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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經濟學家:毛時代后期的發展戰略

Chris Bramall · 2019-10-09 · 來源:人民食物主權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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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意識到,僅僅試圖改變經濟基礎是不夠的,要超越簡單的經濟決定論,來改變上層建筑。但是,當舊的上層建筑被拆除時,代之而起的是什么?中國將采取哪種發展戰略?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既不是資本主義式的也不是斯大林主義式的,而是另一條現代化的替代途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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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導語

  毛主義后期與斯大林主義分道揚鑣了。二者關鍵的不同之處在于毛澤東認為包括法律、政府、文化生產和意識形態在內的上層建筑,是現代化進程的關鍵決定因素。毛澤東意識到,僅僅試圖改變經濟基礎是不夠的,要超越簡單的經濟決定論,來改變上層建筑。但是,當舊的上層建筑被拆除時,代之而起的是什么?中國將采取哪種發展戰略?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既不是資本主義式的也不是斯大林主義式的,而是另一條現代化的替代途徑。

 

  作者|Chris Bramall,倫敦大學亞非學院中國研究中心教授。

  譯者|花果山

  校對|侯   牛

  責編|大   明

  排版|童   話

  

  1963年發起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四清運動)標志著毛澤東經濟發展方針的一個明顯轉折點,也預示了十五年期的開始,我稱之為毛澤東時代后期。

  在采用這種分期方法時,我建議我們應將1963年至1978年的十五年視為決策制定連貫的時期。這或許是一個有爭議的說法,畢竟在許多人看來,這一時期的主旋律是混亂和任意的暴力。自1970年代末以來,中國領導層就將1966年至1976年這一時期稱為“十年動亂”,這也的確是不無道理(中央委員會1981)。至少在政治領域,1960年代有很多計劃外的、權力下放的甚至即興起意的政策。我將在下面更詳細的探討如何看待這一時期的問題。但需要強調的是,這個時期的經濟決策無疑具有連貫性。毋庸置疑,這一時期的側重點有所變化,例如,1971年以后經濟上對外貿易更加開放。但是,關鍵的綱領和政策并沒有多少改變,即農業集體化,強調以國家為主導的農村現代化(“兩條腿走路”),和對私營部門的壓制。而且,也許最重要的是國防因素。從1964年開始到1970年代末,三線建設影響了整個時期決定了投資水平和分配。

  以1963年和1978年為歷史轉折點是合理的。1963年標志著大饑荒的結束,那時的粗死亡率已回到1957年的水平。更重要的是,1963年標志著第一次通過改變文化來改變中國社會及其經濟的試驗。變革的工具是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它演變成1966-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廣為人知的政策。將1978年選擇為毛主義的尾聲的爭議較小。盡管在1976年,毛澤東去世(9月9日),四人幫被捕(10月6日),但直到1978年三中全會之后,經濟政策才發生真正的變化。

  盡管我把1963年到1978年的15年視為一個連貫的整體,但區分毛時代后期的不同階段還是有意義的(見表格5.1)。這些階段中最著名的是1966–1968年,我稱之為“文化大革命”。在這方面,我的方法與其他中西學者不同,他們中許多人使用文化大革命來指代1966年至1976年的整個時期。然而,在我看來,這并沒有什么幫助,因為1966-1968年的階段與其他階段有著質的不同。因為這是大規模的群眾運動,在這期間,毛動員了新成立的紅衛兵組織對中共進行重組。換言之,這是一個針對黨本身的基層運動的發展時期。這一階段在1968年大多數紅衛兵被下放后結束。1968年以后,派系斗爭主要發生在黨內,這與1966-1968年的斗爭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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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平心而論,值得注意的是,人們用“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一詞來形容林彪死后的整風過程。這為文化大革命從1966年持續到1976年的概念提供了證據。然而,政策方面最激進的時期其實是在1966-1968年,在中國許多城市,主要由大學生、甚至是中學生組成的敵對派系之間發生了曠日持久的街頭斗爭。1968年夏天發生在南寧的街頭沖突或許是最極端的例子(Macfarquhar和Schoenhals,2006:244-5)。1967年秋季,中國決定在中學和大學重新開課(必要時動用解放軍部隊恢復秩序),加上“下鄉”運動的開展(許多城市青年被送到農村生活),使得紅衛兵的激進活動在1968年夏季結束前結束。雖然1968年的確是暴力事件發生得異常嚴重的一年,那一年“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導致了謀殺與處決事件的發生達到了前所未有的高潮,云南和廣西的部分地區發生了嚴重的武斗事件(Macfarquhar and Schoenhals 2006: 258–9),但此后的迫害規模有所減少。因此,很多文獻使用“文化大革命”一詞特指1966-1968年這段時期,本文也采取了這一用法。

  人們普遍認為,毛澤東時代后期(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時期)幾乎完全就是一個政治嚴重動蕩的時期,對中國的社會及經濟造成了巨大的破壞。但我將論證這一常見的觀點并不準確。毫無疑問,在這一時期內暴力事件的確有所蔓延,但毛主義后期(譯者加:實施文化大革命)的首要目的是以意識形態及文化的轉變為動力,試圖建立農村經濟發展綱領。毛澤東認為,(社會主義)中國前進的唯一路徑便是與馬克思主義的傳統解釋在意識形態上作出明確的切割,尤其是要擺脫斯大林主義經濟決定論的影響。斯大林主義的經濟決定論認為,上層建筑只是(譯者加:經濟基礎的)衍生物,其變化與經濟基礎沒有獨立的因果關系。對于毛而言,經濟現代化只有通過文化和意識形態的轉變方能實現,換言之,必須進行文化大革命。如果我們使用馬克思主義的術語來表達,即通過上層建筑的變革來轉變經濟基礎。我認為毛十分重視這些理論概念,我們只有跟隨毛的腳步,才能真正理解毛澤東后期的中國政治經濟的變革。

  本章梳理了毛澤東時代后期的政治、政治制定和經濟發展趨勢。接下來的章節將更為詳細地探討農村現代化。第六、七、八章每章都將討論毛澤東時代后期在教育、農村工業化和集體農業方面采取的主要發展策略。第九章對毛后期思想對于中國發展的總體性影響進行了評估。我們的討論首先從總結毛時代后期的國家發展策略的核心思想開始。

 

 

  

  將上層建筑的變化作為政策手段

  通常而言,理解毛時代后期國家發展策略的關鍵是需要意識到,它代表了毛澤東對其在50年代所擁護的馬克思主義正統思想在若干方面的否定(已在上一章進行了討論)。在毛澤東看來,國家發展策略不僅是提出發展生產力或改變生產關系的方案,更是對中國社會上層建筑的改造。文化大革命因此成為了國家整體發展策略的重要組成部分。

  

 

 

  上層建筑在毛澤東思想中的位置

  毛澤東長期質疑上層建筑在馬克思理論中所處的從屬地位。這一想法可追溯到他1937年的文章《矛盾論》:

