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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類革命家小傳丨“不斷鬧騰”托洛茨基——中篇·從中派領袖到加入布黨(1905-1917)

破折號 · 2019-10-10 · 來源:激流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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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今天,國內外還有不少“托洛茨基主義者”活躍著,時不時地放出一些“驚人”言論刷新一下我們的眼球。那么,托洛茨基究竟何許人也?這位傳奇人物在當年又有何驚世駭俗之舉?

  作者按

  說起蘇聯革命家托洛茨基,相當一部分中國讀者是不熟悉的(啥?“脫落刺激”?),但在上世紀前半葉的世界社會主義革命浪潮中,“托洛茨基”可是一個響當當的名字。

  舉幾個中國人熟悉的例子:總統蔣公的大少爺經國在蘇聯留學期間就曾是一名“托洛茨基主義者”;中共的締造者之一、民國核心期刊《新青年》總編兼主筆陳獨秀不但曾經是托洛茨基派(簡稱“托派”)成員,而且還長期擔任中國托派的領袖;還有1921年促成中共建黨的共產國際代表馬林(就是開一大時憑借自己的豐富經驗緊急讓代表們轉移會場從而躲過一劫的那位)后來也加入托派并成為荷蘭托派組織的創始人;而偉大領袖毛主席——吸一口氣,他不是托派——則將“托洛茨基派”與“日本帝國主義”、“中國漢奸”、“親日派”并稱為抗戰期間四個“我們的敵人”,托派居于“四敵”之一,可見主席老人家對該派的“重視”(毛澤東《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時期的任務》1937年)。

  1991年12月25日戈爾巴喬夫宣布蘇聯解體,令世界各地的托洛茨基粉絲都歡呼雀躍,認為這實現了老托在1920年代關于蘇聯“一國不能建成社會主義”的預言。直到今天,國內外還有不少“托洛茨基主義者”活躍著,時不時地放出一些“驚人”言論刷新一下我們的眼球。那么,托洛茨基究竟何許人也?這位傳奇人物在當年又有何驚世駭俗之舉?本文將分三篇展開回顧,介紹這位蘇聯革命家“不斷鬧騰”的一生。

  這三篇分別是:

  上·從參加革命到嶄露頭角(1879-1904)

  中·從中派領袖到加入布黨(1905-1917)

  下·從統帥紅軍到流亡他鄉(1918-1940)

  中篇·從中派領袖到加入布黨(1905-1917)

  

  一、參加1905年革命

  資本主義世界向來不太平。剛剛跨入二十世紀,就發生了1900-1903年經濟危機。周期性的經濟蕭條在席卷全球的同時,也沉重打擊了新興的帝國主義國家——俄國,帶來俄國民眾生活條件的普遍惡化。在1901-1904年間,彼得堡、頓河羅斯托夫、巴庫等工業城市開始出現頻繁的罷工,農民起義也在一些地區蔓延開來。1904年日俄戰爭爆發,俄國的經濟狀況急劇惡化,人民不滿情緒日甚一日,階級矛盾也愈發尖銳;而前線俄軍在戰場上的節節敗退,使得俄國民眾對政府的腐敗更加失望。一切條件促成了1905年年初俄國國內革命形勢的成熟,第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或稱“1905年革命”)到來了。

  1905年1月9日星期日,彼得堡三萬名惡寒交迫的工人在東正教神職人員加邦神父的帶領下到達冬宮外的廣場,向沙皇遞交請愿書,請求停止戰爭和改善勞動階層的生活條件。面對舉著請愿書、圣像和尼古拉皇帝畫像,唱著東正教禱告歌的游行群眾,沙皇預先布置好的軍警向人群開槍射擊,造成一千多人死亡、數千人受傷的慘劇,史稱“流血星期日”【注:當時官方公布的數字只有96人死亡333人受傷】。請愿雖然被沙皇政府的專制機器鎮壓了,但這次事件使得俄國民眾心中沙皇“慈愛的小父親”形象徹底破滅了,憤怒的火焰就此燃遍全俄。第二天,俄國社民黨(布)發出《告人民書》,號召工人“武裝起來!”,許多地方爆發了抗議沙皇暴行的罷工示威;4月12-27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三次代表大會(“三大”)在倫敦召開,會議制定了準備武裝起義,推翻沙皇專制制度的路線方針。此后,革命運動在全國不斷擴大和深入【注:1905年4月布爾什維克發起召開“三大”時,向包括孟什維克在內的所有社民黨組織都發出了邀請,但孟什維克當時堅持分裂主義立場,拒絕參加倫敦的會議,并且在日內瓦單獨召開了自己的“三大”(由于參會人數太少,孟什維克最終只把日內瓦“三大”稱作“代表會議”而非“代表大會”)。與布爾什維克“三大”要求無產階級掌握革命領導權、武裝推翻沙皇的策略不同,孟什維克“三大”認為資產階級革命必須由資產階級來領導,無產階級在當前的任務只能是與資產階級結成反封建的同盟,走議會斗爭的道路(反對武裝起義)】。列寧對以“流血星期日”為序幕的俄國1905年革命的意義有著很高的評價,他認為1905年革命標志著世界革命運動的中心已經轉移到了俄國,并將此次革命視為十月革命的預演,指出:“沒有1905年的‘總演習’,就不可能有1917年10月革命的勝利”。

  托洛茨基對于1905年革命的看法不同于孟什維克而與布爾什維克接近,他也高度肯定了革命的意義(托:1905年革命“是1917年的兩次革命即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序幕”),并反對無產階級在運動中充當資產階級的尾巴,認為無產階級應當領導革命并建立臨時革命政府。“流血星期日”后的第二天,托洛茨基從馬爾托夫那里得知了這一消息,他當下便決定立刻返回俄國參加革命。

  1905年2月,托洛茨基到達基輔,在該地結識了著名的布爾什維克列昂尼德·克拉辛【注:克拉辛是《火星報》秘密印刷所的創辦人,“二大”后被選入黨的中央委員會】,從后者那里得到了不少幫助。在基輔短暫逗留后,他到達了彼得堡,但不久又因躲避追捕而逃到芬蘭。10月,他再次來到彼得堡。

