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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是路遙給我熬的一碗毒雞湯

唐利群 · 2019-09-03 · 來源:人民食物主權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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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的世界》只告訴了我世界的一面,那是一種和窮人追求真善美有關的價值觀;但它沒有告訴我抑或有意抹去了世界的另一面,那是一種類似于窮人越是追求真善美反而越窮的現實的慘淡。

  食物主權按

  曾幾何時,我還手捧一本《平凡的世界》難以釋懷,為自己也是一個平凡的人、也在經歷著生活的苦難而深感慰藉,甚至為自己雖然是加班狗式的勞動但也能創造價值而把自己感動到哭。于是漸漸地,我也愛上了平凡,愛上了生活的苦難,愛上了干活加班……倘若現實以痛吻我,我暗示自己要回報以歌,因為《平凡的世界》告訴我,盡管現實很悲催,但我還有一顆不平凡的靈魂,它感天動地,能把平凡感動成偉大,把苦難感動成快樂,把給老板打工創造利潤感動成給人類做貢獻的幸福。

  直到今天,當我在誠食講座聆聽了唐老師對《平凡的世界》的解讀,才恍然大悟:沒錯,我是一個平凡的人,那只是因為我別無選擇;我是在經歷著生活的苦難,那只是因為我沒法改變;我是很感動我的勞動能夠創造價值,因為只有這樣我才能給自己找到一個繼續忍辱負重、苦逼工作的理由,而這個理由是那么美麗,它超越了物質能讓我獲得一時的精神滿足。所以直到今天,我也才明白,《平凡的世界》只告訴了我世界的一面,那是一種和窮人追求真善美有關的價值觀;但它沒有告訴我抑或有意抹去了世界的另一面,那是一種類似于窮人越是追求真善美反而越窮的現實的慘淡。

  然而可悲的是,有那么多像我一樣的人,明明踩著血淋淋的現實,卻一味想象著那并不存在的真善美,以此來麻醉自己。

  不得不說,《平凡的世界》是路遙給我熬的一碗毒雞湯!里面的毒藥藏地很深,讓我曾一度以為那毒藥就是生活的解藥。

  講者 | 唐利群,文學博士,北京外國語大學中文系副教授。主要從事女性文學、左翼文化、社會主義女性主義理論方面的研究。

  整理 | 大鵬 宇軒 瑞秋 童話

  責編 | 侯雨 童話

  排版 | 六韜

  一、路遙其人

  路遙(原名王衛國)有這么幾個特點:一是他1949年出生,可謂與共和國同齡,1992年因肝病去世。在他短暫的42年生命里,有27年是在毛澤東時代度過的,所以不管怎么說,也不管你愿不愿意提及,或怎樣提及,這個時代都在他的生命里打上了很深的烙印。

  二是他成為一個專業作家、獲得全國性的聲名是在新時期,即1980年代。所以,無論所謂的新銳創作界、批評界如何評價他是“非典型”的1980年代的作家,他體現出來的仍然是1980年代,即改革開放年代典型的精神特征。

  三是他是陜北人,寫的也多是陜北的事。而陜北是什么地方?中國革命的發源地,老革命根據地,寫陜北就容易帶有一點寫“中國”的象征意義。不過,路遙的主要作品,尤其是《平凡的世界》,非常明顯的意圖是要寫一部關于改革的史詩,我甚至覺得作者是帶有一點超前性地寫了一部多年以后國家領導人在新世紀的文藝座談會上所召喚的、一定要“講好”的“中國故事”。

  僅僅從這幾點來看,路遙及其作品的張力還是很大的,當然需要厘清的地方也很多。下面我們就稍微擴展了說說。

  一般人對毛澤東時代的路遙知之甚少,提到比較多的是他出生于一個農民家庭,家境貧窮,七歲時過繼給了境況稍好的伯父當繼子,在成長的過程中受過很多苦。現在一提毛時代,仿佛只有窮和苦,這個已經成了回憶的慣性,但是這種敘述方式會遮蔽掉很多東西。以路遙為例,在物質匱乏的情況下念書和勞動自然是不容易的,但是如果以1949年前全國的文盲率高達85%到90%的情況來說,解放前像路遙這樣的孩子成為文盲的幾率是很大的,而到了毛時代,路遙不但念完了大隊的小學,也上完延川中學的初中,1973年還以工農兵學員的身份上了延安大學中文系。路遙這一路求學的經歷,清晰地展現了毛時代教育資源向農村和廣大工農兵傾斜的特征,但這一點后來就不會被說了,說的話也是反著說。因此,當我們在看毛時代資料的時候,有時確實需要“從字縫里看出字來”。

  還有不可忽視的一點是路遙和“文革”的關系。1966年路遙參加了中專考試,被陜西石油化工學校錄取。但就在這一年趕上“文革”爆發,很多學校都停止招生,所以他又回到延川中學參加紅衛兵運動。因為“文革”已經被徹底否定,所以這一段經歷路遙自己諱莫如深,研究者的研究也不充分,大致說來路遙屬于非常關心政治、有很強的政治敏感性的人,他的組織能力出眾,寫東西也很有文采,所以運動開始以后,他先是跟著延川中學的紅衛兵徒步到北京串聯,還趕上毛主席第七次接見紅衛兵。后來又被推舉為延川中學紅色造反派第四野戰軍的軍長,跟別的紅衛兵造反組織進行過武斗。