  當政治文化等等上層建筑阻礙著經濟基礎的發展的時候,對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為主要的決定的東西了。我們這樣說,是否違反了唯物論呢?沒有。因為我們承認總的歷史發展中是物質的東西決定精神的東西,是社會的存在決定社會的意識;但是同時又承認而且必須承認精神的東西的反作用,社會意識對于社會存在的反作用,上層建筑對于經濟基礎的反作用(Mao 1937a: 116)。

  在1950年代(如第三章所述),在實踐政策方面,毛澤東堅持馬克思主義的正統思想,而不是他在“矛盾論”中所表達的思想。可以肯定的是,他越來越強調變革生產關系的必要性——發展農業集體經濟正是這一思想的體現——盡管如此,這種方式還是比較傳統的。 即便是“大躍進”運動, 在許多方面(我們所見,并不是所有方面)也是蘇聯“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副本。但是,特別是在“文化大革命”時期以及毛主義后期,出現了與正統思想決定性的分裂,并回歸到了毛在1937年所論證的思想。

  上層建筑改造是導致社會變革決定性因素的觀點,是毛澤東對馬克思主義思想的主要理論貢獻,也是對馬克思主義實踐的主要貢獻。馬克思本人就上層建筑及其在他所述的社會變革理論中的作用做了相當多的論證。但是,馬克思主義者對馬克思真正想要表達的幾乎沒有共識。一種解釋是,馬克思認為經濟因素在 “歸根結底” 中至關重要,但有時上層建筑會對經濟產生自主影響。因此,上層建筑是 “相對自主” 的。正如Larrain(1991)所說,我們需要區分決定性因素和主導性因素。經濟最終決定了社會變革,但上層建筑有時會主導生產關系和生產力。

  毛澤東和阿爾都塞提出另一種更可行的方式。他們認為,永遠不會出現僅僅由經濟因素或僅僅由上層建筑因素決定的情況。故根本不會以一種決定論(經濟決定論)取代另一種決定論(上層建筑決定論)。正如阿爾都塞(1969:113)所說:

  在歷史上,上層建筑等領域在完成了自己作用以后從來不恭敬地自動隱退,也從不作為單純的歷史現象而自動消失,以便讓主宰一切的經濟沿著辯證法的康莊大道前進。從始至終,“歸根結底”起決定作用的經濟因素從來都不是單獨起作用的。

  相反,在阿爾都塞式方案中,事件(事物)是由多元的因素決定的。因此,社會變革要求同時具備上層建筑的變革,以及生產力、生產關系的變革。這三個變量中,沒有任何一個是自變量,而其他變量是因變量。相反:這三個變量都是同時具有獨立性與相關性的。

  圖表5.2展示了毛澤東看待上層建筑變革這一問題方法的邏輯演變。1950年代初期,轉型失敗了,因為它的關注點在生產力的轉變上。1955-1963年的策略也存在缺陷,因為它只專注于通過建立生產隊然后建立人民公社來改變生產關系。毛主義后期的目的是改變生產關系和生產力,并改變上層建筑。

  毛澤東認為,上層建筑的變化是他希望在中國實現的更廣泛社會變革過程中的關鍵因素,這從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的政策陳述和實踐中都可以明顯看出。這里可以留意林彪對文化大革命的辯解(Lin 1966:14-15)。該論點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撰寫并由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于1966年8月8日通過的“十六條”中特別明確地提出:

  無產階級……必須……改變整個社會的精神面貌。在當前,我們的目的是斗垮走資本主義的當權派,批判資產階級的反動學術“權威”,批判資產階級和一切剝削階級的意識形態,改革教育,改革文藝,改革一切不適應社會主義經濟基礎的上層建筑,以利于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制度。…… 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就是為的要使人的思想革命化,因而使各項工作做得更多、更快、更好、更省。只要充分發動群眾,妥善安排,就能夠保證文化革命和生產兩不誤,保證各項工作的高質量。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使我國社會生產力發展的一個強大的推動力。把文化大革命同發展生產對立起來,這種看法是不對的。(譯者注:本段譯者直接引用《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關于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原文,而此處英文文本是作者摘自羅哈斯1968年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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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反思馬克思主義的另一證明是他對待物質激勵的態度。在20世紀50年代,中國效仿蘇聯,對工薪階層建立起嚴格的工資等級制,并且試圖“科學地”把工資和工作量掛鉤。到了20世紀60年代中期,毛澤東清楚的意識到中國需要改變這種激勵方式。這種所謂的“科學的”方法是泰勒主義的標志(泰勒主義曾經在蘇聯非常有很大影響),如果要充分調動農業勞動力的積極性,必須禁止物質激勵。這是非常激進的想法,但通過多種途徑得以實現。正如我們所看到的,在大躍進時期建起了公社食堂,所有家庭都可以在里面免費吃飯。這卓有成效的打破了消費和工作量之間的關聯,即使一個家庭的產量不高,依然可以(在公社食堂)吃飽。盡管這帶來了災難性的結果,但毛澤東對于非物質激勵的信心并沒有被減弱,相反,他更加全心全意地支持大寨的支付制度。20世紀60年代,大寨的支付制度在中國的大部分的農村地區推廣開來。在大寨的支付制度下,農民被授予工分,工分決定了他們的收入。但是,工分的評定不僅依據工作量,也依據勞動者的思想熱情(Shirk(1982)稱其為“美德”)。這種制度的激進主義是透明的,它在中國農村的許多地方得以實現,這標志著與蘇聯的“科學”方法的徹底決裂。

  

 

 

  改變中國的上層建筑

  毛澤東承認上層建筑在推動現代化進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么,他需要解答兩個問題。首先,中國上層建筑的哪些方面需要改變?第二,怎樣完成這些改變?

  關于第一個問題,60年代中期毛澤東的首要目標是那些主導著中國的大學和教育的中產階級和知識分子,以及黨內那些決心復辟資本主義的干部。對毛澤東來說,國家的精英化的結構和制度既阻礙了社會經濟流動,也抑制了人民群眾的創造性和積極性;因此要摧毀這些結構和制度,或者至少,應該對它們進行徹底的改革。清華大學是一個經典的例子(Hinton 1972; Andreas 2002)。它的領導層是由一批清華畢業生組成的,他們在30年代一起出國留學深造,之后又返回清華擔任教職和領導職務。確切地說,清華大學是由一個延續的小集團在管理。此外,它的教育方法完全只注重學業成績,這一做法與延安抗大首創的旨在把體力勞動和政治研究與學術工作結合起來的做法大相徑庭。另外,它的做法往往帶有歧視性。因此,文化大革命的最初目標是在中國的大學和學校里掌權的知識分子和他們的孩子,也就不足為奇了。

