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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生學與中國經濟學建構:一個引論

許光偉 · 2019-10-08 · 來源:烏有之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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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的來說,資產階級的理論工作特征是:(1)進行世界-社會認識(預設)構圖;(2)全面玩弄解釋學語言實踐;(3)謀求自然科學主義(最高形式和規范是數學主義)規劃。它使得社會學科完全淪喪為一如自然學科那樣的知識學構造,在理論規劃上徹底墮落為一種特殊門類的自然科學。政治經濟學實踐之路歸根結底旨在超越“資產階級牢籠”——沖破資產階級科學主義思維束縛之牢籠以及能夠最終解除解釋學語言束縛之牢籠。

  

發生學與中國經濟學建構:一個引論

 

  許光偉:江西財經大學研究員,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

  【導讀】《資本論》的邏輯與方法論規定是發生學。其指向于研究與言說"歷史",旨在弘揚與推進對歷史學發動"哥白尼革命"意蘊之經濟學建構道路,使范疇落實在批判原則之上,貫徹于歷史規定性之中。但是,資產階級庸俗經濟學對這種道路和理論實踐行動進行了"逆轉",推行庸俗化的解釋學與非批判的科學主義主張,旨在相反地將經濟學淪落為自然科學如物理學的一個分支。即總的來說,資產階級的理論工作特征是:(1)進行世界-社會認識(預設)構圖;(2)全面玩弄解釋學語言實踐;(3)謀求自然科學主義(最高形式和規范是數學主義)規劃。正是由于這個理由,它使得社會學科完全淪喪為一如自然學科那樣的知識學構造,在理論規劃上徹底墮落為一種特殊門類的自然科學。然則,由于存在這種種問題,——就中國而言,主要集中在思維與語言工作體式出現"錯位"之上,馬克思之后的研究努力未能有效實現"反逆轉"。真正的出路即在于實現"重構政治經濟學"意蘊的經濟學建構。在此基礎上,我們需要提出歷史和實踐化的工作原則與主張,以免除中國經濟學研究(政治經濟學研究的中國化)重新鎖入"解釋學困境"危局之可能。首先,應繼續堅持歷史科學基礎上的實踐建構之路。其次,需要確實為此而防止研究中以"科學化"之名,行"去歷史化"理論實質之企圖。再次,應進而體會到"回到馬克思"的口號其實是偽的,因為與馬克思交會的真實性途徑乃是通過歷史和實踐,絕不是文本本身。最后,政治經濟學實踐之路歸根結底旨在超越“資產階級牢籠”——沖破資產階級科學主義思維束縛之牢籠以及能夠最終解除解釋學語言束縛之牢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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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從時代條件出發, 需要對馬克思主義辯證法中蘊涵的本真思想進行認識還原, 達成對資產階級經濟學及一切非批判的和庸俗化了的經濟思想之確實批判, 同時確實依據實踐態的歷史對之加以思維還原和語言還原, 實現辯證法時代轉向——工作思維及工作語言的具體化、民族化。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建構之路只能歸結為唯物主義史觀上的一個“具體發生學”, 乃是在開放結構中不斷予以實踐錨定的規定。這一實踐邏輯工作路線旨在徹底沖破“資產階級牢籠”、大寫化和凸顯“唯物主義發生學”。具有如下工作內涵:以“唯物主義邏輯”實踐化理解研究對象結構, 引出認識生產的社會規定性;以“唯物主義辯證法”規定性摒棄科學主義, 全面拒絕解釋學的主張。從而其作為“唯物主義認識論”, 乃是要求于實踐發展域中重構理論, 尋求經濟學的“本質”。這種以歷史實踐主義為取向的認識生產即是關于中國經濟學的寫真, 它圖畫了經濟學的內涵底蘊。

  關鍵詞:唯物主義;發生學;中國經濟學;歷史;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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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問題意蘊

 

  本文考察“唯物主義” (發生學) 與中國經濟學的實踐關系。①這種唯物主義的大寫化的規定乃是實踐之路意蘊的理論建構原則和歷史科學的實際的工作方法, 是實踐態的列寧所說“三者一致”的工作邏輯和認識方法, 從而支撐起理解“經濟學本質”的新視角。②

  就最為一般的意義而言, 經濟學是研究和探析經濟之道的一門具體社會學科。但道亦有道。特殊的學科方法論和邏輯構件, 使得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以歷史的總體性為闡述對象。“政治經濟學所研究的材料的特殊性, 把人們心中最激烈、最卑鄙、最惡劣的感情, 把代表私人利益的復仇女神召喚到戰場上來反對自由的科學研究。” (馬克思, 2004) 10馬克思為此發動了一場經濟學革命。

  馬克思認為, 從資產階級歷史生成的觀點看:“政治經濟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科學, 是在工場手工業時期才產生的, 它只是從工場手工業分工的觀點把社會分工一般看成是用同量勞動生產更多商品, 從而使商品便宜和加速資本積累的手段。” (馬克思, 2004) 422馬克思對德國歷史學派進行了批判, 提升了經濟學對歷史學的“哥白尼革命”的科學意蘊。馬克思堅持將研究指向于歷史和科學的實踐結合。