  當時的紅衛兵組織都聲稱自己是造反派,其實里面有“造反”和“保皇”的區別,按照派性來說,“紅四野”這個組織屬于“保皇派”,也就是保縣委書記那一派的,我自己在看材料的時候對“紅四野”的印象不是太好,比方說他們搶了人武部的機關槍,還搶劫過糧站、百貨公司的財物等等。最糟糕的是在1968年武斗時雙方各有死傷,這個成為后來路遙受到幾次審查的原因,審查的結論還算不錯,他跟人員的死亡沒有關系。我們站在后來人的角度推測,這個審查結果跟他加入的是保皇派組織可能也有一定的關系,因為“文革”中“清理階級隊伍”,遭到整肅的大多是造反派。

  武斗結束后各地成立革命委員會,路遙還擔任了延川縣“革委會”的副主任。上山下鄉運動開始后,他又以返鄉知青的名義回到家鄉勞動,不久即擔任當地小學的民辦教師。因為在寫作方面的才能,1970年路遙進入貧下中農毛澤東思想宣傳隊,宣傳毛澤東思想,從事文藝創作。一些比較欣賞他的朋友,還讓他加入縣城的創作組,編文藝小報,寫詩歌小說。

  講到這里,我們會發現在路遙的經歷中有一些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他的創作并不是從1980年代以后才開始的(其實不少新時期作家也都是這樣的),他在“文革”期間就已經是很活躍的文藝工作者了。尤其是路遙的農民身份,在當時非常重視工農兵作為創作主體的文藝導向中,是一個很有利的條件,可以舉兩個例子:

  一個是路遙和他的同道——延川縣工農兵業余創作組在1970年共同編寫出版過一個詩集《延安山花》,這個詩集當時引起了較大反響,廣為流傳,甚至通過香港出版在國外發行,印數達到28.8萬冊;據一個日本的路遙研究者安本實回憶,1970年代他在日本能夠看到的中國文學作品,一個是樣板戲唱詞,另一個就是《延安山花》詩集,從這里也可見革命老區對文藝的重視程度。

  還有一個例子,延川縣的創作組1972年自辦《山花》文藝小報,活躍于其中的群眾性業余文藝創作引起了《陜西日報》、《人民日報》的關注,他們分別在顯著版面進行了報道,其中被點名表揚的只有一人,就是路遙,因為在創作骨干中只有他是真正的農民,很能夠代表群眾文藝創作的意義。我們可以看看當時《人民日報》的措辭,感受一下當年完全不同的文學評價標準:

  陜西延川縣劉家圪嶗回鄉知識青年王路遙,在農業學大寨的群眾運動中,親眼看到廣大貧下中農發揚自力更生,艱苦奮斗的精神,劈山修渠,改土造田,深受鼓舞和感動。他一邊積極參加集體勞動,一邊利用業余時間搞創作,在一年多的時間里就寫出50多篇文藝作品,熱情地歌頌了人民群眾的革命精神和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社會主義建設多做貢獻的精神風貌。他寫的詩歌《老漢走著就想跑》、《賽上柳》、《走進劉家峽》以及小說《優勝紅旗》等,已在地方報紙和陜西省文藝刊物發表。

  到路遙進入延安大學以后,還跟別的作者合寫過長詩《紅衛兵之歌》,贊頌毛主席指引下的紅衛兵運動。

  以上說的這些有點類似作家路遙的“前史”,它透露出一些耐人尋味的信息,比方說,一般人——包括作家本人在內——會比較強調那個時代對自己造成的苦難,或者撇清自己與那個時代的政治關系,路遙也從不把自己“文革”期間的創作收入文集。然而從路遙的成長經歷來看,作為一個農民的孩子,在那個普及基礎教育的年代獲得受教育的權利,在那個大力倡導群眾文藝的年代成為一個被鼓勵的活躍的創作者,這都并不是負面的。可以想見,如果那個時代繼續的話,路遙應該會在群眾文藝方面大有可為,而后來的改革開放是完全不同的一個方向,不順應潮流肯定會被淘汰,所以當然他的寫作道路也就發生了很大的變化。

  1976年路遙大學畢業,也是毛澤東時代結束之時。畢業后路遙進入西安《延河》雜志,成為一個正式編輯,后來又成為陜西作協的一名專業作家。1980年發表反思文革的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1982年發表使之獲得很高聲譽的小說《人生》。《人生》引起了很大反響和討論,因為它在某種程度上契合了轉折時代人們對于新趨向的考量,主人公高加林出生農村而渴望進城,個人意識覺醒,在進城的過程中也遇到了各種曲折……小說發表后,很多讀者覺得“高加林就是我”,這其實折射出社會政治的變遷已經使毛時代青年扎根農村的趨向難以為繼,城鄉差別、城鄉矛盾變得日益突出。這也成為路遙在新時期以后最集中表現的對象,《平凡的世界》可謂這方面的集大成之作。

  二、《平凡的世界》其作

  《平凡的世界》應該是一部為人熟知的當代作品。小說三部六卷、共100萬字,采用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反映中國從1975年到1985年十年間城鄉社會生活的巨大變遷。在時間上小說是用編年的方式,一年一年、甚至一個月一個月地寫,并且與季節交替、二十四節氣的輪換相對應;在空間上則從最小的雙水村,到公社/鄉鎮一級的石圪節公社、米家鎮,再到原西縣城、黃原市以至于省城;時空縱橫,規模宏大。路遙為之傾注了大量心血,從1983年就開始準備資料、回農村了解情況、下煤礦體驗生活,1985年動筆,1988年完成。

