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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后“祖國行”作品中的“新中國”形象與認同——以葉嘉瑩、蔣彝、趙浩生、李藍等為例

朱雙一 · 2019-10-02 · 來源:文藝理論與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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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釣左派中的大部分,自始至終堅持對“新中國”的認同,無論在人員上,還是在思想上,都成為當今臺灣真正的統派(左翼統一派)的基礎和中堅。62葉嘉瑩、劉大任等對于美國推行的自由、民主,有著切中肯綮的分析。

  

  “祖國行”作品出現的背景及其特殊意義

  由于冷戰與內戰造成的兩岸對峙,1950年后全世界華人分處于基本隔絕的東、西方陣營。一個十分突出的現象是,有關中國大陸的信息,也許僅是報刊記者的胡編亂造、嚴重失實的“回憶錄”,文學作品中天馬行空的虛構,乃至某些人有意的扭曲造謠,都很容易被大陸之外的華人信以為真地加以接受,并很快地擴大化和固定化,成為一種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乃至某種“集體潛意識”。這種現象在臺灣格外嚴重。這是由于1949年國民黨退逃臺灣后,籠罩著失敗者前途迷茫的心理陰影,面臨著解放軍的強大軍事壓力,出于穩定軍心和鼓動士氣的需要,亟需將大陸、共產黨妖魔化,構建起“反共意識形態”,于是“反共文藝”、“戰斗詩”等應運而生。此后“反共”宣傳歷久不衰,甚至隨著電視、網絡的興起,花樣翻新,愈演愈烈,至今仍有不少臺灣民眾對大陸、共產黨懷有恐懼、憎恨、排拒、敵對等情緒而欲離之而去。所謂“臺獨”的根源就在“反共意識形態”的說法,是符合事實的。

  “反共意識形態”的構建在冷戰時期形成一個在港、臺地區以及美國之間反復循環回蕩而不斷放大的“怪圈”。趙浩生曾指出:在尼克松訪華、中美建交之前,美國報刊有關中國大陸的新聞,多半出自其駐港記者之手。這些記者中文程度有限,只得雇人從香港中文報刊上翻譯,而這些新聞多半來自偷渡客的述說或“反共權威人士”的揣測評論;翻譯成英文,經過美國記者添油加醋后傳回美國;登載后,在美的臺灣“中央社”又添油加醋地發回臺灣;臺灣報刊以來自美國必然可靠的心情予以渲染發表,有時改頭換面加以重寫,發到香港讓“反共”報紙登載;駐港美國記者看到后,又如獲至寶添油加醋再發回美國,“這樣一條消息有時會像回鍋肉一樣炒來炒去”,卻都是“造”的、“栽”的、“抄”的新聞。即使在中美建交后,美國新聞機構在北京的特派員,雖然置身960萬平方公里中國土地和十億中國人民之中,但“他們一天到晚直盯著西單的那塊不過幾丈長的民主墻上找新聞,寫出來的東西還是充滿揣測夸張、危言聳聽之詞”。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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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1 年 5 月 21 日,臺港留美愛國教授、學生在美國《紐約時報》刊登向尼克松總統的請愿信,要求承認中國對釣魚島列島的主權

  這種情況直到1970年代初發生保釣運動,才有所轉折和突破,而這首先應歸功于一批旅美華人重返祖國探親觀光后,將祖國的真切信息帶到美國。受60年代后期世界性左翼運動(在美國是反越戰、黑人民權運動以及學潮等)的影響,面對美、日政府企圖私相授受中國固有領土釣魚島的嚴峻局面,港臺留美學生在全美各地發起了聲勢浩大的“保釣運動”。臺灣當局不愿得罪作為政經靠山的美、日,因此對“釣運”加以滲透、分化和限制,反而促使“釣運”向“統運”方向發展。釣運人士受邀訪問中國大陸,受到周恩來接見。另有一批1940年代后期因中國內戰而赴美求學的科學家和學者,20多年來懷鄉思親卻無法回國,尼克松訪華的消息帶來轉機,經過努力得以返國,同樣受到新中國總理的熱情接見。他們親眼目睹了當時中國大陸的情況,以撰文、演講等多種形式,為其所見所聞留下記錄和觀感。有的還將當時大陸的一些電影以及自己拍攝的幻燈片帶回美國,在廣大旅美華人中展播、放映。這些作品呈現了與“反共”宣傳截然相反的另一種“新中國”形象,在北美華人社會產生了重要的影響,甚至掀起了一股認同新中國的熱潮,對于1979年后兩岸關系從敵對走向交流,起了橋梁作用,其重要價值應給予充分的肯定。

  

 

 

  今昔對比和中西對照視野中的“新中國”形象

  1974年6月,香港出版了《留美中國學者訪華觀感集》,共收錄30位旅美華人科學家、學者于1971-73年間,在去國別鄉20多年后重訪中國大陸的觀感言論。作者中有臺灣“中研院”院士10名以上,包括陳省身(1948)2、楊振寧(1958)、吳健雄(1958)、顧毓琇(1959)、袁家騮(1960)、任之恭(1962)、何炳棣(1966)、張捷遷(1966)、牛滿江(1970)、易家訓(1970)等。該書“出版者的話”寫道:“由于這些學者的名望與識見,特別由于這些學者同中國的血緣、歷史、鄉土、人物的聯系,他們的訪華觀感言論大都是有見地、有感情和有特色的。這些學者所看到的,是他們夢魂縈繞了二十多年的家鄉;他們所談到的,是他們心中思考了二十多年的問題;他們所要探討的,是他們尋求了二十多年的答案。”3作者們幾乎異口同聲地對“新中國”加以贊揚并表達其認同感,除了這些海外游子的拳拳愛國之心,其實還有更深刻的原因,就是他們往往具有縱、橫兩個對比的維度:縱向上,將他們離開時的舊中國與現在返鄉時所看到的新中國加以對比;橫向上,將他們多年來所經歷的西方、臺港社會,與當前中國大陸的社會加以比較。除了觸目可及的建設成就等表面變化外,他們還經常關注人的精神面貌等更為深刻的領域。如數學家陳省身明確寫道:“你必須考慮中國的過去,才能判斷這個國家目前的進步”,過去農人遇到荒年就要賣掉子女的事情,“是絕不會再發生的了”。4傳染病防治專家徐錫藩夫婦回國考察血吸蟲病防治情況,在國際專業會議上作報告時說:“應該把1949年前的情形先行重溫一下”,5造成疾病嚴重流行、幾乎毀村的原因在于舊政府對此事缺乏重視和努力,這種情形到了新中國有了根本的改觀,其成功乃因“該政府的誠摯的熱心,及鋼鐵一樣的決心”。6生物學家牛滿江訪問中科院后,在美國費城僑界“國是討論會”上演講并放映了“從北到南游歷了半個中國”的幻燈片。在接受《費城保釣通訊》采訪時,針對美國封鎖新中國,他相信結果必然是適得其反,因為“你封鎖他們……逼得他們自己做”,假以時日,“他們要追上你是很快的”。7證之后來——包括最近的華為——不能不贊嘆其精準的觀察和預見性。