  至于通過什么手段來完成上層建筑的變革,毛澤東在1956年的回答是通過吸收選拔知識分子來完成。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通過中共工作小組來清理村莊的腐敗行為。但是,如上所述,這是干部批評其他干部的革命,是自上而下的運動,而不是群眾運動。而且,它的關注點重點集中在地方而非中央,并沒有針對中央各部,大學或黨組織。1960年代中期采用的替代方法是創建黨外組織,這就是1966年和1967年的紅衛兵運動順利開展的理由。

  上述這一切都可以在羅莎·盧森堡(Rosa Luxemburg)(1918) 那里找到回應。盧森堡認為工人領導的罷工(或大規模群眾運動)是非常有用的。它可以帶來社會變革甚至革命。盧森堡(在1917年俄國革命之后不久)熱情地主張文化變革是成功過渡到社會主義的前提。 她還認為,真正的民主是實現社會主義的必要條件。它不僅為發展大眾文化提供了手段,而且在制度層面也極為重要,因為它可以檢查和控制黨的統治:

  政令是不能帶來社會主義的,這是由社會主義的本質決定的。要實現社會主義,就要實現全民參與。否則,十幾個知識分子在幾張辦公桌后面發號施令也就行了。現實中的社會主義要求經過數個世紀的資產階級統治而退化的群眾進行徹底的精神轉型。社會的本能要代替自我主義,大眾的能動性去代替慣性、唯心主義,等等,沒有人比列寧更清楚地描述和頑固的重復這件事了。但是,他在具體實施的過程中,使用的手段就大錯特錯了。政令、工廠專政、嚴厲懲罰、恐怖統治——所有這些都是治標不治本的。只有通過公共生活本身,通過最為廣泛的民主和公眾輿論,社會主義才能獲得重生。而這些都是恐怖統治所打擊的東西。

  不管紅衛兵運動的起源是什么,不管人們如何評價文化大革命,至少,文化大革命不是由少數坐在辦公桌后面的人精心策劃的運動。毛澤東、四人幫、劉少奇和周恩來都試圖控制紅衛兵運動,但都沒有成功。這確實是一場群眾運動,一場在1968年之后就完全消失的運動。因為在1968年之后,沖突就開始圍繞黨內派系爭奪和繼承權而展開了。

 

 

  

  毛主義后期的發展戰略

  毛主義后期與斯大林主義分道揚鑣了。二者關鍵的不同之處在于毛澤東認為包括法律、政府、文化生產和意識形態在內的上層建筑,是現代化進程的關鍵決定因素。毛澤東意識到,僅僅試圖改變經濟基礎是不夠的,要超越簡單的經濟決定論,來改變上層建筑。

  但是,當舊的上層建筑被拆除時,代之而起的是什么?中國將采取哪種發展戰略?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既不是資本主義式的也不是斯大林主義式的,而是另一條現代化的替代途徑。一方面,毛很早就意識到資本主義不過是死胡同。在面對壓倒性軍事威脅的中國,自由貿易沒有為經濟發展提供基礎。在不損害其他發展目標的前提下,美國對越南的入侵和同蘇聯關系的惡化使國家主導的國防工業化成為當務之急。而且,采用市場導向的發展戰略,不可避免地會導致大規模的內部移民和發展不平衡,導致黨無法實現針對那些跟隨中國革命的農民的承諾,從而削弱革命的希望。同時,從毛澤東對斯大林的經濟學著作的批判中可以看出,蘇聯的道路也不能解決上述問題。首先,蘇聯官僚主義僵化了,其次,蘇聯的發展戰略是有缺陷的,因為它過分強調了城市工業的擴張,卻犧牲了農村發展,并且也忽略了小規模工業發展的必要性。

  

  在1960年和1970年代,中國率先提出的替代方案是“兩條腿走路”的戰略:城鄉部門的均衡發展。就馬克思主義理論而言,中國將把上層建筑的變化與經濟基礎的轉變結合起來。在實踐政策上,毛主義后期的發展戰略首先旨在通過教育擴張、農村工業化和集體農業的方式來實現中國農村的現代化。其目的是使農村地區達到城市地區已經實現的發展水平。上層建筑的改造將支撐所有上述三種農村現代化戰略。

  

  因此,毛主義后期是通過同時改變生產力、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來改變中國社會的雄心勃勃的嘗試。上層建筑的變革是通過城市部門的教育改革,以及通過利用城市青年作為教師來實現中國農村教育的廣泛發展而實現的。生產關系以農業和工業資產的公有制為基礎。在20世紀50年代已經完成的產權改革是不可逆轉的。農村的生產將由集體進行,而邊境地區的生產將由準軍事化的國有農場進行。這些機構通過動員剩余勞動力,為機械化農耕做了準備,并大大擴大了灌溉面積。工業生產的擴張,是通過國家和不同等級的集體所有企業在中國的治理層級中實現的。最大的和最現代化的工業,往往直接歸中央政府管理。次重要的工業則是由省級、市級和縣級的政府管理。公社和大隊則會負責管理規模較小的鄉鎮工業。這一切都無法在私有化的所有制制度中實現。因此,私有的部門——無論是農業的、工業的還是商業的——都受到了最大程度的打壓。

  

  

  然而,毛時代后期強調生產關系的變化,并不意味著可以無視生產技術和現代化。相反,生產關系的變化,和以防御為目標的大規模工業化(三線建設)是密不可分的。而且,鄉鎮工業的發展,依靠的是國家的補貼和進口的技術。對于多種高產作物研究和發展的投入也在增加。我認為,這種依賴外國技術的意愿,說明毛主義后期并不完全基于自力更生。當然,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政策,鼓勵了本地社區利用自己的資源發展經濟,大寨的就是一個經典例子。然而,三線建設中和鄉鎮工業對于國家補貼的依賴(從農業和內部貿易提取的剩余),和自力更生的理念是沖突的,也和毛澤東拓展國家貿易的意愿是沖突的。我們可以看到,是世界的大環境,而不是意識形態層面的沖突,決定了中國和世界經濟體系的關系。

  我們百分之七十的重工業和輕工業,都在沿海地區,只有百分之三十在內陸地區。這種不合理的情況是歷史的產物。沿海地區工業基礎必須充分發揮作用,但是為了工業的平衡發展,我們必須努力促進內陸工業的發展。

  考慮到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所實施的發展策略的連貫性,似乎得出這樣的結論是正確的:毛澤東時代后期不應被視為一個瘋狂的歷史時期。毛主義后期的社會實踐也不是起源于對馬克思主義理論的誤讀——這是1981年黨對毛澤東的定性,以及反復出現在西方政治學家著作中對毛主義后期理念是“烏托邦的”和“唯意志論”的判斷。把毛時代后期的歷史事件描述為一些拼命想保住權力的的努力是沒有意義的,而這也是西方對毛主義后期的常見解讀。正如Teiwes(1993)指出,在20世紀40年代早期之后,毛澤東對權力的掌控在任何時候都沒有受到嚴重質疑,當然也沒有受到劉少奇的質疑。此外,把毛主義描繪成與斯大林主義沒有差別也是無法令人信服的。相反,毛主義后期策略代表了與馬列主義思想的重要的分歧。它的設想,是通過一個徹底的上層結構改革方案,使經濟基礎的變革成為可能,而且不給任何資本主義復辟留下可能。