  這部表現中國城鄉巨變的小說寫出來以后,受到的冷遇和熱評幾經變化。小說傳播和被接受的情形很值得分析。1986年第一部寫成之后,發表遭遇尷尬,第一流的雜志不愿意接納,最好的出版社也不想出這本書。這跟他的《驚心動魄的一幕》和《人生》獲得的禮遇大相徑庭。而來自學院的精英評論家也毫不隱諱地對《平凡的世界》進行了批評和否定,1986年曾經在北京開過一個研討會,對小說幾乎全部是否定評價,甚至有人說“不相信寫出《人生》的路遙會創作出《平凡的世界》這么差的作品”,只有兩個老批評家給出了肯定的態度。

  而與學院派的冷漠態度相對照的是什么呢?是普通讀者的強烈反響和廣泛閱讀。1988年這本書開始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出,幾乎每天到固定的時間點都有大量年輕人守在收音機旁邊聽《平凡的世界》。另一個驚人的表現是小說的出版數,截止到2015年發行量有300多萬冊(不包括大量盜版),當然現在還在不斷的增加當中。這么多年來,諸如“讀者喜愛的書”、或者“認為什么書是經典的”這類閱讀調查中,《平凡的世界》總是名列前茅,因而被冠以“現實主義暢銷書”的名號。

  《平凡的世界》的讀者構成也很有意思,學院里的知識精英是不怎么看的,但那些有農村背景、去城里求學或打工、處境艱難的中下階層則是主要受眾;在《平凡的世界》的傳播過程中,還出現過老師推薦給學生、父母推薦給孩子、哥哥姐姐推薦給弟弟妹妹、夫妻戀人之間互相推薦的感人方式。打動普通讀者的往往是小說主人公面對的種種苦難和對苦難的超越精神,所以小說帶有強烈的“勵志”色彩。

  當然,還值得注意的是官方主流對于這部作品的態度其實一直是肯定的。路遙的寫作和體驗生活得到過相關部門的支持和幫助;1991年權威的官方文學獎“茅盾文學獎”授予了《平凡的世界》;作品剛寫完不久,1989年就被改編成14集電視連續劇,2015年又被改編為56集大型電視連續劇。近幾年《平凡的世界》入選學校指定的中學生課外閱讀書目,不少名牌大學的校長向大學生推薦《平凡的世界》。路遙在2018年還入選“改革開放40年先鋒人物”。來自體制的肯定,與來自八、九十年代先鋒創作界和批評界的冷落也相映成趣。

  那么普通讀者跟知識精英對這本書的不同反響究竟意味著什么呢?有一點很重要,就是1985年以后,或者說1980年代中后期以后,知識分子脫離現實的趨向越來越明顯,在文學創作方面,現實主義被唱衰,現代主義新潮花樣迭起,文學作品出現所謂“由實向虛”的轉變,新銳作家懸空高蹈,新銳批評推波助瀾,像《平凡的世界》這種堅持現實主義創作方法的作品被認為是十分落伍和過時的。

  另外,知識分子的逐漸精英化也帶來他們跟普通民眾,尤其是跟工人、農民、農民工的生活距離越來越遠,他們對八、九十年代中國底層社會的形成基本無感,對城市化過程中農村的問題非常有隔膜。現實中工農階級的困境得不到表現,即使有寫農村的,可能也是寫寫里面的儒道釋文化,或者寫一些神神叨叨的主觀化的東西,鄉村仿佛是作為異常的、荒誕的景觀而存在。從這個意義上說,《平凡的世界》表現出來的站在“平凡的普通人”的立場上寫作的姿態就顯得十分難得,它至少觸及了被忽視的農村知識青年和農民的出路問題,引發了現實中微不足道的小人物情感上的共鳴,并為他們提供了一絲心靈的慰藉。

  一直到了新世紀以后,學院派的某些批評者才重新發現了《平凡的世界》,開始反省文學對底層民眾的忽視,開始重視路遙作品所保留的對土地和農民的深厚情感,開始分析《平凡的世界》中顯現的互助、平等、勞動創造價值等等這些帶有過去社會主義色彩的價值觀的意義。路遙又仿佛成了抵抗時代主流、代表知識分子良知的“悲情英雄”。

  但是不要忘了,就像我們在前面說到的,官方和體制對路遙及其作品其實一直是肯定和贊賞的,所謂的排斥和冷落并沒有在這個層面上發生。在我看來,與其說路遙是一個1980年代的“非典型性”作家,或“非主流作家”、“邊緣作家”,不如說路遙一直都在另一種“主流”當中,代表的也是新時期以來非常典型的價值觀。我甚至認為《平凡的世界》描寫的改革大時代的故事,從來沒有溢出過官方意識形態的任何界限,它是亦步亦趨地呼應了改革意識形態的要求,并且為改革過程當中出現的種種問題提供了比較好的、但僅僅是想象的解決方式。這可能正是他獲得贊譽的原因之一。下面我們就對這些在一般的閱讀中不容易覺察的方面進行一些分析。

  三、故事以及敘述故事的方法

  《平凡的世界》里講了大量的故事,其實最主要的故事可以做如下概括:一個是改革的故事,改革是從農村集體經濟向家庭承包責任制轉變開始的,這個部分正是小說的敘事起點和動力,占的篇幅也非常大;然后就是奮斗的故事,是以孫家兄弟來呈現的,一個是哥哥孫少安發家致富的故事,另一個是弟弟孫少平進城的故事。