  現在可以詢問:政治經濟學是一門什么樣的學科, 它的科學性質究竟是什么?馬克思把研究對象置于人類歷史之上, 置放于資本主義生產的歷史特殊性, 系統觀察資本 (主義) 的發生、發展和衰亡史, 提升了資本主義社會的自我認識的自覺程度。它的整體理解域是歷史和實踐, 學科生長背景是大文科——尤其歷史學, 科學性質是總體性批判與建構。 (1) 在政治經濟學研究域內, 科學被寫作“本質規定”的實踐, 削除了認識與現象的自足、自明性, 有力抵御了公式主義、形式主義的理論侵襲。

  總之, 按照馬克思的看法, “全部社會生活在本質上是實踐的。凡是把理論引向神秘主義的神秘東西, 都能在人的實踐中以及對這個實踐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決。”這是徹底的唯物主義:“舊唯物主義的立腳點是市民社會, 新唯物主義的立腳點則是人類社會或社會的人類。”而能夠鮮明提出:“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 問題在于改變世界。” (馬克思、恩格斯, 1995a) 56-57這就是盧卡奇指證的總體規定的歷史科學:“對馬克思主義來說, 歸根結底就沒有什么獨立的法學、政治經濟學、歷史科學等等, 而只有一門唯一的、統一的——歷史的和辯證的——關于社會 (作為總體) 發展的科學。”歸根到底, “馬克思的辯證方法, 旨在把社會作為總體來認識。” (盧卡奇, 2009) 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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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所謂“資產階級逆轉”:一個簡明性質上的界說

 

  由唯物主義和歷史觀規劃著的“科學”具有若干的語義建構項:其一, 在于隔開一切物性的規定與科學的聯系;其二, 在于確認經濟科學的內在規定是經濟認識的社會生產性;其三, 在于聲明經濟科學的特殊任務——闡明價值規律是如何實現的, 進一步隔開資產階級經濟學與無產階級經濟科學的截然不同的認識 (生產) 規定。資產階級理論家的拿手好戲在于:“把分工、信用、貨幣等資產階級生產關系說成是固定的、不變的、永恒的范疇……向我們解釋了生產怎樣在上述關系下進行, 但是沒有說明這些關系是怎樣產生的, 也就是說, 沒有說明產生這些關系的歷史運動。” (馬克思、恩格斯, 1995a) 137-138

  把研究對象置于物象規定之上, 置放于資本主義一般生產的認識屬性 (所謂物象化邏輯) , 決定資產階級經濟學家的工作模式是“解釋世界”途徑下的知識生產和語言生產。其突出特征是彼此規定對方的“科學主義”與“解釋學主義”的認識推進。“實際上只是[用政治經濟學的語言]翻譯了受資本主義生產束縛的資本主義生產承擔者的觀念、動機等等, 在這些觀念和動機中, 資本主義生產僅僅在其外觀上反映出來。他們把這些觀念、動機翻譯成學理主義的語言, 但是他們是從[社會的]統治部分即資本家的立場出發的, 因此他們的論述不是素樸的和客觀的, 而是辯護論的。” (馬克思, 1975) 499它的研究認識構圖是:物象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物象生產關系和物象交易關系。

  大體說來, 古典主義對應了第一個分析階段。這個階段的研究將分析對象集中在“物象生產方式”之上。它忽略了價值的質性分析, “把價值形式看成一種完全無關緊要的東西或在商品本性之外存在的東西”, 直至“忽略價值形式的特殊性, 從而忽略商品形式及其進一步發展——貨幣形式、資本形式等等的特殊性。” (馬克思, 2004) 99但是, 它確立了經濟分析的基礎, 并且確立了后來的“資產階級對象” (所謂資源配置) 的分析基礎。因此, 猶如日本學者平子友長所言:“政治經濟學長久地糾纏于無法解決的矛盾, 直到它能夠掌握前面給出的方法論為止。但只要這種混亂是由客觀的矛盾, 即現代市民社會顛倒的結構造成的, 實際上對于政治經濟學來說, 揭露這種客觀的矛盾的準備性工作就是不可或缺的, 即通過政治經濟學將矛盾主觀地, 在其自身體系內部的邏輯矛盾結構中承擔起來。正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派主觀地、認真地從事了這項工作。對此, 馬克思恰恰將其政治經濟學體系構想為對古典學派的批判, 因為政治經濟學已經在主要內容上豐富了它的準備工作。在這個意義上, 馬克思將其政治經濟學思想研究上的成功在決定性的程度上歸功于古典政治經濟學派。” (平子友長, 2012)