  此外,像易家訓“無論到什么地方,自力更生,為人民服務的精神,都可以感覺出來”8著重于民眾的價值觀念,戴振鐸“社會上饑餓之事完全沒有了,但奢侈之事也已絕跡”9著眼于貧富差距縮小、生活水平普遍提高,余元方“中國曾經積弱百多年,深受外國侵略者的欺侮,如今這現象一去不復返了”10的切中肯綮的觀察,李振翩、湯漢志、顧毓琇、王圣光等在考察各自專業之后發出“翻天覆地”的巨變、“敢教日月換新天”等贊嘆11,也都建立于今昔和中西的比較視野上。

  以專書形式表達較為系統觀感的趙浩生、蔣彝,同樣采用了今昔對比和中西比較的視角,只是各有側重而已。筆名“啞行者”的蔣彝,1933年離開中國后旅居英、美,直到1975年才得以返回祖國,因此他的訪華觀感主要是將42年前的舊中國與當時新中國作縱向、歷史的對比。無論是其口述《啞行者訪華歸來話今昔》12,還是其遺著《重訪中國》,開頭都陳述了當年他離開祖國的原因:自幼即懷造福人民的救國之志,曾任蕪湖、九江等縣縣長,但當時中國政局混亂,軍閥當政魚肉百姓,竟然命令其士兵公然搶劫良民。后來更因為取締了一件美國公司買通中方人員占地建廠的弊案,受到軍閥迫害,只好離開中國。在國外,蔣彝靠著努力成為國際著名畫家和哥倫比亞大學終身教授。他眼中新、舊中國的變化主要有:新中國科技進步、教育普及,充滿了和平興旺氣氛,不像以往戰亂不停。讓蔣彝最為感動的是新中國解決了廣大人民的吃飯問題,而意義最深刻的,則是中國人民精神狀態的改變。他認為:“國民政府的失敗,在于它從不關心人民。它不但不促進人民的幸福,反而處處加深他們的痛苦”13,從而失去了民心;對于新中國,他用“奇跡”兩字來形容,并斷定它將“愈變愈好”。證之40年后的今天,令人佩服其洞察未來的遠見卓識。

  1948年離開祖國,70年代才又返鄉的趙浩生,同樣驚嘆、感動于新、舊中國的巨變,但他更多采用橫向對比的角度,這應與他的工作性質有關。早年他擔任《中央日報》記者,赴美后成為著名報紙專欄作家,并于耶魯大學擔任教授,在政、商、學界有廣泛人脈,采訪過周恩來等政要,并先后在臺灣受到蔣介石和李登輝的接見。他發揮作為記者和專欄作家密切觀察社會的長處,致力于向國人介紹美國社會的真實狀況,并將之與新中國作對比。1980年代初,他出版了《漫話美國新聞事業》《漫話美國青年》等書。前者介紹了美國各大報和傳媒巨頭,指摘了美國廣告泛濫成災的弊端。他以親身經歷質疑美國的“新聞自由”,1973年他首次回國時曾應美國某報之約撰稿,稿件卻被退回,理由是:“你這篇文章是新舊對比都說中國好,你要是能客觀地罵罵中國,我們就可以用了。”趙浩生指出:由此事可知美國的新聞自由是有限制、有條件的,這里面有控制,有歧視,也有生意經。當他看到北京《人民日報》閱報欄前密密麻麻的讀者,相信全世界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報紙像中國這樣深入民間、為人民服務并受到讀者如此的歡迎。14

  《漫談美國青年》一書涉及美國人從孩提到大學各階段所遇到的問題:今天美國青年不論處境如何,其自我中心、現實主義的人生哲學大致相同;表現在生活上是盡量賺錢,盡量享受,一切為自己。美國是一個物質泛濫的國家,到處充滿誘惑,由此造成許多社會問題;而性泛濫也已沖破了種族、年齡、宗教、教育的一切堤防,淹沒了整個社會。年輕人中色情代替了純潔,亂交代替了愛情。過去有了苦悶可以向父母、教會尋求撫慰。如今家庭破裂了,宗教的吸引力沒有了,只有物質享受可使人暫時忘卻競爭、孤獨、煩惱,于是酒和各種麻醉劑、迷幻藥大肆流行。犯罪率逐年激增,在“無法無天”的校園中,一般師生所面對的已不是授受知識,而是生存自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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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盡管趙浩生與國民黨淵源深厚,西方社會待他也不薄,他卻極其堅定地將其認同放在新中國這一邊。個中原因,他寫道:“我和祖國的關系不只是血緣,而是生活、山河、歲月交織積累起來的全部人生”;“我所度過的悲慘歲月更造成了我與祖國患難與共的感情……使我與祖國永遠保持著血肉相聯的關系”。16這讓人想起陳映真——他在閱讀《阿Q正傳》后才了解了“中國的貧窮、的愚昧、的落后”,并知道“應該全心去愛這樣的中國——苦難的母親”17,由此建立了任憑風吹雨打,卻依舊堅如磐石的中國認同。趙浩生的情況與之十分相似。臺灣當局“不擇手段的對美國人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政府是洪水猛獸”,“把中國大陸說得像個人間地獄”,卻反而被外國人看不起。這讓作者感受到“一個沒有強大祖國支持的華僑是多么屈辱,多么危險,多么孤零”!他用“神氣”和“泄氣”來說明他到大陸和臺灣的不同感受:在大陸所有一切“都使你感到做中國人的驕傲,使你熱切的希望著自己會成為這光榮人群中的一分子”;而在臺灣,“一下飛機你就看到滿目是殖民地經濟、殖民地文化、殖民地思想意識。這里的一切就是學美國、諂日本”。趙浩生覺得,“文革”期間也是海外反共反華宣傳最熾烈的時期,聽到祖國的動亂報道,“像聽到故鄉的母親在害重病,發高燒”,憂慮掛念。然而,這更讓他深深地感到“海外的中國人與祖國的榮辱與共休戚相關”18。作者甚至將他們這一代與改革開放后的留學生做了對比:隨著中國地位的上升,這些新來者以全新的精神面貌來到美國,再也沒有海外孤兒的孤影自憐,更沒有次殖民地和變相殖民地的自慚形穢。他們充滿自信自尊,目標明確,即使出國前有點牢騷,但在外國人面前決不作踐自己引起外人的輕視。如作者的一個年輕親戚,原來對國內事情有些不滿,但在美國聽到別人對中國有不公平的批評,她總是挺身而出,反駁得比任何人都激昂慷慨,可見“在外國的生活感受是最現實、最生動的愛國教育”19。