  改革的故事要怎么講?路遙的敘述方法跟新時期別的文學沒有什么兩樣,就是首先用苦難敘事、饑餓敘事,展現“文革”極左政治的荒謬、農村集體化的錯誤。小說的開端選擇了1975年而非1976年,那一年多的時間占了大半本書的篇幅,就是為了表現舊的社會主義時代危機重重,難以為繼,進而為改革的勢在必行找到合理性。

  新時期文學寫“文革”災難的比比皆是,但路遙寫的是農民在那個時代遭受的苦難,這個可比站在老干部或知識分子立場上批判和控訴的解構力量大多了。應該說,苦難敘事和饑餓敘事是有很強的感染力的:比方說,孫家的貧窮、雙水村的貧窮以及陜北農村普遍的貧窮,路遙寫得還是有點觸目驚心的,像孫少平在縣中上學吃不飽飯,為一天兩個黑饃饃含羞忍辱;老祖母渾身是病也舍不得吃孫子買回來的止痛藥,每次摸出藥數一遍再放回去,多年以后這藥片都被摸得黑黑的還沒吃……類似這樣的描寫,我自己看小說的時候是快看出眼淚的;

  再比如說“以階級斗爭為綱”、強調“兩條路線斗爭”給農村帶來的無謂的紛擾和破壞,像雙水村找不出一個階級敵人來批判,只好抓腦子有毛病的田二充數;少平的姐夫王滿銀因販賣幾包老鼠藥被勞教,給整個家庭帶來巨大的惶恐和災難;有的農民因為做點小生意、

  拿口糧在黑市上換點錢就被懲罰或勞教……類似這樣的描寫也的確讓人心生那個年代太可怕了的感覺。

  像《平凡的世界》這種現實主義小說,會給人一種寫的就是真實事件的感覺,而從事物的表面現象上看,這種呈現也似乎吻合那個年代的一般情形,比方說當時物質比較匱乏,人們基本生活水平不高,也存在階級斗爭擴大化的情況等等。但是小說是否表現了本質的真實卻是大可存疑的,因為同樣的現象,因什么造成,與什么有關,其構成、指向、意味等等可能都是不一樣的。

  以貧窮和饑餓為例,小說的歸因就是——集體經濟使得農民打下的糧食“兼顧”了國家和集體之后,到個人頭上就沒多少了,但是小說卻完全不呈現糧食到國家和集體那里用來做什么了,也完全不呈現五十到七十年代中國農村的合作化:為什么要組織互助組、合作社以至于人民公社?因為農村集體化是為了支援城市工業化;工業化的進步再“反哺農業”,以實現農業的機械化。1949年以后的中國是在極其薄弱的工農業基礎上,經過26年的自力更生、艱苦奮斗,初步完成了工業化,工業反哺農業也在1970年代開始進行。

  然而這樣的工農業關系和城鄉故事在《平凡的世界》以及新時期文學中卻是隱匿不見的,文學從此再也不表現這個,相反,短短26年的時間從一個農業國轉變為工業國的發展速度被改寫為大鍋飯,效率低;為建立獨立的、門類齊全的工業體系而付出的民生代價被認為是社會主義帶來的貧窮……新時期文學為這樣的“共識”能夠深入人心起到了重要作用,從這個角度說,《平凡的世界》也可以稱作是一部“主題先行”的現實主義小說,因為已經有了集體經濟造成貧窮、饑餓、生產力低下的定論,然后現實材料的選擇、剪裁和使用只是為了證明這一點而已。

  小說中這樣的情況真是太多了。僅舉幾個例子:

  《平凡的世界》設計了一個“改革傳聲筒”式的人物田福軍,屬于把農村集體化的弊端看得最清楚,進而進行銳意改革的革新派,在視察了陜北最偏僻的村子、目睹了農民掙扎在生死線上的慘況之后,1978年他在縣委常委會上做了一個今昔對比的報告:

  “一九五三年全縣人均生產糧九百斤,而去年下降到六百斤,少了近三分之一。從五八年到七七年的二十年間,有十六個年頭社員平均口糧都不足三百五十斤;去年僅有三百一十五斤……”他用這些數據來說明“我們是解放四十多年的老革命根據地,建國已經快三十年了,人民公社化也已經二十年了,我們不僅沒有使農民富起來,反而連吃飯都成了問題……”

  如果單從這個報告來看,毛澤東時代的糧食產量不進反退,集體經濟、人民公社、社會主義確實一點優越性也沒有,然而這個報告卻是極具選擇性的,它既沒有考慮建國以后三十年人口幾乎翻倍的因素,也沒有包含糧食單產與總量的情況。最能顯示這個報告的意識形態性而非科學性的是它選擇對比的年份,五二年是一個豐收年,而七七年是一個災荒年,無論是選擇七七年之前或之后的某一年對比,都得不出報告中的結論。而如果從全國的情況來看,整個毛澤東時代即使在人口大量增加的前提下,人均糧食產量也是上升很多的,像田福軍報告中所說的人均產量大幅下降的情況則極為罕見。

  從這里也可以看出,路遙為了寫作《平凡的世界》是下了很多功夫搜集資料的,他要使小說具有現實感,這跟很多當代作家如莫言、閻連科、劉震云、余華、畢飛宇等在否定批判毛時代時任由想象馳騁、想怎么虛構就怎么虛構還是有一些區別的。但是大量的資料搜集、認真的選擇剪裁、有意的忽略遺漏卻使得對現實的反映流于表面現象,而遮蔽了其本質的真實。這可能是更需要認真對待的一件事。

