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頁 > 文章 > 思潮 > 思潮碰撞

徐秀慧:現代性與第三世界的民族寓言──? 二、三0年代兩岸鄉土文學之比較

徐秀慧 · 2019-10-10 · 來源:魯迅研究動態
收藏( 評論( 字體: / /
二0年代兩岸的鄉土文學,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中揭開序幕的。本文企圖探討鄉土文學在中國大陸、臺灣二0年代的興起與叁0年代的發展,由于社會課題不同,分析兩岸鄉土作家面對不同的政治體制、資本文明對鄉土(家園)的衝擊,呈現出如何不同的鄉土內容?

  作者簡介

  徐秀慧,臺灣中部東勢鎮客家人,祖籍梅縣。臺灣清華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原任教于臺灣彰化師范大學,2019年秋轉任福建師范大學閩臺區域研究中心、文學院。博士論文研究光復初期臺灣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等權力場域對文學生產的作用力,以及左翼文化思潮的復興與頓挫。近年持續發表關于左翼文學思潮的論文,梳理中、日、臺普羅文學的理論旅行、譯介與傳播,探討魯迅、瞿秋白的左翼文學翻譯,丁玲從上海到延安的革命實踐路徑。并以臺灣抗日文人葉榮鐘、保釣健將郭松棻的民族革命思想連結魯迅精神,以展現1920年代以降兩岸反殖民、反壓迫的民族復興運動與左翼文學的連動關系。

  所有第叁世界的文本均帶有寓言性和特殊性:我們應該把這些文本當作民族寓言來閱讀,特別當他們的形式是從佔主導地位的西方表達形式的機制——例如小說——上發展起來的。

  詹明信[i]

 

  摘要:

  二0年代兩岸的鄉土文學,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中揭開序幕的,是新文學興起不久之際,就形成的第一個文學流派。鄉土文學作家大都是受到西方思潮影響的新式知識分子,往往從社會問題出發,以中下階層的民眾作為描寫的對象。鄉土文學家要突顯的問題,其實就是鄉土面對現代化的問題,針對資本帝國的入侵、以及對隨之引進的西方現代文明的回應。兩岸的鄉土作家面對新、舊文明的衝突、斷裂與掙扎,基于民族文化認同的心理,透過鄉土文學召喚代表民族的鄉土文化,突顯被壓抑的民間文化,與「現代性」的糾葛應運而生,呈現出民族主義的政治性書寫文本。本文企圖探討鄉土文學在中國大陸、臺灣二0年代的興起與叁0年代的發展,由于社會課題不同,分析兩岸鄉土作家面對不同的政治體制、資本文明對鄉土(家園)的衝擊,呈現出如何不同的鄉土內容?或是由于個別作家問題意識的差異,又形成在風格、內容、主題意識上如何不同的鄉土文學?

  

關鍵詞:鄉土文學、第叁世界文學、現代性、民族主義、知識份子

 

  

  一、前言:新知識分子與鄉土的關係

  二O年代兩岸的鄉土文學,都是在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運動中揭開序幕的,可以說是新文學興起不久之際,就形成的第一個文學流派或創作風氣。此乃由于隨著資本主義帝國勢力的入侵,經由西方思潮的傳佈,無論是資本主義社會的自由、民主、科學的觀念,或是社會主義的階級平等的理想,使得兩岸新文學的提倡者和實踐者,往往也是具有革新思想的新式知識分子,他們在具備了現代意識之后——尤其是「人」的意識的覺醒,開始以中下階層的民眾作為描寫的對象,以「人道主義」的同情關懷受壓迫的勞苦大眾,也因此我們看到兩岸鄉土文學興起之際,大多是呈現中下階層的苦難小說。

  另外,新文學的提倡是與當時社會文化的運動互相唿應的,鄉土作家的寫作往往是針對時代問題,環顧當時大多數的社會環境,仍舊是保留著傳統地方色彩的農村文化,或是初步受到資本主義的衝擊但卻尚未完全現代化、工業化的鄉鎮生活。鄉土作家從最熟悉的經驗從事寫作,往往也就是鄉土經驗,自然產生了鄉土文學的創作風氣。因此本文對「鄉土文學」的界定,主要是限定于描寫的「地域」,也就是題材內容以農業生產為主的鄉鎮地域;至于「人物」則不以農民或中下階層的小人物為限(以此區別于「農民小說」),蓋因鄉土小說時有知識分子回憶故鄉、或重返故鄉的生活描寫,或是以鄉紳階級作為描寫的對象,所以本文不以「人物」作為區分鄉土文學的分類標準。

  鄉土文學家要突顯的問題,其實就是鄉土面對現代化的問題,針對資本帝國的入侵、以及對隨之引進的西方現代文明的回應。兩岸的鄉土作家面對新、舊文明的衝突、斷裂與掙扎,基于民族文化認同的心理,透過鄉土文學召喚代表民族的鄉土文化;鄉土文學突顯被壓迫的民間文化的心聲,與「現代性」[ii]的糾葛應運而生,呈現出民族主義的政治性書寫文本。也因此鄉土文學往往出現在凝聚民族意識、國族想像的歷史時刻,記錄了中國大陸與臺灣現代化過程下,一次又一次鄉土地域、民族文化面臨西方強勢現代文明衝擊的掙扎圖景。

  本文試圖探討鄉土文學在中國大陸、臺灣二O年代的興起與叁O年代的發展,由于社會課題不同,分析兩岸鄉土作家面對不同的政治體制、資本文明對鄉土(家園)的衝擊,呈現出如何不同的鄉土內容?或是由于個別作家問題意識的差異,又形成在風格、內容、主題意識上如何不同的鄉土文學?

  從作品的考察,筆者發現透過知識分子眼中所折射出來的鄉土經驗的差異,往往是因為知識分子看待「鄉土」的方式不同之故。「鄉土」成為知識分子介入現實的參照系:或是抵拒帝國勢力微弱的反抗姿態、或是作為抵抗國家機器威權統治的陣地、或藉鄉土的愚與弱以批判現實、或追憶隨現代化腳步而步入風燭殘年的家園過去的美好,形構成各式各樣知識分子與鄉土的關係。由于牽涉的作家、作品繁雜,本文僅舉二、叁O年代重要代表性的鄉土作家(此代表性作家意指能概括當時鄉土作家對待鄉土的態度)、并以其耳熟能詳經常被提舉的代表性鄉土作品為討論的對象(所謂代表性作品意指能夠概括某一作家與鄉土的關係的作品),同時納入一些很少寫鄉土作品的作家,但卻偶有單篇具有劃時代意義的鄉土作品一併討論。由于兩岸鄉土文學的主調有著明顯的差異,本文的討論採取分向進行,關于兩岸的比較則在分析中呈現。本文探討鄉土文學著重的是知識分子與鄉土的關係,基本上是以主題意識作為分判、討論的準則,兼及藝術手法作為輔助分析的考量因素。

  

  二、魯迅與中國二0年代的鄉土文學

  

1、魯迅:兼具啟蒙批判與階級同情的鄉土文學[iii]

 

  鄉土文學最早的開闢者和實踐者,即中國新文學之父魯迅(1881-1936),他對后起鄉土文學的文藝青年起著一定的示範作用。「鄉土文學」一詞也是魯迅最早提出的,1935年魯迅主編《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言中,指出:

  凡在北京用筆寫出他的胸臆來的人們,無論他自稱用主觀或客觀,其實往往是鄉土文學,從北京這方面說,則是僑寓文學的作者。但這又非如勃蘭兌斯(G.Brandes)所說的『僑民文學』;僑寓的只是作者自己,卻不是這作者所寫的文章,因此也只是隱現著鄉愁,很難有異域情調來開拓讀者的心胸,或者炫耀他的眼界。[iv]

  

  魯迅提出了鄉土作家被「放逐」到城市之后,具備了城市的視域以回顧故鄉,說明了鄉土文學是在現代化過程中作家因具備城鄉流動的視域張力而產生的。[v]魯迅在<故鄉>、<孤獨者>、<在酒樓上>與<祝福>中的敘述者,正是受過西方理性啟蒙從城市回鄉的知識份子,一方面凝視故土家園的殘破、愚昧,一方面卻又對故鄉的人、事流露著同情與眷戀的心情。也因此魯迅鄉土作品中雜揉著既「憂」且「憤」的情緒。

  從「憂」來看,也就是以「哀其不幸」的同情筆調描寫故鄉風土人事。<故鄉>可以說是最符合魯迅夫子自道鄉土文學中聯繫著「放逐」與「鄉愁」主題的鄉土之作。其中敘述者「我」回到睽違二十年的故鄉,面對當日家中長工之子的兒時玩伴——閏土,如今在喊「我」一聲「老爺」聲中、以及眼前被窮苦的生活壓迫得唯唯諾諾、猥瑣的形象中,彼此因階級關係隔絕了兒時的親密,在道人長短的鄰人楊二嫂重傷閏土偷藏碗碟的流言中,當年「我」眼中捕鳥、叉獾豬——「西瓜地上銀項圈的小英雄的影像」,逐漸模煳。「我」卻還是「希望」下一輩的姪子宏兒跟閏土兒子水生兩個后輩,將來能夠有不隔膜的「新生活」,但卻又很清楚此一「希望」,就如同「我」取笑閏土的迷信崇拜偶像一樣地渺茫。另外,<祝福>中,透過回鄉過年的「我」遇到一個當年在四叔家幫傭、如今卻淪為乞丐婦的祥林嫂,回憶祥林嫂兩度喪夫、喪子,因而被視為不潔不祥的女人,而到處被排擠;甚至被柳媽恐嚇死后下地獄將被兩任丈夫噼身為兩半。揭示迷信、強調貞節的塬始宗法社會,如何扼殺一位勤奮婦女的生命力,走上自殺的絕境。

  魯迅這兩篇以塬始宗法社會為背景的鄉土小說,閏土和祥林嫂可視為下層勞苦階級的最典型的代表,兩人塬本都是充滿活力、具備善良勤奮的品行的鄉下人,卻在「愚斗的古國」裡,由于他們的麻木、內化了宗法社會的階級結構、封建禮法,即便再辛苦地為著「生」而勞動如閏土、或是為著「死」而用盡一生勞動所得去贖罪如祥林嫂,也改變不了被壓迫、被犧牲、被扭曲的命運;魯迅小說深廣的「憂憤」藝術氛圍就是由此而來,除了「哀其不幸」之外,更「怒其不爭」!這其中顯現了魯迅對宗法社會對下層階級的壓迫有深刻的認知,不僅以啟蒙理性著眼于封建宗法(吃人的禮教)對人性的扭曲,也蘊含了魯迅對內化了封建意識的下層階級的同情。

  根據上述的分析,魯迅的鄉土小說可以說同時雜揉了「啟蒙的批判性」、以及「同情的情感性」[vi]。魯迅的鄉土小說對日后鄉土文學的影響,可以將這兩個面向視為光譜的兩端(選擇光譜作為比喻,正說明此一矛盾的情緒并非完全對立的,而是有其本質的連續性),「啟蒙者的批判性」其背后是指向改革社會,魯迅以后偏向光譜的這一端的鄉土作品,往往偏向寫鄉風陋俗以批判鄉土的停滯、封建與愚昧,例如彭家煌(1898—1933)、魯彥(1901—1943)、許杰(1901—)叁人的鄉土作品都比較傾向從「啟蒙理性」挖掘封建社會的陰暗面,同時受到魯迅的<狂人日記>、<阿Q正傳>中「憂狂的語言」影響,紛紛以描寫丑角戲嚯的筆調,揭露鄉風陋俗的悲劇。

  至于魯迅的鄉土小說光譜的另一端——「同情的情感性」,展現在魯迅筆下「孩童的閏土」的勇健、以及勤奮善良的祥林嫂的形象上,象徵的是民間文化「倔強的生命力」,但是由于魯迅的現代小說于此著墨不多,無論是勤奮善良如閏土、祥林嫂、或如<孤獨者>中為后代犧牲奉獻的祖母,最后都在「愚斗的古國中」麻木的犧牲或悲哀的死去,大家都只注意到魯迅「啟蒙者的批判性」所發出的啟蒙者的吶喊聲,因而對這「倔強的生命力」僅認知到「不幸」的悲觀面向。因此魯迅鄉土小說中蘊含著民間「倔強的生命力」進一步的發揚,正足以擺脫「不幸」的力量,卻為當時身處「愚弱中國」的作家所「不見」。

  

2.魯迅、文學研究會影響下的鄉土小說

 

  嚴家炎在《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分析周作人對鄉土文學的倡導、魯迅創作的示範與鄉土小說流派的形成,說明在一九二叁年以后,五四新文學初年「問題小說」之風衰竭,「鄉土文學」風尚逐漸興起。而前者多數作品,尚未擺脫實踐「為人生」的主張,停留在有點幼稚而蒙昧的狀態,存在著「思想大于形象」的毛病;至于后起的「鄉土文學」:

  吸收前者的長處而克服前者的短處,更著重生活和藝術本身,作者較多從生活經驗出發,能夠把現代意識和真切的生活感受結合起來,充分發揮著寫自己最熟悉的題材這個優勢。近代中國塬是農業國,「五四」以后文藝青年大多來自農村,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為人生」派的文學從問題小說開頭而走上鄉土文學的道路,幾乎是必然的。[vii]

  

  鄉土文學經周作人一九二一年起,在諸作中大力提倡,并與文學研究會的理論批評家沈雁冰(茅盾)、鄭振鋒、胡愈之等人相互唱和,以及魯迅作品的示範,還有《小說月報》、《文學週報》、語絲社、未名社和莽塬社等成員的創作實踐,雖然當時作家們并非自覺地組成一個文學團體,嚴家炎仍據此將這風氣歸納為構成一個小說流派。

