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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倫:斯諾的第一任夫人,毛澤東親自邀請她訪問延安,寫出姊妹篇《續西行漫記》

孫國林 · 2019-10-11 · 來源:黨史博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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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斯諾離開陜北和史沫特萊進入蘇區不久,1937年5月,又一位美國記者來到延安采訪,她就是埃德加·斯諾的夫人海倫·福斯特。她比斯諾更幸運,在延安4個月的采訪中,訪問了許多斯諾未曾訪問過的軍政要人,獲得大量“獨家新聞”,寫出名揚天下的新聞報道,不僅表達了她對中國革命的強烈同情和支持,同時也使世界人民更加了解根據地,進而改善了黨的生存發展的政治環境。

  被感動,決心訪延安

  美國著名女記者、作家海倫·福斯特,筆名尼姆·韋爾斯。這個筆名是丈夫斯諾為她起的,她很喜歡,使用終生。1907年9月,海倫出生于美國猶他州一個律師家庭。她從記事的時候起,就一直渴望成為一名“大作家”。1931年8月,她從猶他州大學畢業并通過文職人員考試,當月就來到中國,擔任美國駐上海總領事館的書記員和總領事的私人秘書,同時兼任斯克里普斯——菲爾德報業聯合會的通訊員。海倫在上海認識了斯諾,他們1932年底結婚后,定居北平。在北平期間,海倫是《密勒氏評論報》駐北平的記者。1934年至1935年,海倫在燕京大學學習哲學。此間,她同斯諾一起編譯過當代中國文學作品,參加并報道了“一二·九”運動。1937年,英文月刊《民主》在北平創刊,海倫任主編。該月刊大聲疾呼:停止內戰,團結起來,抵抗日本帝國主義的入侵。5月,她繼丈夫斯諾之后冒險去延安訪問。1937年底,海倫夫婦到上海,聯合新西蘭友人路易·艾黎等,發起并開展了“工合運動”(即“中國工業合作社運動”),所生產的工業品有一部分運到解放區。1938年底,因日寇侵占中國,他們轉移到菲律賓。1939年回到美國,在康涅狄鄂州的麥迪遜小鎮,用斯諾《西行漫記》的稿費買了一處農舍木屋,定居下來。1949年海倫與斯諾離婚后,仍獨居小屋著書,介紹中國革命的真實情況。1950年后,海倫失去出國訪問的自由。

  海倫是個很有頭腦和遠見的女性。她同情中國革命,是斯諾西北之行的最積極的支持者。當斯諾有些猶豫的時候,她對丈夫說:“這樣做是非常正確的,無論付出什么代價,你必須去(陜北)”,“如果我能去,我會同你一起去的”。

  斯諾從西北返回北平后,海倫全力以赴地投入斯諾采訪資料的整理工作。她回憶說:“在編寫埃德(埃德加·斯諾)的材料的那些日子里,我們是多么忙碌,又是多么幸福啊!當我從埃德那里把他照的照片取回來時我們又是多么地激動啊!不到半小時,我就認識了相片中的每一張臉,并能叫出他們的名字。我坐下來,依據埃德零七碎八的筆記,給每張照片都寫下了頗長的傳記式的說明。我把埃德帶回來的絕大多數材料整理成文,埃德把毛澤東自傳的手稿作為禮物送給我。”

  海倫與斯諾,就是否要把毛澤東的整個生平事跡都包括到書里去的問題,有過許多爭論。她強烈地堅持應保持生平故事的完整性。第二年4月海倫獨自去延安訪問時,仍心懷不安,唯恐在她離去后斯諾會把它的大部分刪掉。后來當她從延安返回北平后,第一個問題就是關于毛澤東生平材料的處理問題。還好,斯諾發表的幾乎是毛澤東生平的全部,只是刪掉了一些人名。海倫認為,這樣刪減壓縮的結果,會使這本書失去寬廣的銷路;另一方面,也會使這本書在以后失去其永恒的價值。這是多么富有遠見啊!