  再如小說對貧窮的感覺的寫法也值得細究。大家要注意小說中的人物是如何“感知”貧窮的。小說一開始大量寫到的不僅僅是孫少平窘迫的經濟狀況,而且是家境貧寒帶給他的“屈辱感”,他極度自卑又極度自尊,非常敏感于他人對自己貧窮的看法。而且,這種對于貧窮、在小說中也就是對于農民的貧窮的認知,不只是孫少平獨有的,而是包括他的父親孫玉厚、他的哥哥孫少安、潤葉的父親田福堂等人都具有的一種普遍的“情感結構”。少安不敢接受潤葉的愛情是因為自己是個“泥腿子”,家里光景“一爛包”;田福堂阻撓女兒的選擇,是因為自己的女兒在城里工作,一個農民怎么高攀得上……

  現在的讀者看這些描寫,會覺得一點問題也沒有:農民就是一個低下的身份,貧窮就是烙在農民身上的恥辱印記嘛。但是用這樣的方式書寫或理解毛時代的農民,其實是把毛時代之前和之后的價值觀挪移到了毛時代,實際上,那個時代農民的經濟地位雖然不高,但是政治地位是很高的,出身地主、資本家和知識分子家庭是屬于剝削階級,沒什么好驕傲的,而工人農民是屬于好的出身,沒有什么好屈辱的。至于貧窮,因為工業化建設需要提取剩余,在民生方面水平都不高,而且比較平均主義,貧富差距并不大。

  當然,并不是說毛時代26年就完全實現了社會主義承諾的平等,肯定也還存在著農民與公家人的差別,老百姓與干部的差別、城市和農村的差別……但是那個時代講階級斗爭,一會兒讓干部跟工人農民“三同”,一會兒讓城市青年“上山下鄉”支援農村,所以這些差別是在逐漸縮小而非擴大的,即使現實中還沒有完全消除基于經濟地位、身份差別而帶來的歧視,但這種歧視也受到了當時的價值取向和意識形態的極大抑制。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說,《平凡的世界》中的人物因為自己是農民,或因為自己貧窮而感到那么深的屈辱,這樣的描寫放在后來“有了物質才能被人尊重”的時代沒有問題,但放在毛時代卻是有點奇怪的。只能說作者為了告別那個時代而進行了夸大敘述,或者把告別那個時代以后“農民”再度成為一個貶義詞的屈辱硬是生搬硬套地挪移到了那個時代。

  類似的“挪移”還見于小說中一個被認為寫得非常成功的事件——搶水事件。路遙當年寫完這個故事后以《水的喜劇》為題單獨發表過,是說1975年夏陜北大旱,東拉河上游的幾個村把河攔了起來,使得下游的雙水村無水澆地,怎么辦呢?從普通社員到村干部孫玉亭、田福堂,既不跟那幾個村協商,也不上報公社,做出的一致決定居然是趁著深夜、帶著家伙偷偷把上游的壩給豁了,后來釀成大錯,還死了人。

  小說寫這個當然是為了凸顯“文革”體制的不合理,而這樣的事件現在的讀者看也沒問題,農村嘛,為了爭搶有限的資源,從古到今發生沖突、械斗甚至流血不是很常見嗎?但是這也忽視了恰恰是毛時代的公有制和集體經濟才對這些問題進行了有效的克服和遏制:要求個人或小集團的利益服從于全局或大共同體的利益,最后達到對公共利益的保障。大家可以看看樣板戲《龍江頌》,里面對有限的水資源是怎么進行處理的;現實當中可以看看紅旗渠,是怎么超越了村莊各自的利益得以成功建成。反倒是在集體經濟、人民公社制度解體之后,基于村莊各自利益而發生的糾紛、斗毆才大幅增加。

  《平凡的世界》所寫的1975年,發生了那么嚴重的旱災,孫玉亭、田福堂們首先考慮的應該是與別的村以及公社進行協商如何合理分享水源,但他們平時政治覺悟特別高、滿口革命大道理,這時候卻突然變傻,完全忘了可以這樣做。作者自己可能都覺得這樣寫有違現實主義原則,所以設計了唯一明白可以這樣做的角色孫少安,出遠門不在場,事后才教育他們怎么不先跟公社商量。所以從作者有意設計的敘述可以看出來,搶水事件寫的恰好不是毛時代的普遍或本質的現象。小說把失去集體制約后農村的突出現象進行了挪移,這樣才能否定舊時代,開啟新篇章。

  四、敘述困境以及想像性的解決方式

  借助于改革的“共識”和新時期文學的“成規”,加上路遙式的現實主義,《平凡的世界》解構了社會主義時代的集體經濟,“文革”的冬天過去,改革的“春天”到來。與新時期文學中普遍存在的羅曼蒂克想象一樣,小說描寫了分田單干以后,農民馬上都能吃飽、農村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不過路遙肯定沒有這么淺薄,如果只是這么寫也確實不那么現實主義,改革過程中出現的各種各樣的問題,都讓那個集體經濟造成貧窮、分田單干才能致富的敘述原點遭遇挑戰,因此,《平凡的世界》與新時期文學的淺薄之作的區別,就在于它對這些問題有所表現和回應。