  就在10月初,布爾什維克莫斯科委員會通過了在莫斯科舉行政治總罷工的決議,罷工浪潮隨即由莫斯科蔓延到全國各工業城市(史稱“十月總罷工”)。到托洛茨基回到彼得堡時,已是各地政治罷工進入高潮之際。但面對高漲的政治局勢,托洛茨基最初并不愿意同布爾什維克積極合作,而是同一位名為亞歷山大·帕爾烏斯的左翼孟什維克過從甚密【注:帕爾烏斯此前曾參加德國社民黨的活動,在1903年“二大”后參加孟什維克,1905年來到俄國,鼓吹“不斷革命論”(曾啟發了托洛茨基的理論),后退黨,成為為軍國主義辯護的社會沙文主義者,與托洛茨基的關系逐漸疏遠】。托、帕先是一起接辦了自由派報紙《俄羅斯報》,然后又聯合彼得堡的其他孟什維克出版了《開端報》,與布爾什維克的機關報《新生活報》分庭抗禮。在編輯《俄羅斯報》和《開端報》之余,托洛茨基還積極參加了新成立的彼得堡工人代表蘇維埃的活動,逐漸成為其中的首腦人物【注:彼得堡蘇維埃是1905年“十月總罷工”風潮的產物,是工人首創精神的結果;它起先是統一的罷工委員會,而后發展為新型政權的萌芽;它不經沙皇認可,自行宣布實行8小時工作日,在居民中享有很高威望。托洛茨基經常在蘇維埃會議上侃侃而談,發表長篇演說,并經常為蘇維埃的機關報《工人代表蘇維埃消息報》撰稿,甚至幫助起草各項重大決議,其才華和風頭遠超蘇維埃的正式主席格·赫魯斯塔廖夫律師。在11月26日赫魯斯塔廖夫被捕后,托洛茨基毫無懸念地當選第二任蘇維埃主席(時年26歲)】。

  1905年12月2日,托洛茨基主持下的彼得堡蘇維埃同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及其他黨派組織一道,聯合發表了一份反沙皇的《財政宣言》,號召人民拒絕向沙皇納稅,要求以黃金支付工資,并取出在沙皇控制的銀行中的存款,以動搖沙皇政府的財政基礎,引起沙皇政府的恐慌。布爾什維克的《新生活報》和彼得堡的其他民主派報紙都在《宣言》發表后第一時間轉載了它。沙皇政府的首席大臣謝爾蓋·維特隨即查封了所有刊登《宣言》的報紙,包括《新生活報》。這一事件讓托洛茨基及其領導的彼得堡蘇維埃在全國各地名聲大噪。

  1905年10月到12月間,俄國各工業城市紛紛以彼得堡為榜樣建立工人代表蘇維埃,列寧也于同年11月秘密回到國內,與各地蘇維埃進行接觸。當時,布爾什維克在各個城市里都派代表參加了蘇維埃,通過代表的活動來對蘇維埃施加影響,而在布爾什維克的領導下,許多城市的蘇維埃在建立后均開始了武裝起義的準備工作。但在這個時候,托洛茨基所主持的彼得堡蘇維埃反而呈現出一種保守性,它只強調合法的政治、經濟斗爭,而不重視準備武裝起義和加強工人階級的武裝力量。哪怕在全國的起義山雨欲來之時,彼得堡蘇維埃仍在從事一般性的宣傳鼓動【注:彼得堡蘇維埃中雖然也有布爾什維克的代表德·斯維爾奇科夫、波格丹·克努尼揚茨等人,但掌握領導權的卻是托洛茨基、赫魯斯塔廖夫和其他一些孟什維克。托洛茨基在12月3日蘇維埃會議上聲明:“彼得堡不能擔當起義首創者的責任”】。12月10日,布爾什維克領導的莫斯科蘇維埃宣布將總罷工轉變為起義,工人們在莫斯科筑起了約一千座街壘,與沙皇軍警連續戰斗了9個晝夜(史稱“莫斯科十二月起義”)。隨后,諾沃羅西斯克、下新城、頓河羅斯托夫、頓巴斯、葉卡特琳諾斯拉夫等城市相繼爆發起義,戰況非常激烈。而彼得堡作為最早成立蘇維埃的地區竟然未能參加這一起義風潮。

  在12月3日,即《財政宣言》發表的第二天,沙皇的軍警襲擊了彼得堡蘇維埃的辦公地,逮捕了正在里面開會的所有蘇維埃執行委員,托洛茨基當然也重陷囹圄(蘇維埃面對沙皇軍警簡直毫無抵抗力量)。此次被捕開始了他的第二次監獄生涯(1905年12月到1906年9月共十個月),而他也因此暫時脫離了火熱的政治斗爭,可以有足夠的時間進行思考和寫作。在彼得-保羅要塞關押期間,他在獄中寫作了《總結與展望》(1906),以總結1905年革命為名,第一次比較系統的提出了他的“不斷革命論”,將民主革命與社會主義革命這兩個不同的階段混為一談,成為日后“托洛茨基主義”的基礎。由于此時沙皇政府在人民的壓力下同意召開國家杜馬,對在獄政治犯的監管有所放松,托的文章得以經前來探視的妻子和律師帶出獄外發表傳播【注:《總結與展望》是托洛茨基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他后來回憶時認為此書體現了他對“俄國社會歷史的研究,它是當時在論證不斷革命的理論方面一篇最完善的表述”】。

  二、提出“不斷革命論”

  托洛茨基在1905-1906年間提出的“不斷革命論”大致有如下觀點:

  一,否認民主革命階段和社會主義革命階段存在界限,主張由推翻封建專制的民主革命立即過渡到推翻一切階級壓迫的社會主義革命。他認為:“無產階級實現民主的基本任務,直接為鞏固政治統治而斗爭的邏輯,也在一定時刻向我們提出純社會主義的問題。在最低綱領和最高綱領之間存在革命的不間斷性”;無產階級的斗爭,將使革命“成為不斷革命、不間斷的革命”。

  二、否認農民階級是革命的依靠力量,反對實行工農聯盟;主張在由民主革命到社會主義革命的過程中,由工人階級單獨專政。他認為,農民作為小資產階級的落后性使得他們不可能具有先進的政治覺悟和組織形式,農民不可能理解無產階級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的意義,因而他們也不可能成為無產階級革命和專政的可靠基礎。這一觀點預示著在無產階級奪取政權后,農民將成為工人的潛在敵人,工農矛盾將上升為對抗性矛盾。托洛茨基說:“農民的小資產階級性格和政治上的幼稚愚昧,他們的局限于農村的短淺目光,他們的不理解世界政治聯系和依存關系,都會為無產階級的革命政策造成極大困難。”