  斯諾的名著《西行漫記》一書,浸透著海倫的心血。海倫不僅為該書提供了許多原始材料和10多幅照片,并且在資料的整理、打印,以及全書情節的安排、材料的取舍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建議。因此,斯諾曾這樣對海倫說:“我要把咱們兩個人的名字都放進所有我寫的書上”,“我是作者,而你貢獻了內容,你歷來是這樣的。”

  正是在對斯諾采訪材料整理的過程中,海倫萌生了去陜北訪問的念頭。因為斯諾訪問陜北時,朱德、劉伯承和紅二方面軍、紅四方面軍尚在長征途中,未能采訪到他們的事跡。斯諾和海倫都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缺陷,應該由海倫親赴延安,繼《西行漫記》之后再寫些紅軍和根據地的報道,進一步理清共產黨的政策,取得更多的獨家新聞。正如海倫所說:“當我讀著這些事跡時,我意識到我必須不惜一切代價去做一次和埃德一樣的旅行,把其他一些傳記材料收集來。”

  心激動,踏上訪問路

  還在斯諾訪問陜北的時候,海倫就想訪問陜北,可惜沒有成行。

  那是1936年夏天,正在陜北訪問的斯諾給妻子寫了一封信,通過地下黨的信使王林送到北平海倫的寓所,親手交給她。此信為她描述了另一個光明、誘人的世界,海倫看后很激動,當即決定隨王林去西北,和丈夫一起采訪。但好事多磨,安全、接頭問題一直未能接洽好。拖到下半年,海倫才跟隨王林到達西安。在那里等了半個月,張學良處的中共聯絡員劉鼎,一直找不到幫助海倫安全赴延安的合適機會,交通工具和安全都是問題。同時,延安方面和劉鼎都擔心,海倫去延安可能會影響斯諾平安返回。另外,國共兩黨正在協商合作抗日之事,中共也擔心此事會影響兩黨合作關系的大局,所以就勸海倫返回北平。此次延安之行雖然未能實現,但海倫利用在西安待機的時間,采訪了張學良。張說:停止內戰,與紅軍合作抗日,的確為當務之急。海倫憑她記者的敏感,立即對外報道了這一重要消息,這使得海倫成為第一個把國共即將實行第二次合作的消息傳播于世界的人。

  初訪蘇區未果,海倫不甘心。1937年初,海倫在北平從俞啟威(即黃敬,時任中共北平市委宣傳部部長)處得知,5月初,將在延安召開一次有各地共產黨代表參加的重要會議。她喜出望外,認為這是一個難得的采訪良機,必須抓住!海倫決定第二次出訪延安。她懷著無比激動心情,緊張地作著出訪的準備,邀請好友、清華大學學生王福時做翻譯,并以記者身份陪同她前往。4月21日,他們乘坐的火車從北平徐徐開出,同行的還有俞啟威等人。經鄭州到達西安時,接頭人陳翰伯已經在那里等候了。

  當時,西安已處于胡宗南控制之下,外國記者由西安進入蘇區受到嚴格的禁止。海倫一到西安,就受到了西安警察局派出的4個密探的“保護”,并命令她返回北平。她設法與駐西安的紅軍辦事處取得了聯系。由于當時中共正與國民黨就合作問題進行談判,不愿在一些小事上同國民黨當局發生爭執,所以對海倫請求赴蘇區之事,辦事處不敢貿然答應。他們向延安發電,請示如何處置此事。當毛澤東得知這位要求赴延安采訪的美國記者就是斯諾的夫人時,立即復電表示歡迎海倫來訪。紅軍駐西安辦事處將接頭人的姓名和地址告知她,要她設法前往三原。

  海倫離開西安并非易事。她機智地擺脫了監視密探,并在一個叫肯普頓·菲奇的美國青年的幫助下逃出城,于4月30日到達三原。紅軍送她到云陽彭德懷總部,與王福時、陳翰伯會合,受到熱情接待。在這里,海倫邂逅了丁玲、李伯釗等文藝界人士,于5月5日下午到達延安。她剛一下車,就被安排住在鳳凰山山腰的一個窯洞里,距毛澤東的窯洞不遠。此時她29歲。

  懷敬仰,采訪毛澤東

  海倫到達延安時,適值1937年5月2日—14日的蘇區黨代表會議召開,毛澤東、周恩來、朱德、張聞天等領導人先后會見了她。利用這個難得的機會,她采訪了65位軍政高級干部,詢問了上千個問題,收集了34本個人簡短的自傳和大量的資料。在此期間,毛澤東和她有過多次會見、交談。