  在孫少安發家致富的故事中,分田單干原本是很重要的戲份,小說為之以安徽小崗村為原型,虛構了孫少安帶領社員、草擬分田合同的情節。然而當分田單干真的成為現實之后,致富的道路卻發生了轉移,孫少安掙到的第一筆錢,是給人家拉磚,后來是開磚窯,然后是開磚瓦廠,以及承包鄉里面臨倒閉的大磚瓦廠,生意越做越紅火……孫少安這一路下來,靠的并不是種田,村里別的強人和能人,致富的方式也都不是依靠農業,而是副業,比如田海民夫妻是養魚,金光亮是養蜂,馬來花是賣茶飯……

  跟這些八仙過海各顯神通發了家的人相比,真正種田的農民卻頂多只能維持溫飽,小說直接就寫道:“只靠在石圪節上去賣一點糧食、土豆、旱煙葉,或靠一年出售一頭老婆喂養的肥豬,就想把光景日月過好,那實在是妄想!這一點收入,通常連化肥都買不回來!”尤其是勞動力比較弱的家庭,會直接陷入困境,像田四田五因為年齡大,無依靠,分田單干以后生活幾乎過不下去,用小說里老作家黑白的話來說就是:“完全是一派舊社會的景象嘛!集體連個影子也不見了。大家各顧各的光景,誰也不管誰的死活。過去一些不務正業的人在發財,而有的困難戶卻沒有集體的關懷,日子很難過下去。農村已經出現了嚴重的兩級分化,隊干部中的積極分子也都埋頭發家致富去了;我們在農村搞了幾十年社會主義,結果不費吹灰之力就蕩然無存……”

  小說在寫改革展開的過程時,其實已經自我瓦解了所謂單干致富的神話。從集體化到分田單干,實際上是回到小農生產、個體生產的道路上,中國歷史上千百年來都是小農生產、小農經濟,也沒見大幅提高農業生產效率,為什么新時期一分田單干就提高生產力了?這是不可能的。即使是改革開放之后大家覺得能吃飽了,也是因為擁有之前毛澤東時代集體化生產的積累,如大規模農田基本建設、大修水利、培育良種、化肥農藥的生產、為“備戰、備荒”糧庫里儲存了三年的糧食……如果說毛時代的高積累是種桃子,那么改革開放以后就是摘桃子。只不過由于社會政治的變遷,這一點完全不被承認。路遙在小說中也不承認,但因為他無法回避集體經濟解體之后出現的問題,所以《平凡的世界》比別的小說更多地綻露了發家致富神話的難以為繼。

  小說中還寫到農村實行以戶為單位的生產責任制后,水利和灌溉設施破壞得很嚴重;村里的中學垮掉;黨的基層組織渙散;個人至上對鄉村倫理的沖擊;對金錢的追逐使人墮落、犯罪;封建迷信迅速復辟……但這些往往是一筆帶過,小說表現得比較充分的,還是貧富兩極的迅速分化。1960年代毛主席在解釋自己為什么對包產到戶看得那么嚴重時說過一條:公有制一變,“兩極分化快得很”,不幸而言中。

  在《平凡的世界》歡呼了集體經濟的末路以后,馬上面臨貧富差距越來越大的困境,要怎樣把這春天的故事講述下去呢?路遙形成了很堅定的改良主義的思路。小說借田福軍之口說明這些改革的陣痛都是難免的,重要的是看利和弊孰大孰小;然后賦予了孫少安鄉村賢人的職責,讓他擴大再生產,把田四、田五以及雙水村生存艱難的人都放在自己的磚瓦廠里做工,以使面臨分崩離析的鄉村共同體得以重新聚合。這十分吻合“先富帶后富”的倡導,然而卻不過是個想像性的解決方式。一則在現實中我們更多看到的是先富們把財富放到某個島上以避稅,沒怎么帶后富;二則是小說自身相不相信這一點都成問題,小說結尾設計的是少安妻子秀蓮因為肺癌倒在丈夫捐助的學校的慶典上,其中的意味不難理解。

  而在對另一個奮斗故事孫少平進城的描寫中,路遙所面臨的敘述困境也不少。孫少平這個形象跟哥哥有所不同,他不完全是農民,而應該說是農村知識青年的代表。他中學以前的教育都是在毛澤東時代完成,但是他完全有一種去政治化、去階級化的能力,比方說他讀過很多書,而且大多都是革命年代的小說,包括《紅巖》、《鋼鐵是怎樣煉成的》、《馬克思傳》、《斯大林傳》之類,但是這些閱讀對于孫少平而言,可以完全過濾掉其革命性的內容,而只剩下偉大、成功的人物對個人意志的磨練、對苦難的忍受和超越。他所獲得的知識讓他在精神上脫離了雙水村狹窄的天地,渴望著進入城市、進入一個“大世界”去改變命運,從而“掙脫和超越他出生的階層”。

  應該說,路遙塑造這個人物形象,是跟小說《人生》中的高加林一脈相承的,即當集體化的經濟基礎已經不存在,毛時代號召知識青年建設農村的理想在新時期也就逐漸失效,城市再度成為人們趨之若鶩的目的地,哪里更適合個人的發展,更有可能實現個人的幸福,就往哪里流動。這種關于個人自由的觀念成為新時期以后越來越強的意識形態,《平凡的世界》寫孫少平一定不留在農村,一定要進城,原本也是按照他的個人意識覺醒,要追求更高的人生目標來寫的。