  由此可知,1970年代旅美華人的“新中國”認同,建立在新、舊中國的縱向對比和中國、西方社會的橫向比較上,又都以作者的親身經歷為基礎,因此這種認同是理性的、堅固的,并非僅是一種懷鄉思親的情感而已。像楊振寧、趙浩生、葉嘉瑩等晚年都毅然回國定居,就充分說明了這一點。

  

 

  精神面貌視角中的“新中國”形象與認同

  與蔣彝的新、舊中國對比以及趙浩生的中、美社會比較略有不同,詞學家葉嘉瑩因其實際經歷而增添了大陸與臺灣的對照視角,而其更主要的特點,還在于從人的精神面貌的特殊視角,凸顯新中國的成就并表達她對新中國的認同。葉嘉瑩于1974年首次返國探親觀光,寫下近300行的古體詩《祖國行長歌》,對于北京,不僅有“陶然亭畔泛輕舟,昆明湖上柳條柔”,“郊區廠屋如櫛比,處處新猷風景異,蔽野蔥蘢黍稷多,公社良田美無際”的景觀呈現,還有“天翻地覆歌慷慨,重睹家人感倍親。兩弟夫妻四教師,侄男侄女多英姿,喜見吾家佳子弟,輝光仿佛生庭墀。大侄勞動稱模范,二侄先進增生產,阿權侄女曾下鄉,各具豪情笑生臉”的人的精神面貌的描寫,并得出了“千年帝制興亡史,從此人民做主人”的結論。葉嘉瑩還參觀了大寨、西安、延安、桂林、上海、杭州、廣州等地,在“黃浦江邊憶舊游”時,看到“跑馬前廳改醫院,行乞街頭不復見,列強租界早收回,工廠如林皆自建。市民處處做晨操,可見更新覺悟高,改盡奢靡當日習,百年國恥一時消”。20此外,在為數不少的回憶文字中,也經常有對舊中國情形的追述,如2017年出版的《滄海波澄:我的詩詞與人生》就敘述了抗戰勝利后國民黨接收南京時,“為所欲為,無惡不作,劫財劫色,當時老百姓說那是‘劫收’”的貪腐情形,認為此乃國民黨在大陸失敗的重要原因。21這些構成了新、舊中國之縱向對比。葉嘉瑩又揭露了當代臺灣的一些威權統治現象,由此構成了大陸和臺灣社會的橫向比較:“憶昔婚后甫經年,夫婿突遭囹圄系。臺海當年興獄烈,覆盆多少冤難雪,可憐獨泣向深宵,懷中幼女才三月。苦心獨力強支撐,閱盡炎涼世上情,三載夫還雖命在,刑余幽憤總難平。我依教學謀升斗,終日焦唇復瘏口,強笑誰知忍淚悲,縱博虛名亦何有。”所述乃到臺灣一年后,其夫就因所謂思想問題被捕,造成家庭生活困境。在臺灣苦度了15個春秋,“偶因異國書來聘,便爾移家海外浮。我夫第一愁眉展,祖國書刊恣意覽,欣見中華果自強,辟地開天功不淺”22,后更與家鄉親友聯系上,得以返鄉探親。然而就是這首《祖國行長歌》,在臺灣又遭“附匪”之責。《聯合報》發表了題為《葉嘉瑩,你在哪里?》23的長文,導致此后十多年臺灣報刊不敢登載她的稿件。這種切身經歷無疑更增加了葉嘉瑩的“新中國”認同。

  葉嘉瑩試圖從精神面貌的改變來呈現新中國之進步的特點,還表現在她對浩然小說的認真細讀和評論上。通讀數遍小說后撰寫的《〈艷陽天〉中蕭長春與焦淑紅的愛情故事》一文,仍具有以臺灣為參照對比的視角,并聚焦于性愛問題所體現出來的兩岸不同的精神面貌。文中提到臺灣《中外文學》刊載一文論及李昂《人間世》時,指出這些以性愛描寫為主的臺灣小說“呈現的是一個宛若來世的悲慘世界”,“身處于轉型期社會的這一代人們……心靈的苦悶,自然成了一場疫病似的到處流行”;然而“真正的愛情是在荒僻的小鄉鎮旅館的床上找不到的,生命的苦悶也不是在床上就能發揮殆盡的……任何一個誤把性的解放,看做是今世救贖之道的人,因為沒有那可以安身立命的健康的倫理能力,必然會是將被犧牲的芻狗”。葉嘉瑩據此認為:李昂“寫出這一系列的作品,并不是作者個人的道德墮落,而是一個病態社會所造成的必然產物”。可為其佐證的是臺灣“巨人”版1975年現代文學年選中,收有比李昂更年輕、甚至在校學生的作品,其內容不少是寫少男少女們調情、性愛、墮胎、吸食強力膠故事的;而“相形之下,《艷陽天》中所寫的焦淑紅與蕭長春的愛情故事,就成了一種強烈的對比,明顯地反映出兩種不同的生活形態和意識形態”24。可以說,《艷陽天》乃因其表現出的健康的精神面貌,與臺灣小說中的病態心理狀態形成強烈反差,因而得到葉嘉瑩的肯定。

  這里有個問題值得注意。《祖國行長歌》在臺灣受到抨擊,而葉嘉瑩對于《艷陽天》的肯定和贊賞,也受到大陸某些學者的非議。如曾有人將葉嘉瑩肯定《艷陽天》等同于贊揚“文革”25。然而這種指責顯然是片面的,并不了解葉嘉瑩寫作的真正原因和用意。對于外界批評,葉嘉瑩并不為其所動,《祖國行長歌》和《〈艷陽天〉中蕭長春與焦淑紅的愛情故事》反復收入她的各種選集中,包括2013年出版的篇幅極其有限的“自選集”。《祖國行長歌》在“文革”后重新發表時,作者特地寫了一段按語,既承認“不免因當時政治背景而有不盡真實之處”,更強調“見聞所及,皆令人興奮不已”,“詩中所寫皆為當日自己之真情實感”26。如果聯系到“真情實感”乃葉嘉瑩評文的一個重要標準,就可知作者對此詩的自許未曾稍減。盡管浩然在“文革”后頗受爭議,但20年后的1994年,葉嘉瑩為重版《艷陽天》寫序時仍給予高度的肯定。很顯然,葉嘉瑩并不“悔其少作”,反而始終如一將它們視為自己的重要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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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葉嘉瑩,1960 年代

  上述作品既植根于作者一生顛沛流離,親身經歷了1949年之前貧窮落后、政治黑暗的舊中國,50年代白色恐怖下的臺灣,六七十年代北美資本主義社會,以及1974年開始返國探親觀光,1979年之后更長期定居祖國大陸而產生的對于國家、民族理性認同的深厚根基上,同時也產生在數十年來其思想、文學觀念的巨大變化中。而這一變化的軌跡,在其對王國維的研究中,有著清晰的呈現。