  5月6日,即海倫到達延安的第二天早上,毛澤東和朱德對她進行了禮節性拜訪。毛澤東與她握手時說:“我是毛澤東,歡迎你到延安來!”海倫說:“我早就從照片上認識你了。我從西安逃出來時,就帶了你的照片和口紅這兩樣東西。”她隨手從手袋里取出筆記本里夾著的毛澤東戴八角帽的照片,遞給毛澤東。毛澤東接過照片端詳著,自言自語地說:“沒有想到,我看起來還挺精神咧!”海倫又說:“這是我丈夫在保安為你照的,它是我見你的最好的介紹信。你這張照片拍的真好,我丈夫說,這是他的得意之作。它在報刊上一發表,就嚇壞了蔣介石,轟動了全世界。”毛澤東見她是一個熱情而爽快的人,高興地說:“哦,沒想到我的照片會有這么大的威力。斯諾先生讓世人看到我們共產黨人和紅軍并不是紅毛綠眼睛,殺人放火的‘土匪’,我們感謝他!”接著,毛澤東又問,“斯諾先生近來好嗎?”又引出海倫一大段話。她說:“我丈夫一回到北京,我就立即把你的自傳打印出來。這是一個巨大的經典著作,它將影響每一個閱讀的人。于是,我將不惜一切代價來訪問你的地區,我丈夫讓我在你這里獲得最后一章。”說完,王福時趁機呈上一本他參與編輯的、斯諾同意的《外國記者西北印象記》。毛澤東接過來,翻了幾頁,以他習慣的方式微笑著。他的眼睛停留在書中收錄的《七律·長征》這首詩的頁面。這是毛澤東的詩詞中第一首變成鉛字的詩,他心里自然高興。之后,海倫又對朱德說:“去年我丈夫在保安時,你還在長征途中,他未見到你,甚為遺憾,我要采訪你的傳奇故事。”幾天后,朱德領著幾位指揮員,又看望了海倫。

  5月15日,毛澤東在鳳凰山麓的住處,第一次正式接見海倫。陪同接見的有黃華、俞啟威、陳翰伯、王福時等。毛澤東同海倫等進行了親切交談,回答了她提出的關于國共合作、階級斗爭、爭取民主、準備抗戰等問題。毛澤東說:國共談判仍在進行,最主要的是兩黨的政治綱領,這是兩黨合作的基礎。綱領的原則在于實現民族、民主及民生的任務。在抗日戰爭中階級斗爭問題應有適當的解決。我們在談判中的共同綱領里提出,給工農以集會、結社、言論的自由,給他們普遍的選舉權;對工人必須改良待遇、改善勞動條件;對農民應減租減稅,關于土地問題應以立法及其他適當手段解決。民主制度是對日抗戰勝利的必要條件,非它不可。民主政治的實現,依靠民主運動,沒有廣大人民的要求與推動民主運動,則民主政治運動不會實現。全國各界各黨各派,應該團結起來,為爭取民主權利而斗爭。這次談話的記錄,后來經王福時整理,以《抗日民主與北方青年》為題,發表在巴黎的《救國時報》上。

  關于這次訪問,海倫回憶說:1937年夏天,我和毛建立了一種極特殊的關系,雖然還不像一年前埃德所建立的那樣親近。我給他送了一個提問的長單子,作了幾次訪問。他對我提的問題有很大的興趣,許多是請求解釋看起來是互相矛盾的問題。他帶著聽得見的微笑說:“你看,在中國有些事是很奇怪的。”“他有時在椅子上轉動著詢問我:‘你的意見是什么?’這使我不安。后來我懂得他真的是要知道像我這樣的外國人是怎樣想的。” 7月4日,是美國國慶日,毛澤東利用這一天第二次會見海倫,接受她關于“中國革命性質”的采訪,以表示友好。海倫明白毛澤東的善意,很感激。

  8月13日,毛澤東第三次會見海倫,給了她一份中共中央提出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草案》。這個“草案”,是為即將召開的洛川會議準備的文件。毛澤東對它逐條作了說明后說:如果有國民黨政府合作,這個十大綱領就能實現,我們就能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他希望海倫把這個綱領介紹給全國人民和世界各國。海倫認真聽著,快速地做著筆記,插話和提問不多。在訪問結束時,毛澤東站起來,握拳重重地敲擊著桌子,臉色因激動變得紅了起來,眼里閃爍著光亮,說:“如果我們的十點主張,能得到南京政府的合作,承認這十點,我們就可以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否則,中國就要滅亡!”他憤怒地重復了最后一句話。

