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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與中國道路的深層構境——評《全球化視域下的中國發展道路研究》

許光偉 · 2019-10-05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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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論是范疇的先聲,實踐是規律的先聲。按照述、評、論的路徑,可掌握《全球化視域下的中國發展道路研究》一書題旨要義:一是書寫“中國道路全球化”的機理機制;二是因應新的選題要求,創設具有馬克思主義工作性質的用作分析經濟全球化的架構工具,力求研究方法上的創新;三是以社會主義作為“歷史理性的回歸”,立足社會主義發展與運行的世界統一,進一步求取新的發展理念和原理。

  全球化與中國道路的深層構境

  ——評《全球化視域下的中國發展道路研究》

  許光偉

  (江西財經大學研究員,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

  要:理論是范疇的先聲,實踐是規律的先聲。按照述、評、論的路徑,可掌握《全球化視域下的中國發展道路研究》一書題旨要義:一是書寫“中國道路全球化”的機理機制;二是因應新的選題要求,創設具有馬克思主義工作性質的用作分析經濟全球化的架構工具,力求研究方法上的創新;三是以社會主義作為“歷史理性的回歸”,立足社會主義發展與運行的世界統一,進一步求取新的發展理念和原理。大道至簡,我手寫我心,“新時代”的中國理論構建行動亦需要適時地從“黃昏時分”起飛!然則,“以古解古,以今解今,古今貫通,中外會通”這16字應成為指導中國政治經濟學本土建構以及進行中西學術對話的工作“心法”。

  關鍵詞:新時代;中國道路;全球化;發展

  2017年注定是不平凡的一年,中國人民喜迎黨的十九大!它指示了社會主義事業新的發展航程:進行偉大斗爭,建設偉大工程,推進偉大事業,實現偉大夢想!它開啟了偉大的征程,標示一點:以推動“人的全面發展”為取向的社會主義經濟發展永遠在路上。2019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在此階段,踐行“四個自信”,全面提升中國新時代高質量發展階段的發展內涵與文化價值,向世界傳播中國道路、中國經驗,總結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的重大發展與實踐創新成果,就是一項非常迫切的任務。在這一時代語境中重新思考“什么是全球化”,將它界定為理論與實踐的復合工作規定,乃是“新時代”語境的內在要求。“全球化不僅僅是要描述這個世界,而且還志在改造這個世界。”重新審視全球化的內涵特質,則意味著“中國道路的新推進”,需要新的民族工作理念、新的經濟文化觀和新的社會歷史視角的引入,并在“雙向研究視野”中把握它的發展邏輯的展開。這使得我們必然要尋找新的“全球化概念”,用以解決中國道路深層構境的問題。

  然則,拙以為,由甘肅省委黨校張建君教授所著的《全球化視域下的中國發展道路研究》一書,比較好地解決了上述難題。[1]該著成功之處在于“中國思路”與“中國方法”的創設,同時具有強烈的馬克思主義實踐思維的特征,而能基于現實域、又立足在國際的比較中清楚說明“本土”與“國際”兩大發展主題,將“中國經驗”提升為來自中國發展的“全球化道路的理論”。由此看來,該著系統化的闡述可提煉之處有這么三點:

  第一,首創“中國道路全球化”理論術語,建立“歷史進程”與“經濟實踐”的相輔相成的實體性聯系。一般人認為,中國道路和全球化之間乃是“個別”和“一般”的邏輯關系,其實不然。借助馬克思的工作用語,它應當是從“個別”上到“一般”的實踐意味。所謂一般,蓋指“總體”規定:既指的是“實踐總體”,也指的是“理論總體”。關于“全球化”,馬克思持有的觀點一向是:“世界史不是過去一直存在的;作為世界史的歷史是結果。”如果說社會主義重在建設,那么,世界史則是這一建設行動的極為重要的載體。資本具有內在的否定性:雨橫風狂三月暮,門掩黃昏,無計留春住。然而,中國道路所體現者中國經濟模式對“全球化時代”的應有貢獻以及世界命運“卻后余生”的力量引領。所以,中國不可能像霸權國家那樣,開辟殖民地和進行商品與資本輸出,更不會推銷無原則的以引發“金融危機”為特征目的之經濟自由主義,而旨在提供發展中國家參與全球化競爭和發展的嶄新模式。猶如作者所言,“中國復興,最最緊要的就是要堅決拋棄‘中國就是天下’的狹隘理念,認真學習世界各國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始終走在全球化的前列。”中國道路的全球化進程研究的要旨固然在于:“探討的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國改革開放和經濟轉型的現代化發展道路,側重于中國經驗、中國視角和中國策略的研究。”但同時,我們亦必須體認到,人類命運共同體乃由“中國智慧”推動,所謂:淚眼問花花不語,亂紅飛過秋千去。“中國特色的全球化”深層次解決全球共生之生產體式問題。換言之,它的戰略構想乃是:與全球齊飛,包容而非遏制;與周鄰共緣,互系而通變。此是合作共贏發展之道,追求的是“命運共同體”而非霸權利益。所謂“百舸爭流式取利之德”在于開放包容的發展的大視野,在于“修己安人、內圣外王”的知行合一的國際交往主張,在于生生不息的綠色GDP觀以及全球生態文明的“天人合一觀”。一言以蔽之,“中國道路的全球化傳播和擴張,取決于中國能不能在全球化浪潮中的持續健康發展,全球化是中國不可能繞開的發展挑戰和崛起機遇,中國的發展就是要將這種全球化的挑戰轉化為現代化的發展機遇,而不是無所作為、甚至放任自由,這就使得中國道路全球化進程的研究要凸顯中國模式在全球化浪潮中發展的主動性、能動性、創造性和積極性。”這是一種實踐的聯結,更是一種人類命運的有機共同體的聯結,從而,它彰顯道路的本質規定性。

  第二,以切入“機理”的理論勇氣初創“中國道路全球化進程”的分析工具與框架。“中國道路全球化”是動態的語義,而落筆于“進程”二字。因為,“當前的全球化,是美國主導的全球化,是美國利益全球獲得、美國模式全球推廣的時代。美國是名符其實的全球霸主,居于全球化進程的主導地位。”所謂:庭院深深深幾許,楊柳堆煙,簾幕無重數。然則,中國進程就是一個由“特殊”到“一般”的范疇,其間充滿“道路的辯證法”。“當前,中國的發展道路,在經濟理論方面已經拓展了不同于西方市場經濟模式的市場經濟理論新認識和轉型經濟新規律;在制度變革方面已經開創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制度創新和中國特色的民主框架;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正在形成發展中國家參與經濟全球化競爭與發展的嶄新現代化道路。”全球化讓你放眼看世界。然則,面對這樣一個巨型的時間體和空間態,歷史和現實的對接必然落實為“復合性的研究方法”,以致,落實為從邏輯到理論的工作路線圖;說細致些,就是以邏輯工具迫近活生生的這個具有復雜性規定和豐富性形態的“巨型對象”,形成關于“進程”的理論化認知。為此,作者別具匠心地設計了中國道路全球化進程的分析工具箱:“所謂專門性的分析工具就是要針對全球化發展的實質性制度安排和最新發展趨勢提出適于全球研究的分析工具。”本書中,作者集中提出并闡述和運用了兩個專門性的分析工具:一是市場經濟制度層次性理論假說,二是財富指數化分析工具。蓋因“從經濟全球化的發展歷程來看,全球經濟秩序的形成最能反映市場經濟制度層次性的理論假說”,以及“現代經濟的根本特點就是社會財富的指數化積累”。具體而言,前者能夠綜括地分析中國模式所面對的全球化復雜性因素,例如,“在市場經濟制度層次性的理論假說中,金融市場是市場經濟微觀層次制度安排市場體系的重要構成部分,金融要素既受到微觀價格機制的市場化配置,同時又作為市場體系的高級演進形式獨立發展,在中觀和宏觀層次分別受到企業組織形式的規范和全球金融秩序構建影響,其運行機制和全球化發展具有很大的獨特性,最能反映經濟和技術融合成長的特點,又具有政治和文化的價值判斷,如果不能對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浪潮加以專門性的研究,則很難就中國道路的全球化進程得出有前瞻性、針對性的研究成果”;后者則有利于顯示“不同國家、地區和人群的貧富差距最直接地表現為貨幣占有指數上的差距,這種財富占有和積累形式的最大風險就是通貨膨脹和金融危機”這一運行性狀與特征,例如根據這個工具的刻畫,可以說,“金融危機的爆發,是一個快速的經濟衰退過程,但其破壞程度取決于財富指數化的虛高程度”,因而,“彌補財富指數的過程,則意味著實體經濟長期緩慢的恢復和發展,平衡財富指數虛高所帶來的實體經濟缺口,這將是一個相對緩慢的過程。”據此形成對全球化“理論總體”的把握,即它不應當被稱之為“美國化”,因為,“在某種程度上,全球化是全人類的發展道路或發展模式”。這些內容包括:其一,必然認識到,“全球化是基于非零和博弈基礎上的帕累托改進”,因此,“借助全球化的發展機遇,形成全球各國平等合作的對話平臺,推動全球國家的包容性發展,這是促進中國復興的重要基礎。”其二,中國倡導全球合作、全球共享,但強調:“制度效率源自不同的發展道路及文化積累特征。”其三是必須強調“制度是個復雜問題”,因此,它關切于“參與國際分工的強度導致合作模式的可行性”,而“發展模式的成功源自嵌入全球化的階段性進程”。其四是認識到全球化就制度而言,整體經歷了“市場經濟制度全球化”到“金融全球化制度形成”的發展階段,因此,“中國道路正是經歷了這樣復雜的正、反、合發展歷程,具有非常深邃的實踐內涵值得深入探討。”最后是肯定“全球化發展依舊是嶄新的道路”,因為,“全球化的最大真理,就是共同發展。”但也需要認識到,“全球化機遇與危機同時并存”(重要的不足點是“發展中國家的全球化缺乏成功范例”),為此需要深入研究“全球化浪潮中的各種經濟發展模式”以及“全球化浪潮中的模式興起與危機沖擊”等等發展現象,形成對“經濟模式是邏輯的母體”的通透性認識。“一個基本的觀點,即全球化是自變量,中國道路是因變量;中國的積極作為,將使得21世紀的全球化凸現出中國元素和制度影響,使得西方主導的全球化具有典型的東西互動、和諧共享的發展特征。如果背棄全球化的發展戰略,其結果只能落得個孤家寡人、封閉落后的結局。”由此可以肯定,它的實質應當就是“中國道路全球化進程的理論框架”。

