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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堡駿: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批判

丁堡駿 · 2019-10-04 · 來源:現代政治經濟學教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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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當·斯密從勞動創造價值出發,已經觸及到了生產生產資料的工人和生產消費資料的工人的劃分,為宏觀經濟分析中的兩大部類劃分及總量平衡和結構平衡理論奠定了理論基礎。相反,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在這方面卻毫無作為。

  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的宏觀經濟學部分或者其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及其所建立的模型,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宏觀經濟中某些現象關系,對宏觀經濟運行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但就其理論內核來說,囿于其固有的唯心主義和形而上學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的局限,難以勝任解決經濟中存在的各種矛盾和問題,就其整體來看是庸俗和錯誤的。

  

1、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宏觀經濟思想的謬誤及其繼承

 

  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最早可追溯到英國古典經濟學家威廉·配第那里。他從整個社會出發考察總生產問題。在配第之后,愛爾蘭經濟學家理查德·坎蒂隆對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問題作了初次嘗試性分析。在《商業性質概論》[1]中,坎蒂隆分析了總產品在土地所有者、租地農場主和手工業者三大社會集團之間的流通,現代西方經濟學家將其稱作“三角交換”關系[2],這構成了魁奈《經濟表》的重要思想來源。

  1.魁奈的宏觀分析理論及其缺陷

  魁奈的《經濟表》是古典經濟學家宏觀經濟分析的第一次天才嘗試,馬克思給以高度評價:

  【“這個嘗試是在18世紀30至60年代政治經濟學幼年時期做出的,這是一個極有天才的思想,毫無疑問是政治經濟學至今所提出的一切思想中最有天才的思想。”[3]】

  魁奈《經濟表》的創見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魁奈對再生產過程進行抽象分析所假定的若干前提條件,撇開了一些具體而復雜的外在聯系,使分析能反映社會再生產過程的內在聯系和本質,這是他在分析方法上的獨創。

  第二,《經濟表》的出發點是每年從土地上生產的總產品,正確分析了簡單再生產的基礎。

  第三,魁奈把資本的整個生產過程看成是再生產過程,流通只是再生產過程的形式,貨幣流通只是資本流的要素,是為再生產過程服務的,受生產制約。

  第四,魁奈將社會生產分為農業和工業,具有科學意義,研究社會再生產問題,實際是考察社會生產各部門包括農業和工業之間的相互關系。

  魁奈在對社會總資本再生產和流通問題的分析中閃現出了許多有益的科學思想,是馬克思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一個重要思想來源。馬克思曾經把自己所創立的科學的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稱作“經濟表”,并明確表示是用“來代替魁奈的表的”,并且也同樣把自己的理論用類似魁奈的《經濟表》的形式表述出來[4]。然而,囿于其所處的時代和階級的局限性,魁奈的《經濟表》也不可避免地存在著諸多的缺陷。這種缺陷表現在:

  第一,由于魁奈沒有科學的價值理論,他只是把資本劃分為“原預付”和“年預付”,而沒有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劃分,因此他不僅不能科學地分析剩余價值的來源,而且也無法對社會總產品的價值構成(C+V+M)進行科學的分析從而也就不能從價值補償方面說明社會總產品的實現。

  第二,由于魁奈只是把社會生產劃分為農業生產和工業生產兩大部門而沒有劃分為兩大部類,即沒有把社會生產劃分為生產資料生產部類和消費資料生產部類,因而不能從實物補償方面說明社會總產品的實現。

  第三,由于魁奈把農業作為唯一的生產部門而輕視工業部門,由此就產生了很多矛盾和錯誤。

  2.亞當·斯密的宏觀經濟分析

  1.斯密教條阻塞了亞當·斯密宏觀經濟分析的道路

  亞當·斯密在宏觀經濟分析道路上比其前輩退步的地方主要表現在:第一,在某些方面亞當·斯密重犯了重農學派的錯誤。例如,為了證明租地農場主比任何其他資本家生產出了更大的價值,亞當·斯密把牲畜、自然的勞動與人類勞動相提并論,進而把地租歸結為農業家使用自然力的產物;第二,亞當·斯密在將魁奈的“原預付”和“年預付”加工成為“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這里進步之處在于“資本”這個名詞,他使資本概念普遍化,擺脫了重農學派把資本局限于農業生產領域的情況。退步之處在于他把“固定”和“流動”理解為決定性的區別,進而混淆了固定資本、流動資本與生產資本、流通資本的界限。