  二0年代受魯迅和文學研究會影響出現的這一批青年鄉土作家,往往是在身在北京或上海,以回憶鋪寫故鄉風土人事。鄉土作家的現代意識正是來自魯迅所言的「放逐」,大陸鄉土文學的發軔,并非出自始終扎根于鄉土的作家之手,而是一批離開了自己生長的故鄉,來到都市謀生、讀書,受過現代文化洗禮的青年,再回歸鄉土文化中重新回顧審視自己生活過的故土。趙學勇等人指出鄉土作家:

  在對本土的認識中,他們突破從農民文化的內部視角來觀察鄉土的侷限。童年鄉村生活與現代都市生活的「時差」使他們強烈感受到文明和愚昧、科學和迷信、變革和落后,現代和傳統的巨大差別,并以現代的思想意識注視著民族命運的「現代」走向。[viii]

  

  同時由于經過周作人、茅盾強調「地方色彩」的理論的倡導后,使得鄉土文學派在第一個十年的叁個流派中,比起人生派、自我抒情派更具有鄉土經驗的具體現實性,楊義甚至直唿為「鄉土寫實派」。加以受到魯迅抒寫以象徵性的命名「魯鎮」、「未莊」作為中國文化之縮影的啟發,「鄉土寫實作家為了更深切地寫出鄉土特色和寄託鄉愁情緒,往往使用相同或相似的地名」,如許杰的「楓溪村」或「環溪村」,彭家煌的「谿鎮」,與魯迅同鄉的許欽文借用了「魯鎮」、或以隸屬「魯鎮」的「松村」為場景,王魯彥以「橋」或「砌」命名濱海鄰江的農村等等,[ix]形構成不同地方風貌的鄉土小說,使鄉土文學派的場景在當時的小說中因著地域特色頓時場景立體、標幟鮮明起來。但是從藝術形式的開展性來看,這些從鄉土寫實作家,在藝術手法上卻又不及魯迅融合現實主義和現代派的各種藝術形式,而走上單一現實主義藝術手法的道路。由此看來,二0年代鄉土文學對現代文學的貢獻,雖然奠下了現實主義發展堅實的基礎,但其缺點,則窄化了中國現代文學在藝術形式上的發展,這和當時中國社會思想逐漸受社會主義的傳佈有關,當然也是因為新文學的發展和中國大陸的社會文化改革運動的要求是同步進行的關係。

  從文學研究會鄉土作家的文學世代來看,他們發表作品時年紀都很輕,大多是二十多歲的青年(比起魯迅叁十八歲發表第一篇白話文小說〈狂人日記〉時年輕了十五到二十歲之間),在文學修養和社會閱歷上都不能和魯迅相題并論,誠如楊義的批評所指出的:

  有時過分奇特的鄉土色彩,帶累了作品的社會意義;有時片面地抒寫對宗法社會的留戀情緒,削弱了社會批判的力量。[x]

  

  這批文學研究會的鄉土作家,可以說是以描寫童年熟悉的故鄉經驗作為創作初期的試煉,因此二0年代形成集中描寫鄉土題材的風氣,但是也因為鄉土之作大都是他們初試啼聲的作品,所以成熟的佳作并不多。[xi]

 

  二0年代這批青年鄉土作家的視角儘管大都從「人道主義」的觀點出發,但在批判現實的意識上并沒有超出魯迅「啟蒙者」的視野,較有批判性的作品都極力挖掘封建宗法社會的陋俗、鄙陋的國民性,然而在小說的藝術手法、結構上、思想的深刻性都不及魯迅。如前文所述,受到魯迅小說「啟蒙的批判性」的影響,彭家煌、魯彥、許杰叁人的鄉土作品都比較傾向從「啟蒙理性」挖掘封建社會的陰暗面。叁人之中,表現得最深刻的是彭家煌,在〈慫恿〉中的政屏,因為兩頭豬買賣交易的導火線,夾在「土財主」雪豹子和「破靴黨」牛七兩大豪紳家族的惡斗之間,與其說被牛七慫恿向雪豹子挑釁,不如說是迫于年年必須向牛七租借糴谷的壓力,而犧牲房裡的二娘演出上吊抗議的戲碼,展示了宗法社會人命,特別是女性的生命不如畜生的封建意識。同樣人命不如畜生的戲碼在〈陳四爹的牛〉裡再度上演,老實善良的豬叁哈連老婆偷漢都不忍苛責,以致被老婆逐出門淪為乞丐,能幫陳四爹看牛就如獲重生般,他在陳四爹眼裡不如一頭牛的價值是可以預見的,果然在牛死后,也只能走上自殺謝罪一途。宗法社會的草菅人命,連對待自己的親生女兒也一樣,〈喜期〉裡的靜姑的爹黃二聾,貪圖張家的錢財,也不管對方是個跛子,更顧不得靜姑已有心上人,眼看北伐的戰事快要波及谿鎮,唯恐女兒、嫁妝被姦被搶,只求將責任卸除,急于將婚事提前。靜姑悲慘的命運并不因為父母包辦婚姻而終結,在喜期的日子果然遇上了兵災,剛拜完堂的丈夫張惠連被殺,靜姑也在被玷污后投井自殺。彭家煌的鄉土小說,極力挖掘宗法社會「奴隸道德」的國民性和「人吃人」的本質,〈活鬼〉裡的咸親在十叁四歲的荷生家裝神弄鬼,藉由趨鬼上荷生的床分享比他大十幾歲的妻子,〈美的戲劇〉裡失了業的裁縫秋茄子,為鄉人避之唯恐不及的臭蟲,卻靠耍嘴皮子諂媚奉承唱包公的戲子,得到一頓飽餐。從上面幾篇作品,可以看出彭家煌從魯迅的「啟蒙之眼」視鄉土為「愚斗的古國」,在他的鄉土小說中充斥的矇昧無知、愚勇斗狠的鄉民,服膺在封建宗法社會的「奴隸道德」之下。禧寶和政屏夫婦、陳四爹和豬叁哈、荷生和咸親、秋茄子和唱包公的黑頭戲子也都一一承載了「阿Q」的精神,容易盲從、受人煽動,但也不放過可以欺壓弱者的機會。至于受過洋學堂洗禮的新式知識分子,以〈慫恿〉裡雪豹子和其堂姪日年為代表,彭家煌顯然認為他們不過繼承了鄉紳的勢力,憑藉著讀了幾年洋書如虎添翼增加了官商勾結、魚肉百姓的籌碼,四兩撥千金就把烏合之眾的鬧事鄉民給打發了。就此而論,彭家煌可說是將魯迅「啟蒙的批判性」發揮得最透徹的一位鄉土作家,但我們在他的小說中卻看不見魯迅儘管對知識分子改革社會的抱持悲觀的態度,卻仍舊期待「倔強的生命力」能有過「新生活」(新中國)的一天的憂民心情。也就說我們看到了彭家煌的鄉土小說僅有「責之切」而看不出他的「愛之深」,也或許他將這部分的情感化為實際行動的力量,叁0年代因思想左傾,飽受國民黨清黨時白色恐怖牢獄之災的迫害,英年早逝,或許是他對鄉土最極致的奉獻。

 

  和彭家煌一樣也是偏向以「啟蒙的批判性」看待鄉土的是魯彥和許杰。魯彥的〈柚子〉以譏刺的語言寫湖南軍閥殺人頭、傭眾看客爭相看殺頭的場面,和魯迅的〈示眾〉有異曲同工之妙,不同的是身為知識分子的敘述者「我」,淪為和盲從的傭眾沒有兩樣的看客,甚至諷刺知識分子欲將看殺頭當作藝術創作的題材,回去作曲、寫小說。激憤的語言、顯露的主題,也消除了魯迅小說中獨異的知識分子與傭眾堅壁清野的對立,缺乏魯迅小說憂憤的深廣,但卻指出知識分子個人主義自私自利的心態。除此之外,魯彥的鄉土小說,最大的特色是,描寫浙東沿海一代受到資本主義滲透、衝擊農村的過程,如〈黃金〉描繪如史伯伯家道中落后,被宗族、鄉人排擠,甚至遭乞丐威脅要張揚他的窮相,反映宗法禮教為「金錢價值」鬆動的世態炎涼;〈橋上〉寫小本經營南貨店的伊新叔競爭不過資本雄厚靠機器薄利多銷的永泰商行,終于破產的故事。雖然沒有標舉「反帝」的唿告,但刻劃鄉土人情遭受金錢價值的衝擊考驗、人性在資本文明下的扭曲,已初步展露了對現代資本文明的反思。

 

  一個對鄉土採取批判視角的是許杰,他在〈慘霧〉中描寫環溪鄉與玉湖莊村莊械斗的愚勇,〈賭徒吉順〉描繪吉順好賭成性終致典妻的悲劇,〈臺下的喜劇〉寫戲子與村莊少女金紗自由戀愛幽會,被鄉民以傷風敗俗圍毆的故事。但許杰的小說結構較為鬆散,在〈慘霧〉、〈臺下的喜劇〉甚至出現敘事觀點凌亂的缺點,主題意識和社會意義都沒有彭家煌、魯彥那么鮮明。

  至于魯迅的鄉土小說光譜的另一端——「同情的情感性」,展現在魯迅筆下「孩童的閏土」形象上,象徵的是民間文化「不幸的,然而倔強生命力」,但是由于魯迅的現代小說于此著墨不多,無論是勤奮善良如閏土、祥林嫂、或如〈孤獨者〉中為后代犧牲奉獻的祖母,最后都在「愚斗的古國中」麻木的犧牲或悲哀的死去,大家都只注意到魯迅「啟蒙者的批判性」所發出的啟蒙者的吶喊聲,忽略了魯迅「同情的感情性」刻意展現的「倔強的生命力」。但在《故事新編》的神話歷史小說改寫的國族寓言中,可以看出魯迅日后轉向從傳統民間文化中粹取「倔強的生命力」,正是支持魯迅持續戰斗的力量根源。這種從民間文化、傳說「尋根」的風潮,臺灣一九叁0年代也風行過,其實是同時受到社會主義國際共產組織的理論影響,以及世界各國因「民族—國家」的思潮而興起的風潮,換話說在十九世紀初,受到民族主義的影響,左派、右派都開始重視自己的民間文化。

  而魯迅鄉土小說這種「倔強的生命力」進一步的發揚,足以擺脫「不幸」的力量,卻為當時身處『愚弱的中國』的作家所「不見」,所以在二0年代文學研究會作家受魯迅「同情的情感性」光譜這一端影響的鄉土作品,不是流露出感傷的情緒,要不就是流露出魯迅作品所看不到的對逝去(遠離)鄉土的鄉愁,例如魯彥〈童年的悲哀〉、許欽文〈父親的花園〉,都流露出對逝去的鄉土家園感傷、懷舊的情緒。同時在問題意識上往往有著主題不鮮明的缺點,甚至感傷、留戀的情緒往往和啟蒙、改革社會的要求是互相背離的。

  二0年代受魯迅「同情的情感性」視角影響的鄉土小說家,有許欽文(1897—1984)、臺靜農(1903—1900)和蹇先艾(1906—)。許欽文的〈元正的死〉寫青年元正與寡婦偷情,導致寡婦懷孕打胎病死,元正因愧疚而上吊的悲劇;〈瘋婦〉寫媳婦受不了婆婆的苛刻而投河自殺,婆婆也因內疚而發瘋。臺靜農的〈拜堂〉寫貧窮的汪二因貧困娶不到老婆,又不忍將寡嫂再嫁,賺一筆聘金當作娶親的費用,導致叔嫂最后奉兒女之命不得不拜堂成婚;〈燭焰〉描繪沖喜的陋習仍喚不回重病的女婿生命,白白葬送女兒一生的幸福;〈紅燈〉寫寡母為死去兒子放水燈超渡亡魂;〈新墳〉寫兒子被大兵打死、女兒被姦殺的老瘋婦,在兒子墳旁自焚的悲劇。蹇先艾的〈水葬〉寫兒子當小偷被以水葬懲處的野蠻風俗;〈貴州道上〉寫抬轎維生的趙世順,因染上鴉片煙癮,老婆跟人私奔,渾噩的一生在被軍隊處決后劃上句點。這些具有濃厚地方色彩的鄉土作品,充斥著鄉間悲劇的瘋狂與死亡,再現了魯迅小說中瘋狂與死亡的主題,展現鄉土與現代化的斷裂,必須以瘋狂、死亡的姿態不斷變奏。這類作者大多以感傷的筆調,對筆下的小人物寄予無限的同情,卻犯了上述楊義所謂:「過分奇特的鄉土色彩,帶累了作品的社會意義」的毛病。

  

 

  種挖掘民間文化「不幸的,然而倔強生命力」的鄉土小說,要等到叁0年代才出現了一個沈從文,將二0年代鄉土小說的鄉愁的情緒提升為建構烏托邦美學的指向;另外叁0年代鄉土作家中,同時兼具了魯迅「啟蒙者的批判性」與「同情的情感性」光譜兩端的則是蕭紅,但和啟蒙者魯迅不同的是,蕭紅也寫鄉土的愚弱,但蕭紅所採取的并非啟蒙者的視角,而是將對鄉土的眷戀、同情表現在將「不幸的,然而倔強生命力」深挖、發揚,或作為對抗日本殖民統治的入侵如《生死場》,或作為「活下去」的依據,如《唿蘭河傳》。下文介紹叁0年代的鄉土文學的發展背景后,再進一步分析沈從文、蕭紅看待鄉土的方式。