  第三,以社會主義作為“歷史理性的回歸”,深度把握中國道路全球化在發展進程中的轉型升級,紓解實踐難題。本書中,作者以“中國模式”如何應對“大智移云”時代的議題開局,啟智醒目,可謂開卷有益、開卷有理!作者以浪漫的筆調寫道:“21世紀,伴隨大智E云的時代特征,直將宇宙看秭米,使得人類清晰地看到我們共處一個地球村的世界景象。”“全球化正在以其獨特魅力祛除不同國家、不同民族、不同文化的相互隔膜、猜忌與敵意,推動一個美己之美、美人之美、各美其美、美美與共的大同世界到來。盡管戰爭、仇殺、恐怖主義、貿易保護主義、結盟與背叛仍然在全球上演,但人類最終將走向公平正義、相親相愛、和衷共濟、共享發展的全球化正道。”這其實是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生產力(發展)維度之所系。人類生產力的豪邁性的發展,使“全球化生產關系”作為現實對象迫近教科書中,成為理論家、實踐家不得不直面的工作規定。要之,在當前,“金融全球化的趨勢,是中國所需要審慎對待的全球化挑戰。中國道路的全球化發展,既取決于市場經濟制度安排的有效創新,也時刻要直面金融全球化的危機沖擊。”“金融全球化的發展最為顯著的特征就是金融自由化,在現代經濟中財富指數化積累方面,金融自由化的發展事實上為強者和弱者、富者和貧者提供了不公平的博弈機制和轉移通道。”以及在我們急于推進全球化事業時,又不得不面對這樣的事實和尷尬:“全球化,在當前之所以又被稱為美國化,不僅僅是因為美國在國際政治、經濟、軍事等方面的超霸地位,而且是因為美國在其民主制度、價值觀念等一系列方面的輸出;這都強化了美國攫取全球財富的能力。”因此當作者這樣說時,是指示了制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生產關系維度”。這自然會引起作者的“許多的困惑”,“如制度的南橘北枳、福利社會的不同績效、財富指數化現象的社會威脅……”等等。冷靜觀察事實,仍然需要借助對國別的“宏觀細審”,立足方法創新,推進研究方法的本真化與綜合化,于是有了對諸模式立足經驗比較研究基礎上的甄別與對話。結論是,放眼“全球化”的發展依然是“有機的”經濟與社會轉型:多重路徑的意蘊在于促成“有機生產方式”之實踐域,這是一種特別的“結構蘊涵”,從而,有了“中國經驗”、“中國模式”到“中國道路”的術語轉換。顯然,這是學術規范的中國元素的不斷納入,是有中國參與的全球“學術坐標系”的研究升級。于此語境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作為“實踐的姿態”出場,包括國家創新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建設以及“建立國家主導的中國特色金融體系”、“造就內源經濟的新發展主義道路”、“推動中國特色的共享式全球化道路”等等,這些內容無不展示了社會主義制度的本質方面的特征,無不體現了“講好中國故事”的大國實踐與大國擔當。這是一個“與全球化共舞”的時代,中國作為社會主義大國,需要“橫空出世,莽昆侖,閱盡人間春色”,全球化“亂云飛渡”仍從容,中國通過堅定地走開放發展與變革求新的道路,必將能夠獲得各國的尊重與世界的認同!要之,是認識到:“中國本身就是一個世界,并非眾國中的一國。因此,直到19世紀,中國人民沒有必要作為一個單位在國際事務中進行活動。他們是帶著世界主義的傳統而進入現代的。”這種傳統對于世界的將來終會有所貢獻,這是社會主義的貢獻,也必將是中國的貢獻,因為中國人的胸懷從來都是:“不要這高,不要這多雪。安得倚天抽寶劍,把汝裁為三截?一截遺歐,一截贈美,一截還東國。太平世界,環球同此涼熱!”