  三、否認在一國(特別是落后的俄國)率先建成社會主義的可能性,認為“不可能在民族國家范圍內孤立地進行社會主義建設”,這種建設將是“反動的”、“烏托邦的”和徒勞無功的,并必然遭遇失敗。托洛茨基認為,一國(特別是落后國家)的無產階級在奪取政權后只能維持暫時的專政狀態,因為孤立的無產階級統治無法應對驟然增加的國內外矛盾;如果沒有先進國家取得勝利的工人階級的幫助,那么新確立的一國無產階級統治將在各種國內外矛盾(包括外敵入侵、農民反抗和官僚化褪變等)中被犧牲掉。進而,無產階級需要的不是“一國社會主義”,而是“世界革命”:“一國的革命并不是一個獨立的整體;它只是國際鏈條中的一個環節。國際革命是一個不斷的過程。”

  總之,“不斷革命論”否定農民的革命潛力,從而也否定了有專門的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階段的必要(在這一階段需要聯合農民推翻腐朽的沙皇專制制度);因此,托洛茨基始終反對列寧所提出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口號,而要求建立單純的工人政權。他希望在民主革命階段直接提出社會主義革命的任務,并由工人的革命力量“一竿子捅到底”式的實現社會主義。可以說,托洛茨基的理論忽視了革命的階段性,以及革命在不斷階段的不同任務,總想繞開民主革命階段,“畢其功于一役”,這是帶有左傾盲動主義和主觀唯心主義的。列寧指出:“托洛茨基的根本錯誤,就在于他忽視革命的資產階級性質,對于從這種革命轉變為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沒有明確的看法”【注:因為不需要“明確的看法”,直接轉就可以了】,而他對農民階級革命性的否定,則直接影響了他對革命階段、任務和前景的判斷,使他不能夠形成正確的認識。斯大林后來也說:“托洛茨基的‘不斷’革命就是‘跳過’農民運動”,“(他的理論)就是鼓吹不要農民參加革命”。

  而在貶低農民的問題上,托洛茨基很顯然是受了孟什維克觀點的影響,正如列寧指出:“托洛茨基的獨創理論是從布爾什維克方面攝取了號召無產階級進行堅決革命斗爭和奪取政權的口號,而從孟什維克方面攝取了‘否定’農民作用的思想”(拼成一個大雜燴),只不過他與孟什維克從同一原理中得出了截然相反的結論【注:孟什維克的邏輯是,因為俄國農民太多,惰性太大,革命的任務又是反封建的民主革命,那么無產階級就不能指望發揮什么作用,只能是先跟著資產階級好好發展資本主義,等更多的無產階級產生了再說;而托洛茨基的邏輯是,正因為俄國農民太多,惰性太大,所以俄國的無產階級就不能依靠他們,必須自己劈波斬浪干革命,同時必須與西歐先進國家的工人們積極呼應,等待西歐社會主義革命成功后來幫助落后的俄國克服內憂外患、鞏固政權(單靠俄國這么點工人頂不住啊!)。可見,孟什維克的觀點與托的“不斷革命論”只是同一思想分別朝右、“左”兩個方向向前發展的結果】。這里又不得不提到托洛茨基在彼得堡期間的密友亞歷山大·帕爾烏斯,這位左翼孟什維克(也就是孟什維克陣營中的“非主流”派)在1905年革命中提出了“不要沙皇,而要工人政府”的著名口號(與列寧提出的“無產階級和農民的革命民主專政”口號對立),被托洛茨基深為贊同。托將帕爾烏斯引為同道,并把這一口號當作自己的口號在各種場合多次表述和宣傳。帕爾烏斯是最早提出“不斷革命論”見解的人之一,托洛茨基的理論無疑受到了他的影響。

  三、第二次流放西伯利亞

  1905年莫斯科十二月起義遭到鎮壓后,第一次資產階級民主革命逐漸退潮。1906年,彼得·斯托雷平就任沙皇政府的首相兼內務大臣,開始用鐵血手腕打壓各地的革命者,大批進步人士和抗議群眾被害或被捕,白色恐怖籠罩全俄,史稱“斯托雷平反動年代”【注:斯托雷平(1862- 1911)是俄國歷史上最著名的政治家之一,出身貴族,畢業于彼得堡大學。1905年革命前,他在薩拉托夫省任省長,在任期間行事堅決果斷,成功壓制了省內的農民騷動,使薩拉托夫省成為革命時期全國唯一一塊保持穩定的地區。此事使他聲名鵲起,受到沙皇賞識。1906年,斯托雷平被從地方調進中央,短短幾個月內,便取代了前首相伊萬·戈列梅金成為政府首腦,一人之下萬人之上,權力炙手可熱。在斯托雷平主政期間,俄國進行了允許農民贖買村社土地的私有化改革,促進了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史稱“斯托雷平土地改革”】,1905年革命窒息了。

  1906年9月,托洛茨基等彼得堡蘇維埃代表在沙皇的軍事法庭上接受審判。由于案情事關重大、托洛茨基等人又是全國聞名的政治人物,法庭對此次審判予以了特別的重視,不但允許新聞記者采訪報道,還傳喚了辯控雙方的證人到庭作證,包括工廠主、市議員、警察局官員和蘇維埃成員等,共數百人。審判進行了一個多月后,法庭在11月初下達了對托洛茨基等人的判決書,判處剝奪一切公民權利,并長期流放西伯利亞。

  1907年1月,托洛茨基和其他政治犯在憲警的押送下前往西伯利亞流放地,這是他革命生涯中第二次被流放(時年28歲)。但有了上一次流放逃跑的經歷,他對于流放已經沒有那么恐懼了。2月中旬,押送隊行進至西伯利亞鐵路附近的別列佐沃,托洛茨基以坐骨神經疼痛需要醫治為名請求在該地停留幾天。果然,在一位同情革命的土地測量員的幫助下,他借機乘坐鹿拉雪車逃離此地,途中幾次變換交通工具和身份裝扮,終于在2月下旬逃出俄國,經芬蘭、瑞典,到達英國。

  四、轉入中派立場

  1907年4月30日至5月19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在英國倫敦召開了第五次代表大會(“五大”),托洛茨基以梯弗里斯代表的身份參加了這次會議【注:在布爾什維克、孟什維克分別召開三大并公開分裂后,許多黨員提出了重新將黨統一的要求,于是在黨員群眾和先進工人的呼聲之下,1906年4月10-25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召開了由布、孟兩派共同參加的第四次代表大會(“四大”)。由于相當一部分布爾什維克代表正在國內組織武裝起義,四大出現了孟什維克代表在人數上占據多數的局面,因此在會上通過了一些帶有孟什維克傾向的決議。但是,由于布爾什維克的爭取,四大通過了新的黨章,其中第一條采用了列寧的條文(即凡成為黨員必須加入黨的一個組織),并將布爾什維克提出的民主集中制寫入其中。但四大實現的只是黨的形式統一,布、孟兩派各自都保留了獨立的組織機構,也都有各自的綱領,實際上是兩個獨立的黨。四大之后,五大成為了布、孟兩派最后一次一起召開的代表大會】。出席五大的代表共三百三十六人,代表當時的十四萬七千名黨員。著名作家高爾基也參加了這次大會,托洛茨基因此與高爾基第一次見面相識。