  表5.3以表格形式列出了毛主義后期策略的基本構想。毛主義后期因此包涵了中國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的同步改革,目的是實現經濟現代化。從馬克思主義觀點來看,它的不同尋常之處在于它對上層建筑的重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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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義后期也可被視為是圍繞著三個具體的經濟舉措而形成的,這些舉措旨在改革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即集體農業、鄉村工業化和農村教育的擴展。集體所有制和發展新作物品種使農業現代化和擴大產量成為可能。國家和集體所有制、發展農村技能基礎和工業補貼促進鄉村工業的擴展。擴大農村教育被認為本身既是一件好事,也是發展鄉村工業和提高農業生產的一種手段。這些政策倡議的重大意義使得它們每一項都值得寫一章。因此我將分別在第6章、第7章和第8章討論教育、集體農業和鄉村工業化。

  然而,在詳細研究這些政策倡議之前,我們需要概述1963年后毛主義后期在經濟和政治領域實踐中的展開方式。因此本章的剩余部分描述了1963年至1978年間中國經濟政策和中國政治改革的進程。

 

 

  

  經濟結構和宏觀經濟政策

  上一節所闡述的思想不是空談。這些實踐的確意味著在毛澤東時代后期中國經濟結構是不同于其它發展中國家的。私有制在當時幾乎不存在。相反,中國跟隨蘇聯模式,將集體農業與國家、集體所有制工業相結合。然而,在毛時代后期中國宏觀經濟政策在一些方面是相對傳統的。它強調實現高投資率和調動剩余勞動力,以便實現速的經濟增長。因此,毛主義后期策略在非上層建筑方面與當時拉美和整個東亞所奉行的發展政策有許多共同之處。

  

 

  所有權結構

  在中國農村,農田歸1955-1956年建立的集體農場所有和管理。在大躍進時期,這些集體被合并為公社,但饑荒最終導致倒退到較小的農業生產單位。人民公社仍然存在,但最主要的生產單位是生產大隊(通常幾個村)和生產隊(一個村)。在最激進的毛澤東時代后期,中國許多地方完全消滅了私有土地,但是大多數家庭被允許管理少量土地,通常占耕地面積(私有制時代的)的5%。這片土地是通常用于種植蔬菜并為豬提供飼料。

  工業生產由國家和集體驅動,在毛澤東時代后期,沒有私人企業可言。雖然概念上截然不同,但是集體所有的企業原則上保留全部稅后利潤的處置權,這與國有企業和國有企業的經營方式幾乎沒有區別。雖然他們大多數分布在大城市郊區,但是正如我們將看到的,毛澤東時代后期是農村工業的發展和農村城鎮化。

  

 

 

  宏觀經濟政策

  毛主義政權面臨的主要政策挑戰既是內部的也是外部的。在外部,中國與蘇聯的同盟在1960年代早期解散,這使得中國在戰略上與世隔絕,美國在越南的介入也日漸增多觸發了主要在中國西部進行的著名的國防工業化項目:三線建設。當時經濟發展的主要的內部制約因素迅速的人口增長。巴尼斯特(1987)估計顯示,人口增長率從1949年的0.5%加快到1950年代后期達到約2.5%。在饑荒之后,增長率進一步加快,1960年代增至接近3%。此后,在二胎政策的影響下,促進晚婚和擴大女性教育使得人口增速放緩了。到1970年代后期,增長率下降到大約1.5%。然而,最終的結果仍舊是中國的人口顯著增長。到1978年,總數達到9.59億,比1962年計算的數字增加了3億多。

  人口迅速增長,國際貿易的范圍又很有限,意味著執政者的首要任務是確保中國民眾充足的食物供應。這轉化為執政者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確保農業生產增長的壓倒性任務,執政者限制農村勞動力流動,使得這些勞動力可以安全地重新部署用于擴大農村工業生產。

  用廣義的宏觀經濟術語來說,為解決這些問題而采取的戰略是一方面盡可能從國外進口技術,另一方面維持高比例的投入,以大力支持國內研究與發展(最終產生了精湛的高產種子品種和青蒿素,非常成功地治療瘧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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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從這個意義上講,毛主義戰略與1930年代的斯大林,以及戰后大部分時期李光耀在新加坡所采取的戰略有很大相似之處圖5.2所示為中國投資的規模,從中我們可以看到,大躍進前夕中國的投資份額約為20%,1964年又重新達到了這一數字。但是,到毛澤東時代結束時,這一比例上升到了30%,而這一數字對于中國這樣一個貧窮的國家來說是非常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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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主義后期對于上層建筑的變革規劃

  然而,正如已經提到的,毛澤東時代后期所擁有的不僅僅是公有制和高投資率。其中一個中心要素,是政治和意識形態領域的變革,這始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并在文革中達到頂峰。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毛主義試圖認真地改造中國社會的上層建筑的努力,開始于1963年。第一次嘗試,是“向雷鋒同志學習”運動;這一口號最早出現于1963年3月(麥克法夸爾 1997:338)。然而更重要的則是1963年5月開始的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社會主義教育運動的目標,最初在中共決議中表述出來,一共包括十點,詳細列出了需要被克服的一系列問題,特別是農村地區的問題。最初,最引人注意的是“小四清”運動,其目的在于消除農村干部在會計、倉庫、住房和工分等方面的腐敗。隨后“五反”則聚焦于城市中的腐敗問題,是對“小四清”的一個補充。

  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之所以有重要意義,是因為,這是1949年革命之后第一次對中國干部進行清洗的嘗試。它最初被設計和構想為,消除中國農村中自1949年以來已經有所發展的任人唯親和腐敗現象,并且消除在大饑荒之后很快出現的私人農業和商業。正是因為社會主義教育運動關注政治變革,所以它與1950年代的運動——例如集體化(1955-1956年)和大躍進(1958年)——有很大不同,因為后者的著眼點在于改變經濟基礎。社會主義教育運動演進到1965年所顯現出來的特征,說明它在范圍和規模上與隨后的文化大革命具有可比性,因此,即便不把社會主義教育運動視為文革的一部分,也應該將之視為同一上層建筑變革的一部分。

  