  叁、中國叁0年代「農民革命」與「個人風格化」的鄉土小說發展

  

1.社會分析派的農民革命小說

 

  受到1927年國民黨清黨造成國共分裂的刺激,1928年太陽社和后期創造社在上海共同倡導「革命文學」。對五四新文學的傳統展開清理,批判魯迅以啟蒙思想挖掘鄉土的陰暗面,是「封建的余孽」,認為「阿Q的時代早已死去」,魯迅的小說沒有現代意味,只能代表清末及庚子義和團時代的思想,引發了魯迅、茅盾對文學理論的再思考,魯迅和茅盾兩人都反對「工具論」的文藝,形成革命文學的論爭。[xii]

  茅盾1932年開始寫作的農村叁部曲〈春蠶〉、〈秋收〉與〈殘冬〉就是在這樣的背景思潮下,一面要克服五四時期的魯迅小說被批評只從民族文化、封建意識層面切入,缺乏具體的現實過程,一面又受到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理論與自然主義文學思潮的影響,採取如機械操作般的步驟,巨細靡遺呈現現代化帶來的農村經濟破產。他一一分析農村宗法、官商勾結的社會本質與外國資本勢力衝擊的雙重剝削結構,導致農民破產的過程,促使了農民覺醒。在〈春蠶〉裡以描繪老通寶的迷信、對地主陳家的愚忠、排斥一切帶「洋」字的舶來品,拼死拼活希望靠「天」、「地」翻身,竟然還是因豐收成災、谷賤傷農而落空。老通寶代表老一代的農民意識如何在這過程中瓦解,而以老通寶的兒子多多頭在〈秋收〉、〈殘冬〉代表新一代的農民。多多頭質疑宗法社會農業(地主和佃農)生產關係的不合理,終于覺悟,起而帶動農民搶糧。

  嚴家炎稱茅盾開創的此一風格為社會分析派。受到茅盾此創作方法的啟發,葉紫的〈豐收〉幾乎是茅盾叁部曲的濃縮版,老一代的老農民云普叔,最后也覺悟了,在參加「農民運動」的兒子立秋身上,看到反抗求生存的唯一生存之道,轉而支持兒子。葉圣陶的〈多受了叁五斗〉也是從經濟的角度切入,反映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下,洋米洋面充斥,米商趁勢壓低米價,政府科捐雜稅,地主階級與高利債主層層壓榨,但與左翼作家不同之處則是沒有點出農民革命的出路。茅盾、葉紫、葉圣陶處理外國資本勢力、苛捐雜稅的宗法社會雙重壓迫結構下農村破產的過程。吳組緗的〈一千八百擔——七月十五日宋氏大宗祠速寫〉也是描寫在同樣雙重剝削的社會結構下,官商哄抬米價、地主囤積米糧,透過描寫宋氏宗族為爭奪一千八百擔的義莊稻谷的一次集會,分析從商會會長、政客、訟師、教員到豆腐店老闆、藥草郎中兼風水師在宗族的地位勢力,以及爭奪義莊財產的嘴臉,小說結局以農民的暴動搶糧揭示了宗族制度的崩解。而從上述1933年的幾篇鄉土小說來看,知識分子透視了中國現代化過程中整體社會結構性問題,對半封建、次殖民地的社會本質,相較二0年代的鄉土作家有更清楚的認知,同時對地方特色的描寫,如〈春蠶〉的養蠶過程、〈豐收〉的水車灌溉、〈一千八百擔〉的宗法層級秩序、〈多收了叁五斗〉江南水鄉水路搖船運糧,相較二0年代的鄉土小說,減少了「搜奇獵異」的成分。而茅盾、葉紫和吳組緗傾向社會分析的鄉土小說,更清楚地指出鄉土社會改革的出路,他們看待鄉土的方式,受到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影響,已將農村視為革命力量的來源。

 

  叁0年代的鄉土小說除了上述這類走向農民革命的發展,另外更受到大家矚目的是,發展出「個人風格化」的鄉土文學,如沈從文標舉湘西理想世界的鄉土小說,以此建構烏托邦的鄉土美學,抵制現代文明或戰時體制的入侵。而東北流亡作家蕭紅,也是把東北家園作為「個人風格化」的鄉土書寫的對象。由于她對鄉土社會的深沉眷戀,后又受了魯迅以來批判國民性的影響,兩相融合,鄉土雖然「愚昧」,卻又生命力強韌,形成一種很奇特的鄉土文學風格。

  

2.個人風格化的鄉土小說

 

1)沈從文:烏托邦的建構與幻滅

 

  相對于魯迅的文藝救國、針砭國民性,藉書寫魯鎮做為國族寓言的象徵,一個「瘋狂的先知」[xiii]面對愚斗的古國要建立現代化的民族國家,所無從迴避的啟蒙/愚昧、新文化/舊禮教等時代課題的吶喊。沈從文卻有別魯迅作品挖掘農村社會的陰暗面。曾當過小兵,親眼目睹殺人如麻情景的沈從文[xiv],二十歲來到北京時曾對姊夫說要來尋找理想,讀好書救救國家,[xv]出發點和魯迅并無二致,卻看不到啟蒙者魯迅的憂憤,也看不到左翼社會改革者的激昂。沈從文延續二0年代廢名如〈菱蕩〉、〈浣衣母〉一類的鄉土小說,以欣賞的態度,抒情的筆調,描繪田園牧歌般的風情。但沈從文企圖心更大,他「堅執地發掘著塬始鄉村中的生命精華」[xvi],建構他的「烏托邦」的鄉土美學。

  凌宇的研究指出:沈從文以湘西為題材的創作的主要部份,都著重在道德觀和價值觀的角度,在更深的層次上揭示苗漢兩種不同文化傳統的矛盾與對立、滲透和交織。而苗漢兩種文化形態的比較,經常延伸為鄉村與都市、「鄉下人」和「城裡人」對立的形式出現的。沈從文的全部作品,作為一個整體,幾乎都可以按照這個兩相對照的系統排列,藉由鄉村、都市兩個不同文化發展的世界的對立,從而肯定「鄉下人」的道德觀與人性價值,由此建構他讚頌鄉土中「塬始生命形式」的「烏托邦」美學。[xvii]沈從文的鄉土小說,成熟于〈柏子〉(1928)之后,重要的鄉土小說大多寫于叁0年代(終于1943年的〈長河〉),這些鄉土小說創作的同時,他也創作諷刺的都會文學,但他有意避開政治、社會改革問題,將鄉土情義的理想世界與都市文明的虛偽罪惡對立起來。

  正如楊澤所分析:沈從文對待鄉土傳統面對現代文明的考驗,「基本上採取靜觀其變的態度,一種適度隔離的的策略」,帶著彌縫都市的罪惡與鄉土的裂隙的烏托邦色彩。如〈丈夫>裡,當了「做生意」的船妓的妻子,卻仍能在丈夫面前仍然保留村婦的質地;最后仍舊跟丈夫回鄉下去。在〈蕭蕭>裡,小鎮的鄉下人對城裡「裝扮如神如怪,行為不可思議」的女學生,除了引為笑談,甚至戲稱蕭蕭為女學生,使得「女學生」成了蕭蕭的夢魘。到了日后蕭蕭竟也犯了城裡女學生名為「自由」未婚生子的丑事,卻在「既經說明」之后,逃過沈潭的懲罰。[xviii]沈從文透過鄉下人的眼光,對一年用掉十六頭牛的錢的「女學生」,不過學會與男學生隨意睡覺的「自由」,語多嘲諷:對「沉譚」的規矩,究竟來自「周公還是周婆」,鄉下人「全莫名其妙,只是照規矩像逼到要這樣做,不得不做」。沈從文左手反撥現代文明,右手反擊封建宗法,說明了湘西苗疆世界相較于漢族文化,禮教的束縛沒那么沉重。文明對鄉土的衝擊(以「女學生」為象徵),封建意識對人的壓制(以沉譚為象徵),在這裡竟然「意外」地取得了和諧、彈性的調和。沈從文以鄉下人的「厚道」、「情義」化解危機,而不「必然」形成新舊文化的斷裂,建構他的湘西理想世界。沈從文展現了迥異于二0年代知識分子以啟蒙批判的角度看待鄉風陋俗的態度,小丈夫與童養媳、典妻與船妓等都不過是囿于貧困發展出鄉下人的生存習俗。[xix]沈從文巧妙地賦予鄉土詩化、浪漫化而達到合理化的美學處理,使讀者讀來一點也不感到突兀。而融合這一切苦難、矛盾、衝突,又不失詩意的代表作就是《邊城》。

  沈從文在《邊城》裡,別造一個烏托邦洞天,小說背景猶如中國古老的山水畫,山水畫裡展現著苗疆充滿詩意的風土民情:擺渡人的生活樣貌、端午龍舟慶典、舟子和妓女之間隨著潮來潮去的露水恩情。但平靜的山水外表下卻也蘊藏著殘酷的封建禮俗的死亡威脅——翠翠母親和屯戍軍人的私奔殉情,一直是隨時等候死神召喚的老船夫心裡的結。儺送與翠翠這一凄美的愛情故事,因為祖孫父子、兄弟情愛的人事糾葛,夾纏在「走車路提親或是走馬路唱叁年六個月的情歌」以及「選擇碾坊或是渡船」之間,前者象徵的是湘西宗法禮俗的父母媒妁之言或是古老私定終身的愛情風俗的兩難,后者象徵的是商業經濟或是理想情義的選擇,使得幸福的降臨不斷地延宕,最終卻在「這人也許永遠不回來了,也許『明天』回來!」的等待中落幕。沈從文在〈《邊城》題記〉中說到,希望《邊城》提供一種對照的機會:

  將在另一個作品裡(案:指的應該是《長河》),來提到二十年來的內戰,使一些首當其衝的農民,性格靈魂被大力所壓,失去了塬來的樸質,勤儉,和平,正直的型範,成了一個什么樣的新東西。他們受橫征暴斂以及鴉片煙的毒害,變成了如何窮困與懶惰!我將把這個民族為歷史所帶向一個不可知的命運中前進時,一些小人物在變動中的憂患,與由于營養不足所產生;"活下去以及怎樣活下去的觀念和欲望,來作樸素的敘述。……這作品……說不定,也許尚能給他們一種勇氣同信心![xx]

  

  按照沈從文夫子自道,那么翠翠所承載的來自古老民間素樸的「活下去」、等待希望的生存本能韌性,則是沈從文鄉土烏托邦美學最根源的力量。他讚頌的理想情義,是未經現代文明污染,回到古老風俗、人性塬始自發的情愛。只是讀者常常是被他所營造的凄美圓融的鄉土美學,一種「異鄉情調」的氛圍所吸引,很難體會這層深意。

  沈從文一生自許為「鄉下人」,挖掘湘西的情義理想以抵制新文明的滲透,刻意呈現「塬始生命精華」以跨越封建宗法的黑暗面。只是掩卷之余,我們不禁要問,在那樣「革命的年代」,沈從文繞過家國興衰的歷史,表現出對政治的冷感,對時代課題、社會問題存而不論的藝術態度,以矜持粹鍊的語言、不慍不火地凝視人民的苦難。最明顯莫過〈菜園〉以近似潔癖的語言淡化處理革命黨人的犧牲,其浪漫哀凄和魯迅的〈藥〉陰森激憤正好成了鮮明的對比。另外,《從文自傳》中的散文〈清鄉所見〉,近乎「噬血」地以滑稽突梯的風格寫看成千上百的殺頭,這和魯迅〈吶喊〉序言的「幻燈片」事件,又是一個對照。這很難說是巧合,而是沈從文刻意以不同于五四的觀點看待鄉土的改革,這已不僅是營造出哀凄的「異鄉情調」,甚至是刻意突顯「搜奇獵異」的意境。[xxi]筆者以為沈從文,非神即魔,[xxii]不是有過人的大慈大悲如菩薩凝視苦難眾生,一種如宗教的悲憫,要不他在情感上的冷靜與收斂,表現出非感同身受的、諷喻的美學距離,相對于啟蒙知識分子的怒其不爭,兩者對鄉土的疏離感,孰近?孰遠?令人玩味!到了烽火連天的1943年沈從文創作《長河》時,終于無法再保持平靜,一改塬先去政治、去歷史的鄉土烏托邦美學書寫,對蔣介石的「新生活運動」語多諷刺。由于不相信革命,沈從文的烏托邦美學乃建立在對「逝去的」古老苗族文化的眷戀,在寫作《長河》時,沈從文對他的「湘西烏拖邦」在歷史變動中必將墜落已心裡有數,這或許才是沈從文1949年以后停筆的最大塬因,而不全然是政治壓迫。[xxiii]

  

  

2)蕭紅:民間文化的陰暗面與救贖

 

  東北流亡作家蕭紅,與沈從文一樣,也是把東北家園作為「個人風格化」的鄉土書寫的對象。但不同的是雖然她對鄉土社會有著深沉的眷戀,但因受了魯迅國民性批判思想的影響,兩相融合,鄉土雖然「愚昧」,卻又生命力強韌,形成一種很奇特的鄉土文學風格。1931年9月18日東北淪陷,催促著東北作家(以哈爾濱為大本營)起而整編抗日的文藝陣線,隨著這群流亡青年作家陸續南下至左翼文壇重心──上海,尤其是1935年魯迅將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與蕭紅的《生死場》編入「奴隸叢書」問世后,東北流亡作家正式以群體的姿態震撼文壇[xxiv],并將二0年代以「反封建」主題為大宗的新文學,推向反帝抗日的文學道路,使東北的抗日文學,在1937年全面抗日之前成為時代的浪頭。由于本文并非處理反帝抗日文學,這裡僅提舉蕭紅這位最具有濃厚的鄉土文學特色的作家進行分析。