  最后說一點方法論上的思考。大國須有理論。從新時代、全球化的實踐中提煉理論,這是引領、指導“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又一個“大國重器”。然則,中國發起的“一帶一路”發展戰略業已有效連接了中國和世界[2],連通了中國生產和物流的每一個角落(包括鄉村鄉鎮)和世界大市場,它將有可能使世界真正成為“新地球村”。一句話,“一帶一路”不僅存在于國家領導人的倡議里,存在于國家的外交政策里,存在于大公司的戰略里,存在于學者的課題研究里頭,而且早已融入了中華民族的血液中,早就融入了千千萬萬的普通民間先行者追求美好生活和個人全面發展的能力提升的實踐中;很顯然,只有這樣的“一帶一路”,才配得上是扎根大地和人民,擁有強大生命力(規定)的新時代的社會主義發展道路(趙月枝語)。結論是,經由世世代代的中國人民的全體努力,當前,中國與世界高度依存、共同發展,中國與世界確已形成緊密聯系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然則,需要我們深層次思考中西發展道路和文化的學術互融與一體化的議題。“關鍵是如何把握中國社會主義的歷史發生學和系統發生學。用一勞永逸的‘一般歷史哲學’是永遠也得不到正確答案的。”“必須審視‘重新研究全部歷史’在批判工作中的重大意蘊。”“行動議程包括:(1)突破單一路線的批判研究,實現‘主客體批判’并舉;(2)以總體研究方法和思維把握‘身份二重性’與‘勞動二重性’之歷史共生;(3)以‘貫通’之法形成對產品和商品經濟形態‘相互拱衛’之全方位、系統研究;(4)以《資本論》為‘體’踐行和弘揚‘中國行動規定’,強調‘主體批判’的工作領銜為中華體系所獨有,等等。”其中尤為關切的一點是,“《資本論》實現了以批判為‘學科方法’對社會發展理論的宏構,以致能夠以發展為批判的工作指向性將‘批判’設定為發展規定之中心內容,奠基大寫字母之‘批判科學’方法論。”對這一點,必須予以承認。然則,“大道至簡,我手寫我心,‘新時代’的中國理論構建行動亦需要適時地從‘黃昏時分’起飛!”[3]為此,必須從行動主義開始,堅決拒絕學術神秘主義。“以古解古,以今解今,古今貫通,中外會通”這16字應成為指導中國政治經濟學本土建構以及進行中西學術對話的工作“心法”。

  [1] 張建君. 全球化視域下的中國發展道路研究. 人民出版社. 2017。

  [2] 不僅是“今”的意義,也是“古”的意義的連接。

  [3] 許光偉:《保衛<資本論>:主體批判的深層歷史構境》,《<資本論>研究》2019年第15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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