  首先,在思想、文學觀念上,葉嘉瑩從注重個人性、審美性,轉向注重時代性、社會性。由于傳統文化和家庭教育對于女孩子的約束,早年葉嘉瑩除了讀書外,“對于外在社會之種種現實生活,幾乎一無所知,對于與官場政治有關之事務,則尤為厭惡”,然而身處民族危亡之亂世,舉凡日寇對華北的步步緊逼、一二·九青年學生的抗日活動、盧溝橋事變及其后北平的淪陷、抗戰勝利后“劫收”大員們“五子登科”的貪污搜刮行徑,乃至到臺灣后因“思想問題”而被捕等事件,歷來“不問世事”的她也深感“世變之來,其及身切膚之痛則有不能逃避者在”。但直到1970年前后,她仍然以為“文學是超然的,只有藝術方面好壞的問題,沒有政黨和階級之分”。然而,這時她受到保釣人士的鼓勵,開始閱讀中國大陸書籍,“凡有關中國近百年來革命和蛻變之過程的任何記述,都開始有了閱讀興趣”。她讀了左、右各派各類著作,“而看來看去我對于共產黨的救民的理想和艱苦卓絕的經歷,竟然越來越加感動和敬佩起來”;同時也認識到自己過去“惟知‘獨善其身’而以‘清者’自命的想法和生活,是一種怯懦和狹隘的弱者的道德觀;文學和藝術的創作,也決不能脫離歷史和環境的局限而超然自存”。27因此也就從早期的“以主觀感受為主之詩歌評賞”,轉而注意“以客觀之歷史角度來分析詩歌演進之過程及現象”。28

  這種文學觀念投射于具體評論上,葉嘉瑩看到《艷陽天》具有一種與中國古典詩詞所共有的特質,那便是“一種深厚博大的感發的生命”。稍早她就曾對中國歷代詩論做過一番通觀考察,發現:“在中國詩歌之評賞中,有一種重視興發感動之作用的悠久的傳統。”而這種“感發的生命”之獲得,緣于作者“一種發自內心的真正的誠摯的感動”,“對于宇宙萬物和人世諸象的一種深切的關懷”。或者說,《艷陽天》與中國古典作品的相似之處,除了包含“作者內心中一份真正感動的情意”,更寫出了“對社會大我的一種關懷和理想”。29

  其次,在人生態度上,葉嘉瑩從悲觀絕望、孤苦寂寞和認命退縮,轉向對于樂觀向上、積極奮斗精神的彰揚。也許因為生于亂世且經歷坎坷,年輕時葉嘉瑩的心態偏于悲觀,這甚至是她與靜安詞最初接觸便產生共鳴,并將《人間詞話》作為自己初踏學界的主要研究對象的原因。然而隨著1970年代形勢的變化特別是1974年她重返祖國,這種悲觀情緒逐漸得到紓解。研究并總結王國維悲劇產生的主要原因,其中包括他“原具有悲觀之天性”,“缺乏樂觀進取的信心”,因此在時代激變中,“不能真正從事任何革命的行動,而但能為潔身自保之計”,而這又與“窮則獨善其身”的舊道德觀念有關。30這一認知,竟然是葉嘉瑩改變自身人生觀的觸發點。她對照原有的“舊我的悲觀消極的性格,和獨善其身的作風”,欣喜道:“我不得不說自己是確實改變了”。31

  葉嘉瑩人生態度的這種轉變,與其閱讀、研究《艷陽天》以及目睹新中國民眾精神面貌的轉變也有密切的關系。樂觀積極的人生態度往往基于理想信念的追求。葉嘉瑩贊賞《艷陽天》中人物的愛情描寫,就是因為西方作家常寫談情、接吻、擁抱、終于上床的過程,而浩然寫的卻是男女主角基于共同的熱愛、理想和信念而產生的愛情。32后來葉嘉瑩又讀了浩然的自傳體小說,越發明白了《艷陽天》之所以寫得成功,就因為作者所寫的人物和情事,“既有著他真正的生活的體驗,也有著他真摯的感情的投注,而他在小說中所表現的理想,也正是他當時所正在衷心信仰和追求著的理想”。優秀作品容不得一點虛偽造作乃至一絲功利的觀念,“《艷陽天》之所以戰勝了我當年的抗拒心態,乃是因為這部小說充滿了一種由熱情與理想所凝結興發感動的力量,而凡是具有這種品質的作品,都必然可以超越不同的時代與不同的環境,而可以恒久地喚起人們的一種感發和共鳴”33。由此可見葉嘉瑩將具有“熱情與理想所凝結興發感動的力量”作為評文的標準。

  對于新中國人民精神狀態的轉變,《祖國行長歌》中就有所著墨。在“文革”結束,改革開放起步的歷史轉折時期,葉嘉瑩對此有更為深切的觀察和體會。1977年夏她再次回國探親,被童懷周所編《天安門革命詩抄》感動得落淚,她覺得,中國傳統士大夫品行雖有不同,其感情心態卻同樣“局限于悲觀哀感的困窘之中”;而這些詩歌“有力地證明了中國人的心態確實已經有了極大的改變”。該書作者包括了各行各業人士,當時正處身于“四人幫”壓迫之下,然而他們卻“不再是賈寶玉式的懸崖撒手,也不再是陶淵明式的退隱或王國維式的自殺”,而是聯合起來進行斗爭。盡管寫作技巧不夠成熟完美,但是他們的血淚、勇氣、憤怒和斗爭精神,卻明白地表現出來,這是中華民族從歷史久遠的封建腐化心態下,“有了徹底轉變和覺悟的一種新生”;而“這種心態的轉變,才是中國革命所獲得的最大的成功,也是中國未來的最大希望。”34此后她在不同場合都喜歡談到這種心態的轉變,這不僅因為自己受到極大的感動,“更因為連我們海內外的華人,也受到了此一偉大時代的影響,而紛紛在轉變之中……我的心態既然有了這種與昔日之我極為不同的轉變,因此就頗不愿在這時再回到我從前所曾耽溺和喜愛過的靜安先生之詩詞等作品的悲觀絕望之心境中去”。35由此可知,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由悲觀絕望、懦弱畏葸向樂觀勇敢、積極進取的轉變,被葉嘉瑩視為新中國最了不起的成就之一,也是中國的希望所在。