  第五次代表大會是一次團結的大會,一次勝利的大會,同樣也是一次充滿激烈爭吵的大會。布、孟兩大派別就1905年革命失敗后所面臨的局勢和對策在會上唇槍舌劍、爭的不可開交。托洛茨基則站在一旁,以“中派”領袖的角色發表一些貌似公允的言論,企圖調和布、孟雙方的矛盾。他對爭執的布、孟代表說:“你們【注:指布、孟】并排地干同樣的事,腳踩同一塊土地,互相踩對方的腳。你們是要怎樣收場呢?”而布、孟在會上加速分裂的趨勢,反而讓托看到了自己的使命,認為督促兩派相互妥協達成統一正是“中派”存在的價值:“中派的立場就是要求清楚明確地認識到妥協的必要性,把它作為必須普遍奉行的策略的前提”,“行動的統一是以妥協為前提的,它要求造成黨的合力。”然而,這位“和事佬”的努力并沒有收到預期的效果,對布爾什維克來說,他在會議中起到的作用反而是非常負面的。托站在貌似中立的立場上反對布爾什維克“過分”批判孟什維克的機會主義路線,實質就是偏袒孟什維克而為機會主義作辯護。另外,布、孟的很多觀點分歧帶有原則性,犧牲原則的一味“妥協”、不區分路線的強行“統一”對于黨的健康發展無疑是有害的。對此列寧評論道:“對于工人政黨來說,掩飾分歧和隱瞞分歧是不明智的和不體面的。”無產階級政黨是無產階級的先鋒隊,是為人類的解放事業而工作的,凡遇到原則性問題,沒有理由不爭論清楚。在五大上,除了在如何對待資產階級政黨的態度問題上托洛茨基支持了布爾什維克,在其他所有主要問題上,他均站在孟什維克一邊,為孟什維克辯護。

  五大結束后不久,托洛茨基又趕往德國斯圖加特參加了第二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1907年8月)。作為第二國際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次代表大會,斯圖加特會議共有來自五大洲二十五個國家的八百八十四名代表出席。由于歐戰臨近,會議重點就對待戰爭和軍國主義的態度問題進行了討論,托洛茨基在會上主要附和考茨基等中派主義者的觀點【注:卡爾·考茨基,是德國社會民主黨和第二國際的重要領導人之一,也是當時聲名顯赫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一戰前夕持對軍國主義妥協態度的中派立場(對軍事撥款不贊成也不反對);一戰爆發后提出“超帝國主義”論,認為在資本主義條件下存在各帝國主義列強聯合起來實現持久和平的可能性;一戰后退出德國社民黨組建獨立政黨,成為溫和的社會主義及和平主義者。托洛茨基在1907年第一次見到了考茨基,對他十分崇拜。很顯然,考茨基在當時的中派主義觀點非常投合托洛茨基的需要】。10月,他從斯圖加特移居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在該地長期居住,直到1914年一戰爆發才離開。

  五、為取消派辯護

  自1907年6月3日國家杜馬被強行解散以來(史稱“六三政變”),沙皇政府便在斯托雷平的主持之下開始進行公開的反動統治。“五年來設立的絞架,打破了俄國三百年歷史上的記錄。流放地、苦役所和監獄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裝滿了政治犯。(列寧語)”社會民主黨議員在杜馬中享有的豁免權被取消了,工人報刊被一一封閉,各地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黨員人數也大為減少了:“1907年彼得堡有將近八千個黨員,而1908年只有三千左右;葉加特林堡從原有一千零七十個黨員減少到二百五十個;伊萬諾沃-沃茲涅先斯克的二千個黨員,至多剩下六百人。”黨陷入了自成立以來最困難的時期。

  在此情形之下,黨內彌漫著消極情緒,大批孟什維克對革命前途感到悲觀失望。一些孟什維克的首領如馬爾托夫背叛了黨的革命綱領,屈服于斯托雷平的高壓政策,要求取消黨的秘密工作、廢除黨的秘密組織,完全在沙皇當局許可的的范圍內進行合法斗爭,以取得政府對黨的認可和包容。持這種見解的孟什維克被稱為“取消派”,實質是放棄武裝起義(要準備武裝起義就必然要進行秘密工作),使工人的利益服從于資產階級的利益。一些布爾什維克則走向了另一個極端,亞歷山大·波格丹諾夫等人主張召回黨在杜馬等所有合法平臺中的工作人員,否定合法斗爭的必要,認為只有走上街壘參加戰斗的人才是真正的革命者。持這種見解的布爾什維克被稱為“召回派”。取消派固然是放棄黨的革命任務,而召回派的主張也將使黨在國內的存在陷入十分危難的境地,同樣危害黨的事業。以列寧為首的馬克思主義者展開了兩條戰線上的斗爭,既反對右傾的取消派,也反對“左”傾的召回派,主張將黨的秘密工作與合法工作結合起來。他在1908年2月指出:“黨決不會因一次軍事進攻遭到失敗而頹喪,決不會張皇失措,決不會醉心于冒險行動。”

  這時,托洛茨基采取了對取、召兩派的同情態度,尤其對取消派進行辯護。列寧說:“托洛茨基的任務也就在于蒙蔽工人,掩護取消派。”為了宣傳自己的主張,他于1908年10月創辦了一份俄文報紙《真理報》【注:和后來布爾什維克的《真理報》是兩回事】,最初以烏克蘭黨組織(孟什維克)機關報的名義出版。維也納《真理報》出版后,立刻成為取消派思想的主要傳播者;同時,托洛茨基也在該報上不遺余力地宣傳他自己的“不斷革命”主張;該報從1908年辦到1912年,一共出版了二十五期;除了供給旅歐的俄國僑民閱讀外,還通過烏克蘭西南部邊境秘密運送到俄國國內,產生了一定影響。當時參加托洛茨基《真理報》編輯部工作的,還有兩位孟什維克——阿道夫·越飛馬特維·斯柯別列夫【注:兩人后來都脫離孟什維克轉而加入布爾什維克,越飛后來還成為蘇聯的著名外交家】。《真理報》的觀點也得到了布爾什維克里一些有調和主義傾向的人的歡迎。