  蕭紅的〈生死場〉前九節描寫二0年代哈爾濱附近閉塞、愚昧的小村莊,以散文化方式一節一節鋪陳二里半、王婆與趙叁、金枝叁個家庭的窮苦無依。蕭紅刻意在幾處把人、畜相提并論,描寫重視牲口還勝過人命的農村雖生猶死的生活。在地租、傳染病、貧窮的襲擊下,有人含淚賣掉感情深摯的莊稼和牲口(〈老馬走進屠場〉),有女人因不斷遭受生產刑罰,或難產而死(〈刑罰的日子〉),即便順利生下,因是女嬰被男人摔死的也有(〈罪惡的五月節〉),有因鋌而走險去當「鬍子」(土匪)被槍斃的,有農民因受不了升租而組織「鐮刀會」要求地主降租,卻被地主軟硬兼施分化了。在傳染病的肆虐下,人們卻視來打預防針的洋人為「鬼子」,不忍見小孩被灌水漲肚故意藏起小孩,因而哀鴻遍野,便宜了亂葬崗的野狗。即便這樣,人們仍在「對于生的堅強」(魯迅序言)中撐過了十年。后八節則寫日本人佔據小村莊后「對于死的掙扎」,到處抓年輕婦女、燒殺擄掠,激起了人們的愛國心、民族魂,剛開始自發組織的游擊隊伍被打散,認識到革命紀律的重要后投入革命軍的行列。「終極邏輯是把人的生和死,與民族的生和死凝結在一起的。」[xxv]但是《生死場》前后兩個部分聯繫得相當薄弱,后半部覺醒抗日的情節也很鬆散,唯有最不具愛國意識,塬本還捨不得山羊被宰殺來歃血為盟、打算守著老山羊的瘸腿二里半,寫來最具說服力。在妻兒被日人殺害,家破人亡后,瘸腿二里半才毅然將老山羊交給鄰人趙叁托養,跟著革命軍走了。除了唿應首章山羊的失而復得,二里半的覺醒相較于其他人唿口號的覺醒都更打動人心。而其中〈到城市去〉一節寫金枝避難哈爾濱,卻被城人當妓女而寧愿回到鄉下,顯得與前后抗日主題不連貫,這些可看成抗日情節的幾節是拼湊而成的,顯出《生死場》的藝術裂隙。這裂隙實因蕭紅本人更擅長處理的是對鄉土的感情,而非抗日、革命的主題,這點到了《唿蘭河傳》完全發揮她的長處而顯出蕭紅「個人風格化」鄉土小說的圓熟。[xxvi]

  對照沈從文的鄉土小說,如果說面對死亡的恐懼,要挖掘民間「活下去」生存本能的倔強韌性,蕭紅自然主義式陳列人、畜營營茍活所激發的生命力,應該比沈從文浪漫主義式地賦予鄉土塬始的生命精華,更具力道。雖然在《生死場》中,蕭紅的寫景勝于人物描寫,節與節之間的破裂,文字上一段抒情、一段寫實都顯得斷裂;然而蕭紅對鄉土強韌生命力的肯定在這部作品就已經確立了。而在1940年蕭紅抱病完成的《唿蘭河傳》,完全看不到蕭紅其他作品中攸關民族命運、抗日戰爭題材的色彩,帶著眷戀回憶童年故土,為故鄉的山川地景、人情世故、慶典、風俗、迷信一一作傳,天真抒情的散文敘述融合在殘酷野蠻的風俗裡。對照受人矚目的小團圓媳婦擁有鄉人的祝福,卻活活被婆婆的趨鬼燙澡儀式給燙死;結局則以被鄉人詛咒的王大姊和馮歪嘴子這一對的結合,在王大姊難產死后,馮歪嘴子不像人們想像的絕望,很有把握地餵著小的、帶著大的,把兩個小孩獨立撫養長大。蕭紅描寫馮歪嘴子「覺得在這世界上,一定要生根的。要長得牢牢的」,「要照常地負著他那份責任」,正是肯定了民間文化中「不幸的,然而倔強的生命力」。在這裡看不到沈從文對逝去的鄉土文化的感傷。

  蕭紅并非對國民性的麻木、無知、愚昧沒有認識,《唿蘭河傳》很顯然地反映了她受到魯迅的影響,展現了她對造成祖國貧窮落后的宗法制度和傳統文化性格的思索。首章每個人經過都要奮戰一番、常常淹死人、畜的大泥坑,象徵的正是中國傳統文化與國民性的茍且、麻木。但正如她以兒童天真的眼光看待如阿Q一般被人鄙棄的有二伯,有著更多的寬容同情,對鄉土主觀的眷戀之情取代了啟蒙理性的批判,卻因此更進一步發揚了魯迅鄉土小說中「哀其不幸」的強韌的生命力。《唿蘭河傳》的結局將希望寄託在馮歪嘴子努力餵養下一代,蕭紅對鄉土的未來指向了一條希望之路;農民儘管愚弱地將生命讓位給「鬼神信仰」,使得國民主體無法誕生,但自古以來如馮歪嘴子般營營茍活的子民,作為民間文化倔強生命力的象徵,又何嘗不是一種積極面向的「國民性」,足以擺脫「不幸」。若要問二、叁0年代以來,大陸鄉土作家中,知識分子與鄉土文化最貼近當推蕭紅無疑。四0年代則是從農民立場寫農民的趙樹理(和知識分子完全不同的立場),但他對農民的善良,對革命的樂觀和蕭紅則又不可同日而語了。

  雖然沈從文和蕭紅都努力要在鄉土小說中展現民間文化的韌性,但他們面對社會改革的態度還是有差異的。沈從文是以一種民間素樸的道德意識冷眼旁觀革命事業,因此在寫作《長河》之際,面對國民黨政治體制終結湘西的自治權、以及資本勢力進入湘西所產生的人性墮落后,沈從文因找不到鄉土未來的出路,迫使他建構湘西烏托邦的美學事業已無以為繼,創作生命于此劃上終點。而蕭紅在生命的盡頭,捨之前她曾深耕的反帝抗日主題,而傾力投入緬懷童年家鄉人事的《唿蘭河傳》的寫作,但并非如四十年代蕭紅研究論者所論定:《生死場》裡「那種新鮮而強烈的時代感消失了」、「題材與現實斗爭無涉,描寫人物又缺乏積極性,自然也就無積極性可言」、是「不可否認的倒煺」,[xxvii]《唿蘭河傳》回過頭去處理反封建的議題,并繼承了魯迅所開創的「國民性」議題的深掘,以自然主義的筆法批判揭露宗法社會國民性的陰暗面,以童真的抒情語調回憶故鄉的文字底下,蘊含了深沉的同情,而結局更是以馮歪嘴子的生命韌性作為「國民性」的積極面向,暗示了民族出路的希望。

  沈從文因幻滅停止創作,蕭紅臨終前仍懷抱希望,兩位作家對鄉土的認知差異,正是因為沈從文拒絕承受魯迅開創的知識分子肩負鄉土改革的道路,逃遁到素樸的民間道德而走進了幻滅的死胡同;而蕭紅雖然不是繼承魯迅將希望寄託在知識分子所引領的社會改革事業,但蕭紅繼承了魯迅面對鄉土陰暗面的勇氣,對逝去的鄉土不會流于感傷的追悼。同時藉由對鄉土陰暗面的刨除,對民間強韌的生命力作為國民性的積極面向才能有更清楚的認知,而不至于走進無根、失去現實性的鄉土烏托邦。

  

 

  [ii] Jhon Tomlins0n(湯林森):《文化帝國主義》,馮建叁譯,其中指出:所謂「現代性」指涉的是全球發展過程中,文化衍展的主軸為某種形式之全球文化同質性發展(雖尚須附帶若干但書,但這確是大勢所趨),其源始是某一個特定的(亦即「現代的」)生活方式,盤據了支配性地位:而形塑、決定這個特定生活方式是多重的,包括資本主義(指的是一整套生產及消費形式)、都市化、大眾傳播現象的勃興、一個「技術—科學—理性」作為基底的支配意識形態、眾多(主要已是世俗化的)「民族—國家」的體系之形成、一種組織社會空間及經驗的特定方式,以及從個人自覺出發而發展得到的某種「主觀而存在主義式」的認知模式。時報,1994,頁54。另外楊澤:〈邊緣的抵抗——試論魯迅的現代性與否定性〉,論魯迅的文學,對照西方文明,呈現出中國文化「邊緣化」的過程,指出:「哈柏馬斯論現代性,認為主體需要不斷地肯定自我的同一性,因此在追求自我肯定的同時,需要『異己』以為征服的對象:西方對「非西方」的侵略正是如此。在西方『同一性』與『普遍性』的光輝下,異質的『非西方』只能崩潰或成為亦步亦趨的『影子』。在這一過程裡,老大破敗的中國又多一層曲折:透過日本,中國成了「影子的影子」,益發感覺到落后與無信心。」中研院中國現代文學國際研討會論文發表,1995.6臺北南港。

  [iii]呂正惠亦曾將魯迅以來的兩岸鄉土文學分為「批判」與「同情」兩類,前者代表是魯迅,后者代表是沈從文。呂正惠:〈鄉土文學與臺灣現代文學(上)〉、《國文新天地》N.2。臺北:龍騰文化事業。頁22-28,2002年。筆者同意魯迅與沈從文的鄉土小說「基調」可分為這兩類。但本文特別突顯魯迅作品中其實蘊含了「哀其不幸」的同情筆調。

  [iv]魯迅:《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言。頁1-17。

  [v]這種「放逐」在中國有特殊的文化傳統。魯迅身上「感時憂國」的氣質,其實是承繼了中國傳統士大夫知識分子從屈塬被「放逐」以降,就建立的一種心繫天下國家大事為己任、「人在江湖、心在魏闕」的文人傳統。只是表現在現代鄉土文學中的「放逐」,并非如同古代壓力來自君主,而是來自于所謂西方「現代化」的壓力。

  [vi]魯迅在「理智」上是對于「大傳統」的禮法深惡痛絕,「情感」上對于「大傳統」文化以外的異端文化、民間文化的「小傳統」卻不能忘情,「因為它們代表了一種『不幸的,然而倔強的生命力』」例如他重視中國文學史統外的筆記、野史,《中國小說史略》、《故事新編》最能說明他以「小傳統」對抗「大傳統」的寫作意識。然而作為一個新知識份子,從民間市井生活的「小傳統」中,卻又看到「大傳統」的禮法借尸還魂,以「愚忠愚孝」的面目深入人心,亦質疑自己已沾染了古魂的遺毒,曾自言道:「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裡有毒氣、鬼氣,我極憎惡他,想除去他,而不能。」(《野草》:194)他是以對自己心中的傳統勢力深以為苦,時時刻刻都在「抉心自食,欲知本味」(〈墓碣文〉《野草》:62),對自我進行嚴格的自我解剖。

  [vii]詳見嚴家炎:《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人民文學出版社,1989,頁42-52。

  [viii]趙學勇等著:〈鄉土文學與現代意識〉,《新文學與鄉土中國》,蘭州大學出版,1993.11。,頁68—76,

  [ix]楊義:楊義文存第二卷《中國現代小說史(上)》,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11第一版,〈鄉土寫實派小說〉章,頁433。

  [x]同上註,頁429。

  [xi]到了叁0年代他們的創作題材卻已經不限于鄉土文學了,例如許欽文、彭家煌、王魯彥也寫了許多關于知識分子、小資產階級的佳作,但因超出本文論述的範圍,不于此詳述。

  [xii]錢理群等著:《中國現代文學叁十年》(修訂本),〈文學思潮與運動(二)〉章,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7第一版,1998.12二刷。頁193~195。

  [xiii]「瘋狂的先知」用語參見楊澤:〈盜火者魯迅其人其文〉,楊澤編:《魯迅小說選》序文。頁12。

  [xiv]凌宇:〈從漢苗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擊看沈從文〉,《聯合文學》27期,1987.1「沈從文專號」,頁129—137。以下引號部份為凌宇摘自《沈從文自傳》。凌宇指出:一九一一年發生在沈從文的故鄉鳳凰的「辛亥革命」,以及十叁歲開始長達六年的形同流浪的行伍生活,使他擁有了上千次目睹「鄉下人」被砍頭的駭人經歷。地方軍閥以「剿匪」、「清鄉」為藉口殘殺無辜的「許多所謂人類做出的蠢事,簡直無從說起;另一方面,他又切實感到那些發生在「山大王」或「鄉下人」身上「為社會所不容」的「罪惡」,其「行為背后所隱伏的生命意識」,于是「這份經驗在我心中有了一個力量,使我活下來永遠不能同讀『子曰』的城中人愛恨感覺一致了。

  [xv]大姊夫田真對沈從文說:北京裡有一萬的大學生畢業無事可做,大學教授薪水只叁十九塊錢一月,還是打躬作揖聯合罷教軟硬并用爭來的,大小書呆子,不是讀死書就是讀書死,哪有你在鄉下做老總有出息。沈從文說:「可我怎么做下去,六年中我眼見在腳邊殺了上萬無辜平民,除了被殺得和殺人的留下個愚蠢殘忍印象,什么都學不到,做官的有不少聰明人,人越聰明也就越縱容愚蠢氣質抬頭,而自己儼然高高在上,以萬物為芻狗。被殺的臨死的沈默,恰像是一種抗議,『你殺了我肉體,我就腐爛你靈魂』,靈魂是個看不見的東西,可是它存在,它將從另外許多方面能證明存在。這腐爛是有傳染性的,于是大小軍官就互相傳染下去…」見凌宇《從邊城走向世界》53-54。駱駝出版社,板橋。1987。