  由此可知,那些所謂葉嘉瑩贊揚“文革”或“什么場合說什么話,到什么山唱什么調,缺少知識分子的獨立性”36等說法,已經不攻自破了。持這種論調的人顯然不了解葉嘉瑩寫作《祖國行長歌》和《艷陽天》評論的原因和用意,卻輕率地給她戴帽子、貼標簽,這并不可取。葉嘉瑩在“文革”結束后不久就寫道:“四人幫”雖被打倒,然而其留下的余毒,仍有待于徹底地清除,其中最嚴重的一點,是“四人幫”時代在輿論控制中,所造成的不顧是非而盲目跟風的惡習,驅使著全國人民都要做“相率而為偽”的應聲蟲,“今日……在文藝和輿論界,仍不免有跟風的現象……如果不能以客觀公正實事求是的態度來評定是非功過,只是把所有‘四人幫’時代的人、事、物,全部打倒,這樣豈不就又恰好犯上了與‘四人幫’時代相同的錯誤……學術研究原當以追求真理為主要之目的,文藝創作亦當以忠實于自己的思想感受為根本之基礎……天下很少有什么絕對好和絕對壞的人或事,而惟有真誠的態度才是能使得真理日明的根本條件。”37誠哉斯言!防止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這是辯證唯物論者所應時刻注意的。

  

 

  “新中國”形象和認同的多元化和復雜化

  與保釣后返回大陸參訪探親者幾乎清一色的“新中國”認同有所不同,1980年代后的來訪者顯得較為復雜,其大陸觀感往往不盡相同,甚至截然相反。繼續持肯定、認同態度并將認知深化的除了前述葉、趙等人之外,還有李黎、李藍、於梨華、聶華苓等;持較多批評態度的如馬森、莊因等;也有曲折變化者,如劉大任等。

  第一類來訪者,延續了1970年代保釣人士對于“新中國”的傾情認同,甚至有所拓展。原來的參訪路線通常包括大寨、延安等,現在則多游覽長江三峽并順江而下,在船上可接觸一般大陸民眾,從而加深了對祖國的真切了解。原籍安徽,抗戰時期在四川度過童年,在臺灣接受教育后留學美國,擔任紐約《北美日報》文藝版主編的李藍,1983年在大陸出版《歲月與山河》一書,是她于改革開放之初前來探親觀光的記錄。除了其家鄉外,她還入川進京,沿途與工農兵學商各式人等結識交談,因此此書并非單純的山水游記,而是當時中國民間社會的真實呈現。

  首先,作者將“河山”與“歲月”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正如書名所示,在中國,“河山”這一地理空間概念,正因為與“歲月”這一歷史人文概念相交融,方顯其特殊的意義。作者乘坐三峽客輪從重慶出川,飽覽兩岸山水和人家,想起一位朋友所說:“你多愛中國的文化,你就會多愛中國的山水,因為山水里有文化和生活、歷史的影子。”38中國歷代文學家都有詩詞歌賦描述長江三峽的驚險與美麗。《三國演義》里的戰爭故事幾乎都和長江及附近山岳有關。白帝城有劉備托孤以及楊家將傳說;秭歸則為屈原故鄉。“文革”中一批知識分子下放到北大荒或山鄉僻遠地區,但他們時時念著的還是國家和整個民族的命運,“明知不可為而為之”,不是逃避而是勇敢地面對屈辱和災難,而兩千多年前的屈原,早就為中國文化人豎立了典型與榜樣。39在北京八達嶺長城上作者感悟到:山嶺延綿萬里之外,“仿佛連著久遠的亙古,成為一個整部的歷史”;人無完人,必須在歷史的長河中來看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等偉人的作用,特別是毛澤東、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抵御外來侵略,結束內戰,建設國家,使中國人民站起來,走向富強之路,這才是真正的歷史。40李藍從山嶺長城的蜿蜒起伏感悟到歷史后浪推前浪的必然趨勢,也表達了對毛澤東等為民族的生存、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的偉人的崇敬之心。這與部分海外華人游記中對毛澤東的貶損,形成巨大的反差。這顯然是對待歷史的更為正確的態度。

  無獨有偶,另一位由臺灣到美國留學的旅美華人李黎,也有相似的看法。《大江流日夜》一文寫作者從山水中感觸到歷史,并升騰起命運共同體的感覺:“走在三峽里就像走在歷史里……也正因為這些共有的過去,中國人到了天涯海角也還認同著這條源流”;就這么一段江岸,宋玉、李白都寫過,孔明的傳說在絕壁上,屈原的故鄉在北岸,連王昭君的故鄉也在附近一條支流那兒;古與今、仙與凡,皆如綿綿流水般無以分割,“這正是中國幾千年文化無與倫比的親和力所在”。41這一看法與李藍可說“英雄所見略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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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無論是李黎或是李藍,都沒有沉湎于歷史中,她們更關心現當代的中國,這與保釣精神一脈相承。李黎稱:“中國人的懷古并非全然的懷古,中國人最懂得歷史的意義是寫給活人看的”42。李藍則具有縱、橫兩個維度的比較視野,并看到了當代中國人的精神面貌的巨大改變。她以自己的所見所聞,認定內戰失敗后退居臺灣的政權落后、專制、逆歷史潮流而動,因此也是沒有出路的。當年在臺灣,往往身旁就有專打報告的人,一不留神,就會被記錄在案,從此難以洗刷干凈,影響升遷調任,其怨苦無法說出來,有人因此神經失常。更可怕的是白色恐怖,它“像盆地上彌漫的濃霧一樣,隨時懾迫著人心”,宣傳中的“匪諜”異常可怕,許多大學生、教員、工人會無端地沒了蹤影,文藝作者因文字惹禍的更比比皆是。“人在這樣的時候,當然學會了另一種生存的方法——醉生夢死”43。后來開放留學,臺灣那塊“腐水死地”中,忽然傳進來一些消息:新中國國際地位提升,長江大橋建起來了,成昆鐵路通了車,試爆了第一顆原子彈。盡管生活在“充滿了反共標語”的環境中,“我們仍然無以名狀地雀躍振奮”,因為一代代的中國人,不就苦苦地巴望著“有一天我們國家真正站起來了”?44作者寫道:作為中國人的我,特別知道近代史上,我們國家遭逢的種種屈辱與不幸;也不過就30年光景,我們竟然變成別國如此矚目的國家,“這種既興奮又感激的心理,不由得都表現到臉上來了”。45

  李藍在旅途中廣泛接觸了大陸各階層人士,發現中國更巨大的力量,在其人民及文化之中,中國人在日常生活中顯現出寬厚、從容、堅毅、樂天的性格,特別是一種超強的韌性,這正是中華民族生生不息,沖破艱難險阻不斷向前的關鍵所在。作者長年漂泊在外,第一次回到合肥老家即發現:“中國的農村有一種淳厚的田園風味,那些農民也像自然和五谷菜蔬一樣,在自然之中,和泥土結合了。他們那被太陽和風霜吹曬過的皮膚,是這樣健康而具生命力。他們粗糙的手,是一種力的美。”46在中國,人與自然和諧相處,農民與土地相依相存,“這些使我感動的成分是遠遠超過我登臨高山,去朝拜大廟菩薩要深得多的一種情感”47。很顯然,作者的“新中國”認同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對中國最普通農民的這種認知上的。