  1909年,布爾什維克的《無產者報》【注:《無產者報》是布爾什維克于1906年創辦的報紙,當時實際上是布爾什維克的機關報】編輯部派出代表前往維也納與托洛茨基談判,希望能同《真理報》合作,并提出可以在一定條件下合并兩報,共同進行革命宣傳。但托洛茨基不愿與布爾什維克真誠合作,他提出了超出布爾什維克接受范圍的苛刻條件,要求對方不但要出錢補齊《真理報》賬面上的虧空,還要求自己在新的編輯部中占據主導地位,并且可以不受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的領導。列寧對此十分氣憤:“托洛茨基不是想同布爾什維克一起建設黨,而是想建立他自己的派別”,“我們無法提供經費在另一個城市里辦一份不是黨的、而是托洛茨基的報紙”。但黨內一批持調和主義立場的黨員(如中央委員羅日科夫諾根,中央機關報編輯部成員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李可夫)卻希望與托洛茨基妥協,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李可夫甚至背著列寧去找托洛茨基談判。在隨后召開的1910年中央全會上,托洛茨基與布爾什維克內的調和派形成了多數票,通過了停辦《無產者報》、加米涅夫作為布爾什維克代表加入《真理報》編輯部、確立《真理報》為中央機關報的決議。托洛茨基在黨內調和派的幫助下取得了完全勝利(是年他剛滿30歲)。

  六、組織“維也納俱樂部”

  1910年8月第二國際第八次代表大會閉幕后【注:第二國際“八大”是8月下旬在丹麥首都哥本哈根舉行的,共有來自二十四個國家的八百八十六名代表參會。托洛茨基在大會開幕當天在德國社民黨機關報《前進報》上發表了一篇匿名文章,對布、孟在國內進行派別斗爭的行為進行激烈批評,儼然是一副凌駕于各派之上的仲裁者形象。文章中特別指責了布爾什維克的“密謀傾向”、“主張權威的集中制”,“使黨離開階級,使派別離開黨”,引起列寧的強烈不滿和嚴重警告。托洛茨基后來回憶時認為,這次事件是他“一生中同列寧發生的最激烈的一次沖突”】,托洛茨基繼續標榜自己不站在布、孟任何一邊的“非派別性”,并在“聯合”和“統一”的旗號下繼續進行派別活動。1910年11月,他伙同一些社民黨員組織了一個所謂“維也納俱樂部”,以維護黨內一致為口號,反對布爾什維克同取消派進行斗爭,并提出“黨的各個部分即‘呼聲派’、‘普列漢諾夫派’、‘列寧派’、‘前進派’以及非派別組織的分子同心協力進行共同的工作......不要再有什么派別的名稱。”此后,托洛茨基經常以個人和小團體的名義向全黨發號施令,還于1911年8月在瑞士伯爾尼發起代表會議,通過《致全體黨員》呼吁書,直接反對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

  在列寧等人的積極籌備下,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六次代表會議于1912年1月5日至17日在布拉格召開,史稱“布拉格會議”(是代表會議,不是代表大會)。會上有代表全國37個城市黨組織的代表發了言。會議選舉了以列寧為首的新中央委員會,制訂了黨的策略方針,并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國,實行八小時工作制,沒收地主土地”的口號(總稱“三條鯨魚”【注:托洛茨基認為1905年革命后俄國不會再有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因此反對“三條鯨魚”,而主張以“結社自由、罷工自由、集會自由”來取代它】)。會議還譴責了托洛茨基和取消派的分裂活動,并撤銷了1910年全會上與維也納《真理報》妥協的決議【注:會后,托洛茨基伙同一些派別分子在巴黎舉行了會議,譴責布爾什維克的布拉格決議,并向第二國際執行局告狀,得到了國際領導人考茨基的支持】。布拉格會議結束后,布爾什維克創辦了自己的《真理報》,以代替1910年停辦的《無產者報》。新《真理報》的第一期于1912年5月5日在彼得堡出版,斯大林擔任了報紙的首任主編。《真理報》從此成為布爾什維克主義的旗幟,其創刊日也在后來被確定為俄國工人的出版節。幾乎在彼得堡《真理報》創刊的同時,托洛茨基的維也納《真理報》也停刊了,托對新《真理報》的出版非常嫉憤,給它冠上“強盜”、“篡奪者”、“非法霸占者”等種種稱號。

  1912年8月12-20日,托洛茨基同取消派及其他一些機會主義派別一道,在維也納召開了一次代表會議,史稱“八月代表會議”。會上拼湊了所謂“八月聯盟”,即一個在“聯合”口號下聚集起來的反布爾什維克同盟。會議通過了所謂“關于黨的建設的組織形式”的決議,宣布秘密黨的時期已經結束,新的條件下應當“通過吸引群眾參加合法運動來改組(黨),使秘密組織適應合法運動”,充滿了取消派的論調。雖然會議在反對布爾什維克主義上達成了一致,但由于參會的各派代表各懷心思、意見不一、矛盾重重,聯盟只能是一個臨時拼湊的“空架子”,形不成有力的組織。在布爾什維克隨后的反擊下,“八月聯盟”很快瓦解了。

  1912年9月,托洛茨基應自由派報紙《基輔思想報》之約,作為該報軍事記者赴巴爾干地區采訪,順帶會晤了該地的幾位中派社會民主主義者。1914年2月,他又創辦了《斗爭》雜志,以“非派別性”為旗號,“在‘馬克思主義社團中’宣傳普遍和解”。他在雜志上高喊“統一”,反對“分裂”,卻不解釋俄國社會主義運動中的各派為什么有分歧以及消除這種分歧的真正方法到底是什么。《斗爭》創刊后不久,列寧就發表了一篇題為《論高喊統一而實則破壞統一的行為》的文章用以回應托洛茨基,文中寫道:“凡是多少了解一些俄國工人運動的人都知道,口頭上標榜非派別性的托洛茨基就是‘托洛茨基派’的代表,這就是派別活動,這里具備了派別活動的兩個重要特征:1,名義上承認統一;2,事實上各自為政。這就是派別活動的殘余,因為這里根本找不到同俄國群眾性工人運動的真正關系”,“托洛茨基的詞句雖然燦爛奪目,娓娓動聽,可是沒有絲毫內容。”

  七、對一戰的“不勝不敗論”