  后來的資產階級經濟學家完全取消關于“對象如何來”的研究, 將研究對象的理論構造直接視為物象 (社會) 關系的發生裝置。這種認識演變收斂于新古典主義。新古典主義轉換了實證性命題, 將社會歷史過程的“為什么”的問題偷換為社會現象形式的“是什么”的問題。起初的粗俗的哲學使命工作方法逐漸庸俗化和泛濫成非批判的物性科學的使命工作方法, 并開始將自然科學標榜為“科學” (硬科學) , 最終祭起“數學主義”大旗, 將其作為普適的分析法則。一旦離開了完整的歷史規定, 我們的經濟學家們也就要徹底拋棄歷史科學這個工作母體, 于純粹世界觀與知識構圖中演練所謂現象解說現象的“社會工藝學”。新古典經濟學家打造出這樣的認識:“以物質為本位, 以認識和占有物質為目的……以物質財富所有權為核心……唯物主義從哲學上將資本擴張、增殖的要求論證為物質的自然規律, 將資本對人類的控制、主導論證為自然秩序。” (劉永佶, 2011) 2但是, 馬克思斷然否決了這一點:“所有歷史編纂學家, 主要是18世紀以來的歷史編纂學家所共有的這種歷史觀, 必然會碰到這樣一種現象:占統治地位的將是越來越抽象的思想, 即越來越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因為每一個企圖取代舊統治階級的新階級, 為了達到自己的目的不得不把自己的利益說成是社會全體成員的共同利益, 就是說, 這在觀念上的表達就是:賦予自己的思想以普遍性的形式, 把它們描繪成唯一合乎理性的、有普遍意義的思想。”以至“只要階級的統治完全不再是社會制度的形式, 也就是說, 只要不再有必要把特殊利益說成是普遍利益, 或者把‘普遍的東西’說成是占統治地位的東西, 那么, 一定階級的統治似乎只是某種思想的統治這整個假象當然就會自行消失。” (馬克思、恩格斯, 1995a) 100-101

  新古典制度主義則是新古典主義的現代形式, 代表面向現象的規定和工作機制。其試圖重構“概念”, 但并不因之反對“數學”。 (2) 現象學干預策略一定程度上挽救了新古典認識論。通過考察轉向, 事物的內在發展進路分析完全由外在性的分析替換。現象主義和實證主義趨于合一, 使資產階級語言學在物象認識序列上形成這樣的整體性規劃:社會物理學語言 (古典主義) →數學物理學語言 (新古典主義) →現象物理學語言 (新古典制度主義) 。顯然, “數學物理學”落在了中心位置, 成了所謂“資產階級科學”的基本語言規范。據此, 資產階級完全將對象從規定上由“歷史”逆轉為“物象”, 并在實踐上實現了對勞動二重性的理論掩蓋。這是繼在日常實踐中的以“物象二重性” (即物象的二重認識結構:物化—物象化) 認識覆蓋勞動二重性之后的又一重大“實踐進展”。 (3)

  物象二重性完成了資產階級認識實踐的全面的虛假化。這實際上是資產階級認識形式生長的自然過程, 是資產階級非批判性的自然成長史。繼盧卡奇 (提出“第二自然”界說) 之后, 平子友長稱:由于以物象規定對象, “這樣就存在兩個自然, 一個是作為經濟形式規定性的純粹承載者, 另一個是作為社會關系的顛倒形式自身。”“我將后者稱之為‘社會的自然’, 將前者稱之為‘物質的自然’。物質的自然就是作為人類生活永恒的自然條件, 在一切歷史條件下都有效的范疇;而社會的自然作為特殊歷史范疇的自然, 只有到了特殊的現代市民社會這一歷史階段才得以產生。” (平子友長, 2012) 基于資產階級顛倒結構上的認識視覺, 交易成為了資產階級眼界中最真實、最具體的現實關系, 乃至人與人關系的直接性度量。這就是“交易價值論”, 因為節約交易費用即所謂“創造價值”。但它恰恰說明:“在人類行為的畫面中, 理性作為影響人類社會行為的一個因素, 其作用是多么的不起眼。”迫使我們的資產階級理論家不得不承認:“人們錯誤地認為, 亞當·斯密將人視為一個抽象的‘經濟人’”, 而其實, “人實際上受自愛主宰, 但并非不顧及別人……人僅僅是透過自我欺騙的面紗來感知自己活動的結果。” (科斯, 2010) 136-137這其實是資產階級的思維法則, 即屬于18世紀以來的市民社會生活的缺乏想象力的虛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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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馬克思之后突出的政治經濟學研究問題

 