  另一使李藍深為感動的是樸實、善良、熱情、高尚的民情民風。當時百廢待興,但作者的觀感是:我們不過是現代科技落后而已,“我們人民的本質和民風的善良、高尚,可不落后”。她難以忘懷一位為她安排旅程食宿的羅老師:他“使我嚴肅地認識到做為一個中國共產黨員的真正形象,他們為人民服務到如此無私地不為自己保留一絲一毫”48。作者還感動于中國社會的平等,解放軍的堅持“為人民服務”——幫助插秧收稻已成當然之事;火車上人多車臟,解放軍往往脫下衣服幫助打掃,“我想世界上不會有任何國家的老百姓,會像中國人民那樣喜歡和信賴他們的軍隊的了。”49

  通過這些接觸和觀察,李藍發現:從整個歷史來看,中國從未像現在這樣具有“整體性”和強烈的民族意識。盡管也有這樣那樣的缺點,但它們“抵消不了這整個社會國家給你那種世界上任何國家也找不到的‘純樸、真誠’的感覺”,越是走遍了五洲大洋的人,才越能分辨出她的與眾不同的魅力50;而魅力形成的深層原因在于:“中國的這種社會力量不是來自宗教”,而是它乃“‘生活’本身,是‘人’原來的樸素本質”。51可以說,同樣看到了一些缺點,部分人戴著有色眼鏡,經常加以夸大和渲染,李藍則看到了真正的中國。

  李藍、李黎等的縱、橫比較和矚目于人的精神狀態的寫作特征,與保釣運動后旅美華人的“祖國行”作品如出一轍,顯然是保釣精神的傳承延展。李藍寫道:釣魚島事件喚醒了島上民眾蟄伏的民族意識,“人們似乎已從半死的泥淖里活了過來”;釣魚島縮短了大陸與海島的距離,仿佛是第一次,大家察覺到二者是不能分割的,“我們是生長在同一塊土地上的炎黃子孫,那小小的釣魚島,是屬于我的,也是屬于你的——屬于我們的中國。”52可見作者從70年代初的保釣運動中,體會到兩岸是一個命運共同體,臺灣只有和祖國融為一體,才有出路,也才能為民族做出應有的貢獻。

  不過,1980年代后來訪者的大陸觀感呈現多元化、復雜化景象,究其原因和具體表現,至少有如下幾個方面:

  其一,與此前返回大陸者主要是保釣左派或1949年之前就出國留學的科學家、學者不同,此時的“大陸行”人員更多,其成分也更復雜,其中不乏長期受到“炒回鍋肉”式虛假“反共”宣傳影響者。如作家馬森在大陸之行后,提出了他的四大“困惑”,宣稱“這二十多年來,雖然身居海外,卻心系中國,無時不對中國所發生的一切加以注意與關懷……由于中國近三十年來天災人禍踵接頻仍,所讀到聽到的消息總是令人憂者多,而令人喜者少”53。然而問題也就出在這里。他自稱其消息來源主要是中外報章雜志對中國的報導,以及由中國出來或訪問中國歸來者的述說。然而這些說法并非都是客觀真實的,趙浩生就曾描述了無中生有炮制的“反共”新聞在香港、美國、臺灣之間來回炒作、不斷加碼放大的情形。與其他人感動于中國從一個受帝國主義侵凌的貧弱之國變成一個獨立自主的國家相反,馬森以“專制和迷信”來定位大陸的社會制度并加以抨擊。54顯然,盡管馬森認同于歷史的、文化的中國,但受西方普世價值觀和虛假新聞的影響,形成了對“新中國”的根深蒂固的刻板印象乃至某種“反共意識形態”,等于戴著有色眼鏡來觀看80年代的中國大陸,產生了與葉嘉瑩等截然不同的“新中國”認知。這讓我們警覺到,認同“歷史中國”和“文化中國”固然重要,但對于兩岸統一的目標而言,清除“反共意識形態”,認同“現實中國”,具有更關鍵的意義。

  其二,此時臺灣文壇出現了又一波“反共文學”高潮。當然,比起五六十年代的第一波,其規模小得多,形式也有很大變化。如果說第一波高潮出于國民黨敗逃臺灣時急需煽動仇恨、抬升士氣的需要;那這一波則產生于1970年代臺灣先后遭受被驅逐出聯合國,中日、中美建交等一系列事件沖擊的背景下。其具體表現,包括鄉土文學論戰中攻擊陳映真等的作品是“工農兵文藝”等;而比較特別的是這時大陸出現的“傷痕文學”,被當作“反共文學”引入臺灣。如1982年臺灣官辦刊物《文學思潮》第11期刊出以“傷痕文學”為主要內容的“大陸反共文學透視專輯”;《新文藝》月刊從1980年4月起,刊出以“傷痕文學”為主的《大陸小說選》,每期一篇,延續數年之久,其目的顯然是以大陸自己的作品來“坐實”以往的“反共”宣傳。其實“傷痕文學”針對的是極左思潮,帶有撥亂反正、自我反思的性質,具有歷史進步意義,與“反共”風馬牛不相及,在臺灣卻被扭曲為“反共文學”,可見兩岸語境的巨大差異。在大陸,擁護共產黨是主流,即使出現一些怨言、不滿,往往旨在改進工作,個別惡意攻擊的,民眾都能分辨,不會輕信;然而所有這一切,有些甚至只是牢騷、玩笑或段子,經過蓄意的包裝和渲染,傳到長期籠罩于“反共”宣傳氛圍下的臺灣,馬上被信以為真,固定化甚至擴大化,從而使彌漫臺灣的“反共意識形態”得到進一步的強化。甚至陳映真也曾一度為此深感不安,當時他曾說:“我一貫不相信這些,總是打個五、六折去讀”55,但終于半疑半信而陷入思想苦悶中。好在他有堅定的“中國”認同和左翼信念,在親履大陸、了解實情后,對于“反共意識形態”的實質和危害,有了深刻的認識,這可從他批評龍應臺等的文章中看出來。56

  其三,部分臺灣作家甚至將其大陸觀感作為其投機轉向的借口。典型的例子如王拓。1970年代的王拓屬于左翼統一派作家,曾因高雄事件入獄,1988年初率團訪問北京,卻于1989年轉向加入民進黨。后來解釋其原因,竟與初次訪問大陸有關:他腳踩那塊土地上,卻沒有絲毫預期的感動;登上長城,心里想的是其家鄉基隆八斗子;因此民族主義無法感動他、說服他,他要與統派朋友們說“再見”57。可見,臺灣人士的大陸行,絕非只是探親訪友,了卻鄉愁,或者游山玩水,觀覽大好河山,其實更關聯著他們對于“現實中國”的認同態度。