  阻礙亞當·斯密在宏觀經濟分析道路上前進的是斯密教條。亞當·斯密在《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第一篇第六章中說:

  【“無論什么產品的全部價格,最后必由那三個部分或其中一個部分構成”。“分開來說,每一件產品的價格或交換價值,都由那三個部分全數或其中之一構成;合起來說,構成一國全部勞動年產物的一切商品價格,必然由那三個部分構成,而且作為勞動工資、土地地租或資本利潤,在國內不同居民間分配。”[5]】

  亞當·斯密關于社會商品價值由v+m構成的這一理論稱為“斯密教條”。亞當·斯密以谷物價格為例進行說明。谷物價格分為三部分:一部分是付給地主的地租,另一部分是付給生產上雇傭的勞動者的工資及耕畜的維持費,第三部分是付給農業家的利潤。那么,為什么沒有作為不變資本的耕畜和農具等消耗的補償呢?亞當·斯密解釋道,

  【“也許有人認為,農業家資本的補充,即耕畜或他種農具消耗的補充,應當作為第四個組成部分。但農業上一切用具的價格,本身就由上述那三個部分構成。就耕馬說,就是飼馬土地的地租,牧馬勞動的工資,再加上農業家墊付地租和工資的資本的利潤。因此在谷物價格中,雖必須以一部分支付耕馬的代價及其維持費,但其全部價格仍直接或最后由地租、勞動及利潤這三部分組成”。[6]】

  我們看到,亞當·斯密在論證谷物價格由v+m構成時,他沒有直接以要論證的結論為前提,而是承認谷物價格不僅由v+m構成,而且還由生產谷物時的生產資料的耗費來構成。但是,他在考察谷物的生產資料例如耕馬的價格時,卻武斷地假定耕馬的價格由v+m構成。事實上,耕馬價格為什么僅由v+m構成,而不包括生產耕馬所消耗的生產資料的價格與谷物的價格,為什么僅由v+m構成,而不包括生產谷物所消耗的生產資料如耕馬的價格,是同一個需要亞當·斯密證明的命題。難怪馬克思說亞當·斯密是用從本丟推給彼拉多的方法重復同一個命題。

  亞當·斯密在宏觀經濟分析中所犯的上述錯誤來源于他微觀經濟分析基礎。在微觀經濟分析中,亞當·斯密由于沒有勞動二重性學說,使他不能科學地說明舊價值的轉移和新價值的創造是怎樣在生產過程中完成的。他是用雇傭工人加入勞動對象中去的勞動量來決定商品價值的。這一微觀經濟分析中的錯誤反映在宏觀經濟分析上,他混淆了年產品價值和年價值產品。

  斯密教條使亞當·斯密看不到再生產過程中的一個重要因素,嚴重地阻礙了他宏觀經濟分析的道路。亞當·斯密在宏觀經濟分析方面任何成就的獲得都是以他自覺不自覺地拋棄他自己的教條為前提的。

  2.亞當·斯密突破了自己的教條在宏觀經濟分析上進行了有益的探索

  斯密教條將社會年產品價值分解為三種收入,在簡單再生產條件下,收入雖然是要用于個人消費的,因此,全部年產品都要被消費掉。這是由斯密教條所推導出的一個必然結論。這一結論的荒謬性是顯而易見的,亞當·斯密拒絕這一結論。為了回避矛盾,亞當·斯密又不得不通過劃分總收入和純收入,把“第四個組成部分”引了進來。他說:

  【“一個大國全體居民的總收入,包含他們土地和勞動的全部年產物。在總收入中減去維持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費用,其余留供居民自由使用的便是純收入。換言之,所謂純收入,乃是以不侵蝕資本為條件,留供居民享用的資財。這種資財,或留供目前的消費,或用來購置生活必需品、便利品、娛樂品等等。”[7]】

  因為純收入是以不侵蝕資本為條件,留供居民享用的資財,所以,個人的產品從而社會年產品,都有一個價值部分既不分解為工資、也不分解為利潤和地租,而只分解為資本。這里亞當·斯密已經不自覺地放棄了自己的教條。正因為亞當·斯密放棄了自己的教條,因而在宏觀經濟分析上才取得了新的進展。

  在談到固定資本再生產時,亞當·斯密說:

  【“很明顯,補充固定資本的費用,決不能算在社會純收入之內。……這種修茸所必要的材料,以及把這種種材料制為成品所需要的勞動產品,也都不能算作社會上的純收入。固然,這種勞動的價格,也許會成為社會純收入的一部分,因為從事此種勞動的工人,可能要把工資的全部價值作為留供目前消費的資財。但就別種勞動說,那就不僅勞動的價格歸入這種資財,而且勞動的產品,也歸入這種資財”[8]。】

  在這里,亞當·斯密碰上了一種非常重要的區別,即生產生產資料的工人和直接生產消費資料的工人之間的區別。亞當·斯密已經認識到,在第一類工人的產品價值中,有一個組成部分和工資總額相等。第一類工人以貨幣工資形式取得這部分價值,形成他們的收入。但這部分價值的實物形態卻是不能留供目前消費的資財即生產資料。當然,亞當·斯密還不了解,第一類工人的產品價值中以利潤和地租范疇下存在的那部分價值的情形也類似。第一類工人的產品價值中,有一個組成部分構成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的地租,但它的實物形態卻是不能供資本家和土地所有者目前消費的資財。亞當·斯密更沒有認識到,在第一類工人的產品價值中,有一部分和這個生產領域執行職能的生產資料的價值相等。這部分價值不僅由于它借以存在的實物形態,而且也由于它的資本職能,絕對不可能成為任何形成“收入”的價值組成部分。

  關于第二類工人,亞當·斯密只是說,在這種工人的勞動中,勞動的價格和產品,二者都直接歸入留供目前消費的資財。不過第二類工人產品的一部分與勞動的價格相適應,是留供工人目前消費的資財,產品的另一部分是留供第二類資本家目前消費的資財。

  在考察流動資本的補償時,亞當·斯密說:

  【“社會流動資本便與個人流動資本不同。個人的流動資本,決不能算作個人的純收入;個人的純收入全由他的利潤構成。但社會流動資本,雖由社會內各個人的流動資本合成,但不能因此便說社會流動資本絕對不是社會純收入的一部分。商店內存的貨物,雖然不是商人自己留供目前消費的資財,但可以是別人留供目前消費的資財。由別種財源取得收入的他人,可經常以該收入補還商人的貨物的價值,以及償付商人的利潤。商人的資本不會減損,享用者的資本亦不會減損。”[9]】

  亞當·斯密在這里將作流動資本的東西,實際上就是每年生產的、生產消費資料的資本家每年投入流通的商品資本。第二類工人的商品資本中補償C的部分,盡管對單個資本家來看不能形成他的收入,但從社會總資本的角度來看這部分仍然是社會收入的一部分。從以上分析我們看到,亞當·斯密在拋棄他的教條,已經指出:社會全部年產品由以構成的商品資本中的一種商品資本(即生產資料)的某些價值部分,雖然形成從事這種生產的單個工人和資本家的收入,但并不形成社會收入的組成部分;而另一種商品資本(即消費資料)的價值部分,雖然對它的單個所有者形成資本價值,但只形成社會收入的一部分。馬克思高度評價亞當·斯密的這一貢獻,認為亞當·斯密已經接近了宏觀經濟問題的實質。而且馬克思還作了一個假設,

  【“如果亞當·斯密把他先前在考察他稱之為固定資本的再生產時和現在在考察他稱之為流動資本的再生產時涌現出的一些思想片斷綜合起來他就會得出如下的結論”,“如果亞當·斯密的分析達了這一步,那么,離全部問題的解決也就相差無幾了。”[10]】

  然而,亞當·斯密關于商品價值構成的正確觀點不斷地和他在廣度上占優勢的教條糾纏在一起,所以,亞當·斯密并沒有對他的有關思想片斷加以綜合,他繼續迷失在混亂之中。

  

2、現代資產階級宏觀經濟學承襲了“斯密教條”

 

  馬克思在考察了亞當·斯密以后的幾位經濟學家之后,不無感慨地得出結論說,

  【“斯密的混亂思想一直延續到今天,他的教條成了政治經濟學的正統信條。”[11]】

  這是1870年前后的情況,那末,時隔100多年后,現代西方經濟學的情形又是怎樣呢?這理所當然地成為當代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所關注的問題,它直接涉及到我們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如何正確評價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問題。

  1.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承襲了斯密教條

  薩繆爾森在《經濟學》(第18版)第21章開篇說到:

  【“宏觀經濟學的所有概念中,最重要的指標是國內生產總值(GDP)。這個指標衡量的是一個國家生產的物品和勞務的總價值。”[12]】

  接著薩繆爾森給出了不包括政府和投資因素在內的宏觀經濟運行圖如下:

  

丁堡駿:現代資產階級經濟學社會資本再生產理論批判

  結合此圖,薩繆爾森提出國內生產總值的兩種衡量方法:產品流量法和收入法或成本法。所謂的產品流量法就是從環形上部來看,家庭要用收入購買每年企業所生產出來的最終物品和勞務。從這個觀點看,“國內總產值被定義為一國生產的最終產品流量的貨幣價值總和。”所謂的“收入法或成本法”就是從環形下部看產品成本的年流量。從這個第二種觀點看,“計算GDP的第二種方法就是統計生產要素的收入(工資、利息、租金、利潤)的總和,這些收入是社會最終物品的生產成本。”薩繆爾森認為,這兩種方法是等同的。[13]就是說,社會年產品的價值等于生產要素的所得(工資、利息、租金和利潤)的總和。這不正是斯密教條嗎?

  現在我們來看薩繆爾森是如何論證他所繼承的斯密教條的。薩繆爾森說,

  【“不妨考查一個簡單的理發店的經濟來理解這一點。假定理發師除了支付自己的勞動之外沒有別的開支。如果他他給10個人理了發,每人收費8美元,那么這個經濟的GDP就為80美元。但理發師的所得(工資和利潤)也正好為80美元。因此,不論用產品流量(80美元的理發費)還是用成本或收入(80美元的工資和利潤)流量來衡量,這個經濟的GDP都是一樣的。”[14]】

  前面我們在考察亞當·斯密的宏觀經濟分析理論時,我們看到,亞當·斯密在論證谷物價值只分解為v+m時,首先假定谷物價值中存在“第四個組成部分”,然后在為谷物生產提供生產資料如耕馬的生產部門假定耕馬價值不包括“第四個組成部分”。薩繆爾森拋棄了亞當·斯密的這套從本丟推到彼拉多的方法。要證明理發只分解為v+m,薩繆爾森不兜圈子,直接假定理發沒有開支。薩繆爾森把未知當已知,我們不能不欽佩他的理論勇氣。至于薩繆爾森所說的,把利潤定義為余額成本,就能使環形下部的成本或所得與環形上部的物品價值正好相等。這一套簡直是牛頭不對馬嘴。環形下部成本或所得與環形上部的物品價值是否相等,不在于利潤項,而在于不變資本或斯密所說的“第四個組成部分”。

  再看一下薩繆爾森為了避免國內生產總值重復計算而采用的“附加價值法”,我們就會更加清楚地看到:薩繆爾森和亞當·斯密一樣,在微觀經濟分析中沒有勞動二重性學說,不能科學地說明生產資料舊價值的轉移和新價值的創造在生產過程中是如何進行的。這一微觀經濟中的理論缺陷反映到宏觀經濟分析中就是混淆年產品價值和年價值產品。

  通過以上我們對薩繆爾森《經濟學》中有關宏觀經濟學的內容的考察,我們看到:亞當·斯密的混亂思想在資產階級經濟學界一直延續到20世紀90年代,斯密教條仍然是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現代主流經濟學的正統信條。

  2.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突破斯密教條的企圖及其失敗

  薩繆爾森在承襲斯密教條,將社會的收入和社會生產的總價值相等之后,企圖利用總投資和凈投資與國內生產總值和國內生產凈值的概念區別,把“第四個組成部分”引進來。

  薩繆爾森意識到,只談需要消費面包、蘋果、柑橘和理發的人們是很不夠的,在現實生活中,國家還要用一部分產出來生產新的資本品,因此必須分析投資。關于投資,薩繆爾森強調投資是資本形成,“投資是指一年內一國建筑物、設備、軟件產品及庫存等資本存量的增加部分”。[15]薩繆爾森進一步解釋說,“那么,這里的‘總’的含義何在?它表示的是該投資包括所有已經生產出來的投資品。總投資的另一層含義是,還沒有經過折舊調整的投資額。”[16]因此,“凈投資等于總投資減去折舊。”[17]

  對薩繆爾森的總投資和凈投資的劃分,我們評論如下:第一、薩繆爾森將生產資料中的勞動資料部分直接等同于資本,抹殺了資本范疇的歷史性;第二,薩繆爾森既不懂不變資本和可變資本的區別,也不懂固定資本和流動資本的區別。因此,他把投資片面地理解為固定資本投資。即便是他的總投資概念也不包括投資構成要素中的流動資本部分。