  庸俗社會主義者和一切的機會主義研究者的拿手好戲是“公開地使馬克思主義膚淺化, 把馬克思主義歪曲成資產階級‘科學’。” (盧卡奇, 2009) 82而普遍漠視勞動二重性的實踐性內涵。這一漠視恰好忽略了研究對象的結構展開, 因為勞動二重性的實踐結構恰好與對象的展開具有內在的契合性——形成所謂理論建構的實際行程, 并且, 它們恰好構成完整態的歷史認識生產。 (許光偉, 2013) 關于“研究對象”, 馬克思有不同“表述”。 (1) “擺在面前的對象, 首先是物質生產。” (馬克思、恩格斯, 1995b) 1 (2) “資產階級以前的歷史以及它的每一階段也有自己的經濟和運動的經濟基礎這一事實, 歸根到底不過是這樣一個同義反復, 即人們的生活自古以來就建立在生產上面, 建立在這種或那種社會生產上面, 這種社會生產的關系, 我們恰恰就稱之為經濟關系。” (馬克思、恩格斯, 1979) 487-488 (3) “我要在本書研究的, 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 (馬克思, 2004) 8其實, 這些說的都是“體現在商品 (生產) 中的勞動二重性”的規定性。這種言說的目的在于以改造、撤除認識的自足性規定為研究己任。該種知識生產的特點可大體如圖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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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1 商品生產中的“政治經濟學”

  圖1表明:勞動二重性既不會是一經“發現”就成為一勞永逸的用以解決理論和實踐問題的一項客觀知識, 也不可能是某種與生俱來的認識屬性, 而是商品生產的自我認識, 是具象態的唯物史觀。作為商品生產認識論的實踐存在, 體現在商品中的勞動二重性不過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得到改造了的“物質的東西” (商品生產) 。因此, 它決不是自足的認識, 不是自明的理論:“起初我們看到, 商品是一種二重的東西……后來表明, 勞動就它表現為價值而論, 也不再具有它作為使用價值的創造者所具有的那些特征。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的這種二重性, 是首先由我批判地證明的。” (馬克思, 2004) 54-55馬克思聲明:政治經濟學提升了價值范疇——作為以價值為目的進行生產的那種社會知識, 但“不是從‘概念’出發, 因而也不是從‘價值概念’出發”。而強調:“這種研究是從分析一定的經濟結構得出的, 而不是從空談‘使用價值’和‘價值’這些概念和詞得出的。”歸根結底, 充分表明了“不是從人出發, 而是從一定的社會經濟時期出發的分析方法”。 (馬克思、恩格斯, 1963) 412-415

  勞動二重性的用語特征突出地表明了“歷史”生產“認識”的知識生產特點, 體現了對社會生產關系的歷史詢問性, 規劃了大寫規定的與商品生產有關的社會歷史知識——政治經濟學批判。從而只有在這個基礎上, 才有可能真正表明這一點:“生產關系總和起來就構成所謂社會關系, 構成所謂社會, 并且是構成一個處于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社會, 具有獨特的特征的社會。”并且, 深刻表明它是形成在商品生產中的不斷發展的“階級斗爭和民族斗爭的物質基礎”。 (馬克思、恩格斯, 1995a) 345所以在馬克思看來, 作為總體研究人類商品生產的即物質生產和它所包含的關系, 它的社會的、歷史的規定也就是體現在商品 (生產) 中的勞動二重性。由此厘清了研究對象的實踐展開結構, 使之整理為內在關聯的母子邏輯發展序列和認識單元。

  第一是歷史對象, 即一定的物質生產 (特定生產) 。“說到生產, 總是指在一定社會發展階段上的生產——社會個人的生產。” (馬克思、恩格斯, 1995b) 3值得注意的是, 所說的對象是“抽象”與“具體” (歷史存在規定) 的內在統一。例如, 馬克思講到:一方面, “資本一般, 這是每一種資本作為資本所共有的規定, 或者說是使任何一定量的價值成為資本的那種規定。”另一方面, “與各特殊的現實的資本相區別的資本一般, 本身是一種現實的存在。” (馬克思、恩格斯, 1979) 444-445因此, “考察資本一般, 并不是單純的抽象。例如, 如果我考察某個國家內與總雇傭勞動 (或者也與地產) 相區別的總資本, 或者說, 我把資本當作與另一個階級相區別的某一階級的一般經濟基礎來考察, 那我就是在考察資本一般。這就同我從生理學上考察與動物相區別的人一樣。” (馬克思、恩格斯, 1980) 382

  第二是認識對象, 即生產一般。馬克思舉出名言:“如果沒有生產一般, 也就沒有一般的生產。”“生產總是一個個特殊的生產部門……或者生產是總體。可是, 政治經濟學不是工藝學。” (馬克思、恩格斯, 1995b) 4列寧則直截了當地講明:對于對象, “只有把社會關系歸結于生產關系, 把生產關系歸結于生產力的水平, 才能有可靠的根據把社會形態的發展看作自然歷史過程。不言而喻, 沒有這種觀點, 也就不會有社會科學。” (列寧, 1995) 8-9