  1980年代臺灣和海外作家大陸觀感的復雜化乃至兩極分化,其中“自由”、“民主”問題,成為議論的焦點之一。像葉嘉瑩,理性、科學地將當代中國與西方的社會制度做了對比,從而避免了其他參訪者常見的用西方所謂民主自由的標桿來衡量新中國而產生的種種偏頗。她指出:“學術的自由是無論在任何政治體制的社會中,都應該得到保障的;而個人的民主自由,則與一個國家的經濟制度、社會結構以及教育水平和風俗習慣等,都有著密切的關系。如果在不同的社會體制,或者在準備條件不夠充分的情形下,就盲目接受另一種社會的制度和文化,那便往往會造成未受其利而先蒙其害的后果。何況即使在資本主義的國家中,他們的民主自由也已經淪落到流弊滋生的地步……總之,民主雖是好事,但也有許多值得警惕之處,社會主義的中國,將如何達成民主集中制的又民主又集中的理想,還需要一段嘗試實踐的過程,而立足健全的法制,則當是目前首要之務。”58該文定稿于1978年12月20日,正是大陸啟動“改革開放”之時,對照此后40年來的路程,更能凸顯其意義。

  “保釣大將”劉大任的思想曲折回旋過程,同樣很能說明問題。早年的劉大任是與陳映真極為相似的左翼青年,后留學美國,積極投入保釣運動。1974年4月,他懷著“朝圣”心情回到大陸,但由于特殊原因,他是少數對當時大陸印象欠佳的旅美華人之一。他后來說那是一種不會說謊的“直覺”,但“直覺”意味著缺乏歷史文化的深層觀照。借用陳映真對于鐘理和《夾竹桃》的批評,屬于沒有透過表面現象而看到中國的“正體”和“實相”。591980年代,其思想轉向自由派。不過此后劉大任頻繁返回大陸,“每次旅行后,便發現心目中的那個‘中國’形象,產生了或大或小的調整”。如1992年的三峽之旅讓他從“看似矛盾的雜亂印象里”,“看到了中國人的希望”;2005年他目睹西部大開發正如火如荼展開,而中國下一代的精神面貌發生了很大變化。60這一切都說明,當年的失望和幻滅感,確實是未曾看到中國的“正體”和“實相”所致。近年來劉大任繼續顯露其批判知識分子的鋒芒,最精彩的是對美式“自由民主”的深刻觀察和批判:美國向全世界大力推銷一人一票普選式民主政治和放任開放的自由市場經濟,然而這二者都脫離現實,即使在美國也從未真正實現過;美國卻將其以批發甚至戰爭手段推向落后國家和地區,要求它們一夜之間脫胎換骨,難怪世界到處發生“火災”。他還認為:市場自由可以變質為權錢勾結,民主選舉可以轉化為民粹泛濫,當前臺灣已到了非深切反省不可的時候了。61這與龍應臺夸耀臺灣的自由民主并以之睥睨大陸的論調,截然兩樣。劉大任堪稱自我清理“反共意識形態”的范例,這一過程在保釣時已開始,后經回旋曲折,最終邁向正確的軌道。保釣運動的重大思想史意義,于焉彰顯。

  結語:“祖國行”作品的啟示

  1970年代保釣人士和旅美華人“祖國行”作品,無論對于臺灣或是大陸,都有重要的啟示。就臺灣而言,“臺獨”思想的出現,歸根結底是對“中國”的認同發生了問題。不過在1950年以來臺灣的現實語境中,所謂“中國”認同呈現較為復雜的情況,至少包括了“歷史中國”、“文化中國”、“現實中國”等既有聯系又有區別的層面。執政時期的國民黨以“道統”的承續者自居,對于中國歷史及其傳統文化的教育不遺余力,因此在“文化臺獨”出現之前的較長時間內,對于“歷史中國”和“文化中國”的認同并不成問題。然而僅停留于此遠遠不夠,更關鍵的是要認同“現實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中國大陸,否則兩岸的和平統一就無從談起。但自1950年起,污名化、妖魔化中國大陸、對共產黨的“反共”宣傳在臺灣經久不衰,“反共意識形態”——臺灣民眾對于大陸、共產黨的根深蒂固的負面印象和排拒情緒——未得到有效清理而延續至今,并作為“臺獨”的思想根源,成為兩岸統一的主要思想障礙。

  這種情形曾因保釣運動而得到一次有效的突破。一方面,“保釣”得到大陸政府的有力支援,這說明了一個道理:兩岸乃一命運共同體,兩岸中國人其實是一家人,有著共同的利益、目標、理想甚至共同的“敵人”,由此開啟了對于“現實中國”的認同運動。另一方面,保釣人士和旅美華人有機會返鄉探親,親履祖國土地,在與大陸民眾的直接接觸中,真切了解到一個與“反共”宣傳截然不同的真實的新中國。他們的“現實中國”認同并非僅出于懷鄉愛國的樸素情感,而是建立在更堅實的理性基礎上,既將新中國和舊中國作縱向比較,亦將大陸社會與西方、臺港社會作橫向對比,并矚目于人民精神面貌的轉變,從而彰顯新中國的巨大成就和邁向未來的方向與潛力。

  1980年代以來,臺灣前來大陸的人數大幅增加,其大陸觀感卻呈現多元化和復雜化的狀態。長期受“反共意識形態”熏染的一般臺灣民眾對于祖國大陸的認知,從最早的硬件落后(如城市破舊,農村只有糞坑而沒有抽水馬桶),到后來的軟件不足(如不排隊、闖紅燈、亂吐痰、大聲喧鬧等),當這些都已不成問題時,主要就集中于所謂民主、自由的制度問題上,并成為當今部分臺灣人拒絕統一的主要理由或借口。而保釣左派中的大部分,自始至終堅持對“新中國”的認同,無論在人員上,還是在思想上,都成為當今臺灣真正的統派(左翼統一派)的基礎和中堅。62葉嘉瑩、劉大任等對于美國推行的自由、民主,有著切中肯綮的分析;而近年來中國大陸成就斐然,越發證明其制度、體制上的優越性。

  保釣運動后“祖國行”作品對于大陸特別是其年輕一代,也有重要的啟示意義。如何評價和定位中國共產黨在中國革命和建設中的作用和貢獻?如何正確認識中華人民共和國70年來各個時期的探索歷程和成就?這是關系著我們增強道路自信和發揮制度優勢的重大問題。“祖國行”作品為我們提供了重要參照,其縱、橫比較視角和矚目于精神面貌的特點,也堪稱寶貴的經驗:中、西對比可使我們在改革開放時避免照搬西方模式;注重精神可使我們免于陷入純物質、純消費主義。特別是將新中國與舊中國相比較的歷史視角,是沒有親身經歷過舊社會的我輩和更年輕世代所不可或缺的。只有具備這種歷史對照視角,才能堅定信念,認準方向,并不斷、永續地前行。