  文化革命:1966-1968

  文革始于1966年春末。它最初始于精英之間關于如何解讀吳晗的戲劇《海瑞罷官》的沖突。這部戲劇在1965年11月曾被江青集團中的姚文元激烈批判。彭真與文化部的官員認為這部劇無可指摘,但是江青及其上海的座談會則對這部劇的預設提出質疑和爭論。他們認為,在這部劇中,人民不是歷史的推動力量。這一論點升級為一場關于文化生產的廣泛辯論,學生群體開始參與其中。毛澤東本人把文化部批為“外國死人部”,在最初階段,毛澤東的這一表態有巨大的鼓勵作用。1966年初,在劉少奇派遣工作組平息騷亂之前,學校中的騷亂也持續增加。在這個時候毛澤東介入了,認為學生有權造反。這一鼓勵振奮人心,堅決擁護毛主席思想和作品的組織發展起來了。同時,1966年5月在清華大學,紅衛兵運動誕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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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同一時間,毛看到了利用學生運動改變中國精英制度和結構的內在可能性。因此,他鼓勵紅衛兵運動的蓬勃發展。1966年秋天,天安門廣場舉行了一系列群眾集會,毛檢閱了衛兵,來自全國各地的紅衛兵團體前往北京參加。這些群體中有許多人后來繼續走遍全國,其中一些人去了少數民族地區和西藏。最熱情的紅衛兵往往是中學生,而不是大學生,中學通常比大學里的暴力事件更嚴重。

  幾個社會學因素在推動中國中學生參與紅衛兵運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也許最重要的因素是對中國教育體制運作的不滿。參加這一運動的許多中學生似乎對1960年代初日益激烈的大學入學競爭以及由此給社會經濟流動設置的障礙感到不滿。那時,潛在大學生的供給(由于學校的擴張)和大學的需求之間存在著巨大的不平衡。那時,只有大約30%的高中畢業生能夠進入大學,這與1950年代中期的正常情況大不相同。

  到1966年8月,紅衛兵運動將其精力轉向摧毀“四舊”(思想、文化、風俗和習慣)。中學和大學開始停課。富裕家庭的房屋被搶劫,他們的許多財產被沒收或毀壞。公共財產是一個更明顯的目標,許多寺廟在中國各地被摧毀;例如,山東曲阜的孔廟、新疆各地的維吾爾族清真寺和山西五臺山的佛教寺廟。

  不過據說周恩來能夠保護一些遺址,如故宮和敦煌石窟。更普遍保護歷史文物的策略是多種多樣的,有時,只要簡單地說這座廟宇是用群眾的汗水建成的就足夠了。但有時候,需要比較創新的策略才能保護文物。因此,看守人經常聲稱這是毛澤東喜歡并參觀過的特別地點(比如成都的杜甫小屋),或者在紅衛兵到來之前,通過在壁畫上作畫來保護這些珍貴的壁畫。其他的文物也被埋葬了,或者在文物上裝飾著主席的照片,任何對文物的攻擊都必然包括破壞毛本人的照片(這是非常嚴重的罪行)。故宮被保護下來,是因為透露出消息,說大家所憎恨的市長彭真曾計劃將其夷為平地,以建設一個新的北京。因為沒有紅衛兵希望與彭的計劃有關聯,所以這塊地被保存了下來。更不光彩的是,康生通過將文物放入自己的私人收藏中來保護它們(Ho 2006)。但不管動機如何,也不管其中許多說法的真實性如何(比如周恩來的真實作用仍不為人知),很顯然,中國的許多文物在紅衛兵的運動中幸存下來的。

  1966年秋,一場紅衛兵的恐怖行動開始了。到那時,大多中小學和大學已經停課,以便讓學生們參加紅衛兵運動。事實上,中國的中學大多都在1966年的6月到1967年的10月這段時間關閉,而大多數大學直到1973年才重新開放。運動的目標,首先針對的是那些階級背景不好的“壞分子”,特別是那些曾經的地主,以及在1949年前為國民黨政府效力過的人。但這場運動也出現越來越多的紅衛兵派系之間的斗爭。事實上,紅衛兵運動日益成為表達階級仇恨的工具(Unger 1982: 100-2)。正如Unger所言(2007:110):

  在1966-1968年的激烈劇變時期,在毛主義修辭的掩護下,那些對文革前自身情況不滿的各類社會經濟群體與希望維持現狀的群體發生了沖突。

  從廣義上講,中國城市中學的學生變成了兩個派別,而這種派系主義導致了不同紅衛兵集團的形成。第一個派別由干部子女和工農子女組成。這一派別的階級地位較高,自1949年革命以來一直表現良好,但1960年代初的應試制度傾向于歧視這些人。這些孩子缺乏中產階級孩子所享有的文化資本,因此他們的考試成績相對較差。這反過來又限制了他們進入最好的中學并最終進入大學的前景。因此,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強烈支持放棄以考試為基礎的晉升制度。另一個派別包括中產階級的孩子(職員、教師或是前小企業主)和父母“階級地位低下”的孩子。盡管這些家庭在1950年代表現不佳,但他們的文化資本以及考試制度確保了他們在學校的表現平均比工人階級、農民或干部家庭的孩子要好得多。這一派紅衛兵實際上在維持1966年前的教育體制上有很強的利害攸關。這是他們所在階級保留下來的一個優勢。

  無辜者不可避免地卷入派系斗爭;干部、教師和革命老兵受辱受刑的例子數不勝數。1960年代,這場運動的目標不斷擴大。例如,外交部被單獨拎出來,外交官們也遠未幸免。事實上,這一過程在1967年8月燒毀大英使館時達到頂點,這也恰是對19世紀西方軍隊燒毀圓明園的一次象征性復仇。

  

  1966-1968年間增加的暴力和毀壞并不是毛澤東的本意。“停產鬧革命”的口號通常被中國的歷史記錄用來總結這一政策。但是,就像我們看到的,文化大革命的真正目標是用政治運動作為手段來提高生產比如,毛澤東認為農村發展的大寨模式比遼寧的朝陽教育模式更先進。因為雖然后者在政治運動方面是很不錯的,而大寨模式的目標是增產。火燒英國代辦處事件,顯然是這些年來最具象征性的行動,但這甚至被毛譴責為無政府主義。

  然而,不管毛澤東的意圖和努力的目標如何,生產無疑在短期內是受損的。如圖5.3所顯示的,工業生產在1967-1968年之間停滯不前,即便到了1969年也沒有回復到增長的趨勢。即便是農村也受到影響。盡管傳統的觀念在很長時間認為,文化大革命對于農村的影響很小,最近的研究顯示,農村也沒有從這場政治運動中幸免。事實上,一部分農村經濟看起來受到的影響更大,因為農村工業增長在很局限的范圍內,并在不同年份里的產出浮動劇烈,這只能是受到政治因素的影響。比如在四川,農村工業的表現在1972-1975年特別差。

  1967年秋天,當紅衛兵運動達到它的頂點時,當時有一個機會可以引入真正的民主。但是毛澤東決定用軍隊壓制這場運動,保存秩序、重新開放學校。1967年10月就恢復上課,到1968年7月,這一運動的基礎由于下放運動的開展而中斷。這種反轉的原因至今依然是不太清楚的。一種簡單的描述是將其理解為毛澤東的失控或者是毛對于運動逐漸要推翻黨甚至是他本人的反應。也有一種相反的觀點認為,毛澤東這樣做是因為他別無選擇,因為革命已經逐漸走向分裂主義。根據汪暉的觀點,“這一悲劇是去政治化的結果——兩極化的派系的斗爭,讓自主的社會空間無從建立,政治爭議轉為一種單純的權力斗爭,同時也將階級轉化為本質化的身份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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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放:知識青年下鄉運動