  第三是理論對象, 即“特殊社會生產”。歷史對象 (作為“生產方式”) 、認識對象 (作為“物質生產所包含的社會關系”) 的規定的結合必然將特殊的社會規定賦以生產, 使之成為特殊類型的社會生產。由于使歷史與對象在規定上相隔離, 認識即成為自足、自明的認識——認識主體的“認識”, 導致:“資本, 別的不說, 也是生產工具, 也是過去的、客體化了的勞動。可見資本是一種一般的、永存的自然關系;這樣說是因為恰好拋開了正是使‘生產工具’、‘積累的勞動’成為資本的那個特殊。因此, 生產關系的全部歷史, 例如在凱里看來, 是歷代政府的惡意篡改。” (馬克思、恩格斯, 1995b) 3但是, 在規定上理論對象也不能看成歷史對象和認識對象的簡單合成, 而應看作一定社會生產關系的實踐發生的歷史結構, 即是系統追問生產關系“如何來”、“為什么”及“是什么”的認識生成問題。這實際上是以范疇生產為具體中介的直接的認識生產向系統化的理論生產的逐步過渡和辯證性轉化。從而在這種認識過渡下, 從生產一般中最終具體出勞動一般和資本一般的規定, 實現了對“資本 (主義) 生產知識結構”的總生產和總體理論概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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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中國經濟學建構的理論實踐蘊涵及工作取向

 

  中國經濟學是對“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簡稱, 中國經濟學建構則是歷史域中的實踐之路意蘊。顯然, 蘊涵著重新研究歷史意義。恩格斯談到過:“我認為自己有責任指出……核心的基本思想是屬于馬克思的。這個思想就是:每一歷史時代主要的經濟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以及必然由此產生的社會結構, 是該時代政治的和精神的歷史所賴以確立的基礎, 并且只有從這一基礎出發, 這一歷史才能得到說明;因此人類的全部歷史 (從土地公有的原始氏族社會解體以來) 都是階級斗爭的歷史……在我看來這一思想對歷史學必定會起到像達爾文學說對生物學所起的那樣的作用, 我們兩人早在1845前的幾年中就已經逐漸接近了這個思想。” (馬克思、恩格斯, 1995a) 257又指出:“我們的歷史觀首先是進行研究工作的指南, 并不是按照黑格爾學派的方式構造體系的訣竅。”所以, “必須重新研究全部歷史, 必須詳細研究各種社會形態存在的條件, 然后設法從這些條件中找出相應的政治、私法、美學、哲學、宗教等等的觀點……下一番功夫去鉆研經濟學、經濟學史、商業史、工業史、農業史和社會形態發展史。” (馬克思、恩格斯, 1995c) 692

  恩格斯于此處對唯物主義的發生學運用了譬喻 (“達爾文主義”) 。但那些庸俗化或借以詆毀馬克思主義學說的研究內容恰恰以喻體為根據。列寧給予的解剖是:“這里沒有一點具體的經濟研究的影子, 也沒有一點馬克思的方法、辯證方法以及唯物主義世界觀的跡象, 只有定義的編造, 以及把這些定義硬套到馬克思主義的現成結論上去的企圖。”例如, “馬克思對朗格的批判的基礎, 不在于朗格特意把馬爾薩斯主義硬搬進社會學, 而在于把生物學的概念籠統地搬用于社會科學的領域, 就變成空話。不論這樣的搬用是出于‘善良的’目的或者是為了鞏固錯誤的社會學結論, 空話始終是空話。波格丹諾夫的‘社會唯能論’, 他加在馬克思主義上面的社會選擇學說, 正是這樣的空話。” (列寧, 1988) 342-344

  馬克思強調:“我的辯證方法, 從根本上來說, 不僅和黑格爾的辯證方法不同, 而且和它截然相反。在黑格爾看來, 思維過程, 即甚至被他在觀念這一名稱下轉化為獨立主體的思維過程, 是現實事物的創造主, 而現實事物只是思維過程的外部表現。我的看法則相反, 觀念的東西不外是移入人的頭腦并在人的頭腦中改造過的物質的東西而已。”言明:“在形式上, 敘述方法必須與研究方法不同。研究必須充分地占有材料, 分析它的各種發展形式, 探尋這些形式的內在聯系。只有這項工作完成以后, 現實的運動才能適當地敘述出來。這點一旦做到, 材料的生命一旦在觀念上反映出來, 呈現在我們面前的就好像是一個先驗的結構了。” (馬克思, 2004) 21-22

  問題是材料的生命如何在觀念上被掌握?馬克思這樣揶揄:“朗格極其天真地說, 我在經驗的材料中‘以罕見的自由運動著’。他根本沒有想到, 這種‘材料中的自由運動’只不過是對一種處理材料的方法——即辯證方法的描述而已……” (馬克思、恩格斯, 1976) 311答案在于認識的社會生產性質。如《資本論》確立的實踐體系是資本主義生產客觀邏輯的顯露, 指明個別資本 (即本真的資本規定) 轉化為社會總資本 (即資本主義生產規定) 的實際的社會制度生活條件。從而, 《資本的生產過程》的邏輯鏈條確立的認識聯系是:資本發生——資本積累;通過補入社會運動條件, 《資本的流通過程》將該序列“修訂”為:社會個別資本的發生——社會總體資本的積累;《資本主義生產的總過程》則是上述邏輯運動、發展鏈條與認識聯系的“現實化”, 即現實、具體的社會制度生活條件。