  8月,毛澤東在抗大第一次公開講“矛盾論”,并同意非馬克思主義者的海倫去聽聽。后來毛澤東告訴她:通過形式邏輯你不能懂得中國的革命,只能用“矛盾論”。海倫說:“雖然我不喜歡這個術語,但我準備接受這個觀點。他要把古老的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的標簽,貼在完全不同的中國內容上。”“他知道我曾經學過黑格爾,但沒有真正地解釋,我是不能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簡單化的。他是愿意為我澄清事情的。他欣賞智力的挑戰,并且同意和我一起寫一本關于中國革命的小冊子。這將是怎樣的獨家新聞啊!”

  8月19日,海倫第四次會見毛澤東。她曾提出要去山西前線隨軍采訪,以便報道戰地軍民的抗戰消息,毛澤東同意了她的要求。這次會見,主要是來取到前方的介紹信。接近黃昏時,海倫來到鳳凰山下時,毛澤東正在吃飯。他一見到海倫就直截了當地說:“我給你寫一封證明信,給前方的鄧小平。”他放下碗筷,走到桌前,用毛筆在一張毛邊紙上,給八路軍總政治部主任任弼時和副主任鄧小平寫信。海倫高興地將信收起來,放入手包內。信的內容當時人們并不知道。上世紀八十年代,海倫在她出版的《一個女記者的傳奇》中公布了這封信的全文:

  弼時、小平同志:

  斯諾夫人隨部隊一起赴前方,作為戰地記者,向外寫報道。請在工作、生活諸方面予以協助和關照。

  

  禮!

  毛澤東

  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九日

  毛澤東對海倫說:你到前方去的其它具體問題,找蕭勁光解決。毛澤東送她到院門口。

  第二天,海倫持信去找八路軍后方留守處主任蕭勁光,解決到前方的具體問題,談得很順利。蕭勁光派最好的警衛員隨同照顧她,還調了一匹溫順的馬讓她騎,兩頭騾子用來馱行李。一切準備就緒,只等出發。

  7月29日,日軍攻占北平。海倫對丈夫及那么多珍貴的書稿的安全十分擔心,托可靠人提前將她在延安采訪的14本筆記和20多個膠卷帶回北平。之后她又采訪記錄了13本。不停地采訪記錄,使她的右手患上永久性痙攣癥。她說:“這是訪問延安的珍貴紀念!”

  正當海倫準備啟程赴山西前線時,9月6日晨,海倫收到斯諾的電報,催促她立即返回,并說否則就難以返回了。9月7日,延安有一批干部去西安,海倫隨隊離開延安。同行的有董必武、蕭克和到西安治療墜馬受傷的史沫特萊等。行前,海倫向毛澤東辭別。毛澤東對她說:“歡迎你和斯諾先生任何時間再次來延安訪問。”但是,海倫趕到云陽八路軍總部時,鄧小平和劉伯承的部隊天亮前已經開往前線,她的訪問計劃擱淺。毛澤東給她寫的那封見鄧小平的介紹信,她一直珍藏著。直到1979年1月30日鄧小平訪美時,她穿了一件紫紅色唐裝來到酒店,才把這封42年前的介紹信交給鄧小平。同時,說了一句風趣的話:“鄧小平同志,你可真難見著啊!”

  在毛澤東同海倫交往中,也許她的“斯諾夫人”身份起了一定作用。但絕不能低估這位意志堅強的美國女性。其實,在向世界介紹、宣傳毛澤東和中國革命方面,海倫的貢獻是可以同斯諾媲美的。她對毛澤東的認知和判斷,顯示出超人的智慧和思想家的遠見。她說:“毛澤東從來不是教條主義者。……他順應歷史,又走在歷史的前頭。毛澤東從當時中國的實際情況出發,制定國共合作抗日的政策和策略,不計前嫌,做出妥協讓步,是為挽救國家民族危亡的真心誠意之舉。顯而易見,毛澤東是一位民族英雄。”