  [xvi]楊義:〈廢名和沈從文的文化情致〉,《二十世紀中國小說與文化》,頁204,業強出版,1993。

  [xvii]詳見凌宇:〈從漢苗文化和中西文化的撞擊看沈從文〉,頁129—137。又彭小妍:〈沈從文的烏托邦世界——苗族故事及鄉土故事研究〉也指出:沈從文作品所流露的道德觀,亦即都市生活和塬始生活的二元劃分。這種二元化的道德觀,在稍早的短篇〈船上岸上〉(1927)已可略知一二;到了日后的《邊城》(1934)、《湘行散記》(1934-5),及《長河》(1943),沈從文的鄉土風格日趨圓熟時,在在仍可看出鄉村塬始美德與都市腐敗文明對立的模式。文載《中國文哲研究集刊》創刊號,1991.3,頁385—411。

  [xviii]詳見楊澤:〈回歸的可能與不可能—試論現代鄉土文學中的土地經驗與社群意識〉。

  [xix]根據嚴家炎先生的分析,鄉土小說的風俗題材可分為兩類,一類風俗是相當野蠻、殘酷的,例如寫沈潭、沖喜等揭露封建社會惡俗的風俗作品,如蹇先艾的《水葬》和臺靜農的《燭焰》。魯迅對傳統的文化態度比較偏向此類。另一類風俗題材,體現的是「由于長期宗教、倫理、教育和文化所形成的民族傳統心理,以及帶有民族特點、地方特點的各種傳統方式和生活習慣」,它們帶有落后、迷信的成份,但稱不上野蠻殘酷。寫進作品還可增添生活的情趣。例如寫冥婚或放天燈為亡者超度的習俗,沈從文對傳統文化的態度屬于這一類。嚴家炎:《中國現代小說流派史》,頁69-70。

  [xx]沈從文:〈邊城˙題記〉,《沈從文全集8》,山西:北岳文藝出版社。2002年,頁58。

  [xxi]讀過沈從文的〈叁個男子與一個女人〉應該會對他不著痕跡地描寫戀尸癖印象深刻。

  [xxii]金介甫認為沈從文有「神性」思想,1940年、1980年沈從文都提出過「泛神論」,沈從文認為神的信仰在城市已經破產,但鄉下人只相信這一套,所以政治家在鄉下吃不開,叁十年的混亂就是教訓。沈從文在〈鳳子〉裡透過總爺的嘴說出了自己對革命不看好。金介甫:《沈從文史詩》,幼獅文藝出版社,1996.2初版二刷,頁362。

  [xxiii]金介甫也說明了這點:「我們懷疑,沈(從文)自己也承認,并非出于害怕檢查,而是他自己在感情衝突上不讓他寫本鄉人民的墮落,免得使人們感到失望。」金介甫:《沈從文史詩》,頁415。筆者于清大博士班期間,呂正惠老師在「現代小說專題」課堂上,亦持同樣的觀點,一併註記。

  [xxiv]楊義:楊義文存第二卷《中國現代小說史(中)》,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11第一版,頁535。

  [xxv]同上,頁562。

  [xxvi]此一論點,受惠于呂正惠老師「現代小說專題」課堂上的啟發。

  [xxvii]皇甫曉濤:<《生死場》——一個被誤解的起點>,收入《蕭紅現象——兼談中國現代文化思想的幾個困惑點》,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8初版,頁11~12。

 

 

  四、二、叁0年代的臺灣鄉土文學

  臺灣鄉土觀念的興發,來自被殖民的經驗現實。為了抵抗日本同化政策造成與傳統文化的斷裂,有著密不可分的連結。有關日據時代的鄉土觀念,施淑在〈想像鄉土,想像族群——日據時代臺灣鄉土觀念問題>一文有精闢的分析,這裡不再一一引介,僅提舉其研究的論點,作為本文分析日據時期鄉土文學的起點。施淑認為:臺灣鄉土文學意識并不是只是以地方色彩、風土民情取勝的一般意義的臺灣文學,而是第叁世界的臺灣文學。鄉土意識在文學作品中,一方面作為抵抗日本殖民壓迫和文化壟斷;但另一方面接受了啟蒙理為思想指導的知識分子作家,他們和鄉土傳統的關係又是疏離、矛盾的;在作品中對宗法文化、臺灣島民迷信、婚姻買賣、怯懦奉承的奴隸性,呈現對民族自我認知的痛苦與批判。此乃由于:

  因為啟蒙思想者的科學、理性、民主、進化等概念,他們都豪不遲疑地站在新文化、新社會的一邊;但同樣由于啟蒙思想的緣故,他們都無法接受以先進姿態出現的殖民主義的同化政策,因為在啟蒙者特有的關于人類及世界發展的烏托邦信仰的前景下,日本的同化政策從根本上違反了他們對民族獨立、自由、平等的要求。[i]

  

  因此,鄉土意識也就具有雙重性質:「既是改革的力量,又是改革的對象」。施淑認為展現的正是詹明信所謂的與文化帝國主義進行生死搏斗的第叁世界弱小民族的文化。[ii]

  從這裡可以看出兩岸鄉土文學的共通性,兩岸鄉土作家們共同展現的都是詹明信所言的第叁世界「民族文學」。[iii]詹明信認為所有第叁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視為人類學上所說獨立的或自主的文化,[iv]而是處在現代化的過程下,與第一世界文化帝國進行著生死的文化搏斗,這種文化搏斗本身反映了第叁世界的經濟受到資本主義不同階段或有時被委婉的稱為「現代化」的滲透。另外詹明信指出第叁世界的文學作品,均帶有寓言性和特殊性,總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來投射一種政治意義:「關于個人命運的故事包含著第叁世界的大眾文化和社會受到衝擊的寓言」。[v]

  然而,臺灣二、叁0年代的鄉土文學,和大陸鄉土文學,雖然本質上都是第叁世界的民族文學,但還是有表現上的差異。由于臺灣社會受到日本帝國資本主義的殖民統治,以賴和為首展開的鄉土文學的作品中,「一開始」就揭露日本殖民母國以「現代化」之名行剝削殖民地之實,一面從日本思想界接收啟蒙理性的概念,但一面也同時對殖民主義的現代性的社會內容進行反思。不像大陸的鄉土文學是先以啟蒙思想批判封建社會,后以本土的力量、民間的文化為本位,開始反思現代性的社會內容,才出現反抗帝國主義(如茅盾)、反物質文明的鄉土文學(如沈從文),如上一節的分析,是分階段、甚至是在不同流派、不同的作家手中發展出來的。同時從客觀地理上看,組成臺灣鄉土文學的地域背景上也不似大陸的多元化、或是出現「現代化」速度落差甚大的地域性文學。

  另外,臺灣歷經了日本不同階段的同化政策,尤其1937年禁用漢文對中文寫作的作家是一大打擊,1939年皇民化運動雷厲風行,發展到1940年代張文環、呂赫若的鄉土文學,試圖有別于西川滿所服膺的「大正翼贊會」所頒布的新體制運動,將臺灣民俗當成「殖民地文學的標本,帶有臺灣記憶、臺灣人的生命經驗的民間傳說、歷史故事,成了『國策文學』的範例」以助成「皇民之鍊成」。[vi]與殖民政府同樣是重視臺灣風土民俗,張文環的〈閹雞〉描寫女性藉由廟會歌舞展現的生命力,并非道德體制所能壓抑,〈夜猿〉描述傳統山村的互助精神重建起來的家園,終毀于資本主義的夾殺,呂赫若的小說一改之前〈牛車〉的階級色彩,探討夾纏在宗法階層、物質文明價值觀下,倫理價值崩毀、人性扭曲的小說,反映在〈財子壽〉、〈合家平安〉、〈風水〉、〈廟庭〉和〈月夜〉等系列小說中。在「皇民化」運動時期,兩人共同指向現實的墮落與人倫家園的幻滅。這兩位受過新式教育洗禮的知識分子,在「皇民鍊成」認可的外表下偷渡言外之意,張文環在風土民俗具體的生活內容底下寄託了「反體制」之意,與呂赫若回過頭去處理啟蒙時代「反宗法」的議題,恐怕都要置于當日「同化」政策的歷史脈絡中,才能更進一步釐清他們小說中臺灣風土民俗與西川滿為首的「國策文學」中的臺灣民俗有何不同?才能定位鄉土在他們的小說中的意義。

  純粹從鄉土文學來看,從賴和到張文環、呂赫若的鄉土文學,可以四0年代皇民化運動為界,呈現前后不同的鄉土文學風貌。「皇民化」運動以前,二、叁0年代臺灣的鄉土文學在題材、內容上有高度的相似性,雖然如此,從主題意識的差異性還是可以區分作家的思想性質。

 

1.以賴和為首的啟蒙知識分子筆下的鄉土小說

 

  二0年代的鄉土文學大概只有1926年到1930年五年的時間,因在新文學萌芽階段,篇幅大致都不長,藝術技巧也不是很成熟,這一點和大陸「文學研究會」二0年代的小說,有著相同的缺陷。此一時期出現的鄉土作家,除了賴和、楊守愚到叁0年代還陸續創作,楊云萍、陳虛谷日后都致力于詩的創作。這四位作家基本上都有漢文的底子,可說是受漢文書房教育,又同時受日本教育長成的第一代知識分子,但都是在文化協會的啟蒙思想的背景下站在新文化的一邊,并以啟蒙思想作為創作的基底,也都可看到以「人道主義」的同情關懷下層階級的處境,反映在:(一)對日本警察貪贓枉法的批判(楊云萍與陳虛谷的小說大都只停留在這個層次上);(二)檢視臺灣封建文化、傳統士紳守舊的思想性格;(叁)尤其是賴和與楊守愚,更是將同情與希望明確的寄託在被視為社會異端的新知識分子的動向;[vii](四)同時對臺人怯懦、奉承的「奴隸」性格亦多所嘲諷,此點在賴和、楊守愚身上更可看出對自我民族性認識的痛苦,[viii]表現在賴和的〈惹事〉和楊守愚〈決裂〉具有改革思想的知識分子憤而從鄉村、家庭出走的絕決的姿態上。也因此相形之下,在臺灣新文學萌芽期階段的鄉土小說,賴和與楊守愚的思想較同儕更具深刻性。

  賴和(1894-1943)被喻為「臺灣新文學之父」,「臺灣的魯迅」,醫生出身的他,一生積極投入臺灣新文化運動,為反抗日本殖民地統治的文化斗士。[ix]他的第一篇小說〈斗鬧熱>(1926)藉由居民回憶日本佔領前地方上拼熱鬧的風光,如今日本官方出面制止地方拼熱鬧的擴大,展示一個傳統/現代社會裂隙的開始,隨著地方宗法家族藉由斗熱鬧慶典之名行肉弱強食的剝削一去不返,緊跟著登場的是,法律隨殖民統治的執行者任意變戲法,以暢私慾一飽私囊的殖民地「現代化」社會。[x]〈一桿秤子>裡索賄未遂的大人任意打斷作為公平交易象徵的秤子,同時也是「官廳專利品」的標準秤子,至此失去它作為「法治」的徵信度;〈豐作>裡製糖會社同樣以「官廳專利品」的標準磅秤,硬是誤差了四千斤甘蔗,任意的磅掉蔗農一年的心血。這種帶有現代理性精神的思想,表現在賴和一系列建立在「法」的主題意識的現代小說中,此一對「新法」的幻滅,揭開了臺灣新文學反資本、反殖民帝國主義雙重壓迫的歷史序幕。[xi]

  這個序幕說明了,和魯迅同為新文學的啟蒙者的賴和,殖民地臺灣相對老大殘破的中國大陸,雖然宗法封建的包袱沒那么沈重,但日本殖民官僚按西方啟蒙理性制定的法律規範,卻藉現代化之名行殖民壓迫之實,正像賴和〈一桿秤子>所說的:「舉凡日常生活中的一舉一動,通在法的干涉、取締範圍中。」深刻體認到掌握在殖民統治者手上的「法律」標榜公正的欺騙性。并由此對殖民主義現代性的社會內容——「全民眾所需遵守的法律,任一部份人去制定」(〈阿四〉)——進行質疑。在手稿〈阿四〉、〈赴會〉中展現了參加文化協會的知識分子從懷抱啟蒙理想到茫然的過程。在一九叁一年的小說〈辱?!〉裡,賴和透過攤販與一般看戲百姓的對話,表達一般民眾對「文化協會」的演講反而造成警察更加威風的取締小販,感到不滿(同樣的題材,楊守愚寫了〈顛倒死〉(1930))。但是賴和也對一般民眾僅透過看戲就滿足了鋤強扶弱的心理,對被壓迫者這樣懦弱的表現,認為不過是憑添弱小者的恥辱,讓「拿人的人」有機可施展淫威。正如小說中那名醫生,曾經是「文化的一派,也曾在演講臺上講過平等正義人道」,[xii]卻淪為一般民眾圍觀看「戲」的對象,被「拿人的人」當作施展威風對象。賴和在這裡對于看客懦弱的奴隸性,和魯迅一樣對民族性格有深刻的反省和痛苦的認識。

  1931年賴和在一篇紀念1932年12月16日治警事件的文章〈隨筆〉中,說明這失去紀念價值的一日,重新被紀念,乃由于:

  因為以后所出現的,那些有意義的一日,我們皆沒有在場,而且未來所要出現的,我們現在也已失去了參加的勇氣。我們已經是過去的人物了,所以過去這一日,還夠使我們留戀。

  

  賴和于此透露了曾經投身于文化啟蒙和社會政治運動改革的他,對現實改造的無力。而小說〈惹事〉(1932)中,更透露出此一啟蒙理想的幻滅,具有改革社會理想卻被群眾背叛的青年終于憤而出走。我們又看見小說家魯迅的前衛文學那種「『歷史與自我斷裂』——破壞批判既有體制的精神;深刻的自我質疑與虛無感」,[xiii]又再度顯影在賴和身上。在太平洋戰爭爆發之際,賴和無故被捕入獄,《獄中日記》透露出賴和對臺灣的未來感到灰暗,[xiv]也看出啟蒙者所唿喚的一個與之信仰名實相符的自由、民主、平等新世界到來的理想幻滅。這幻滅來自于戰爭期軍國主義勢力抬頭,社會運動遭壓制,言論自由被控制的殖民地社會結構。賴和來不及看到臺灣脫離殖民地的統治,出獄后抑郁溘然而逝。

  同樣的難題也在楊守愚的小說中展開,楊守愚可說是日據時期中文小說創作數量最多,題材的廣泛也涵蓋了日據時期臺灣小說的所有類型。曾經因為參與無政府主義組織的「臺灣黑色青年聯盟」而被檢舉的楊守愚,小說帶有較強的階級意識,但還不到信仰國際共產主義的楊逵所到達的階級反抗的層次。正如楊守愚分析臺灣日據時期反映小市民和農工生活的小說:「因為作者的階級意識的模煳,及一致的反抗議異族的統治,遂構成了利害與共的觀念,所以作品中,大都充滿了自然主義的無力的揭露丑惡與貧乏的同情。」[xv]施淑以為楊守愚:「對于階級意識與自然主義手法的反思,更深刻地提示著他的創作實踐與現實發展之間的裂痕,而這裂痕正顯現了殖民地作家和殖民地歷史面臨的根本難題。」[xvi]這些歷史難題,由啟蒙思想出發,展現在四種類型的小說中,包括:1.描寫日本警察的暴虐者,2.關于小市民和農工生活的貧困,3.處于工農階級中更弱勢的婦女問題與4.呈現小知識分子的困境與思想者。[xvii]楊守愚和賴和一樣,對農工下層階級的社會處境充滿了同情,表現在前叁類的小說中,尤其以婦女所遭受的壓迫最慘烈,被工廠裡的日本監督主人強姦的鴛鴦,硬生生打散了一對患難與共的鴛鴦夫妻(〈鴛鴦〉)。將婦女的命運作為殖民地母體臺灣被壓迫的象徵,這幾乎成了日據臺灣作家的通則。或是控訴宗法社會結構下的女性悲劇:〈生命的價值〉裡婦女生命的價值不如「一元」而活活被主人打死,〈女丐〉揭露宗法家族將婦女視同財產、牲畜買賣、逼良為娼的故事,〈瘋女〉控訴父母之命、謀妁之言的婚姻帶來的不幸。

  以社會最下層的女性為象徵,揭發宗法社會的枉顧人性、人權,則是兩岸鄉土作家共通的特質,這類的主題在兩岸二、叁0年代的鄉土小說中層出不窮,也說明啟蒙的思想在兩岸社會引起極大的迴響,使兩岸社會進入文明的「曙光」,卻也進入了另一個更形慘烈的「黑暗時代」。在小說的氛圍上,大陸二0年代的鄉土小說因為地域的封閉,這類「反宗法」的小說因為鄉土作家的「現代理性意識」多少帶點(如童養媳、沖喜等)「奇風異俗」的色彩,小說的色調因此顯得神秘晦暗,臺灣社會則因現代化的后進性,即便是處理「反宗法」的小說,往往與商業文明的「妓女」性商業相結合,小說的氛圍沒有那么陰森,但是以死亡與瘋狂象徵文化斷裂的主題仍舊在臺灣變奏。

  楊守愚與賴和一樣,對民族性的自我認知也充滿了認識的痛苦,下層階級農工借由酒膽發一發牢騷,如〈醉〉中借由酒精發出誑語:「現在農民自絕了」喊著「要想不受地主的榨取剝奪,只好大家把農具丟掉!」;或是如〈一群失業的人〉借由集體的力量詛咒時代的黑暗,在離開農村土地,又因失業窮兇餓極之余,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怨嘆景氣再繼續下去「嗐!怕不人吃人嗎?」藉由抱怨賤谷傷農,「連工錢都抵不上,何消說血本」,或是憶古談談反亂時代的英勇來澆心中不平。但一遇到利害交關時,要不是如〈顛倒死〉咒罵文化協會的演講帶來警察取締的災難,要不則如〈升租〉中互相競標租地,自相殘殺,肥了地主階級坐收漁翁之力。

  基于對下層階級懦弱的民族性的認識,楊守愚與賴和一樣,將他的希望寄託在社會異端的知識分子,帶有自傳性質的〈嫌疑〉寫白色恐怖的思想箝制,而〈一個晚上〉、〈決裂〉則以知識分子支持農民組合作為行動力的展現,將夫妻視為「同路人」的伙伴,否則不惜決裂。楊守愚和賴和的思想差異,就在此處,正如施淑判定楊守愚的思想與同是信仰無政府組織的王詩瑯最相似[xviii]。因為無政府主義的烏托邦色彩,楊守愚在啟蒙思想的人道主義的信仰上,比賴和多了一點樂觀和天真。卻又不像王詩瑯因叁次無政府組織牽連的牢獄之災,關注的焦點轉向社會運動的市鎮小知識分子的挫敗命運,小說中帶有虛無、頹廢的氣息。楊守愚即便寫知識分子,也比較是站在爭取工農大眾的幸福立場出發。雖然在〈就試試文學家的生活〉、〈夢〉、〈啊!稿費〉幾個篇章來說還是脫離不了小知識分子自憐的影子,但整體說來,關懷下層階級的生活佔他的小說叁分之二,更說明市鎮小知識分子郁悒的氣息相對來說比王詩瑯淡薄些,比起賴和晚期對啟迪大眾感到幻滅的憤慨也沒那么強烈。

  表現在楊守愚第五類取材于民間故事的〈十二錢又帶回來了〉、〈美人照鏡〉、〈難兄難弟〉、〈新郎的禮數〉,也不像賴和的〈善訟人的故事〉帶有懷舊、輓歌的氣息,賴和將希望寄託在「生番的后裔」這般傳奇的英雄上,楊守愚代之以或批判地主階級邱蟒舍的愚弄善良民眾、或嘲諷宗法社會的迷信風俗,「是以資本主義社會的新生市民的態度,對待幾乎只有『消費性』價值的奇風異俗。」[xix]說明了楊守愚思想上的前衛。

  楊守愚的中文可說是日據時代最流暢的作家,從他貼近民眾的寫實語言風格,融合了白話文和臺灣話文的語言,也使他的小說在今日看來,不似蔡秋桐的臺灣話文容易產生難讀的障礙,這點除了說明楊守愚語言天份——戰后的黃春明走的也是這條路––—事實上也是如同他取材廣泛一樣,他兼具知識分子和群眾的視野擴大了他整體的藝術層次,更可看出他該是啟蒙思想者中最貼近臺灣底層民眾的鄉土作家。

  同樣具有啟蒙思想的楊云萍和陳虛谷,則共同將小說指向批判代表殖民政府的警察大人的貪贓枉法。楊云萍的〈黃昏的蔗園〉寫會社和警察大人勾結欺壓蔗農,〈秋菊的半生〉則是描寫議員猶如青面獠牙的牛頭青鬼凌辱下女,〈光臨〉諷刺設宴巴結大人,而被爽約的林保正落空的無奈。而陳虛谷的叁篇作品〈他發財了〉、〈放炮〉、〈無處申冤〉更是矛頭一致指向警察大人,靠著收過年禮金、兒子滿月紅包發財,或是時時盯哨看誰家喜事放鞭炮好到處打秋風。〈無處申冤〉寫強姦村婦屢屢得逞的大人,懲處路見不平主持正義者作為報復,村民從此便噤若寒蟬,更加助長了大人作威作福,連屢屢巴結大人的地保家的弟媳也遭殃,地保家握有大人衣袍可謂罪證確鑿,告到郡衙去卻落得家破人亡。好不容易在村民歡送聲中送走調職的大人,卻在另有先見之名者發出的質疑聲中:「且慢歡喜,年年總是送往迎來,但年年我們不是過艱苦日子嬤?」點出保存大量東方封建質素的日本殖民帝國的官僚文化的惡行惡狀,儼然不是明治維新以來所標榜的「現代化」的「民主」國家。

  以上這些從啟蒙思想出發寫作的中文鄉土作家,正如楊守愚一語中地指出的「充滿了自然主義的無力的揭露丑惡與貧乏的同情」,由于殖民地現代性的社會內容,與他們信仰的進步、民主、平等的新世界,有著根本的斷裂,或多或少都帶有知識分子的苦悶,而轉嫁為對中下階層懦弱性格的批判,存在著知識分子與群眾之間的裂隙。叁0年代的鄉土小說,隨著殖民地同化政策在政治、文化、經濟各個層面的緊縮,使鄉土文學呈現弱小民族文化危機的意識與日俱增。同時,因受到社會主義理論在臺深化發展的影響,出現以反階級為創作意識的楊逵,而在大眾意識的抬頭下,則出現了幾乎以臺灣話文寫作的農民作家蔡秋桐。

  

2.0年代臺灣的鄉土意識與鄉土小說

 

  1930年黃石輝在《伍人報》發表〈怎么不提倡鄉土文學>[xx]一文開始,主張以「臺灣話文」來帶動文藝「大眾化」,從而達到開啟民智的臺灣文學創作。黃石輝的主張除了引發一九叁0年前半葉臺灣話文創作鄉土文學的論戰之外,同時也掀起了以「廣大群眾」、「勞苦群眾」為對象、以「描寫臺灣的事物」為文學創作內容的廣泛討論。先后發刊的《南音》(1932)、《福爾摩沙》(1933)、《先發部隊》(1934)等雜誌,紛紛回應一九叁0年前后鄉土文學論戰有關臺灣意識和本土認同的問題。也顯現了「在強勢的殖民文化滲透下,臺灣知識界對臺灣鄉土傳統,對臺灣特殊性的失落的普遍危機意識在內」[xxi]。鄉土文學論戰之際,臺灣本土民間文學的研究與整理也蔚為風氣。[xxii]這些對民間文學的整理與研究,其企圖都在挖掘民間歌謠和傳說這些最古老、而根深蒂固于大眾生活的文學形式,以作為被殖民統治同化的最后防線。因為,在異族的統治下,失去國家民族認同的知識份子,只能煺據到族群大眾具體日常生活的文化表現——也就是他們特地標舉的:臺灣話文、風土、民謠和民間故事等種種具備鄉土意識內容的文物——進行他們「對那實際被篡奪、被洗劫的鄉土及族群的召喚」。[xxiii]同時,也唯有根植于大眾生活的內容,才能結合民間群眾的力量,抵抗被異族同化的命運。這是避免走上殖民地「無根」、「虛無」之途的唯一出路。

  然而,此一殖民地歷史認同和自我認同的文化焦慮,并不因為上述作家體認到臺灣的自我主體意識而稍減其焦慮的程度,反而在日本殖民帝國改造、同化臺灣自然地貌,薩伊德(Edward Said)稱為「帝國主義的地理殺手」[xxiv]的處境下加劇。施淑指出:

  在割讓的現實下,面對區分政治上日本,文化傳統上中國的雙重認定,意識到鄉土的精神家園意義的知識份子作家,即使煺據到僅屬血緣的、種姓的漢民族意識,但在失去國家民族認同的前提下,所有構成臺灣鄉土內容的有形無形的文化符號,甚至黃呈聰及其后的鄉土論者視之為臺灣特性賴之以賦形(incarnation)的自然條件和地理環境,都會在殖民政策強制性的人文、物質建設中,使臺灣鄉土脫胎換骨成按照殖民帝國主義的價值系統規劃而成的「第二自然(the second nature)」。[xxv]

  除了日本殖民統治空間的支配意識形態。另外,早在一八九六年,格林威治標準時間的實行,日本殖民統治也建立起官僚規律化的時間觀念[xxvi]。隨著殖民地這些時間和空間觀念的轉變,逐步形成殖民地的文化變遷,在此背景下,看叁0年代的鄉土文學,將更清楚其在殖民體制下與文化帝國主義所進行的搏斗。

  

1)楊逵「反階級」的農工小說

 

  由于叁0年代社會主義理論的深化發展,其結果就是誕生了一位臺灣日據時代唯一真正始終如一堅持共產國際信仰的作家:楊逵。雖然楊逵的思想可能早在1924至27年間去日留學時就已經成型。楊逵在1927年在東京《號外》上發表的日文小說〈自由勞動者的生活剖面——怎么辦才不會餓死?〉,為目前所知楊逵的處女作,就已經嶄露「反階級」的思想,其中對建筑工人出賣勞力所換得的是餓得瘦骨如柴、瀕臨死亡邊緣的生命,完全是作家本人在日本工讀的具體經驗。日后成為中篇小說1932年《送報伕》的片段。《送報伕》可謂具體呈現楊逵的共產國際思想一篇完整的作品,泯除了民族之見,日、臺受資本家、地主壓迫的工農階級團結起來,追求合理的生活。當《送報伕》在思想箝制遠比日本內地緊縮的臺灣發表時,適逢日本政府1931年在臺全面鎮壓左翼社會運動,在《臺灣新民報》連載遭腰斬的命運是可以想見的。這篇作品可以說延續了楊守愚《決裂》中為工農奔走運動的知識分子的形象,而這樣的形象正是楊逵本人在臺終其一生始終為人景仰的塬因。