  《資本論》并不意味著社會認識的“終結”, 也不意味著認識生產的完成, 而必須在新的歷史實踐條件下予以重構和進行再生產。 (5) 因此, 這里不是重新為之套上一個本體論的舊框, 即不是尋求任何的解釋學——哪怕是“實踐詮釋學”或“歷史解釋學”, 從對歷史發生的重新理解中開放性地建構和尋求經濟學的本質。在具體運用唯物史觀科學方面, 需要采納米克的建設性的工作建議:“唯物史觀是馬克思以后經濟研究的出發點, 它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他所采取的經濟研究方法。然而, 要是說馬克思把唯物史觀看做一種不變的、既定的方案, 經濟事實不論怎樣都要符合于它, 那就大錯特錯了。相反的, 他把唯物史觀作為一種假設, 要在應用于經濟事實時加以檢驗。他的一些經濟作品, 特別是《政治經濟學批判》和《資本論》, 也許最好看做是這一長期的艱苦的檢驗過程中的一些步驟。” (米克, 1979) 162

  中國當下正處在“后王亞南”理論建構時代, 需要實現以下三個方面的真正性研究跨越:一是在熊彼特的基礎上真正前進一步, 跨越熊彼特意義的“實踐三分法”, 于歷史的方法、范疇的方法的結合域中一體化歷史、理論、統計;二是在王亞南的基礎上真正前進一步, 跨越“中國經濟原論”的狹義理解域, 進入全面涵義的中國經濟學建構域;三是最終達成在馬克思的基礎上真正前進一步, 在系統的、實踐的中國歷史域內, 深入研究中華“有限資本主義”發展模式, 闡發個別資本轉化與具象為“社會總資本”的實踐邏輯及其局限條件。盧卡奇已經敏銳地從理論上將上述不同關系明確為:“前資本主義社會和資本主義社會的區別主要是正在產生的、為在社會中起作用而斗爭的資本主義和已經統治著社會的資本主義的區別。” (盧卡奇, 2009) 324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實踐從現實實踐的方向上大大推進了這一結論, 為之提供了認識可能性。

  中國經濟學建構行動肩負著中華歷史使命, 擔負著“中國夢”。在王亞南的原創性工作基礎上, 中國經濟學建構命題吸引了兩代馬克思主義研究集體及眾多學者參與, 經歷了從“以價值 (觀) 為取向的研究”到“以實踐為取向的研究”的演變過程。目前整體推進到“以歷史和實踐為復合取向的研究”的綜合創新的發展行程中。其中有價值的研究線索包括: (1) 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體系的當代建構為中心, 形成中國化的經濟理論體系新概括;如中國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論、中國經濟學體系論等。 (2) 以社會主義現實經濟學的實踐生成為理論拓展基點, 形成各種理論新論;如社會主義過渡經濟學論、發展經濟學論和轉型經濟學論, 以及中國 (發展) 模式論、演化社會理論等。 (3) 以理論經濟學的“中國運用”為基調和根據, 形成系統化的研究概括和思想認識體系;如中國經濟運行 (理) 論、經濟學的中國學派論等等。

  但是, 客觀上也存在諸多研究不足。主要體現在以下理論觀點之上: (1) 消極無為的“悲觀論”觀點; (2) 空泛的“自主創新論”觀點; (3) 絕對的“超越論”觀點; (4) 盲目性“范式論”觀點; (5) 單一性“建構論”觀點; (6) 庸俗性“辯證法工作主義”觀點; (7) 極端性“去階級化”觀點;以及 (8) “親科學主義”或“泛科學主義”觀點, 等等。

  由于缺乏系統化的實踐邏輯, 實證科學被引入形而上學企圖中, 導致無法實踐消解種種不良的甚至完全離開歷史實踐的理論建構觀, 掩蓋了中華經濟理論構造的馬克思主義內涵邏輯。在實踐路徑上, 中國經濟學建構的實質性內涵與規定在于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歷史實踐的相結合。工作指向是實踐邏輯, 以構造實踐化的“中國歷史+中國思維+中國語言”的結合態為取向。其最終沖破了資產階級科學主義的思維束縛, 解除了資產階級解釋學語言牢籠。

  實踐態的中國歷史應理解為這一工作原則:以社會歷史的實際發生、發展為研究對象 (認識與理論生產) 的基本規定。由此, “‘歷史唯物主義’不僅是以‘歷史’為其解釋原則的‘唯物主義’, 也是以‘歷史’為其解釋原則的‘辯證法’”恰恰是顛倒了歷史與辯證法之間的關系, 否決了歷史唯物主義“是以‘歷史’作為研究對象的‘歷史觀’”的規定。 (段忠橋, 2008) 所以, 有充足的實踐根據可以表明, “回到馬克思”的工作口號和認識路線其實是偽的, 與馬克思實際交會的乃是歷史和實踐, 并且也只能夠是歷史和實踐本身。亦猶如段忠橋教授指出的, 在理解“真正的實證科學” (歷史科學) 方面, 其應是“歷史唯物主義的考察方法”, 而“這些抽象” (政治經濟學范疇) 體現的則是“歷史唯物主義的理論形態和基本內容。” (段忠橋, 2010)