  (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臺灣左翼文學史論研究”[編號:15BZW173]成果之一)

  1    趙浩生:《漫話美國新聞事業》,北京出版社,1980年,第124-125頁。

  2   括號中的年份為選上“中研院”院士的時間,下同。

  3   何炳棣等:《留美中國學者訪華觀感集》,香港:七十年代雜志社,1974年,第2頁。

  4   陳省身:《見聞與感想》,同上書,第139頁。

  5   徐錫藩、李書穎:《中國防治血吸蟲病實況》,同上書,第145頁。

  6   同上,第152頁。

  7   牛滿江:《中國的生物研究和最新發展》,同上書,第250頁。

  8   易家訓等:《觀感小集》,同上書,第294頁。

  9   同上,第299頁。

  10  同上,第307頁。

  11  同上,第307-312頁。

  12  蔣彝口述、殷志鵬筆記:《啞行者訪華歸來話今昔》,香港:七十年代雜志社,1976年。

  13  殷志鵬:《詩文書畫融于一書(代序)》,蔣彝:《重訪中國》,殷志鵬、廖慈節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0年,第Ⅲ頁。

  14  趙浩生:《漫話美國新聞事業》,第3-4頁。

  15趙浩生:《漫話美國青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16  趙浩生:《趙浩生新聞作品選》,河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15-316頁。

  17  陳映真:《鞭子和提燈——代序許南村〈知識人的偏執〉》,許南村:《知識人的偏執》,臺北:遠行出版社,1976年,第25-26頁。

  18  趙浩生:《趙浩生新聞作品選》,第3-4、28、319-320頁。

  19  趙浩生:《趙浩生新聞作品選》,第321頁。

  20  葉嘉瑩:《祖國行長歌》,龔忠武等編:《春雷之后:保釣運動三十五周年文獻選輯》第1卷,臺北:人間出版社,2006年,第787-788頁。

  21  葉嘉瑩:《滄海波澄:我的詩詞與人生》,中華書局,2017年,第57-58頁。

  22  葉嘉瑩:《祖國行長歌》,第787-788頁。

  23  趢耀東:《葉嘉瑩,你在哪里?》,臺灣《聯合報》,1975年12月24日。

  24  葉嘉瑩:《〈艷陽天〉中蕭長春與焦淑紅的愛情故事》,《迦陵雜文集》,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107-108頁。

  25  王鵬程:《怕君著眼未分明——論葉嘉瑩先生的〈艷陽天〉研究》,《粵海風》,2012年第2期。對于包括何炳棣、楊振寧等在內的“祖國行”作品持批評態度的,大陸有謝泳的《西南聯大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感與事實判斷———以何炳棣等上世紀七十年代初的訪華觀感為例》(《開放時代》,2007年第6期)等,臺灣有邵玉銘的《保釣風云錄:一九七○年代保衛釣魚臺運動知識分子之激情、分裂、抉擇》(聯經出版公司,2013年)等。對其相關觀點,筆者不能茍同。

  26  熊燁編著:《千春猶待發華滋:葉嘉瑩傳》,江蘇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115頁。

  27  葉嘉瑩:《后敘》,《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廣東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480-482頁。

  28  葉嘉瑩:《我的詩詞道路》,河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4頁。

  29  葉嘉瑩:《〈艷陽天〉重版感言》,《迦陵雜文集》,第110頁。

  30  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第102-103頁。

  31  葉嘉瑩:《后敘》,同上書,第490頁。

  32  葉嘉瑩:《迦陵雜文集》,第96-97頁。

  33  葉嘉瑩:《〈艷陽天〉重版感言》,《迦陵雜文集》,第117頁。

  34  葉嘉瑩:《后敘》,《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第484-485頁。

  35  同上,第486頁。

  36  王鵬程:《怕君著眼未分明——論葉嘉瑩先生的〈艷陽天〉研究》。

  37  葉嘉瑩:《我的詩詞道路》,第23-24頁。

  38  李藍:《歲月與山河》,友誼出版公司,1983年,第45頁。

  39  同上,第152頁。

  40  同上,第180頁。

  41  李黎:《大江流日夜》,《上海文學》,1982年第10期,收入李黎:《大江流日夜》,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5年,第85頁。

  42  同上。

  43  李藍:《歲月與山河》,第14頁。

  44  同上,第15頁。

  45  同上,第48頁。

  46  同上,第26頁。

  47  同上,第47頁。

  48  同上,第134頁。

  49  李藍:《歲月與山河》,第139頁。

  50  同上,第139-140頁。

  51  同上,第148頁。

  52  同上,第16頁。

  53  馬森:《大陸啊!我的困惑》,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88年,第170頁。

  54  同上,第171頁。

  55  陳映真:《答友人問》,臺灣《中華雜志》第197期,1979年12月。

  56  陳映真:《文明和野蠻的辯證——龍應臺女士〈請用文明來說服我〉的商榷》,臺灣《聯合報》,2006年2月19日,第E7版。

  57  編輯部:《艱難的路,咱們一路走來》(座談會①),《清理與批判》(“人間思想與創作叢刊”1998年冬季號),第210頁。

  58  葉嘉瑩:《王國維及其文學批評》,第489-490頁。

  59  陳映真:《原鄉的失落》,臺灣《現代文學》復刊第1期,1977年7月,第91頁。

  60  劉大任:《直觀中國》,《晚晴》,臺北:INK印刻出版,2007年,第218-223頁。

  61  劉大任:《世界火災》,同上書,第229-230頁。

  62   陳映真及人間出版社策劃出版了“春雷”系列4冊;王曉波及海峽學術出版社策劃出版了“崢嶸歲月,壯志未酬”系列2冊和“尋找風雷”系列6冊,成為臺灣“統左派”的重要思想資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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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錢昌明:這是什么“共產主義”? ——評《一個披著資本主義外衣的真正共產主義國家》
  10. 令人欣慰和激動的消息,國慶節的前一天咱們的總指揮瞻仰了毛主席紀念堂!
  1. 毛岸英:“我做毛澤東的兒子合格嗎?”
  2. 珠三角有個東太村
  3. 令人欣慰和激動的消息,國慶節的前一天咱們的總指揮瞻仰了毛主席紀念堂!
  4. 令人欣慰和激動的消息,國慶節的前一天咱們的總指揮瞻仰了毛主席紀念堂!
  5. 8旬老人摔倒1小時沒人理,風險社會人人自危如何是好?
  6. 房租都交不起了,誰還敢為國生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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