  廣采訪,接觸眾英雄

  在延安,海倫還訪問了其他軍政領導人,并在她后來的著作中作了生動的描寫。

  6月下旬,海倫訪問了剛從廬山與蔣介石談判返回延安的周恩來,兩人進行過多次交談。她認為:周恩來是天生的外交家,修養過人,更加老練。他實際上是“軍師”,寬宏、慷慨、文明、坦率,令人著迷。

  關于朱德,海倫的印象是:他很慈祥和善,說話安靜,尤其是他為人謙虛,無疑是個感情豐富、寬宏大量的人,是一個真正的人道主義者。他的嘴巴老是帶著憂傷、嚴肅的表情,可是一笑起來,滿臉笑容,令人陶醉。他的動作并不粗魯,而是溫文爾雅,緩慢從容。他喜歡運動,尤其是打籃球、看田徑賽,同時也很好學。打仗時,他總是在前線指揮,但沒有受過傷。他的綽號叫“伙夫頭”,因為他像個普通戰士。他講話樸實無華,戰士們都能聽得懂。他對進入延安的外國人都很友善,我們都喜歡和敬重他。與其說他是有權威的指揮官,不如說他是一個受群眾愛戴的領袖。海倫認為:毛、朱、周三人是一個整體,不可分割,又各有特點,相輔相成。她形象地比喻三個人:毛澤東是頭腦、理論家,朱德是心臟和軍隊,而周恩來則是執行的左右手。他們成為中國人民的革命領袖,都是用優質材料制成的。

  關于張聞天,海倫說:張對中國革命的歷史很有研究,還寫過一本這方面的書,所以專門與海倫談了革命的歷史階段問題。他的分析極有價值,闡述了中共在長期斗爭中遵循的指導方針。他早年留學美國,能用英語交談,胸懷坦白,為人正直,看問題客觀而開明。她還說,張聞天作風民主,會上允許不同意見的爭論,保護少數,尊重不同意見,最后總是按民主集中制原則決策。

  海倫訪問邊區政府臨時主席董必武時,請他談談邊區的民主選舉是怎樣運作的。董說,在邊區,人人都有選舉權。程序是自下而上,選民直接選出村代表。村代表選出區代表,區代表選出縣代表。最后選出邊區領導人。

  海倫對于廖承志的印象是:他思維敏捷,講話風趣幽默,妙語連珠。他多才多藝,能說一口漂亮的英語,還會講德、法、俄等語言。他能演戲,會導演,能寫能畫,跳舞唱歌,打球演說,樣樣精通。他很謙遜,對人友好。這一切,給海倫留下極其美好的印象。

  在海倫采訪的軍事指揮員中,她最贊賞的是23歲的將軍蕭克,說他毫不拘謹,暢所欲言。他指揮的紅六軍團是一支快速機動的部隊。她說,徐向前是一個知識分子型的將軍,懂英語,負過3次傷。他只談紅軍,不愿意講個人經歷。關于賀龍,海倫說他是一個紅軍中最有魅力、最難以捉摸的一個。他率領的部隊,常常是神出鬼沒,像一陣風刮過。關于他的傳奇故事很多。

  海倫從延安到達西安八路軍辦事處時,巧遇鄧穎超。晚上,她們同室而居,徹夜愉快長談。鄧穎超覺得這是與朋友談心,海倫認為這是難得的采訪機遇。鄧穎超對她談了自己的革命經歷,使她獲得巨大收獲。海倫在文章中寫道:鄧穎超待人接物很有大姐風度。她有敏銳的政治頭腦,能夠客觀地表達自己的想法,舉止文雅,很機智,平易近人。她外貌樸實,不擺架子,是中國典型的有教養的中產階級婦女。

  另外,海倫還對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吳江平以及關向應等進行了采訪,并有精彩的描述。她在4個月的采訪中,還拍攝了300多張珍貴照片,獲得大豐收。

  當然,作為一個女性記者,她對紅軍中的女性和“紅小鬼”也給予了關注。在她的筆下,康克清、蔡暢、丁玲與她成了無話不談的好朋友;“紅小鬼”劉熾老纏著她學踢踏舞。劉熾就是后來寫《英雄贊歌》、《讓我們蕩起雙槳》的那個著名的作曲家。

  永懷念,悠悠中國情

  海倫離開延安后,寫了許多新聞報道和著作,熱情介紹中國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情況。