  與實踐態的中國歷史相適應的思維法則是具體化、民族化的馬克思主義辯證法。應確證:“馬克思主義中國化不是完全發生在觀念和文化領域的事件, 而是發生在世界范圍內的存在領域的事件或現象。” (皮家勝, 2011) 這種以歷史發生為基礎的母子關系的認識解剖與社會生產升華了《資本論》實踐邏輯體系, 對之提出了中華創造性轉化的工作要求, 彰顯了歷史工作思維與邏輯認識思維的同一性 (內蘊社會歷史發展的不可逆過程分析與由內至外的講述形式的邏輯統一) , 充分預示了方法論批判轉向蘊涵批判的中華建構之確實可能。

  中華實踐條件下的《資本論》再研究及辯證法工作思維的中華轉向具體蘊涵了馬克思主義辯證法工作語言的中華具體化, 確立實踐化、民族化的歷史科學語言表述系統。這種工作語言體系也是中國歷史上實際的“經濟學”, 是接納和改造西方理論、探索中國原生態理論的實際“工作界面”和“端口”。這種既防止學科語言“去歷史化”, 又防止歷史語言“去民族化”的認識生產路徑為工作思維與語言體式的中華域內的統一提供了充足的現實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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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簡短結語

 

  中國經濟學建構的實踐之路在于摒棄科學主義, 拒絕解釋學, 面向歷史、實踐, 全面采納發生學的實踐邏輯工作路線。在“發生”之上貫以“學”, 又以實踐的發生學命名“唯物主義”其實是說明盧卡奇意義上的“科學”和總體理論建構觀。它徹底消除了認識起點的自足性, 有效實現了“反逆轉”, 將經濟科學由特殊門類的自然科學回歸到大文科的范圍內, 回落至歷史的規定和實踐生成的規定域, 乃至強調了唯物主義實踐對于認識所具有的永恒的先決性。

  在當下中國, 這體現為認識生產的前提批判性。猶如馬克思《資本論》實踐之路可簡潔為這一工作路線:德國方式-英國材料-西歐歷史-資本主義發展前景, 作為“另一種意義”人類史的形成, 中國政治經濟學的認識生產工作路線亦可類似提煉為:中華方式-中國材料-世界歷史-展看人類發展前景。前一概括是后一概括的“導論”, 后一理論概括是在前一理論概括的基礎上進行的理論實踐活動, 因而形成了對真正意義“人類史” (即“世界史”) 的“客觀認識”, 也因而真正統一了“理論”, 使之成為政治經濟學的“客觀存在”。

  從而, “中國歷史+中國思維+中國語言”即中國經濟學的實踐構筑形態。中國經濟學建構確實需要走“回家”、“回歷史”、“回中國”的實踐之路。總的來說, 這種工作作風和工作路線是中國歷史對于中國思維的實踐落實, 是內蘊辯證法本真精神的中國思維進而對于中國語言的實踐落實, 是歷史主義與實踐主義的高度合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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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1] 馬克思.1975.剩余價值理論 (第3冊)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 馬克思.2004.資本論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3] 馬克思、恩格斯.1995a.馬恩選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4] 馬克思、恩格斯.1995b.馬恩選集 (第2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5] 馬克思、恩格斯.1995c.馬恩選集 (第4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6] 馬克思、恩格斯.1956.馬恩全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7] 馬克思、恩格斯.1963.馬恩全集 (第19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8] 馬克思、恩格斯.1976.馬克思、恩格斯《資本論》書信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

  [9] 馬克思、恩格斯.1979.馬恩全集 (第46卷上)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0] 馬克思、恩格斯.1980.馬恩全集 (第46卷下)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1] 馬克思、恩格斯.1982.馬恩全集 (第49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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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 列寧.1995.列寧選集 (第1卷) [M].北京:人民出版社.

  [15]盧卡奇.2009.歷史與階級意識——關于馬克思主義辯證法的研究[M].杜章智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6]米克.1979.勞動價值學說的研究[M].陳彪如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17]科斯.2010.論經濟學和經濟學家[M].羅君麗等譯.上海:格致出版社.

  [18]平子友長.2012.“物象化”與“物化”同黑格爾辯證法的聯系[J].馬克思主義與現實, (4) :69-76.

  [19]段忠橋.2008.什么是馬克思恩格斯創建的歷史唯物主義?——與孫正聿教授商榷[J].哲學研究, (1) :3-10.

  [20]段忠橋.2010.歷史唯物主義:“哲學”還是“真正的實證科學”——答俞吾金教授[J].學術月刊, (2) :14-20.

  [21]劉永佶.2011.勞動主義 (上卷.序) [M].北京:中國經濟出版社.