  1914年6月塞爾維亞愛國青年刺殺奧匈帝國皇儲斐迪南大公的“薩拉熱窩事件”發生,7月同盟國和協約國分別對對方宣戰,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列寧主義認為,第一次世界大戰是資本主義國家進入到帝國主義階段(或壟斷階段)后發展不平衡的產物,它是各帝國主義國家為重新瓜分世界、爭奪殖民地、謀取霸權而進行的戰爭(所謂“帝國主義最深厚的經濟基礎就是壟斷”,“現代戰爭產生于帝國主義”)。因此,一戰的性質上是非正義的帝國主義戰爭,局部戰場(塞爾維亞反對奧匈帝國侵略的東南歐)上的正義性并不足以改變整個戰爭的非正義性。戰爭爆發后,各參戰國都不約而同地用“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欺騙人民,都說本國的侵略擴張是為了“保衛祖國”、“捍衛民族的榮譽”而進行的,并把戰爭的責任都推卸給對方,以此煽動民族仇恨。

  盡管在戰前第二國際就已經發表多個宣言譴責戰爭、揭露各國資產階級為了自己的利益慫恿工人階級入伍當炮灰的行徑,但大戰的到來還是給各國社會民主黨人帶來了巨大考驗。一些國家的社民黨領袖在局勢的壓力下迅速暴露出自己的機會主義面目,淪為為本國軍國主義罪行辯護的“愛國者”,口頭上還是社會主義,行動上已經是沙文主義【注:其中不少人還在大戰期間出任了政府要員,為資產階級戰爭出謀劃策。如:比利時工黨領袖王德威爾擔任了政府的司法部長;英國工黨領袖韓德遜出任了政府的教育大臣,并親自參加了征兵運動;法國社會黨領袖茹爾·蓋得加入了本國“國防政府”,親自為加強國防出力】。不久后,法、德等國的社民黨議員紛紛在議會中投票贊成政府的軍事預算,德國社民黨的機關報《前進報》甚至向軍事當局保證,(戰爭期間)不再提“階級斗爭”的口號;俄國的普列漢諾夫也使勁鼓吹起“保衛祖國”的濫調,支持杜馬中的孟什維克議員投票贊成沙皇政府的軍事預算——隨著主要的加盟黨先后與資產階級政府合流,第二國際實際上已經解體了【注:與上述社會民主黨人的叛變行徑不同,各國社民黨左派在大戰爆發后依然堅持革命路線,從各國工人階級利益出發,拒絕與資產階級政府合作,繼續進行揭露帝國主義戰爭罪行的宣傳,并在本國議會中投反對票抵制軍事預算。左派社民黨的代表人物有弗·列寧、卡爾·李卜克內西、羅莎·盧森堡(女性)、克拉拉·蔡特金(女性)等人,他們雖然在第二國際中居于少數,卻是真正的革命者。以列寧為首的布爾什維克還提出了“使本國政府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失敗”、“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的口號,號召俄國的無產階級不但要拒絕參加對外戰爭當炮灰,還應當利用一切機會進行推翻反動政府的武裝斗爭,奪取政權,再在新的社會制度下重新實現和平】。

  對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的態度,托洛茨基與右派社民黨人及公開的社會沙文主義者是不同的:他承認戰爭的帝國主義性質,并申明對這一戰爭的反對態度。但是,托洛茨基不能正確地分析大戰發生的原因,他將這一戰爭的根源歸結為生產的“世界性”和占有的“民族性”之間的矛盾,即舊式“民族國家”對社會化大生產的阻礙。他說:“資本主義所發展的生產力,已經突破民族和國家的界限”,“舊式的民族國家,已經衰老,它現已成為經濟發展的不可容忍的障礙。當前的戰爭,歸根結底是生產力對于民族和國家這種政治形式的一種反抗【注:見托洛茨基《戰爭與國際》1914年10月】。”這種分析不但沒有說明問題的實質,客觀上反而會掩蓋這次帝國主義大戰的掠奪性質,讓大戰的色彩由“黑”轉“灰”,不甚明了了【注:這種理論還潛藏著“資本主義已經具備了廢除民族國家的條件和可能性(從而永久實現和平)”及“以一個統一的‘世界政府’代替各個資本主義民族政府”這樣的結論。在第一條中隱約可以看到考茨基“超帝國主義”論的影子,而第二條中的“世界政府”同樣也是考茨基首倡的,這一設想不久后便由托洛茨基自己以“歐洲聯邦共和國”的形式提了出來】。

  盡管托洛茨基在口頭上也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大談“國際主義”和“無產階級革命”,但他同戰前一樣,打著“非派別性”的旗號主張同俄國及國際的社會沙文主義者和右派社民黨人進行調和妥協。在戰爭的初期和中期,他一直站在中派立場上附和考茨基等人的觀點,為機會主義作辯護【注:托于1914年再次應聘《基輔思想報》軍事記者并來到法國。在法國期間,他除了給《基輔思想報》撰稿外,還與馬爾托夫共同領導了《我們的言論報》的出版工作,成為孟什維克的喉舌。1915年9月,各國社會黨在伯爾尼附近的齊美爾瓦爾德村召開會議,史稱“齊美爾瓦爾德會議”,托洛茨基作為《我們的言論報》代表出席。會上,他追隨占多數的考茨基主義者,反對列寧提出的同第二國際斷絕關系并建立新國際的主張】。同時,他堅決反對列寧提出的“使本國政府在帝國主義戰爭中失敗”、“變帝國主義戰爭為國內戰爭”口號,認為戰爭的失敗雖然會使統治集團陷入混亂,但也會使工人階級陷入混亂;而本國的失敗就意味著敵國的勝利,這又將加強敵國統治集團的力量——因此,使本國戰敗是不值得的。進而,他提出了“不勝不敗論”作為自己對待戰爭的策略,以與列寧的“使本國失敗”抗衡【注:邏輯就是,勝了會加強本國的統治集團,而敗了會加強敵國的統治集團,所以既不能勝,也不能敗,不勝不敗對各國的無產階級最有利】。列寧認為,“不勝不敗”完全是一種簡單的形式邏輯的推理,根本不是用辯證法看問題;“不勝不敗”的口號雖然表面上與普列漢諾夫等人的“保衛祖國”有所區別,但它在客觀上起到的效果就是默認乃至支持本國資產階級的對外戰爭,與社會沙文主義者是相通的。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的中期以后,國際形勢出現了由戰轉和的跡象。交戰雙方在繼續軍事進攻的同時,也展開了“和平”攻勢。英、法、德、俄等國的官員和外交使節頻繁地出現在交戰國的政府和宮廷里,希望能在一定條件下與對方達成議和。這種跡象自然被托洛茨基捕捉到了,他隨之提出“為和平而斗爭”、“停止戰爭”的口號,高談爭取和平的意義。托的這一舉動顯然是和國際上考茨基等人的和平主義相呼應的【注:1915年6月,考茨基伙同伯恩施坦等人聯名發表了一份題為《當務之急》的宣言,呼吁各國政府看到人民群眾和平渴望的日益高漲,鼓吹在自由協定的基礎上實現“真正的和持久的和平”】,他不但不同考茨基思想劃清界限,而且公開宣稱“(考茨基)是我們在德國最親密的同志和政治上的同盟者”。托洛茨基還發揚了考茨基關于建立“歐洲聯邦”(進而擴展為“整個文明世界的聯邦”)的設想,提出將“歐洲聯邦”作為防止軍備競賽、制止戰爭以及實現無產階級專政的條件,他說:“無產階級的任務,在于創立一個遠為強大的、更能抵御強敵的祖國——歐洲共和聯邦,以作為世界聯邦的基礎”,“歐洲聯邦是我們已經進入的革命時代的口號”。列寧對“歐洲聯邦”論持否定態度,認為這一設想在資本主義條件下“不是無法實現的,便是反動的”;他在1915年曾將托洛茨基列為危害最大的“考茨基分子”之一,因為“他們通過各種不同形式都主張同機會主義者合作,通過各種不同形式粉飾機會主義,利用(采取不同方式)折衷主義來代替革命的馬克思主義。【注:見列寧《給亞·米·柯倫泰》】”