  不管毛澤東的決定背后真正的原因是什么,紅衛兵先鋒隊的作用在1968年停止了。中國社會在60年代后期變得越來越軍事化,這段時間見證了權力轉移到林彪(作為國防部長和毛的指定繼承者)身上。林彪的缺乏領袖氣質使得他不太可能成為一個被崇拜的對象,但由于他在內戰中取得的將軍地位而受到廣泛尊敬,大家理解他不太好的健康狀況——本身就是他從軍生涯的結果。他對于毛的影響是巨大的,特別是因為軍隊逐漸在中國成為唯一可以維持秩序和確保持續經濟發展的力量。

  

  60年代后期,最具爭議性的政策就是上山下鄉運動,或者說是下放。這包括將兩波城市人口轉移到農村去:中學和大學的學生,還有工廠干部和技術人員。下放要追溯到60年代早期,當時那很大程度上是自愿的,根據chan(1980),他舉例說,廣州市的下放人群沒有人是被迫去農村的。60年代早期,下放的目的是在大饑荒的余波后減少城市人口,并希望因此而增加農場勞動力(缺少勞動力也是饑荒的一個原因)以及減少城市為了養活城里人從農村獲得糧食的需求。這一政策至少從它自己的目的來看,是成功的。光是在1961年就有一千萬人被下放(macfarquhar 1997),城市總人口從1960年的13.07千萬下降到1963年的11.65千萬人。

  1960年代后期政策的動機有若干個。毛(1968)從再教育的角度來闡釋了這一項目:

  

  

  受過教育的年輕人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完全是有必要的,干部和其他城市里的人應該要接受勸說,送他們完成了高中、學院和大學教育的兒子和女兒去農村。讓我們來動員一下。農村的同志應該要歡迎他們。

  然而,下放并不是文革的一部分。因為確實,下放是在文革之前和之后發生的。這表明,無論是毛本人給了這個運動冠以怎樣的名頭,其他動機也在發揮作用。伯恩斯坦(1977:33-83)指出這個計劃背后的三個明顯的目標。第一,是處理紅衛兵問題,以及處理隱藏在運動背后中國年輕人沒有被滿足的愿望。第二,是希望在城市學校創造空間,同時避免城市失業。實際上,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學校已經停課了,這意味著在1968年有一大批孩子想要進入中學。為這群人找到工作并不容易,尤其因為在1967年和1968年產出和就業機會均有下降。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將1966年就讀高中的所有學生(無論他們是一年級、二年級還是三年級的學生)都視為已經畢業,然后將他們分配到農村工作(Pepper 1996:388)。這項政策一下子在學校創造了空間,并且通過向農村輸送過剩的勞動力,避免了城市青年的失業。

  這項計劃的第三個目標,是促進農村的發展。轉移有技能的干部和技術人員到鄉下,支持三線建設,從對下放政策的強調可以清楚的看出這一點(Shen  and  Tong  185–9)。中國工業最集中的兩個地區對于下放有很大的貢獻,這件事并不意外。比如,1970年從北京遷出的人數只有70,000人。相比之下,從遼寧遷出的凈移民人數總共有248000人,上海在1969年和1970年的數字分別是275,000人和312,000人(RKTJNJ 1988: 233–47; Hu 1987: 77)。當然省級的流動并不能全面的了解這次運動,因為大多數的停學是省內的或者是區內的,其中有在城鎮或城市工作的人重新返回他們的家鄉,或者甚至回到轄區內的國有農場(在長江入海口的島嶼是很多上海青年的共同目的地)。盡管如此,從這些主要城市中心向其他省份大批的離開,顯然至少捕捉到了這一現象的某個部分。當1977-1979年這一計劃將要結束的時候,大約有1800萬人經歷了下放,他們幾乎都有著比較優越的背景 (Shen and Tong 1992: 187)。

  下放的是否有效還有待商榷。但它確實拓寬了中國城市青年的視野,否則他們不會獲得關于農村情況的第一手經驗。然而,對很多紅衛兵來說,鄉村生活本身就離他們很近,對于他們視野開闊是相當有限的。不可否認,上海、天津、北京和其他大城市向中國西部派遣大批隊伍,很多成都紅衛兵就生活在四川西部的山區高地上。其他的城市青年被分配到黑龍江的國有農場工作。但是很多上海的國有農場距離長江入海口的島嶼并不遠。而且對即墨區的下鄉青年來說,這只不過是從即墨的縣城到家鄉的一次遷移(Han 2000)。

  然而,盡管這樣的遷移是空間上的且有一定的局限,但是從城市青年大量的回憶中可以明顯看出,他們大多數對自己的經歷是不滿意的。這并不奇怪。多數受挫的人是那些在紅衛兵各派之間的戰斗中失敗的人;與來自中產階級或劣質家庭的孩子相比,來自干部或工人家庭的孩子下放的比例要小得多(Unger 1982:134)。那些受挫折的人常常把自己當作失敗者,而事實上,他們中的許多人在學術上很有能力,這使他們能夠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表達自己的不滿。從非常真實的意義上講,關于下放運動經歷的文獻是由那些當時是失敗者的人撰寫的,他們是這段歷史的書寫者。但在毛澤東去世和文化大革命結束后的“逆轉”之后,他們成為了勝利者。

  更籠統地說,正如伯恩斯坦(Bernstein,1977:7)所指出的:“由于下放和當時很多人的偏好,愿望和期望是背道而馳的,因此,受到該計劃影響的人們將其視為向下流動也就不奇怪。”但是,1960年代末的下放計劃(與1960年代初的運作方式相反)是強制性的,這一事實加劇了這種痛苦。一些在20世紀60年代末被派遣的人當然是自愿的,但對大多數人來說,他們的參與是強制性的。然而,即使中國青年自愿參加了這一過程,他們中的許多人還是在1970年代后期帶著痛苦的回憶回到了中國城市(Gao,2000;Yang,1997)。多數西方學者都表達了質疑,他們指出技能轉移的規模有限(Bernstein 1977),并指出其對邊境地區如黑龍江北部和云南南部的西雙版納州的脆弱生態系統造成的破壞性環境后果(Shapiro 2001)。 佩珀(Pepper 1996)對文化大革命的目標表達了廣泛的同情,注意到她接受采訪的許多人對此表示強烈不滿。正如她的一位受訪者所承認的那樣,許多下鄉的人對農民的態度幾乎是種族主義的,因此,不可避免地,這一過程將是痛苦的。

  在這里,我不準備全面討論下放。簡單來說,它的部分目標是提高城鄉兒童的教育水平。因此,在下面的章節中,我將討論其對教育的影響。然而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下放對于紅衛兵的影響,即使是粗略地閱讀一下相關文獻,也能清楚地看出這段經歷對紅衛兵的影響是決定性的。以馬波的經歷為例,他在1968年至1976年間在內蒙古待了8年,期間曾因批評共產黨領導層而入獄。盡管遭受了痛苦,他總結道:

  我現在在這里宣布,1968年離開家鄉到山區和農村去,在國家的農場和牧場上辛勤勞作的一代年輕人,一直到最遙遠的邊境地區,在人類歷史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記。紅衛兵被迫進行痛苦的轉變,從在斗爭中毆打別人而指關節碰傷的人,成為了雙手因體力勞動而結痂的人。他們不再是那些一邊毆打受害者、洗劫他們的家園,一邊高喊“造反有理”的狂熱分子。(Ma  1995:368)

  楊(1997)講述了一個類似的動人故事。這個故事的是有關黑龍江下鄉生活的艱辛和它如何徹底改造人的。安哲敏(Anchee Min)(1984)對江蘇國有農場生活的描述也是如此。這些描述可能不具有代表性,但它們肯定是許多紅衛兵經歷的象征。至少對他們來說,下放運動并不是徒勞的。

 

 

  

  兩次死亡之間:幻滅時代

  1971年林彪的去世迎來了毛主義后期的第四階段。在許多方面,這是一個夢想破碎的時代。紅衛兵運動使中國年輕人充滿活力。因此,對它的殘酷鎮壓摧毀了那些人的希望,并留下了意識形態上的真空。當時,因為林彪企圖發動政變和謀殺,軍隊強硬介入,結束了紅衛兵的這些希望。1971年以后,經濟政策基本上保持不變,只是國際貿易規模開始擴大。但是到那時,1960年代末期的宏偉愿景已基本被拋棄。

  

  

  實際上,1971年至1976年之間是一次絕望的嘗試,旨在為毛主義后期的政治計劃注入新的動力。紅衛兵發動的暴力行動,以及后來的林彪事件,都削弱了毛主義后期革命的政治合法性。從政治上講,1970年代的斗爭是圍繞四人幫展開的,是為了創造條件,使其能夠在毛澤東去世后繼續擔任并保持政權。在實踐中,暴力仍在繼續。昂格(Unger)(2007)將1970-1971年的“一擊三反”運動描述為與1968年的“階級等級清洗”幾乎一樣殘酷。但是在整個運動中,以及以1974年“批林批孔”為主題的運動中,毛澤東確保了四人幫無法掌權,也確保鄧小平受到保護。關于毛澤東和鄧小平的關系,我們了解得還是不多。但是,盡管毛澤東認為鄧小平是“走資派”,但鄧小平仍然可以幸存下來,這既證明了毛澤東的實用主義態度,也表明了他對其他人爭奪繼承人有保留意見。即便如此,四人幫的軟弱使軍隊在1976年10月發動政變變得相對簡單,在此期間,四人幫被捕,我們甚至可以懷疑,毛澤東是否預見到這點并且一直打算這樣做。

  在1970年代初期,經濟決策方面最重大的變化是對日本和西方現代生產商品進口的依賴日益增加。尼克松1972年的訪問導致兩國關系逐漸解凍,進口量顯著增加。至關重要的是,1973年1月決定進口13套合成氨工廠,以便向農業部門供應更多的化肥,從而促進新矮化品種的種植。實際上,周恩來首先提出了十年進口替代戰略的概念,該戰略從1975年到1985年運行,甚至在1973年,就曾經考慮過建立經濟特區(Reardon 2002:165和175)。這些變化的重要性不應該被夸大,總體而言,中國的經濟戰略仍然相對內向。但是,與其他國家的貿易聯系的逐步發展,也預示了未來的走向。

 

 

  

  華國鋒歲月:1976 -1978

  毛澤東于1976年去世,這不可避免地導致了自1963年以來一直奉行的發展戰略的逐步瓦解。盡管毛澤東不希望這樣的事情發生,然而,毛對自己的繼任者選擇使瓦解成為必然。毛澤東選擇了華國鋒來接替他。華國鋒的繼任出人意料,而且因為主張“兩個凡是”(兩個凡是是指“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幾乎普遍受到嘲笑。

  

  洋躍進

  華國峰在經濟政策中恪守“兩個凡是”原則:1976年至1978年間,基本經濟政策中變化不大。因此,華國鋒時期被視為毛澤東時代后期的延續。大寨集體農業制度將繼續作為農業政策的主體,應控制收入不平等,工業資產的公共所有權應繼續保持挑戰,并保持較高的投資率。

  即使是“洋躍進”,也總是與華國鋒聯在一起,這僅是1971年開始的開放進程的延續。盡管如此,華還是給了該戰略更多的口號,并將重點轉移到了石油和機械進口上。在第五個五年計劃(1976--1980)中,這種“外國”或“向外”飛躍的概念獲得了廣泛使用,并在1978年1月批準的華的“十年計劃”得以體現。大約有120個工業項目,并明確提出了“趕超美國”的目標,這一政策變化的影響可以從外貿數據中看出,進口占GDP的比重僅從1971年的2.2%上升到5.5%。在1974年,這一數字一直保持在1974年至1978年的4%至5%之間(SSB,1999:3至60)。

  如果全面實施,華的發展戰略是否會成功,這個問題是有爭議的。大多數來自中國國內的聲音都是嚴厲批評。盡管毫無疑問,這些意見往往是為了和1970年代鄧小平的政治和經濟學保持一致。該計劃對國家財政施加了相當大的壓力。政府的基本建設支出從1977年的300億元(1970--7年的平均水平)猛增到1978年的450億元,基本建設項目的啟動在1979年創造了135億元人民幣的預算赤字,這是赤字最高的年份,超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歷史上的任何一年(SSB 1999:8)。這似乎是陳云的憂慮,在1950年代后期,陳云就反復在“反冒進”中表達了類似的憂慮。許多人還會認為,該戰略并未解決毛主義發展戰略中的根本性系統缺陷,即它對公有制的依賴。

  然而,盡管洋躍進的規模很大,但它的野心其實并不大。考慮到1970年代后期農業生產的復蘇,洋躍進不可能造成1960年代初期那種饑荒。此外,國家財政狀況惡化的原因更多是因為越南的戰爭,而不是華的戰略本身;1979年官方國防支增加不少于33%(SSB1999:8)。這樣看起來,對華國鋒經濟戰略的批評,并不是建立在基于經濟學的任何合理評估之上,而似乎更多地來自那種急于詆毀華國鋒的愿望。1978年-1982年間那些關于調整的所有討論,以及198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所采取的發展戰略,其實與華國鋒所倡導的戰略并沒有很大不同。畢竟,華只是在發展周恩來,更是鄧小平本人在1974至1975年提出的“四個現代化”戰略。