  她的《紅色中國內幕》(1938年9月在美國出版),被稱為是《西行漫記》的姐妹篇,所以,中譯本名為《續西行漫記》。她在該書序言中寫道:“中國的勞動階級是沒有匹敵的。他們比任何種族的人們,在生活上所求取的少,而所貢獻的多。他們的手和腦是多么靈敏,他們耐苦和不斷斗爭的能力是多么強!”此外,海倫還寫了《中國共產黨人》、《中國工運》等。特別難能可貴的是,她在《續西行漫記》中,以“中國革命的半邊天”來稱頌參加長征的30位女紅軍。

  1945年海倫與斯諾開始分居。1949年5月17日,由于他們分多聚少和各自獨立又互不相讓的性格,導致離婚。

  海倫同斯諾離婚后,一直居住在美國。麥卡錫主義時期,海倫的書在美國難以出版,但她仍然在生活極其貧困的條件下,寫出了17部書稿,其中多數是與中國有關的。當她的一位中國朋友問她:你的這些書稿都不能出版,你還要寫下去嗎?海倫堅定地回答:“當然寫下去,一直寫到最后一息!我不是為出版商寫的,而是為后世寫的。”

  1971年,聯合國恢復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合法席位,中美關系漸趨緩和。1972年11月至1973年1月,海倫應邀訪問中國,回到她闊別32年的“第二故鄉”,她說:“我是北京人,海淀區的!”12月9日,海倫專程到她的母校燕京大學舊址,參觀訪問。12月14日上午,朱德委員長在人民大會堂接見海倫。她去毛澤東的故鄉韶山訪問后,寫成《重返中國》、《毛澤東的故鄉》。海倫特別想見毛澤東,但未找到合適時間。她離京南下前給毛澤東寫了一封致敬信,并贈送一本《續西行漫記》。毛澤東見信后,給海倫寫了一封感謝信,派人急送長沙給她:

  尼姆·韋爾斯女士:

  你的信及《續西行漫記》都收到,信寫得很好,書也早看。很感謝你。祝你歸途中一路順風。如果你愿意的話,歡迎你以后再來中國訪問。

  祝你新年快樂!

  毛澤東

  一九七三年一月三日

  1978年秋,海倫率領電視攝影小組再次訪華,歷經40多天的時間,重訪了北京、西安、志丹(即保安)和其他幾個城市,拍攝了她和斯諾30年代生活和工作過地方的場景。我國領導人鄧穎超、康克清等會見了她,重敘友誼,感謝她對中國人民革命事業的支持。鄧穎超對她說:“你想去什么地方訪問就去什么地方;想呆多久就呆多久。我們對老朋友是有求必應。”

  10月3日,她拜訪了宋慶齡,感謝這位1932年在上海關照她與斯諾,并協助斯諾到陜北訪問的偉大老人。拜訪中海倫提及,當年她與斯諾結婚時,宋慶齡送給她們一把美國制造的咖啡壺作為結婚禮物。由于這種深厚友誼,1981年宋慶齡逝世后的治喪委員會名單上,列有海倫的名字。

  上世紀80年代初,海倫兩次被提名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1991年9月20日中華基金會授予她第一個“理解與友誼國際文學獎”。晚年的海倫一直生活在她的叢林小木屋里,過著孤獨、清苦的生活。老人沒有子女,每周護士來一次。她患有嚴重的心臟病,床頭放著氧氣瓶。平時無人照顧,僅靠每月300多美元的社會救濟金度日,但仍寫作不輟。她唯一的希望是她千辛萬苦采訪,滿懷激情寫成的50多部書稿能夠出版,但只有10部書面世。她說:“我的書稿都是珍貴的、有益的,但又是無利可圖的。”這些書包括:《現代中國婦女》《一個美國人在中國的經歷》《太陽的西部與月亮的西部》《在中國屏幕上》《在毛澤東的故鄉——我的湖南之旅》《延安采訪錄》《中美特別關系》等。1997年1月11日,海倫在叢林小木屋睡夢中平靜去世,享年90歲。她當晚說的最后一句話是:“我已經一天不如一天了,可我的心回到了中國!”

  海倫是一位偉大的作家,正直而堅強的女性,對中國人民的革命事業懷有極大的同情和支持。她撰寫的關于中國革命的著作,將永垂青史。中國人民永遠懷念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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