  然而接下來就有轉折,少平一到黃原市就遭遇了震驚體驗:他雖然來到了這個城市,但能夠進入的只是東關大橋的勞動力市場,那些跟他一樣從農村來城市謀生的人,在這個地方爭先恐后地要把自己的力氣“賣”出去,而那些來挑選勞動力的包工頭,“就像買牲畜一樣打量著周圍的一圈人,并且還在人身上捏捏揣揣,看身體歪好然后才挑選幾個人帶走”。小說寫到這里其實也自我瓦解了個人奮斗的神話,那么多農民進城攬活打工,與其說是為了追求個人自由,不如說是因為分田單干以后,農村剩余勞動力越來越多,而他們進入城市以后,除了出賣廉價勞動力的自由之外一無所有。這是孫少平面臨的生存困境,也是路遙所面對的敘述的困境。

  《平凡的世界》為走出困境采取的敘事策略就是:用類似社會主義的價值去彌合市場化的現實所綻開的各種裂隙和漏洞。所以我們才看到“勞動創造價值”在小說中被表現得無以復加,這一在社會主義時代與勞動人民改天換地的力量聯系在一起的觀念,在小說中卻成為孫少平忍受當牛做馬的雇傭勞動的屈辱,迎接高強度體力勞動挑戰的精神支柱。

  這種對接無論如何是有點奇怪的,好像是社會主義的價值觀被用作增加資本主義的利潤,而勞動者本身還要為自己實現了對苦難的超越而獲得精神上的滿足。1980年代的路遙可能覺得這樣寫下去也有點過分,所以他最終讓孫少平選擇的是逃離雇傭勞動,進入大亞灣國營煤礦做了一名工人,而且在這一份重體力的、需要冒著生命危險的工作中找到了自我價值的實現。

  《平凡的世界》讓孫少平經歷了種種磨難之后,成為一個堅定的主體,他并沒有像自己喜愛的小說《紅與黑》中的主人公于連那樣,成為資本主義上升時期野心勃勃的資產者,甚至也跟《人生》中的高加林更愿意謀求一份知識分子的職業有所不同。在孫少平身上,“個人主義”份額減少,利他主義色彩增多,互助、平等意識再現,自我抉擇與社會共同體的聯系加強,“走向大世界”的個人奮斗變成平凡的人在勞動中實現價值。

  小說寫到最后很容易讓人覺得這是社會主義價值觀的回歸,甚至有人認為孫少安、孫少平是新時期“社會主義新人”的形象。對此我的看法有所不同。一是小說對于社會主義的經濟生產方式和階級政治從頭到尾都是解構的,而且還認為這些方面做得還不夠,比方說寫到城市時小說借人物之口繼續表達“現在農村的鐵飯碗打破了,什么時候把城市的鐵飯碗也打破就好了!”小說在這方面的敘述立場是確鑿無疑的,但是,小說又希望對社會主義的文化和價值觀進行重新整合并有所保留,這就帶來了矛盾、含混、錯位和分裂。

  二是這些去革命化、去階級化的社會主義價值觀,是為了給改革以后市場化出現的問題提供想像性解決方案的,你可以把它視為改良主義,或者小資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等等,總而言之,作者是在想象一種“善好的資本主義”的情景。這個從孫家兄弟的故事最后合二為一可以看得很清楚:孫少安發家之后曾經不知道怎么使用剩余的錢,一度跟著另一個“冒尖戶”胡永合投資電視臺拍電視劇,當他跟弟弟見面說起此事時,孫少平勸說哥哥不要用錢買虛名,而要用錢為雙水村做點實事,他給出的榜樣其實就是想象中的西方富人:“錢來自社會,到一定的時候,就有必要將一部分再給予社會,哪怕是無償地奉獻給社會;有些西方的大富翁都具有這種認識……在外國,有些百萬富翁或億萬富翁的子女拒絕接受父母的遺產,而靠自己的勞動來度過一生。”

  這應該是1980年代如《讀者文摘》一類的刊物塑造起來的對西方資本主義的美好想象,作者用來作為孫家兄弟規劃人生的指南。孫少安也確實接受了弟弟的建議,放棄投資電視劇,而把錢用于建造已經破敗不堪的雙水村小學,獲得了來自從政府官員到普通村民的眾口贊譽。

  可以說,《平凡的世界》對于改革進程中的奮斗故事,雖然講述的時候不斷遇到困難和挑戰,有時候甚至左支右絀,難以說圓,但是,小說仍然提供了一系列解決問題的方案。這些解決方式,與想像性的“善好的資本主義”相關,與即將登場的“鄉賢”、“鄉紳”相關,與儒家道德以及鄉村倫理相關……只是與真正的社會主義相距甚遠。

  五、問答環節

  問題一:請唐老師談談路遙和反思文革的那些傷痕文學之間的關系。

  路遙的《驚心動魄的一幕》放在傷痕文學或者反思文學里都是可以的,像以劉心武的《班主任》、盧新華的《傷痕》為代表的傷痕文學,都是揭露“文革”給人們造成的種種傷害。《驚心動魄的一幕》對“文革”造反的批判是很強烈的,里面寫到的造反派絕大多數都是為了自己的私利去整人、傷人,還打著革命的旗幟。只有一個年輕的造反青年周小全有些不一樣,小說把他寫成一個其實是受“極左”思潮蠱惑的人,那他的心靈當然也是留下了傷痕的。

  不過,《平凡的世界》跟一般的傷痕文學不大一樣的地方是,它不是那種哭哭啼啼、訴苦的方式,而是帶有一種英雄主義的、悲壯的色彩。因為里面主要寫的是被打倒了的縣委書記,一個非常正面、特別深沉、有擔當、有責任心的老干部,寧可自投羅網被打死,也要避免派性斗爭傷害到人民群眾的利益。這個是小說的特點。另外它對“文革”派性斗爭的某些表現也比同時期的小說要復雜一些。

  關于傷痕文學,建議大家還可以看宇宏寫的一篇文章叫《“傷痕文學”不是社會主義文學思潮》,里面有很多新史料,“傷痕文學”這個命名并不來自中國人,而是美國媒體總結出來的概念,這也是我們完全認同冷戰那一邊的意識形態和價值判斷的開端。時至今日,很有必要把過去的很多思潮、現象放在一個長時段和大視野當中進行重新考察和思考。

  問題二:《平凡的世界》里的大亞灣是少平最后的歸宿,請問這個是不是也反映了作者對現實的一種妥協?