  [22]皮家勝.2011.現象學視閾中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J].馬克思主義哲學研究 (年刊) , 56-68.

  [23]許光偉.2013.勞動二重性實踐之路:從批判到內蘊批判的建構——馬克思勞動價值論的理論蘊涵[J].江漢論壇, (2) .

  [24]朱紹文.2010.亞當.斯密的《道德感情論》與所謂“斯密問題”[J].經濟學動態, (7) :9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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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閱讀可對照這里:

 

  許光偉:發生學與中國經濟學研究 - 烏有之鄉

  www.walhss.live/Article/sichao/2019/01/397852.html

  

注釋

 

  1 本文使用的“唯物主義”概念決不是自足的套語, 也決不意味著將唯物主義的自然觀和歷史觀分屬完全不同的認識領域, 而毋寧說是關于自然史和人類史的統一史觀。

  2 列寧強調:“《資本論》中, 唯物主義的邏輯、辯證法和認識論[不必要三個詞:它們是同一個東西]都應用于一門科學”, 即“‘邏輯’ (大寫字母的) ”, 馬克思“遺留下《資本論》的邏輯”, “應當充分地利用這種邏輯來解決這一問題。” (列寧, 1990) 290

  3 馬克思批判了德國歷史學派:“18世紀僅僅產生了一種東西, 它的主要特征是輕佻, 而這種唯一的輕佻的東西就是歷史學派。歷史學派已把研究起源變成了自己的口號。” (馬克思、恩格斯, 1956) 97《資本論》二版跋中, 馬克思繼續了該種批判:“可見, 政治經濟學在我國缺乏生長的土壤……別國的現實在理論上的表現, 在他們手中變成了教條集成, 被他們用包圍著他們的小資產階級世界的精神去解釋, 就是說, 被曲解了。他們不能把在科學上無能為力的感覺完全壓制下去, 他們不安地意識到, 他們必須在一個實際上不熟悉的領域內充當先生, 于是就企圖用博通文史的美裝, 或用無關材料的混合物來加以掩飾。這種材料是從所謂官房學——各種知識的雜拌, 滿懷希望的德國官僚候補者必須通過的煉獄之火——抄襲來的。” (馬克思, 2004) 15

  4 例如科斯聲明:“我的一些言論, 有時被理解為對經濟學理論數學化含有敵意。但事實并非如此。實際上, 我認為, 一旦我們發現了影響經濟體系績效的真實因素, 對因素間的復雜交互關系的研究就必定需要運用數學方法來處理, 就像在自然科學中那樣。那時, 像我這樣以散文形式寫論文的經濟學家, 將會鞠躬謝幕。我祝愿這個時期快點到來!” (科斯, 2010) 16

  5 資產階級虛假二重性不是任何的存在結構上的規定, 毋寧說成是認識本身的結構化。平子友長稱物化為“事物向物顛倒的物化”, 稱物象化為“人向事物顛倒的物象化”。 (平子友長, 2012) 在此意義上, 所以馬克思說:“這是物質生產中, 現實社會生活過程 (因為它就是生產過程) 中, 與意識形態領域內表現于宗教中的那種關系完全同樣的關系, 即主體顛倒為客體以及反過來的情形。” (馬克思、恩格斯, 1982) 49

  6 朱紹文把類似科斯的這種關于斯密行為人學說的觀點解讀成:“如果不被社會認為是‘合適’的話, 這種行為者的行為不管是出于‘利己心’還是出于‘利他心’, 都是不受歡迎的, 在道義上也不是正當的行為。當然, 也不是能被第三者所認可的行為。”“所說的‘第三者’必須是真心了解行為者的情況的‘公平的觀察者’, 但這是斯密所設想的‘觀念上’的存在。”即斯密的《道德情操論》、《國富論》僅僅掙脫了封建枷鎖而處于新的社會關系的人們制定新的行為準則、新的善惡基準和道德規范。 (朱紹文, 2010)

  7 關于認識生產的歷史、實踐性, 馬克思恩格斯實際上早就指出過:“這些抽象本身離開了現實的歷史就沒有任何價值。它們只能對整理歷史資料提供某些方便, 指出歷史資料的各個層次的順序。但是這些抽象與哲學不同, 它們絕不提供可以適用于各個歷史時代的藥方或公式。相反, 只是在人們著手考察和整理資料——不管是有關過去時代的還是有關當代的資料——的時候, 在實際闡述資料的時候, 困難才開始出現。”并著重強調:“這些困難的排除受到種種前提的制約, 這些前提在這里是根本不可能提供出來的, 而只能從對每個時代的個人的現實生活過程和活動的研究中產生。” (馬克思、恩格斯, 1995a) 74相反, “如果不把唯物主義方法當作研究歷史的指南, 而把它當作現成的公式, 按照它來剪裁各種歷史事實, 那它就會轉變為自己的對立物。” (馬克思、恩格斯, 1995c) 688

  載于《中國經濟問題》2013年第2期第12-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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