  1916年9月,《我們的言論》報被法國當局查封,托洛茨基不得已離開法國前往西班牙。但他剛一入境就引起了西班牙政府的重視,指控他是一個“危險的無政府主義者”,并將他關押起來。同年12月,他被西班牙政府強行遣送出境,從巴塞羅那港乘船逃往美國。1917年1月,托洛茨基來到紐約(時年38歲)【注:這段經歷被他當作一種榮譽看待,他在后來回憶時說:“我是作為革命的國際主義者被逐出法國的。我是作為革命的國際主義者被逐出西班牙的”,顯然充滿了自豪】。

  盡管一年之內就被驅逐了兩次,但這位以談論革命為榮的政治人物并不愿意在新流亡地保持低調。到達紐約的第二天,他就在《新世界報》上發表聲明,其中稱:“我離開了血淋淋的歐洲,但我深信革命即將來臨”【注:《新世界報》原為一份有孟什維克傾向的報紙,由旅美俄國人創辦。1916年尼古拉·布哈林來到美國,開始參與該報的編輯工作。托洛茨基到達紐約后與布哈林結識,并在后者的介紹下加入《新世界報》編輯部】。

  八、向布爾什維克靠攏

  1917年,俄國國內的革命形勢再次高漲;1月9日,彼得堡工人為紀念1905年“流血星期日”舉行了聲勢浩大的示威游行;2月25日,彼得堡工人舉行總罷工,參加者超過二十萬人;2月26日,布爾什維克發出號召,指示將總罷工轉變為起義;2月27日,首都六萬名士兵也站到了起義工人方面來;2月28日,起義的工人和士兵控制了彼得-保羅要塞并占領冬宮,沙皇政府被推翻了(史稱“二月革命”)!二月革命期間,全國各地工人、士兵組建的蘇維埃成為了領導起義的機關和臨時的革命政權。3月2日,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成立,俄國開始了工兵蘇維埃和臨時政府兩個政權并存的局面。臨時政府為了表明自己與沙皇政府的區別,宣布了一些民主改革的措施,給予俄國人民一定的政治自由。在這種條件下,布爾什維克取得了更大的合法活動空間,被沙皇取締的《真理報》也正式復刊(仍由斯大林主持),開始進行公開的宣傳鼓動。

  3月27日,托洛茨基手持美國領事館頒發的護照坐上前往俄國的輪船,但因中途遭到英國軍警的扣押,他在5月份才回到彼得格勒【注:沙皇俄國首都原名圣彼得堡(也簡稱“彼得堡”),一戰期間改名為彼得格勒,列寧去世后又改稱列寧格勒,蘇聯解體后改回圣彼得堡原名】,結束了在國外的漫長流亡生涯。由于曾在1905年革命時期擔任過彼得堡蘇維埃主席,托洛茨基借助自己在彼得格勒工人群眾中的威望再次進入蘇維埃,并當選執行委員會委員。二月革命的形勢使托洛茨基的思想發生了一定轉變,雖然仍同彼得格勒的孟什維克舊友有聯系,但他在對待革命的一些看法上逐漸同孟什維克劃清界限,并向布爾什維克靠攏。

  就在1917年5月回到彼得格勒后,托洛茨基加入了當地一個中派組織區聯派,很快便成為該組織內很有影響力的人物【注:區聯派成立于1913年,全名“統一社會民主主義者區際組織”,主張“既放棄布爾什維主義也放棄孟什維主義的舊的界限標記”,將分裂的布、孟兩派統一起來(當時很多不理解兩派為什么分裂的黨員都加入了區聯派)。一戰爆發后,區聯派站在中派立場上,既同布爾什維克聯系,又與孟什維克來往,但多數區聯派成員能認識到機會主義的錯誤,因此在大部分行動上能與布爾什維克保持一致。到了1917年,隨著革命形勢的到來,整個區聯派迅速左轉,與布爾什維克的立場日益趨近。二月革命后,區聯派聲明“贊同布爾什維克的路線”,并表示愿意與布爾什維克進行聯合。至1917年夏,區聯派共有成員約四千人,在彼得格勒有著不小的影響力】。托洛茨基和區聯派在二月革命前后的左轉勢頭使長期關注區聯派去向的列寧非常重視,他認為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與區聯派開展聯合。在為彼得格勒黨組織代表會議(1917年4月14-22日)所寫的一份決議上,列寧寫到:“個別的地方工人團體,雖然同孟什維克等等接近,但是愿意堅持國際主義立場,反對‘革命護國主義’,反對公債,對于這些團體,我們黨的政策應該是支持它們,同它們接近,在它們徹底放棄背叛社會主義的小資產階級立場的基礎上同它們聯合”

  不久,區聯派召開代表會議,通過了在布爾什維克路線的基礎上統一黨內力量的決議。托洛茨基此時也表示完全擁護列寧提出的《四月提綱》,稱:“沒有什么東西能使我和他的四月提綱以及他回國后黨所采取的全部方針分開”。1917年7月26日到8月3日,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六大”)在彼得格勒召開,會上通過了吸收以托洛茨基為首的區聯派成員整體加入布爾什維克黨的決議,托洛茨基正式成為一名布爾什維克,并被大會選舉為中央委員。