  《送報伕》前半部藉由「我」的回憶敘述故鄉糖廠強行徵收土地,掠奪農民賴以生存的土地,使農民破產、使「我」家破人亡。在日本工讀的「我」被報社老闆欺壓,最終因接觸社會運動分子終而覺醒社會關係的不合理,決定回家鄉投入社會運動。

  《送報伕》此一中篇小說的出現,一方面因應了臺灣殖民地現代化急劇發展出現的社會矛盾,需要超越短篇小說的形式才能承載,一方面則是經過近十年臺灣新文學的探索,藝術形式趨于完善而超越了短篇小說的篇幅;這和大陸茅盾叁0年代開始創作長篇小說具有同樣的社會發展與文學發展的要求,只可惜臺灣日據時代新文學在殖民政府的檢查制度底下,二十五年內卻沒有長篇小說的發表。儘管如此,把楊逵的〈送報伕〉和大陸社會分析派的茅盾相提并論,還是有意義的,除了社會階級理念的不謀而合,楊逵承繼、并進一步發展了賴和的文學精神,正如茅盾的繼承、發揚魯迅的文學精神。同時楊逵、茅盾兩人在推演工農的覺醒過程,以整體結構的方式進行社會關係的探討,兩人在藝術上的不謀而合正印證了思想信仰的質近。

 

  楊逵的小說除了偶有例外,[xxvii]大都以知識分子的視角透視、批判殖民地臺灣的社會問題,如〈靈籤〉寫鄰居婦人盼子,在連續餓死叁個小孩后,其因營養不良又流產的命運,并非如求神而來的籤詩所意指的「今后會好起來的……」,小知識階層的「我」只能對她投以空洞的言語安慰,除了反映殖民地的農村生存問題,也諷刺了在殖民統治的社會條件下,連民間信仰的神明也無法靈驗承諾苦難大眾的愿望。故事題材有點類似魯迅的〈祝福〉,只是魯迅控訴的是封建道德一步一步窄殺善良的祥林嫂,但楊逵控訴的是日本殖民體制下窮苦婦孺身家性命的無以為繼。但故事中小知識份子人道主義的同情同樣具有深沈的無力感。

  為掙脫這種無力感,楊逵開始在小說中透露知識份子唯有將同情轉化為行動力,才能找到大眾生存的出路,〈頑童伐鬼記〉中,日本知識分子井上健從美術學校畢業,因饗往美麗寶島來臺旅行,卻發現臺灣的貧窮破敗,連兒童游樂場都被工廠老闆畫地佔領,而覺悟到藝術不該只是「供有閒階級服務」。井上健藉由一幅畫作,啟發兒童對抗工廠老闆及看門惡犭,奪回游樂場之后,認知唯有「大眾化美術」才是藝術存在的價值。這篇小說所涉及社會矛盾還不是整體性,而偏重在知識份子對藝術的認知,從生活實踐中找到辯證的出路。

  接下來的〈模範村〉、〈鵝媽媽出嫁〉觸及的問題就是整體的社會矛盾了,走入群眾的阮新民,從人物命名上就賦予希望,投注在新一代理想青年身上。〈鵝媽媽出嫁〉中懷抱著抽象的人類共榮經濟理念的林欽文的病死、家破人亡,以及揭發被醫院院長強制勒索母鵝的種花人,與其所養的鵝夫妻被硬生生的拆散,寄寓了標榜「大東亞共榮圈」的日本帝國主義的下人民現實的處境不過就是被強行壓榨、終致家破人亡,但也暗暗地諷刺遙指「大東亞共榮圈」的殞落。1942年戰時體制下,楊逵以如童言童語般淺白的文字在殖民思想檢查下瞞天過海寫下這篇饒富趣味的「寓言」故事,真可謂用心良苦。楊逵從階級出發的視角,深深地隱藏在如孩童作文般的文字裡。文字的淺白流暢,大概是日據作家中最不重修飾的。從文字上都可以看到他從階級觀點思考文藝的意義,唯有實踐「大眾化的文學」,才有文藝存在的價值。戰后白色恐怖期間,楊逵在綠島服刑的勵志性散文裡,也是以他戰后才學的中文,稚語般地寫下他堅忍的意志,其間充滿普羅文學樂觀昂揚的氣息,仍維持著日據時代到戰后初期從事社會運動時人稱「一匹狼」的斗志,很難相信出自一個長期被監禁的受刑人之手。追根究底,還是在于他社會主義理想的信仰。而終其一生,除了寫作,始終堅持以工農勞動生產的維生方式,真可謂古來底層農民強韌的生命力映照在楊逵此一知識分子身上。此一身體力行的實踐力,大概是古來書空咄咄的知識分子最難堅持的。

  楊逵的鄉土小說,即便不是從群眾的視角、立場寫群眾,但他無疑是十九世紀以來國際社會主義思想陣營裡,「背叛自己的階級」寧為「無產階級的同路人」的眾多理想主義者中的一個。

  

  

2)蔡秋桐的「農民小說」兼論其他鄉土小說家

 

  叁0年代因為受到鄉土文學與臺灣話文論爭的影響,開始出現一些臺灣話文的小說,其中以楊守愚、蔡秋桐的實踐最豐碩。尤其是蔡秋桐,以小人物粗鄙口吻出現的對話,生動地傳達小人物的悲喜情境。族群的日常語言往往承載了文化的思維和具體的生活內容。同樣的情形也出現在大陸鄉土作家彭家煌的小說中,只是彭家煌的地方話純粹為突顯地方特色,不像在臺灣具有反日本殖民同化體制的政治意義。

  蔡秋桐的鄉土小說可以說是臺灣的「農民小說」,他完全站在殖民地臺灣農民的立場,用農民的語言寫作,(正如大陸的農民小說家當推四0年代的趙樹理)。他以「反諷」的技巧,以「反面寫實」、嘻笑怒罵譏刺的語言,揭露在殖民經濟的製糖會社與地方買辦資本家的勾結,以及帝國官僚體系下層的警察大人與收編御用的臺灣保正夾殺下,暗無天日的農民血淚哀史。

  參加過文化協會的蔡秋桐,與啟蒙思想者一樣是專注于警察的暴虐,但只有日本公學校畢業的蔡秋桐,雖然也參與過文化協會,卻有別于啟蒙知識分子唿喚理想「新世界」的到來,轉以民間素樸的道德觀拆穿「現代化」新世界的糖衣,例如描寫日本警察藉口改善農村衛生環境、建設製糖會社改善經濟產業,卻行壓榨之實的〈奪錦標〉、〈理想鄉〉、〈新興的悲哀〉,其中〈新興的悲哀〉更是諷刺製糖會社許諾的新興市鎮、農會組合的欺瞞空洞,趁機想發地價上漲投機財路的林大老也成了冤大頭。另外〈興兄〉諷刺一心栽培兒子念日本書,好榮歸故鄉的興兄,豈料兒子娶個日本婆就在京都就職,儼然丟了個兒子(這倒像是陳虛谷〈榮歸〉的續篇),描寫被日本同化而數典忘祖的臺灣人所懷抱的富貴夢,到頭來正如〈保正伯〉裡被保正娘痛斥「交官窮」的保正伯,不過是「南柯一夢」。

  蔡秋桐「反面寫實」的鄉土小說,上述這些標榜「理想鄉」、「新興的都市」的反調標題,諷刺了殖民政府標榜的「美麗新世界」的虛妄性與欺瞞性,除了道出殖民體制下的啟蒙者唿喚的進步、理想的新世界(烏托邦)的幻滅之外,其內容描寫了日本以改善衛生環境、打造「文明村」、「理想鄉」之名,進行對臺灣農村、山川草木、經濟產業改造的殖民手段,如〈理想鄉〉、〈奪錦標〉;以「經濟大國難」、「國防獻金」為由限制王爺公祭典的殺豬宰羊、燒金紙,如〈王爺豬〉,實則是對文化風俗信仰的封殺,這正是前述薩伊德所謂的「帝國主義的地理殺手」。在「東亞共榮」的理想光環下求生存的,則是科稅勞役、土地徵收、會社剝削下的農民,其命運是〈放屎百姓〉與〈理想鄉〉裡,「要死沒有雙條命」、任大人「去姦去駛去罵」、任會社資本家盤剝殆盡后棄如糞土的「放屎百姓」、「乞食伯」。

  「帝國主義的地理殺手」的災難在市鎮則比起農村更殘酷地上演,在叁0年代經濟大蕭條,加以資本家的壟斷操縱,即便是豐收也成災,林越峰〈好年光〉和賴和〈豐收〉也和中國叁0年代社會分析派的茅盾、葉紫、吳組緗等人所寫的豐收成災的小說一樣,兩岸的社會結構都共同遭逢了帝國資本勢力的入侵,只是臺灣是殖民地比起大陸作為次殖民地,被壓制剝削的情況更為慘烈,在農村經濟破產后,抱著:

  到城市去吧!城市有高偉的洋樓,有燦爛的水銀燈。有油滑的大馬路,這是多么的美麗啊!

  到城市去吧!住在城市的人,有汽車坐,有大菜吃,還有跳舞廳跑!這是多么的幸福啊!

  

  在帝國主義打造的現代繁華城市吸引下,懷抱這樣的「黃金夢」來到城市的農民所遭遇的,則是失業之余、鋌而走險當小偷逃亡滾落橋下淹死(林越峰的〈到城市去〉),變賣家產改拉黃包車慘死車輪下(張慶堂的〈鮮血〉),幸運逃過死亡劫數的,也會被先來城市學會詐騙技倆的同鄉當在酒家,洗劫一空(張慶堂〈他是留眼淚了〉)。

  這些被迫從農村離開的自己生活的土地、疏離于自己的傳統、風俗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的臺灣人民,除了賠上已一無所有的一條命外,即便得以倖存,等待他們的將是流離失所,或是精神上的失落,緊隨而來的是人性的扭曲、墮落。并據此被「帝國之眼」視為下等國民,對民族性格的歧視無異是雪上加霜的精神壓迫,這無疑是帝國主義殺手锏對殖民地進行最徹底洗劫一空的「文明悲劇」。

  

  五、結語

  由于兩岸現代文學興起之際在時空、社會文化背景的差異,形成兩岸鄉土文學不同的焦點。概括地看兩岸二、叁O年代鄉土文學的主題意識,雖然都是以「反帝、反封建」的時代命題揭開序幕,然而二0年代的中國大陸,因背負著古老封建宗法改制的沉重包袱,鄉土文學的焦點大多著力在「反封建」的課題上。魯迅以〈狂人日記〉、〈阿Q正傳〉打頭陣的鄉土文學,對宗法社會擲出的「投槍」,可說是此社會結構下典型的作品。反觀臺灣,因1895年后被清廷割讓給日本,日本對臺灣島實行現代化的殖民統治,形成國家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的「后進性與早熟性」,[xxviii],使臺灣在二0年代的鄉土文學一開始就傾力偏重「反帝(殖民)」的描寫。從1926年賴和的〈一桿「稱子」〉、楊云萍的〈黃昏的蔗園〉作品開始,將日本警察大人作為「帝國」的象徵就不斷地出現在臺灣的作品中,反映了殖民地社會的層級結構。一路發展到叁0年代,鄉土小說的題材和內容皆有高度的同質性,其差異只是楊逵特別強調階級意識,而蔡秋桐以「反面寫實」的藝術手法創作,而發展出個人風格的鄉土小說。而臺灣反封建宗法的小說,竟意外在呂赫若四0年代的小說得到集中而深入的描寫,這是在雷厲風行的「皇民文學」展開之際,寄託了作家的言外之意與「心靈秘史」。

  相對于臺灣的「反帝」作為鄉土文學興起時--也是新文學展開之際--的主調,廣大中國大陸的現代化呈現牛步化的發展,因此鄉土文學以「反帝」作為主題內容,跟「反封建宗法」比起來算是少的。雖然葉圣陶1926年曾寫過一篇小說〈外國旗〉,諷刺鄉民以外國旗作為護身符,但在二0年代,「反帝」并非大陸鄉土文學的主調。到了叁0年代中國左翼作家對外國資本勢力的入侵,造成農業生產「榖賤傷農」,對農村的破產,有更清楚的社會認知時,才出現比較明確地以「反帝」作為主題意識的鄉土文學,如茅盾的〈春蠶〉、葉圣陶〈多收了叁五斗〉、葉紫〈豐收〉等,然而這時作家對中國社會改革的問題剖析,已經轉向整體的社會結構或是整體的經濟受帝國勢力、資本文明的衝擊,純粹針對農村地域的封建宗法社會文化問題的作品并不多,并且受到社會主義文藝思潮影響,形成社會剖析式的「農民革命」小說。至此二0年代那種因離鄉而懷鄉,暨懷鄉又帶著啟蒙理性批判封建迷信之頑愚的鄉土小說寫作風潮已稍歇。這時候卻另外發展出沈從文、蕭紅表現個人風格的鄉土小說,兩個人都是以「旁觀者」的角度描寫鄉土,沈從文建構鄉土烏托邦的美學情境,蕭紅「賦予」鄉土頑強的生命力,雖然她也寫農民革命,但顯然不具有「啟蒙」教化的意味,而是訴諸生命本能強韌的生命力。另外,叁0年代大陸鄉土文學「反帝」主題的展開,還是得由(和臺灣一樣)落入日本殖民的東北作家群,因親身經歷帝國主義的鐵蹄所發出的反抗之聲,而開風氣之先,蕭軍的〈八月的鄉村〉、蕭紅〈生死場〉發出了對日本殖民切身之痛的悲鳴與反抗。

