通性的。陳映真自己曾明確表示屬于思想型的作家,他八十年代以來的一些創作是把歷史意識加以文學化呈現的努力:“沒有指導的思想視野而創作,對他是不可思議的。然而……創作有一個極為細緻而有一定程度自主性的領域……和一般的印象極為不同的是,他并不特別喜好理論和社會科學……他之接近理論,是由于他必須求思想出路……”顯然,劉大任對陳映真所提出的社會歷史分析理論并不完全接受,對陳映真八十年代以來在理論指導下的文學作品的評價亦有所保留,他認為這些文學作品為理念所限,影響了捕捉特殊具象的豐富性,“陳映真的小說,我們覺得,其可貴處在于他是臺灣極少具有宏觀式社會歷史觀點的作家之一;但我們又很尖銳地感覺到,在他的宏觀社會歷史框架中,臺灣人民的命運遭遇,幾乎一面倒地受到這種經過詮釋的歷史觀和社會結構的命定影響,無論如何輾轉掙扎,都無法逾越這個結構的拘囿。”關于陳映真前后期作品風格的辨析、以及文學表達是否服務于理論演繹、歷史意識與社會生態如何有效對話等問題,確有極大的可進一步細究空間,而結合其參與《夏潮》、創辦《人間》等活動,他的理論論述、文學創作與深入現實的社會分析之間實則已形成了互為補充而極具思想張力空間的豐富整體。而劉大任八十年代之后的大多數作品如《杜鵑啼血》、《遠方有風雷》以及晚近的《當下四重奏》等亦設置多重視角及緊張的偵探式結構,讓人物之間或主體內心展開繁復的思辨、對話,可明顯看出以筋骨思理見長的特質,所反映的上下求索的創作心態與陳映真極為相似。

  4.結語:“在進化的鏈子上,一切都是中間物”

  劉大任在一篇文章中總結:陳映真和他自己在文學方面基本都是魯迅的道路;在政治方面則基本反映內戰延續論的觀點,但都不能代表當前臺灣的主流。所謂“魯迅的道路”顯然是就對社會歷史總體把握與分析的特質而言;而內戰延續論則很自然地帶出重視對國共內戰、殖民歷史經驗、冷戰結構等多重歷史背景如何影響當下臺灣現實的整體歷史分析眼光。因為特殊的政治語境,左翼的力量從未在臺灣扮演影響政治格局的社會主流價值,從這個意義上,它確實是一種充滿了挫折的邊緣力量。但借發掘左翼傳統的歷史脈絡可以開放歷史觀照的視野,重新發現在本土論述中被扭曲與遮蔽的歷史資源,同時正視臺灣歷史與中國近現代歷史的深度關聯,釋放更為豐富開闊的想像未來的思想與理論資源。劉大任與陳映真在七十年代以前思想傾向比較一致,此后因各自人生道路與思想探索的際遇而形成各自的差異,因所處環境不同,陳映真關于民族主義與臺灣社會性質的論述始終堅守中國視域并具有在地性和當下緊張感,而劉大任七十年代之后關于民族主義與社會主義等問題的思考拉開了時空距離,因而提出“反芻民族主義”,但又從文明史觀的角度對“中國的文藝復興”充滿期待。劉大任在散文《那個時代,這個時代》中憶及一件往事:1967年劉大任向聶華苓女士推薦陳映真作為赴愛荷華國際寫作計畫的臺灣作家,并應Paul Angle之託翻譯陳映真的作品,他選擇了不算最經典的小說《蘋果樹》,后來陳映真在信中說“你喜歡這篇,挺有意思。”兩位作家就這個作品而產生的思想情緒共鳴是別有意味的。本文在論述材料的選擇上作了限定,論述過程中也多凸顯他們的差異,但他們的思想結構與問題意識以及理想主義色彩更有其互補性和一致性,反映了真誠的心靈觸摸歷史、感知時代的力道與溫度。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青松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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