  篇末總結

  1905年,俄國第一次資產階級革命爆發,托洛茨基回國參加革命。他來到彼得堡時,“十月總罷工”已經進如高潮,革命形勢風起云涌。托洛茨基以既非布爾什維克、也非孟什維克的“獨立”社會民主黨員身份參加了剛剛組建的彼得堡蘇維埃,以其出眾的才能很快成為彼得堡工人運動的領袖和蘇維埃主席(這成為他日后重要的政治資本)。12月初,蘇維埃在他的主持下發表了著名的《財政宣言》,震動全俄。但宣言發表之日也是他重陷囹圄之時,由于缺乏武裝力量方面的準備,蘇維埃的代表們在沒有任何抵抗的情況下被沙皇軍警抓捕。而這一時期的彼得堡也因托洛茨基等人不重視武裝準備工作錯失了與莫斯科等城市一起舉行起義的機會。

  1905到1906年,托洛茨基在獄中寫作《總結與展望》等書,系統提出了他日后廣為人知的“不斷革命論”。該理論曾受到托的密友、左翼孟什維克帕爾烏斯思想的影響。在1905年革命失敗后的反動歲月里,托洛茨基先是被判處流放西伯利亞,后又逃跑出國去倫敦參加了社民黨“五大”。他在“五大”上第一次公開表露了自己的“中派”立場,妄圖充當布、孟兩派的仲裁者、調停人,督促兩派相互妥協達成統一。他表面上貌似公正的“各打五十大板”,實際上卻是抵制布爾什維克對孟什維克機會主義觀點的“過分”批判(希望布爾什維克能放下陳見,“寬容”機會主義),從而為機會主義在黨內的滋生幫腔,間接站到了正確路線的對立面(以促進黨內“和解”之名)。這種態度也成為了托洛茨基在此后十年間對待黨內分歧的基本立場。

  1907年“六三政變”后,黨進入了困難時期。托洛茨基對于此時產生的“召回派”和“取消派”都持同情態度,尤其支持和理解取消派的立場,成為取消派觀點的辯護者。1908年維也納《真理報》創刊,他在布爾什維克內部一些調和主義者的幫助下成功使自己的報紙取代布爾什維克的《無產者報》成為黨的機關報,繼續宣傳同情取消派和調和主義的論調。1910年第二國際“八大”后,他組織了所謂“維也納俱樂部”公開反對布爾什維克,隨后又是1912年組建的“八月聯盟”,通過了一份充滿取消派觀點的決議。

  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后,托洛茨基申明反對戰爭,但認為戰爭發生的原因是“民族國家”的過時,表現出他與考茨基“超帝國主義論”在思想上的聯系。戰爭中他也一直站在中派立場上,附和考茨基等人的觀點,提出“不勝不敗論”、“爭取和平論”和“歐洲聯邦論”等觀點,被列寧批評為“考茨基分子”。

  一戰后期俄國爆發二月革命,沙皇政府在很短的時間內就被起義的工人和士兵推翻,這讓托洛茨基的思想有所轉變,開始逐漸認同布爾什維克。1917年5月他回到了俄國,加入了正在迅速左轉的中派組織區聯派。在7月底召開的“六大”上,他被吸收入布爾什維克,從此以布爾什維克的身份繼續進行革命斗爭。

  總之,托洛茨基的小資產階級不徹底性在1905年革命以后表現為他的左右搖擺(并更多擺向右的一邊)。但他非但沒有察覺到自己的搖擺不定是未能正確認識革命形勢并看清機會主義危害性導致的,反而把這種搖擺美化為一種“清醒”和“中立”,放佛自己沒有受任何一個派別的干擾而超脫于任何派別之外。由于對機會主義認識不清,他的所謂“中立”便經常滑向為機會主義辯解,他也經常成為孟什維克的代言者和同路人。1917年的二月革命震撼了他,讓他重新思考對一些問題的看法,也讓他加入了布爾什維克。但他長期以來形成的思想、立場和看問題的方式并沒有得到根本改變,他只是暫時停止了對布爾什維克路線的攻擊。不久的將來,這種搖擺性將以似曾相識的方式再度表現出來。

  需要說明的一點是,有一些人認為,托洛茨基只是在列寧逝世后才與繼任的斯大林發生尖銳矛盾,在列寧在世時一直是列寧的親密戰友。這種印像是不符合歷史的。從前文可以看出,托洛茨基從1903年“三大”上公開反對列寧開始,一直到1917年“六大”被吸收進入布爾什維克,中間有長達14年時間都是反對列寧的。這14年間他連布爾什維克都沒有加入,更不可能成為列寧的“親密戰友”。相反,這14年間他從來沒有停止批評列寧和布爾什維克,列寧也從來沒有停止批評他。

  大事年表(26-38歲)

  1905年

  10月回到俄國,參加彼得堡蘇維埃的工作并當選為主席;

  12月主持發表《財政宣言》,被捕入獄

  1905年底-1906年:在獄中寫作《總結與展望》,首次系統提出“不斷革命論”

  1907年

  1月流放西伯利亞;

  2月到5月逃出俄國,赴倫敦參加“五大”,以“非派別”身份調和布、孟矛盾,成為中派領袖

  8月參加第二國際“七大”,拜見考茨基

  10月前往維也納長期居住

  1908-1912年:創辦維也納《真理報》,同情取消派

  1910年:11月組織“維也納俱樂部”

  1911年:發起伯爾尼代表會議,通過《致全體黨員》書,反對布爾什維克

  1912年:在維也納召開“八月代表會議”,組建“八月聯盟”

  1914年

  2月創辦《斗爭》雜志,宣揚黨內“普遍和解”

  10月寫作《戰爭與國際》,提出一戰發生的“民族國家過時論”

  主持《我們的言論》報出版工作

  1915年:9月參加齊美爾瓦爾德會議,贊同考茨基

  1916年

  9月《我們的言論》報被查封,從法國逃往西班牙

  12月被西班牙遣送出境,逃往美國

  1917年

  1月來到紐約,參加《新世界報》編輯部,結識布哈林

  2月到3月,觀察俄國“二月革命”的發展,準備從美國返回

  5月,回到彼得格勒,加入區聯派,繼續參加蘇維埃的工作

  7月,與區聯派一起加入布爾什維克,被選為中央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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