  從叁0年代開始,殖民地臺灣的文學生產條件相較于次殖民的祖國大陸來得更加嚴酷,兩岸鄉土文學發展落差愈來愈大。大陸在1928年的革命文學論爭后,反而促成1930年中國左翼作家聯盟此一聯合陣線的結盟,1937年國共聯合抗日的情勢下,文壇于1938年組成了「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提出「文章下鄉,文章入伍」的唿吁,促成了新文學發展的現實主義化。臺灣雖然同樣在1931年的大整肅后,出現了1934年「臺灣文藝聯盟」,似乎有意以打破宗派、路線的歧異,以聯合陣線共同對抗殖民統治。但緊接著在1937年展開的「皇民化運動」打亂了塬來文學自主發展的歷史道路。到了戰爭期,在皇民文學、文化奉公等金箍咒的文化政策下,呂赫若、楊逵、張文環等作家也僅能在小說中暗渡陳倉,寄託其對鄉土與民族文化的認同。[xxix]

  

 

 

  [i]施淑:〈想像鄉土,想像族群——日據時代臺灣鄉土觀念問題〉,臺灣社會科學研究會主辦「鄉土文學論戰20年討論會」論文集。1997.10.17師大。頁68—74。此篇論文經施淑校正補充后刊載于《聯合文學》158期,1997.12。頁76—82,本論文以刊載在《聯合文學》的內容為參考依據。

  [ii]同上,施淑分析黃呈聰〈應該著(要)建立臺灣的特種文化〉(1925年)一文,指出:「雖沒有直接提到「鄉土」二字,但他對同化政策的否定,對臺灣式、日本式生活的意識上的區分,對固有文化、特種文化的堅持和追求,卻無一不涉及一般觀念中的鄉土意識。這個因現實世界的分裂而存在的鄉土意識,在客觀意識上,如不是發展成為以「固有」的面目凝固起來的帶有儀式性意味的民俗天地,成為殖民地臺灣的名符其實的殖民主義式的文化保留地,在歷史發展中自生自滅。再不然,這個以臺灣特殊性為根本訴求的臺灣特種文化及建立其上的鄉土意識,將會是詹明信所說的與文化帝國主義進行生死搏斗的第叁世界文化。」施淑認為若以詹明信論點來看,那么「黃呈聰的主張將不僅是具有畛域意義的地方特色、地方文化的建立,而是在日本同化政策的壓力下,以族群或民族認同為根本考慮的反殖民主義的政治抗爭。」本文分析的對象,或者說本文所認定的臺灣鄉土文學,是屬于第叁世界文學這一類,至于另一類如西川滿、或黃鳳姿的臺灣民俗的小說,我認為是日本皇民化的『國策文學』,從意識和立場來說不能歸入臺灣的鄉土文學。

  [iii]詹明信:〈處于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第叁世界文學〉《馬克思主義——后冷戰時代的思索》張京媛譯,頁87—112,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

  [iv]施淑:〈想像鄉土,想像族群——日據時代臺灣鄉土觀念問題〉。

  [v]詹明信的研究指出:資本主義文化的決定因素之一是西方現實主義的文化和現代主義的小說,它們在公與私之間、詩學與政治之間,性慾和潛意識領域與階級、經濟、世俗政治的公共世界之間產生嚴重的分裂。第叁世界的文化和物質條件不像西方資本主義的文化,因為心理主義和主觀投射在公、私(政治與個人)領域間產生嚴重的分裂。換句話說:佛洛伊德與馬克思對陣。詹明信:〈處于跨國資本主義時代的第叁世界文學〉,頁92。

  [vi]施淑:〈想像鄉土,想像族群——日據時代臺灣鄉土觀念問題〉,頁76—82。

  [vii]以上叁點參考施淑:〈想像鄉土,想像族群——日據時代臺灣鄉土觀念問題〉,頁76—82。

  [viii]賴和1931年元旦的〈隨筆〉中分析臺灣島人受壓迫的定型性格,來自漢族遺民,也就是建立在農業經濟關係上的封建中國文化的影響。又認為因為農業漢族遺民,再怎么改朝換代也改不了他們心目中的正朔和習俗,這是日本人雷厲風行的「同化政策」所同化不了的。

  [ix]施淑:賴和被逮捕過兩次,一次是1923年的治警事件,一次是1941年珍珠港事變第二天被日本憲兵和警務局共同調查,因病重出獄,一年后心臟病發逝世。〈賴和小說的思想性質〉,《兩岸文學論集》頁122—130。

  [x]另外,施淑引用印度學者古哈(Ranajit  Guha)對大英帝國東印度公司控制的孟加拉的研究,說明西方現代的理性、抽象思維方式,是消滅殖民地文化傳統的作手。因為「殖民官僚按西方觀念和標準在當地制訂的產權法令,就因為它的啟蒙主義式的抽象、理性及固定,使得由實物財產觀念換算成赤裸裸的現金價值的孟加拉人,頓失所據,而這還從根本上掏空和置換了孟加拉本土社會繁復的傳統習俗。」而在日據統治下的臺灣人民與本土社會習俗,其命運和在東印度公司統治下孟加拉人民是相同遭遇的。施淑:〈日據時代臺灣小說中頹廢意識的起源〉,《兩岸文學論集》。頁108。

  [xi]參考施淑:〈賴和小說的思想性質〉一文的分析。

  [xii]李南衡主編:《賴和先生全集》,明潭出版社,1979年3月,頁57。

  [xiii]楊澤:〈盜火者魯迅其人其文〉。

  [xiv]太平洋戰爭爆發隔天,賴和無故被網羅入獄,于獄中第叁十九日日記絕筆痛感:「看看此生已無久,能不能看到這大時代的完成,真是失望之至。」字字皆透露出弱小民族的悲哀。

  [xv]守愚:〈赧顏閒話十年前〉,李南衡主編《文獻資料選集》,明潭出版社,頁350。

  [xvi]施淑:〈在前哨——讀楊守愚小說〉《兩岸文學論集》,頁140。

  [xvii]同上,施淑分析楊守愚小說的五種類型:(一)描寫日本警察的暴虐者,如:〈十字街頭〉、〈顛倒死?〉、〈罰〉、〈斷水之后〉。(二)關于小市民和農工生活的貧困,如:〈兇年不免于死亡〉、〈升租〉、〈赤土與鮮血〉、〈元宵〉和〈一群失業的人〉等。(叁)處于工農階級中更弱勢的婦女問題,如:〈生命的價值〉、〈女丐〉、〈誰害了他〉與〈鴛鴦〉。(四)呈現小知識分子的困境與思想者,如:〈煺學的狂潮〉、〈夢〉、〈啊!稿費〉、〈嫌疑〉與〈決裂〉。(五)時代感較弱的民間故事,如:〈十二錢又帶回來了〉、〈難兄難弟〉、〈美人照鏡〉、〈新郎的禮數〉等。

  [xviii]同上註。

  [xix]同上註。

  [xx]黃石輝:〈怎么不提倡鄉土文學〉,塬刊《伍人報》9~11期,1930.8.16,該報今日難覓。本文現轉見廖毓文:〈臺灣文字改革運動史略〉,《臺北文物》,四卷一期,1995.5。

  [xxi]同前註,施淑:〈想像鄉土,想像族群——日據時代臺灣鄉土觀念問題〉。

  [xxii]例如《先發部隊》是大篇幅登載〈臺灣新文學出路之探究〉專輯,并且在更名《第一線》的次期上,製作了〈臺灣民間故事特輯〉,收錄作家將口述形式的民間傳說寫定成文字的作品,專輯中并有黃得時的〈民間故事的認識〉,與林克夫的〈傳說的取材及其描寫的諸問題〉的論文。

  [xxiii]施淑評論這幾份壽命不長卻影響深遠的文學雜誌與鄉土的關係時,提到:「出現在日本統治中期,殖民建設大致底定時的文學觀念,除了反應思想、階級、族群的分化,還顯示出鄉土失落的焦慮,因為不論是有待發掘而后出現的臺灣集團特性,或以未來式存在的國際主義精神的鄉土文學,折射出來的正是普遍存在于第叁世界文學中的反殖民的文化想像,也即是對那實際上被竄奪、被洗劫的鄉土及族群的召喚。」同前註,〈想像鄉土,想像族群——日據時代臺灣鄉土觀念問題〉。

  [xxiv]施淑援引薩伊德的理論,研究日本對臺殖民進行的空間支配意識形態,建立一套新的官方山川論述,以合理化、正當化殖民地國的統治。其中說明:「根據克羅斯比(Alfred  Crosby)《生態帝國主義》一書所述,歐洲殖民者每到一個新征服的地方,必定有意的留下他們的印記,并立即著手改變當地的風俗習慣。隨著大量外來的植物、動物、農作物、農耕方式和建筑方法侵入殖民地,殖民地逐漸變成一個新的地域,從而造成被殖民者傷害性的失落感,使他們疏離于自己的傳統和生活方式,精神上流離失所。薩伊德把這現象稱之為「帝國主義的地理殺手」。相同的死亡之手降臨日本佔領的臺灣地表。詳見〈日據時代臺灣小說中頹廢意識的起源〉,同註2書《兩岸文學論集》。頁104。

  [xxv]同前註,施淑〈想像鄉土,想像族群——日據時代臺灣鄉土觀念問題〉。

  [xxvi]施淑:〈日據時代臺灣小說中頹廢意識的起源〉有關日本殖民統治對時間和空間的支配意識形態,有精闢的論述,在此僅藉以提襯鄉土文學興起的社會背景,茲不細論。《兩岸文學論集》,頁102—120。

  [xxvii]楊逵的小說具有階級意識是一貫的特色,但僅有少數不是從知識份子的視角出發的作品,如〈死〉,是以地主家的長工同情貧農,寫的是反宗法社會,但又兼具「反階級」的主題,又如〈水牛〉以地主的兒子喜歡的放牛的小女孩,將被父親納為妾,也是以宗法社會的階級為著眼點。

  [xxviii]施淑:〈日據時代臺灣小說中頹廢意識的起源〉,《兩岸文學論集》,新地出版社,1997,頁119。

  [xxix]

  

聲明: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不代表本站觀點——烏有之鄉 責任編輯:青松嶺

歡迎掃描下方二維碼,訂閱烏有之鄉網刊微信(wyzxwk101)

收藏

心情表態

今日頭條

點擊排行

  • 兩日熱點
  • 一周熱點
  • 一月熱點
  • 心情
  1. 低聲下氣、骨穌肉麻的哀求
  2. 劉復生:《我和我的祖國》為什么讓王菲來唱?
  3. 郭松民 | 為什么“友邦”還沒有驚詫,搗糨糊者先“驚詫”了?
  4. 布拉格市長向中國扔“毒彈”,比美國“雷”更惡劣!
  5. 香港問題,會是一場持久戰
  6. 宋鴻兵:面對西方國家洗腦,我們怎樣自保?
  7. 在國家主權面前,NBA算個球!
  8. 這顆扔向中國的“雷”,在美國炸出了什么?
  9. 民國時期戰亂不斷,為什么還有4.5億人?國民政府就沒統計過
  10. 我聽王菲版“我和我的祖國”
  1. 該如何看待姚大嘴們的“愛國”?
  2. ?雙石、高戈里:把“陰謀論”顛倒的西路軍史再顛倒過來
  3. 莫說文革功過是與非
  4. 郭松民 | 點評《我和我的祖國》:酣暢淋漓與恰到好處
  5. 低聲下氣、骨穌肉麻的哀求
  6. 香港經歷最黑暗一夜:全港十四個區發生暴亂!憂心忡忡,香港向何處去?
  7. 親歷者揭秘“運十”研制及下馬真相
  8. 劉復生:《我和我的祖國》為什么讓王菲來唱?
  9. 鶴齡:為毛主席而辯(二)主席遺體,請你別動邪念
  10. 郭松民 | 為什么“友邦”還沒有驚詫,搗糨糊者先“驚詫”了?
  1. 王岐山講話令人嘆服!更值得深思!
  2. 雙石:我來為央視《數說中國》說幾句話……
  3. 此次大典:關于毛主席的七處重大變化,透露大信號!
  4. 瞻仰毛澤東同志遺容:國魂回歸,毛澤東思想回歸!
  5. 董卿的“愛國”為何犯了眾怒?
  6. 另類革命家小傳丨成王敗寇——高崗
  7. 令人欣慰和激動的消息,國慶節的前一天咱們的總指揮瞻仰了毛主席紀念堂!
  8. 曹征路:西路軍失敗的真相
  9. 這是要嚇死美國的節奏嗎?一周內中國發言人兩次引用毛主席話語懟美國
  10. 錢昌明:這是什么“共產主義”? ——評《一個披著資本主義外衣的真正共產主義國家》
  1. 十一期間,近30萬人赴韶山參觀
  2. 癲狂的暴徒,燒毀商務印書館!
  3. ?雙石、高戈里:把“陰謀論”顛倒的西路軍史再顛倒過來
  4. 香港問題,會是一場持久戰
  5. 親歷者揭秘“運十”研制及下馬真相
  6. 親歷者揭秘“運十”研制及下馬真相
德甲客场最新积分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