  這個其實是特別值得探究的地方。是不是妥協要看你是依據什么價值標準來評價,比方說孫少平最初是在打零工、被雇傭的勞動中看不到任何前途的情況下,想方設法進了煤礦,那按照受壓迫就要反抗的價值標準,他卻一點兒也沒有反抗自己被雇傭的現實,也沒有對千千萬萬跟他一樣的攬工漢做點什么,當然算妥協。

  但是,孫少平進的大亞灣是一個國營煤礦,與1990年代以后部分煤礦被私有化,每一塊煤都是帶血的那個情況還不太一樣。你看孫少平在煤礦因為不怕臟、不怕累拿到的報酬是很高的,待遇是不錯的,煤礦的領導與工人、師傅與徒弟之間還保留著某些互助、友愛的關系,所以路遙寫孫少平進煤礦和最終愿意留在煤礦,帶有對于集體主義和社會主義價值的某種回眸和留戀,是有這么一些意味的。從這個角度說,算不上對現實的妥協。

  而結合孫少平所處的時代來看,利己主義漸成潮流,周圍人都在忙于發家致富,追逐金錢,為個人或小家庭打算,他卻堅信普通勞動者也有尊嚴,而且還有精神追求,這簡直是逆時代潮流而動,不但不是對現實的妥協,簡直是對現實的超越嘛。你看他本來有可資利用的資源,如他的戀人,還有他妹妹的戀人,家里都是高官,如果要依靠這樣的一些關系的話,是很容易實現階層躍升的,但他能夠拒絕那些誘惑,拒絕那些幫助,而要成為一個自主的人,一個獨立的人;同時他又能突破自身的狹隘,有更大的關懷,比方說他希望繼續深造,能夠對中國煤礦開采技術有所貢獻;他拒絕了年輕美麗的姑娘的求愛,而回到煤礦與孤兒寡母待在一起等等,這些都不能視為是妥協吧。

  不過我想強調的一點就是,路遙給孫少平賦予的這些品質其實帶有某種虛妄性,因為任何文化和價值觀都無法脫離開產生它的政治經濟土壤,不可能一邊歡呼私有化,一邊集體主義、社會主義價值觀還總是高高飄揚。就像孫少平如果是在1990年代以后私有化的煤礦里,還能不能保留其理想性,還真不好說。

  問題三:路遙在寫《人生》的時候還帶有一定的批判性,批判高加林那種鄙視農村的想法,然后到《平凡的世界》表現的就是那種個人主義的、向往城市生活更明顯一些。這樣是不是說明路遙到《平凡的世界》思想倒退了?

  那倒談不上倒退。路遙在個人主義與集體主義之間,城市認同與農村認同之間一直是有矛盾的。在《人生》中表現為一方面認為高加林不想如父輩一樣世世代代生活在農村是合理的追求,另一方面又覺得生你養你的土地和人民,想背叛就背叛你還有沒有良心?所以在《人生》里面,路遙最后給高加林設計的是被迫回到鄉土而且有所悔悟。但是很多評論者都說,高加林還是會再次離開的,不會安于土地的。的確是有這樣的矛盾。

  而《平凡的世界》從某種意義上說是《人生》的展開。有研究者說路遙是把高加林一分為二,變成孫少安留在農村,孫少平走向城市,我覺得有道理。而且,路遙在《平凡的世界》中想通過觀念的力量進一步彌合城鄉之間的鴻溝,比方說他把在農村的孫家寫得特別和睦,特別溫暖,值得留戀,孫少平雖然去了城市,連戶口都遷走了,但他還常常回來,而且回來他也沒有看不起農村,還是認同自己是“農民的兒子”。孫少平也不鄙視體力勞動,不像高加林一定要從事文化人的工作,在孫少平這里,知識文化與體力勞動是平等的,中間沒有什么不可逾越的鴻溝。

  所以在這方面我不覺得《平凡的世界》是一個倒退。路遙的問題不在這里,路遙的問題在于如果僅僅依靠觀念的力量,是否能夠填平城鄉之間的差距?其實貧窮落后的農村、艱巨繁重的體力勞動……都是要改變的對象,而不是要認同的對象;而要改變這個,需要依靠的恰好是農村集體經濟,當年集體化的進程已經到了物質的力量在逐漸改變農村形態的階段,如在1970年代后期公社、生產隊辦的企業開始大量出現,非常多的農民變成了農民工人;而知識青年上山下鄉也在同期逐漸形成了不僅包括下鄉而且包括回城的有效方式,應該說,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前景、城鄉差距的進一步縮小完全是有可能實現的。只不過這一進程被打斷之后,又走了一遍農村剩余勞動力進城淪為雇傭工人的道路。歸根到底,今天涉及的仍然是采用什么方式完成現代化的問題,所以,與之相關的選擇資本主義還是社會主義的討論并不是沒有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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