  考慮到人們把一部分社會生產可能用于投資的情形,薩繆爾森修改了原先的國內生產總值的定義。

  【“因此,我們必須將先前的GDP定義做如下修改:國內總產值是一切最終產品的價值總和。除了消費品和勞務,我們還必須將總投資也包括在內。”[18]】

  在談到怎樣通過國內生產總值計算國內凈產值時,薩繆爾森說,

  【“GDP中包括總投資,即凈投資加上折舊。略加思索即可發現,計入折舊就如同既算了小麥又算了面包。比較合理的衡量方法是只將凈投資算入總產出。從GDP中減去折舊,就得到了國內生產凈值(NDP)。”[19]】

  薩繆爾森強調,總投資能夠相當精確地被估計出來,而不需要難于估計的折舊數字。因此,各國政府一般都主要依據國內生產總值而不是國內生產凈值。

  我們認為,即便是就國民總產值而言,薩繆爾森仍沒有將“第四個組成部分”全部引進來。國民生產總值與國內生產凈值的區別就在于前者包括折舊部分。因此,薩繆爾森通過國內生產總值與國內生產凈值的區別而引進的至多不過是“第四個組成部分”(即不變資本價值)中的固定資本損耗部分,不變資本價值的另一個重要部分即流動不變資本部分,仍被排除在國內生產總值之外。可見,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現代主流派的宏觀經濟學突破斯密教條的企圖已宣告破產。由此決定了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奠定在國內生產總值理論基礎之上的總需求和總供給分析是缺乏科學基礎的。相應地,兩部門經濟中的Ⅰ=S(即投資等于儲蓄)、三部門經濟中的Ⅰ+G=S+T(即投資和政府支出的總和等于儲蓄和稅收的總和)以及四部門經濟中的Ⅰ+G+x=S+T+M或(T-S)=(T-G)+(M-X)(即投資儲蓄差額=政府收支差額+進出口差額),這些均衡條件也都是缺乏科學依據的。

  不僅如此,更為不幸的是:以薩繆爾森為代表的現代主流派宏觀經濟學比亞當·斯密更退一步,徹底地拋棄了勞動價值論。如前所述,亞當·斯密從勞動創造價值出發,已經觸及到了生產生產資料的工人和生產消費資料的工人的劃分,為宏觀經濟分析中的兩大部類劃分及總量平衡和結構平衡理論奠定了理論基礎。相反,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在這方面卻毫無作為。事實上,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用來說明結構平衡的存貨調整理論不過是庸俗的市場自動調節理論。

  綜合以上分析,我們可以得出如下結論:現代西方經濟學,就其理論體系而言,較亞當·斯密的宏觀經濟分析也是一個很大的退步。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仍然是庸俗經濟學。因此,如果說現代西方宏觀經濟學的某些具體的概念和方法能夠被我們借鑒和吸收,那么,這也必須是在批判和拋棄它的庸俗體系的前提下才能獲得成功。

  注釋:

  [1]理查德·坎蒂隆:《商業性質概論》,商務印書館,1986 年版。

  [2]Robert V. Eagly , The St ruct ure of Classical Economic Theory . New York :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4. p. 18.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第33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415頁。

  [4]馬克思:《馬克思致恩格斯(1863年7月6日)》,《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05-211頁。

  [5]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46-47頁。

  [6]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45頁。

  [7]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262頁。

  [8]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262頁。

  [9]亞當·斯密:《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上),商務印書館,1972年版,第264頁。

  [10]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09頁。

  [11]馬克思《資本論》第2卷,《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 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34頁。

  [12]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8版),人民郵電出版社2008年版,第367頁。

  [13]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8版),人民郵電出版社,2008年版,第369頁。

  [14]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8版),人民郵電出版社,2008年版,第369頁。

  [15]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8版),人民郵電出版社,2008年版,第374頁。

  [16]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8版),人民郵電出版社,2008年版,第374頁。

  [17]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8版),人民郵電出版社,2008年版,第375頁。

  [18]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8版),人民郵電出版社,2008年版,第374頁。

  [19]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第18版),人民郵電出版社,2008年版,第376頁。

  【丁堡駿,吉林財經大學全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浙江大學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教授。節選自丁堡駿主編《現代政治經濟學教程》第四章第四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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