  實際上,華國鋒的十年計劃甚至從未實施。這反映了鄧小平在政治上的不斷上升。鄧小平在1949年之前和1950年代的工作得到了軍隊的支持,并在黨內享有近乎英雄的地位,其后,鄧小平作為文革受害人(而不是設計者)的身份,也使其地位也得到了提高。因此,一旦軍隊決定于1976年10月逮捕“四人幫”,他的最終掌權幾乎毫無疑問。華國鋒人格魅力有限,軍事支持微不足道,無力抵抗。因此,鄧小平與陳云一道堅決反對的“十年計劃”,在1978年底被取消。

  

  政治過渡

  盡管鄧小平在1977年7月被任命為副總理,但他的職位并不牢固。他的主要問題是意識形態問題。中央委員會通函1976年4月4日(已由毛澤東批準)就明確指責鄧小平:“不讀書,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無知,對批評無視。文化大革命(毛澤東認為這是他的偉大成就之一)不信任(Schoenhals 1991:.249 50)”。在華國鋒和他的追隨者推動“兩個凡是”的情況下,鄧小平的政治地位是不牢固的。

  但是,在1978年期間,思想氣候卻發生了變化,反對“兩個凡是”,鄧小平的思想又變得受歡迎。在這里,至關重要的是在有影響力的《光明日報》(1978年5月11日)上發表了《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第二天,這篇文章在人民日報上轉載。該文章由胡耀邦策劃,中央黨校的許多作家創作。這篇文章成為鄧小平否認華對毛主義的狂熱擁護的基礎。鄧似乎對此并不知情,但他在1978年6月強烈支持“實踐論”。中國人民解放軍團結在“實踐論”的周圍,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而不是毛說過的話或做過的事。鄧的地位逐漸上升。到1978年秋季,甚至在著名的三中全會之前,他幾乎已經完全掌權;對在訪問日本期間,他被視為事實上的國家元首。

 

 

  

  結      論

  在這里,我并不打算對毛主義后期進行全面評價,這個工作將在第9章中完成,該章恰當地評價了毛的政權在1960年代和1970年代的發展記錄。但毫無疑問,毛澤東時代后期發生的很多事情,是無從去辯護的。無論是廣泛的暴力和迫害、無價的文物的破壞還是焚燒書籍或是盲目引用毛澤東的著作和演講,關閉學校和大學對促進經濟現代化的事業沒有多大幫助,工人參與政治活動擾亂了生產,對外國外交官的攻擊損害了中國的國際聲譽。

  不過,毛澤東時代后期的發展戰略,充滿了目標和野心。毛并不是“五四”精神的俘虜——雖然有時他被描繪成這樣。他是一個創新的馬克思主義思想家。在20世紀60年代,他摒棄了僵化的經濟決定論——這是許多馬克思主義理論和實踐的標志——轉而啟動了一項范圍非常廣泛、條理清晰的計劃,旨在同時改造中國社會的上層建筑和經濟基礎。由于文化大革命是關于財富和地位的再分配,它引起了紅衛兵的共鳴。中國許多年輕人對大學學習機會有限感到不滿,并且反對精英化的考試制度,這種制度實際上確保了只有上過少數精英學校的人才有機會進入最好的大學。對中國新資產階級精英財產權的攻擊同樣受到歡迎,這也不令人意外。這些新的城市精英之所以取得這樣的地位,靠的是繼承他們在國民黨執政時期就擁有的財富、財產和地位。教育體系也是一個明顯的斗爭目標。當時中國學校的教師都是在1949年以前就受過教育的人,從紅衛兵的角度看,他們的思想既保守又傳統。當時的教育體系所傳播的傳統文化觀念是徹底的精英主義,對大眾文化總是冷嘲熱諷。因此,重新分配國家文化支出確實是有其理由的。

  此外,有證據表明毛主義在許多方面的影響其實相當有限,任何企圖全面譴責毛主義后期的人都不能忽視這一點。甚至在文化破壞方面也是如此,我們需要對文化破壞的規模審慎考證。許多人存活了下來,至少可以說在過去20年里,以經濟現代化的名義進行的破壞,遠比上世紀60年代紅衛兵進行的破壞要大得多。中共精英成員當然是斗爭的目標,但這也不足為奇。正如過去三十年的事件所表明的那樣,黨內的鄧小平、劉少奇等右派分子確實決心全面恢復資本主義。劉之所以成為眾矢之的,不僅因為他是“走資派”,還因為他在1966年鎮壓學生騷亂中發揮了重要的領導作用。他不僅首先負責派遣工作小組鎮壓初期的學生抗議運動,而且他的妻子在領導被派往清華大學的工作小組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以至于她甚至征召了自己的女兒。當然,所有這些都不能作為對待劉的理由,但它確實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紅衛兵的憤怒。簡而言之,一件事情當然可以為后期毛澤東思想作為一個旨在促進經濟現代化通過減少根深蒂固的不平等和龐大的人口問題計劃,尤其是年輕人,他們中的許多人在走訪和了解中國的過程中,慢慢消除了幻想。如果后期毛澤東時代是一個悲劇,那么這個悲劇也是從善意開始的。

  毛時代的政治規劃得到了經歷過它的人的認可,包括那些在20世紀60年代和70年代從遠處觀察它的人。Jack Gray(2006)和William Hinton(1972)的一些評估可能是錯誤的,但他們都不懷疑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政策,不僅僅是清除黨內的“走資派”。但從1978年以來,毛主義后期基本上沒有受到重視。由Chang 和Halliday(2005)的著作就是一個驚人的例子,但這不是唯一的例子。薄一波對這一時期事件的描述過于受到派系主義的影響,幾乎不可信。Shapiro(2001)對毛主義后期的批評擴展到對環境的破壞。盡管MacFarquhar和Schoenhals(2006)的著作內容翔實,但也幾乎沒有很好的對毛主義后期進行充分分析,它忽略了潛在的發展戰略及其成就。毫不奇怪,它的批判也就過于簡單。

  然而,即使在這里也有變化的跡象。例如,Law(2003)編輯的著作,就提供了一個更加平衡的觀點,挑戰了一直以來的學術界的慣常敘述。盡管人們經常批評韓丁缺乏專業知識,但是他非常正確的指出,后期毛澤東時代為80年代和90年代經濟爆發性的增長奠定了基礎,這種洞見讓很多在這個領域工作的中國專家感到羞恥。像韓東平(2000,2001)和高默波(1999)這樣有才華的中國學者已經引起了讀者對后期毛澤東時代農村真正成就的關注。許多文化大革命時期的紅衛兵已經認識到,“下放”是一個改造的過程,它擴展了人們的視野。要了解晚年的毛澤東思想的真相,我們還要走很長一段路,還有很多東西沒有發現,但至少一些糟糕的刻板印象,已經被暴露出來了。

 

  文章來源:Chris Bramall, 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 Routledge, 2009. Chatper 5.

  

  原標題:Chinese Economic development的第五章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青松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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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王岐山講話令人嘆服!更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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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此次大典:關于毛主席的七處重大變化,透露大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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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香港為什么仍然動亂不止且越來越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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